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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本書所進行的這項研究的原因，還要追溯到過去的年代，這項研究的部分結果，在下面即将提到。
30年前，我發現自己面臨着這樣一個困難：就學者們看來，曆史是一門科學，然而曆史學研究的成果，卻全然不具備物理學或生物學研究成果那樣一些特點。
于是我深感有必要對曆史學家們展示的工作目的進行透徹的研究，與此同時，我也可以使自己熟悉多種領域科研工作的實際過程。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也為此而發表了一些文獻和著作(1)，我終于得出一個結論，即曆史學家們對有關的資料進行篩選、整理，苦心地加以研究，但在展示其研究結果時，卻往往以一種與科學無涉的文體來表述。
有鑒于此，我遂抛棄了上述慣常的研讨方法，并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除了用以撰寫曆史文獻著作外，史料是否還可以有别的用途？既然史料确實記載了人類所經曆的各個不同階段，那麼能否從這些記載中尋得某些道理，以使我們了解在這個人與人的關系構成的世界裡&ldquo萬物變遷之途&rdquo呢？這個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況且，既然政府在知識上要依靠學者，随之而來的問題便是，曆史學家（盡管他們并不企圖這麼做）是否可以利用他們積累的資料，推衍出某種足以指導人們行為的知識和道理呢？ 這裡便提出了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
不過有一點是很明确的，即利用史料進行考證必須具有三方面的前提：其一，史學家的目的不可單純為了著書立說，而是要對某一問題加以調查和探究；其二，這個待調查探究的問題需與一系列有關的曆史事件相聯系；其三，開展上述調查、研究的基礎應該是對世界上不同地區發生的相關事件進行比較。
在正式開始工作之前，這項比較首先要求研究者能夠洞察那些與研究課題有關系的一系列曆史事件，并從中發現一個問題；然後，在最初的嘗試中，似應選擇那些已為史學界所公認無疑的史實或問題開展調查研究。
隻要經過細心的摸索和考察，是一定能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條件的研究課題的。
長期以來，曆史學家們無不認為，蠻夷部落對羅馬帝國的不斷侵擾是一組可以分别予以探讨的史實。
于是他們便根據一種直覺開始了工作。
他們設想，在蠻夷民族的不斷侵擾之中，一定包含着某種有待于深入發掘的潛因，并且認為自己有責任為解釋這一現象提出某種理論。
顯然，曆史學家們遵循着一條最普通的途徑去從事科研工作。
然而，當許多與蠻族入侵羅馬有關的史實被如此地加以研究之後，研究家們卻無一能從中推繹出預期的那種理論，從而對各種有關現象做出完美的解釋。
的确，這些理論的基礎僅僅是直覺或假設，而不是對一系列曆史事實進行綜合的比較和分析。
因此在曆史研究中許多已被廣泛采用的觀點和理論、方法，實際上依然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和考察。
蠻族的不斷侵擾這一事實，恰恰對曆史研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依照前述三項前提，首先應盡量搜集與課題有關的全部資料，接着便可按照以下的步驟開展工作，即在500年這一段曆史時期内，依年代順序，從所有已知的曆史事件，戰争以及歐亞大陸各個不同地區、不同朝代發生的動亂中，對從不列颠（Britan）到柬埔寨（Cambodia）之間的每一個國家的史料都加以分析和篩選。
而後，盡管要耗費大量時間，仍不妨将這些國家的曆史按年表的形式排列起來，依照歐亞地圖上的地理順序，對相關的事件加以比較。
應該看到，這樣做的全部工作，均是在純理論的範圍内進行的。
十分令人滿意的是，在把這些史料詳細地加以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竟出乎人們意料地準确無誤。
本書所羅列的史料，僅與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這一段時期的世界形勢有關。
在上述期間裡，每一次歐洲的蠻族起義都發生在羅馬帝國東部邊界或是中國的&ldquo西域&rdquo戰争之後。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區裡發生的事件有着十分精确的共同之處：緊接在羅馬東部戰争之後，無一例外地在多瑙河（theDanube）下遊和萊茵河（theRhine）地區就有暴亂發生，而天山東部的戰争也總是無一例外地引起維也納（Vienna）和布達佩斯（Budapest）之間的多瑙河流域的騷亂。
這段時期發生在羅馬帝國歐洲邊境上的起義和侵擾就達40次之多，而且其中在多瑙河上遊發生的9次就是發生在中國天山東部的車師後王庭和吐魯番地區的戰争之後，其餘31次發生在羅馬尼亞境内多瑙河流域地區和萊茵河流域地區的動亂，則相繼爆發于羅馬帝國東線，尤其是叙利亞（Syria）和亞美尼亞（Armenia）的戰争之後（羅馬時代的史料少得可憐，31次中僅3次有記載，而且不曾提到關于多瑙河下遊的戰争情況）。
即使隻有一些極為簡略的縮影，我們也完全可以指出，在羅馬帝國東境的戰争中，18次是以中國西域少數部族的戰争為先導。
