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關燈
小
中
大
藝術魅力膾炙人口九百年，歷久彌新。
而他的筆記小品如《記承天寺夜遊》、《遊沙湖》（一作《遊蘭溪》）、《書蒲永昇畫後》、《書臨臯亭》以及數量衆多的書簡，字裏行間，都有一個活脫脫的坡公在，而行文又極不經意，似乎信手拈來，信口説出，如他自己所説，是“天然地别是風流標格”（《荷花媚》詞）。
這種追求最大的表達自由的傾向，也在貶居嶺海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
除此以外，這時期還寫了不少有關佛教的文字，也是他生活内容變化的結果。
惠州、儋州的貶謫生活是黃州生活的繼續，蘇軾的思想和創作也是黃州時期的繼續和發展。
佛老思想成爲他思想的主導，而且比前有所滋長。
他説：“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
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
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遷居》）一念之間世界頓生成壞（劫），世界（塵）又無所不在，佛家的時間觀和道家的空間觀使他把萬物的生存與蚊蚋的呼吸等量齊觀。
由于地處羅浮，他對道家理論家葛洪更加傾倒：“東坡之師抱樸老，真契久已交前生。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
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
”（《和陶〈讀山海經〉》）。
當然，他依然是從自我解脫、排遣苦悶的角度去汲取佛老，而不是沉溺迷戀其中。
後來北歸途中他有《乞數珠贈南禪湜老》詩雲：“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
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轉。
”《傳燈録》卷五載慧能爲法達禪師説法，有“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之語，蘇軾即自謂未能徹底悟道，不過借某些佛理作爲“老境”的“消遣”而已。
如果説，黃州時期尚不免豪氣偶現，遷謫之怨時有流露，那麽，此時隨着年事日高，對佛老習染更深，因而表現爲胸無芥蒂、因任自然的精神境界。
蘇轍説：“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志，不存于胸中。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對他當時的生活和思想作了真實的記録。
這時儘管也有出世、入世的矛盾，也有對政事的繼續關注，寫過像《荔支嘆》這樣富有戰鬥性的詩篇，但對君主、對仕途的認識確又有所變化。
他在《别黃州》一詩中開頭即雲：“病瘡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幃。
”典出《禮記·檀弓下》：“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對朝廷改遷汝州感到莫大的恩德，態度謙卑。
而此時所作《和陶〈詠三良〉》開頭卻雲：“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
”結雲：“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
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寧可像黔婁那樣臨死僅得一床“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的布被，也不向君王乞求。
同一典故，正反兩用，反映出他前後對君主、仕途的不同態度。
這首《和陶〈詠三良〉》還一反陶詩原作之意，嚴厲批判“三良”（指奄息、仲行、鍼虎三人）爲秦穆公殉葬是違背“事君不以私”的愚忠行爲，鮮明地提出“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
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的君臣關係的原則，這裏重點在君命可能有“亂”，臣子可以有“違”，多麽可貴的民主性思想閃光！而在早年鳳翔所作的《秦穆公墓》中，卻一面爲君主開脫：“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
”一面贊美“三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同一事件，兩種議論，説明他晚年思想具有新因素、新發展。
這時期的創作具有和黃州時期許多共同的特點。
抒寫貶謫時期複雜深沉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内容。
由于從佛老思想中找到精神支柱，他雖處逆境而仍熱愛生活，并在司空見慣的生活中敏鋭地發現詩意和情趣。
比之黃州時期，這時的題材更加日常生活化，并在我國詩歌史上第一次攝入嶺海地區旖旎多姿的南國風光。
前者如寫“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謫居三適》，寫月夜汲水煮茶的《汲江煎茶》，寫黎明前偶然興感的《倦夜》等，都能取凡俗題材開創新境界，從常人習見的瑣細處顯出新情緻，充分表現其化纖芥涓滴爲意趣無窮的藝術功力；後者如《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江漲用過韻》、《食荔支二首》、《食檳榔》、《儋耳》、《丙子重九二首》等。
散文也以雜記和書簡等文學散文爲主，如《記遊松風亭》、《在儋耳書》、《書海南風土》、《書上元夜遊》及一些抒寫謫居生活的書簡，也寫了不少有關佛教的文字。
詞的寫作較少，今可考知者不足十首。
黃州時期初露端倪的詩風轉變到這時日益明顯。
蘇軾任職時期豪健清雄的詩風，同時帶來傷奇傷快傷直的疵病和鬥難鬥巧鬥新的習氣。
紀昀説：“東坡善于用多，不善于用少；善于弄奇，不善于平實。
”（《和陶〈讀山海經〉》批語），頗中肯綮。
蘇軾自己似也有所覺察，如他在答覆一位和尚的求教時就説：“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
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
”（《竹坡詩話》）因而在詩論中一再推崇自然平淡的風格。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雲：“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有天工。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雲：“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
”所謂自然，就是這種仿佛得自天工而不靠人力的天然美。
《邵氏聞見後録》卷十四記載：“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邪？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
凡人爲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
’”（蘇軾此信，又見《東坡七集·續集》卷四）在徐州所寫《送參寥師》中又崇尚“淡泊”中有“至味”的“妙”的境界。
所謂平淡，也就是内含韻味、出入奇麗的本色美。
到了這時，由于生活和人生態度的變化，蘇軾對此不僅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且找到了“師範”的圭臬陶淵明。
