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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基本思想感情“樂——悲——樂（曠）”發展過程的縮影。
因此，這時作品中儘管交織着悲苦和曠達、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邁的種種複雜情緒和態度，但這種超然物外、隨緣自適的佛老思想仍是它的基調。
應該説明，在此以前的蘇軾作品中也不乏避世退隱思想的流露，黃州時期也有表達積極進取的儒家精神之作。
然而，對傳統思想的汲取隻有與生活實踐緊密結合纔能化爲真正的血肉，發揮能動的作用。
蘇軾很早的一首《夜泊牛口》詩，在寫風土人情後，退隱之意搖筆自來：“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這隻能算作“題中應有之義”而已。
即如《淩虛臺記》、《超然臺記》等對老莊出世哲學的闡述，也多少帶有因臺名而生發的書生議論色彩。
蘇軾在黃州就不同了。
他面對的最大、最緊逼的人生問題是對逐客生涯如何自處，他的主要生活内容是東坡躬耕的“墾闢之勞”和“玉粒照筐筥”（《東坡八首》）的收穫之喜，是“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黃泥坂詞》）的出遊，是訪友，是養生以及堅持五年每一二日一往的安國寺參禪活動。
他雖然對政事并未忘情，畢竟已遠離論政于朝堂、理事于衙門簿籍之間的官場生涯，沒有也不可能去施展他的政治抱負。
蘇軾説，“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遯……病亡于金陵，作二詩哭之》其二）把他對佛老思想較爲深刻的理解和運用定在黃州時期的“中年”；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中“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一段，也叙于“謫居黃州”之後。
這是值得深思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爲佛老思想在黃州時期日益濃厚，甚至占據了思想的主導地位，在以後嶺海時期更有所發展。
説“主導”并不意味着蘇軾已成爲佛教徒或道教徒。
他在《答畢仲舉書》等文中，一再説明對玄奧難測的佛學教義并不沉溺，隻是取其“靜而達”的觀察問題的方法，以保持達觀的處世態度，保持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執着和追求。
這與其時對儒家思想的某種堅持，正好相反相成。
事物的辯證法就是這樣：本質消極的佛老思想，在蘇軾身上起了積極的作用（當然也有消極的一面）。
《定風波》中那位在風雨中“吟嘯徐行”、對困境安之若素的形象，才是我們熟悉的蘇軾面貌，他不同于屈原、杜甫在失意時仍時刻燃燒着忠君愛國的熱情，也不同于韓愈、柳宗元在貶逐時悲苦無以自抑的精神狀態。
與此相聯繫，黃州時期的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抒寫貶謫時期複雜矛盾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題材。
比之任職時期，政治社會詩減少，個人抒情詩增多。
他在赴黃途中與蘇轍會于陳州，有詩雲：“别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
嗟我晚聞道，款啓如孫休。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别》）雖然平生豪氣未必銷盡，受讒之恨、被謫之怨未必泯滅，但從主要方面看，已由從前的矜尚氣節、邁往進取的“驕氣”轉而爲對曠達超俗、隨遇而安的佛老之“道”的追求。
早年離蜀赴京時所作《荊州十首》其十雲：“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
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紀昀評雲：“此猶少年初出氣象方盛之時也。
黃州後無此議論也。
”的確，這種勃勃雄心、不可一世的自負感此時很少再現，習見的是抑鬱不平或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後者。
同是中秋抒情，密州名作《水調歌頭》充滿了入世和出世的矛盾，既嚮往“瓊樓玉宇”之純潔而又嫌其寒冷，既憎惡現實社會之惡濁而又留戀人世的溫暖，以月下起舞爲勝境，千裡嬋娟爲祝願；時隔六年的黃州《念奴嬌·中秋》，則寫“人在清涼國”的表裏澄澈，寫“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的絶響遺韻。