而且，歐洲的40次暴亂中，有27次與漢朝的西域政策有關，或
30年前，我發現自己面臨着這樣一個困難：就學者們看來，曆史是一門科學，然而曆史學研究的成果，卻全然不具備物理學或生物學研究成果那樣一些特點。
于是我深感有必要對曆史學家們展示的工作目的進行透徹的研究，與此同時，我也可以使自己熟悉多種領域科研工作的實際過程。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也為此而發表了一些文獻和著作(1)，我終于得出一個結論，即曆史學家們對有關的資料進行篩選、整理，苦心地加以研究，但在展示其研究結果時，卻往往以一種與科學無涉的文體來表述。
有鑒于此，我遂抛棄了上述慣常的研讨方法，并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除了用以撰寫曆史文獻著作外，史料是否還可以有别的用途？既然史料确實記載了人類所經曆的各個不同階段，那麼能否從這些記載中尋得某些道理，以使我們了解在這個人與人的關系構成的世界裡&ldquo萬物變遷之途&rdquo呢？這個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況且，既然政府在知識上要依靠學者，随之而來的問題便是，曆史學家（盡管他們并不企圖這麼做）是否可以利用他們積累的資料，推衍出某種足以指導人們行為的知識和道理呢？ 這裡便提出了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
不過有一點是很明确的，即利用史料進行考證必須具有三方面的前提：其一，史學家的目的不可單純為了著書立說，而是要對某一問題加以調查和探究；其二，這個待調查探究的問題需與一系列有關的曆史事件相聯系；其三，開展上述調查、研究的基礎應該是對世界上不同地區發生的相關事件進行比較。
在正式開始工作之前，這項比較首先要求研究者能夠洞察那些與研究課題有關系的一系列曆史事件，并從中發現一個問題；然後，在最初的嘗試中，似應選擇那些已為史學界所公認無疑的史實或問題開展調查研究。
隻要經過細心的摸索和考察，是一定能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條件的研究課題的。
長期以來，曆史學家們無不認為，蠻夷部落對羅馬帝國的不斷侵擾是一組可以分别予以探讨的史實。
于是他們便根據一種直覺開始了工作。
他們設想，在蠻夷民族的不斷侵擾之中，一定包含着某種有待于深入發掘的潛因，并且認為自己有責任為解釋這一現象提出某種理論。
顯然，曆史學家們遵循着一條最普通的途徑去從事科研工作。
然而，當許多與蠻族入侵羅馬有關的史實被如此地加以研究之後，研究家們卻無一能從中推繹出預期的那種理論，從而對各種有關現象做出完美的解釋。
的确，這些理論的基礎僅僅是直覺或假設，而不是對一系列曆史事實進行綜合的比較和分析。
因此在曆史研究中許多已被廣泛采用的觀點和理論、方法，實際上依然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和考察。
蠻族的不斷侵擾這一事實，恰恰對曆史研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依照前述三項前提，首先應盡量搜集與課題有關的全部資料，接着便可按照以下的步驟開展工作，即在500年這一段曆史時期内，依年代順序，從所有已知的曆史事件，戰争以及歐亞大陸各個不同地區、不同朝代發生的動亂中，對從不列颠（Britan）到柬埔寨（Cambodia）之間的每一個國家的史料都加以分析和篩選。
而後，盡管要耗費大量時間，仍不妨将這些國家的曆史按年表的形式排列起來，依照歐亞地圖上的地理順序，對相關的事件加以比較。
應該看到，這樣做的全部工作，均是在純理論的範圍内進行的。
十分令人滿意的是，在把這些史料詳細地加以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竟出乎人們意料地準确無誤。
本書所羅列的史料，僅與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這一段時期的世界形勢有關。
在上述期間裡，每一次歐洲的蠻族起義都發生在羅馬帝國東部邊界或是中國的&ldquo西域&rdquo戰争之後。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區裡發生的事件有着十分精确的共同之處：緊接在羅馬東部戰争之後，無一例外地在多瑙河（theDanube）下遊和萊茵河（theRhine）地區就有暴亂發生，而天山東部的戰争也總是無一例外地引起維也納（Vienna）和布達佩斯（Budapest）之間的多瑙河流域的騷亂。
這段時期發生在羅馬帝國歐洲邊境上的起義和侵擾就達40次之多，而且其中在多瑙河上遊發生的9次就是發生在中國天山東部的車師後王庭和吐魯番地區的戰争之後，其餘31次發生在羅馬尼亞境内多瑙河流域地區和萊茵河流域地區的動亂，則相繼爆發于羅馬帝國東線，尤其是叙利亞（Syria）和亞美尼亞（Armenia）的戰争之後（羅馬時代的史料少得可憐，31次中僅3次有記載，而且不曾提到關于多瑙河下遊的戰争情況）。
即使隻有一些極為簡略的縮影，我們也完全可以指出，在羅馬帝國東境的戰争中，18次是以中國西域少數部族的戰争為先導。
而且，歐洲的40次暴亂中，有27次與漢朝的西域政策有關，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