蘇軾對陶淵明的認識在評陶歷史上有着突出的意義。
陶淵明在世時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鍾嶸《詩品》把這位六朝最大的詩人列爲“中品”。
唐代詩人多有推重，也有微辭。
杜甫《可惜》雲“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
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着眼于陶的生活態度；而《遣興五首》其三卻説“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對其人其詩皆予非議。
蘇軾卻不然： 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
……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
——《評韓柳詩》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
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絶世之姿，淩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
……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書黃子思詩集後》 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
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顯然，蘇軾對陶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品評是深刻的，糾正了杜甫的偏頗，爲後世陶詩研究者所公認。
他以前曾從政治上推重杜甫爲“古今詩人”之首（《王定國詩集叙》），現在又從藝術上認爲杜于陶詩的“高風絶塵”有所不及，并進而以陶淵明壓倒一切詩人。
他對陶詩的“平淡”作了深得藝術辯證法的闡發。
白居易在《題潯陽樓》中説“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注意到陶詩的“高玄”，但對其“自然”風格似體味不深。
《能改齋漫録》卷三“悠然見南山”條雲：“東坡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
然餘觀樂天《效淵明詩》有雲：‘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
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説》詩有雲：‘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
’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説爲可信。
”蘇、韋定“見”，白氏從“望”，這不單純是個版本異文問題，而是對陶詩“自然”風格的理解問題。
蘇軾認爲，作“望”，“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于此，無餘藴矣，非淵明意也”；作“見”，“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思）遠，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間求之”[4]。
蘇軾此説也爲大多數陶詩研究者所接受，“望”“見”的是非優劣固然仍可繼續討論，但表現出蘇軾對陶詩自然風格的理解在于不經意、不斧鑿、“適然寓意而不留于物”的天然之美[5]。
這也是深得藝術真諦的。
蘇軾把他所深刻理解的自然平淡風格推爲藝術極詣。
于是，陶柳二集被看
而他的筆記小品如《記承天寺夜遊》、《遊沙湖》（一作《遊蘭溪》）、《書蒲永昇畫後》、《書臨臯亭》以及數量衆多的書簡，字裏行間，都有一個活脫脫的坡公在，而行文又極不經意，似乎信手拈來，信口説出，如他自己所説，是“天然地别是風流標格”（《荷花媚》詞）。
這種追求最大的表達自由的傾向，也在貶居嶺海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
除此以外，這時期還寫了不少有關佛教的文字，也是他生活内容變化的結果。
惠州、儋州的貶謫生活是黃州生活的繼續，蘇軾的思想和創作也是黃州時期的繼續和發展。
佛老思想成爲他思想的主導，而且比前有所滋長。
他説：“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
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
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遷居》）一念之間世界頓生成壞（劫），世界（塵）又無所不在，佛家的時間觀和道家的空間觀使他把萬物的生存與蚊蚋的呼吸等量齊觀。
由于地處羅浮，他對道家理論家葛洪更加傾倒：“東坡之師抱樸老，真契久已交前生。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
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
”（《和陶〈讀山海經〉》）。
當然，他依然是從自我解脫、排遣苦悶的角度去汲取佛老，而不是沉溺迷戀其中。
後來北歸途中他有《乞數珠贈南禪湜老》詩雲：“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
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轉。
”《傳燈録》卷五載慧能爲法達禪師説法，有“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之語，蘇軾即自謂未能徹底悟道，不過借某些佛理作爲“老境”的“消遣”而已。
如果説，黃州時期尚不免豪氣偶現，遷謫之怨時有流露，那麽，此時隨着年事日高，對佛老習染更深，因而表現爲胸無芥蒂、因任自然的精神境界。
蘇轍説：“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志，不存于胸中。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對他當時的生活和思想作了真實的記録。
這時儘管也有出世、入世的矛盾，也有對政事的繼續關注，寫過像《荔支嘆》這樣富有戰鬥性的詩篇，但對君主、對仕途的認識確又有所變化。
他在《别黃州》一詩中開頭即雲：“病瘡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幃。
”典出《禮記·檀弓下》：“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對朝廷改遷汝州感到莫大的恩德，態度謙卑。
而此時所作《和陶〈詠三良〉》開頭卻雲：“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
”結雲：“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
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寧可像黔婁那樣臨死僅得一床“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的布被，也不向君王乞求。
同一典故，正反兩用，反映出他前後對君主、仕途的不同態度。
這首《和陶〈詠三良〉》還一反陶詩原作之意，嚴厲批判“三良”（指奄息、仲行、鍼虎三人）爲秦穆公殉葬是違背“事君不以私”的愚忠行爲，鮮明地提出“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