其時所作《前赤壁賦》有“羽化而登仙”的名句，前人評其時所作《蔔算子》爲“非吃煙火食人語”（黃庭堅語，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引），都可與此詞互相印證。
同是重陽述懷，元豐元年徐州所作《千秋歲》雖然也有“明年人縱健，此會應難復”的常規慨嘆，但充溢畫面的是“如玉”的“坐上人”，與玉人交映的“金菊”，紛飛相逐的“蜂蝶”，乃至滿袖珍珠般的“秋露”；而在黃州所作《南鄉子》卻以“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作結，《醉蓬萊》又以“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重九”開頭，這裏有對世事無常、“人生如夢”的低沉喟嘆，更有泛觀天地、諸緣盡捐的曠遠心靈的直接呼喊！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雲“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曠”“豪”的差别就在于蘇軾接受了佛家靜達圓通、莊子齊物論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深刻影響。
二、這時期創作的風格除了豪健清雄外，又發展清曠簡遠的一面，透露出向以後嶺海時期平淡自然風格過渡的消息。
黃州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等，“銅琶鐵闆”，神完氣足，屬豪曠一路，誠如其時他自評雲“日近新闋甚多，篇篇皆奇”（《與陳季常》）；但如《蔔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以及上述元豐五年《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諸作，則出以空靈藴藉、高曠灑脫之筆，風格有所變化。
詩歌中的名篇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韻前篇》、《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和秦太虛梅花》等，前人亦多以“清真”（查慎行語）、“清峭”（紀昀語）許之，而其近體詩更追求一氣呵成的渾然自然之趣。
試以幾組和韻詩爲例。
倅杭時所作《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一組四首和韻詩，選用“孥”“遽”等險韻描摹西湖景色，因難見巧，愈出愈奇。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一組“岡”字韻詩七首，鎔鑄經史子集，出入野史筆乘，極盡騰挪跌宕之能事，最後一首結雲“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樽前替戾岡”，意謂不敢再出和篇，但竟以“羯語”入詩，真是匪夷所思。
（《晉書·佛圖澄傳》：羯語，“替戾岡，出也”。
）黃州時期元豐四年、五年、六年每年正月二十日所作“魂”字韻三詩，卻自然渾成，毫無爲韻拘牽之迹。
像次聯“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埽舊巢痕”，設景抒慨叙事，清幽新穎熨貼，皆成名聯。
這都説明黃州詩寫得更嫻熟，漸入化境。
他的一些小詩，如《東坡》、《南堂》、《海棠》等更是精緻流利，坦率地表現了他灑脫的胸襟和生意盎然的生活情趣。
蘇軾在黃州于前代詩人對白居易、陶淵明仰慕備至。
“東坡”的命名來源于白氏忠州東坡[3]，蘇軾又以躬耕其地而“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與王鞏定國》），或以東坡比爲陶之斜川：“夢中了了醉中醒，隻淵明，是前生。
”（《江城子》）他對白、陶的仰慕此時偏重在人生態度方面，但也影響到創作。
他不僅檃括《歸去來兮辭》爲《哨遍》一再吟唱，而且其有關勞動詩如《東坡八首》等也有陶詩淳樸渾厚的風味。
這種淡遠風格在黃州隻是初露端倪，要到以後嶺海時期纔趨于明顯。
因爲他一離黃州，隨着政治風雲的變幻而由此帶來的個人生活的變化，又唱起豪健清雄的歌聲了：“願爲穿雲鶻，莫作將雛鴨”（《岐亭五首》其五），宛然是“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荊州十首》其十）的舊歌重唱！“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似乎又恢復了文同筆下熙寧初的狂放面目！“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登州海市》）又回到了任職時期“煒煒精光，欲奪人目”（紀昀語）的創作面貌。