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的君臣關係的原則，這裏重點在君命可能有“亂”，臣子可以有“違”，多麽可貴的民主性思想閃光！而在早年鳳翔所作的《秦穆公墓》中，卻一面爲君主開脫：“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
”一面贊美“三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同一事件，兩種議論，説明他晚年思想具有新因素、新發展。
這時期的創作具有和黃州時期許多共同的特點。
抒寫貶謫時期複雜深沉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内容。
由于從佛老思想中找到精神支柱，他雖處逆境而仍熱愛生活，并在司空見慣的生活中敏鋭地發現詩意和情趣。
比之黃州時期，這時的題材更加日常生活化，并在我國詩歌史上第一次攝入嶺海地區旖旎多姿的南國風光。
前者如寫“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謫居三適》，寫月夜汲水煮茶的《汲江煎茶》，寫黎明前偶然興感的《倦夜》等，都能取凡俗題材開創新境界，從常人習見的瑣細處顯出新情緻，充分表現其化纖芥涓滴爲意趣無窮的藝術功力；後者如《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江漲用過韻》、《食荔支二首》、《食檳榔》、《儋耳》、《丙子重九二首》等。
散文也以雜記和書簡等文學散文爲主，如《記遊松風亭》、《在儋耳書》、《書海南風土》、《書上元夜遊》及一些抒寫謫居生活的書簡，也寫了不少有關佛教的文字。
詞的寫作較少，今可考知者不足十首。
黃州時期初露端倪的詩風轉變到這時日益明顯。
蘇軾任職時期豪健清雄的詩風，同時帶來傷奇傷快傷直的疵病和鬥難鬥巧鬥新的習氣。
紀昀説：“東坡善于用多，不善于用少；善于弄奇，不善于平實。
”（《和陶〈讀山海經〉》批語），頗中肯綮。
蘇軾自己似也有所覺察，如他在答覆一位和尚的求教時就説：“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
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
”（《竹坡詩話》）因而在詩論中一再推崇自然平淡的風格。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雲：“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有天工。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雲：“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
”所謂自然，就是這種仿佛得自天工而不靠人力的天然美。
《邵氏聞見後録》卷十四記載：“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邪？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
凡人爲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
’”（蘇軾此信，又見《東坡七集·續集》卷四）在徐州所寫《送參寥師》中又崇尚“淡泊”中有“至味”的“妙”的境界。
所謂平淡，也就是内含韻味、出入奇麗的本色美。
到了這時，由于生活和人生態度的變化，蘇軾對此不僅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且找到了“師範”的圭臬陶淵明。
蘇軾對陶淵明的認識在評陶歷史上有着突出的意義。
陶淵明在世時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鍾嶸《詩品》把這位六朝最大的詩人列爲“中品”。
唐代詩人多有推重，也有微辭。
杜甫《可惜》雲“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
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着眼于陶的生活態度；而《遣興五首》其三卻説“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對其人其詩皆予非議。
蘇軾卻不然： 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
……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
——《評韓柳詩》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
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絶世之姿，淩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
……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書黃子思詩集後》 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
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顯然，蘇軾對陶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品評是深刻的，糾正了杜甫的偏頗，爲後世陶詩研究者所公認。
他以前曾從政治上推重杜甫爲“古今詩人”之首（《王定國詩集叙》），現在又從藝術上認爲杜于陶詩的“高風絶塵”有所不及，并進而以陶淵明壓倒一切詩人。
他對陶詩的“平淡”作了深得藝術辯證法的闡發。
白居易在《題潯陽樓》中説“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注意到陶詩的“高玄”，但對其“自然”風格似體味不深。
《能改齋漫録》卷三“悠然見南山”條雲：“東坡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
然餘觀樂天《效淵明詩》有雲：‘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
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説》詩有雲：‘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
’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説爲可信。
”蘇、韋定“見”，白氏從“望”，這不單純是個版本異文問題，而是對陶詩“自然”風格的理解問題。
蘇軾認爲，作“望”，“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于此，無餘藴矣，非淵明意也”；作“見”，“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累（思）遠，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間求之”[4]。
蘇軾此説也爲大多數陶詩研究者所接受，“望”“見”的是非優劣固然仍可繼續討論，但表現出蘇軾對陶詩自然風格的理解在于不經意、不斧鑿、“適然寓意而不留于物”的天然之美[5]。
這也是深得藝術真諦的。
蘇軾把他所深刻理解的自然平淡風格推爲藝術極詣。
于是，陶柳二集被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