蘇軾在任職時期和貶居時期確有兩副胸襟，兩幅筆墨。
黃州時期是第一個“在朝——外任——貶居”過程的結束，有人把它看成創作中期的開始，從而與以後的元祐初在朝、元祐紹聖四任知州合爲一個“中期”，是不盡妥當的。
三、在散文方面，任職時期以議論文（政論、史論）和記叙文爲主，這時期則着重抒情性，注重于抒情與叙事、寫景、説理的高度結合，出現了帶有自覺創作意識的文學散文或文學性散文，其中尤以散文賦、隨筆、題跋、書簡等成就爲高。
赤壁二賦，光照文壇。
這兩篇題名爲賦、文體爲散文，而其實質乃是詩情、畫意、理趣的融爲一體，以其巨大的
因此，這時作品中儘管交織着悲苦和曠達、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邁的種種複雜情緒和態度，但這種超然物外、隨緣自適的佛老思想仍是它的基調。
應該説明，在此以前的蘇軾作品中也不乏避世退隱思想的流露，黃州時期也有表達積極進取的儒家精神之作。
然而，對傳統思想的汲取隻有與生活實踐緊密結合纔能化爲真正的血肉，發揮能動的作用。
蘇軾很早的一首《夜泊牛口》詩，在寫風土人情後，退隱之意搖筆自來：“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這隻能算作“題中應有之義”而已。
即如《淩虛臺記》、《超然臺記》等對老莊出世哲學的闡述，也多少帶有因臺名而生發的書生議論色彩。
蘇軾在黃州就不同了。
他面對的最大、最緊逼的人生問題是對逐客生涯如何自處，他的主要生活内容是東坡躬耕的“墾闢之勞”和“玉粒照筐筥”（《東坡八首》）的收穫之喜，是“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黃泥坂詞》）的出遊，是訪友，是養生以及堅持五年每一二日一往的安國寺參禪活動。
他雖然對政事并未忘情，畢竟已遠離論政于朝堂、理事于衙門簿籍之間的官場生涯，沒有也不可能去施展他的政治抱負。
蘇軾説，“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遯……病亡于金陵，作二詩哭之》其二）把他對佛老思想較爲深刻的理解和運用定在黃州時期的“中年”；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中“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一段，也叙于“謫居黃州”之後。
這是值得深思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爲佛老思想在黃州時期日益濃厚，甚至占據了思想的主導地位，在以後嶺海時期更有所發展。
説“主導”并不意味着蘇軾已成爲佛教徒或道教徒。
他在《答畢仲舉書》等文中，一再説明對玄奧難測的佛學教義并不沉溺，隻是取其“靜而達”的觀察問題的方法，以保持達觀的處世態度，保持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執着和追求。
這與其時對儒家思想的某種堅持，正好相反相成。
事物的辯證法就是這樣：本質消極的佛老思想，在蘇軾身上起了積極的作用（當然也有消極的一面）。
《定風波》中那位在風雨中“吟嘯徐行”、對困境安之若素的形象，才是我們熟悉的蘇軾面貌，他不同于屈原、杜甫在失意時仍時刻燃燒着忠君愛國的熱情，也不同于韓愈、柳宗元在貶逐時悲苦無以自抑的精神狀態。
與此相聯繫，黃州時期的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抒寫貶謫時期複雜矛盾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題材。
比之任職時期，政治社會詩減少，個人抒情詩增多。
他在赴黃途中與蘇轍會于陳州，有詩雲：“别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
嗟我晚聞道，款啓如孫休。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别》）雖然平生豪氣未必銷盡，受讒之恨、被謫之怨未必泯滅，但從主要方面看，已由從前的矜尚氣節、邁往進取的“驕氣”轉而爲對曠達超俗、隨遇而安的佛老之“道”的追求。
早年離蜀赴京時所作《荊州十首》其十雲：“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
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紀昀評雲：“此猶少年初出氣象方盛之時也。
黃州後無此議論也。
”的確，這種勃勃雄心、不可一世的自負感此時很少再現，習見的是抑鬱不平或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後者。
同是中秋抒情，密州名作《水調歌頭》充滿了入世和出世的矛盾，既嚮往“瓊樓玉宇”之純潔而又嫌其寒冷，既憎惡現實社會之惡濁而又留戀人世的溫暖，以月下起舞爲勝境，千裡嬋娟爲祝願；時隔六年的黃州《念奴嬌·中秋》，則寫“人在清涼國”的表裏澄澈，寫“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的絶響遺韻。
其時所作《前赤壁賦》有“羽化而登仙”的名句，前人評其時所作《蔔算子》爲“非吃煙火食人語”（黃庭堅語，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引），都可與此詞互相印證。
同是重陽述懷，元豐元年徐州所作《千秋歲》雖然也有“明年人縱健，此會應難復”的常規慨嘆，但充溢畫面的是“如玉”的“坐上人”，與玉人交映的“金菊”，紛飛相逐的“蜂蝶”，乃至滿袖珍珠般的“秋露”；而在黃州所作《南鄉子》卻以“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作結，《醉蓬萊》又以“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重九”開頭，這裏有對世事無常、“人生如夢”的低沉喟嘆，更有泛觀天地、諸緣盡捐的曠遠心靈的直接呼喊！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雲“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曠”“豪”的差别就在于蘇軾接受了佛家靜達圓通、莊子齊物論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深刻影響。
二、這時期創作的風格除了豪健清雄外，又發展清曠簡遠的一面，透露出向以後嶺海時期平淡自然風格過渡的消息。
黃州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等，“銅琶鐵闆”，神完氣足，屬豪曠一路，誠如其時他自評雲“日近新闋甚多，篇篇皆奇”（《與陳季常》）；但如《蔔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以及上述元豐五年《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諸作，則出以空靈藴藉、高曠灑脫之筆，風格有所變化。
詩歌中的名篇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韻前篇》、《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和秦太虛梅花》等，前人亦多以“清真”（查慎行語）、“清峭”（紀昀語）許之，而其近體詩更追求一氣呵成的渾然自然之趣。
試以幾組和韻詩爲例。
倅杭時所作《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一組四首和韻詩，選用“孥”“遽”等險韻描摹西湖景色，因難見巧，愈出愈奇。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一組“岡”字韻詩七首，鎔鑄經史子集，出入野史筆乘，極盡騰挪跌宕之能事，最後一首結雲“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樽前替戾岡”，意謂不敢再出和篇，但竟以“羯語”入詩，真是匪夷所思。
（《晉書·佛圖澄傳》：羯語，“替戾岡，出也”。
）黃州時期元豐四年、五年、六年每年正月二十日所作“魂”字韻三詩，卻自然渾成，毫無爲韻拘牽之迹。
像次聯“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埽舊巢痕”，設景抒慨叙事，清幽新穎熨貼，皆成名聯。
這都説明黃州詩寫得更嫻熟，漸入化境。
他的一些小詩，如《東坡》、《南堂》、《海棠》等更是精緻流利，坦率地表現了他灑脫的胸襟和生意盎然的生活情趣。
蘇軾在黃州于前代詩人對白居易、陶淵明仰慕備至。
“東坡”的命名來源于白氏忠州東坡[3]，蘇軾又以躬耕其地而“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與王鞏定國》），或以東坡比爲陶之斜川：“夢中了了醉中醒，隻淵明，是前生。
”（《江城子》）他對白、陶的仰慕此時偏重在人生態度方面，但也影響到創作。
他不僅檃括《歸去來兮辭》爲《哨遍》一再吟唱，而且其有關勞動詩如《東坡八首》等也有陶詩淳樸渾厚的風味。
這種淡遠風格在黃州隻是初露端倪，要到以後嶺海時期纔趨于明顯。
因爲他一離黃州，隨着政治風雲的變幻而由此帶來的個人生活的變化，又唱起豪健清雄的歌聲了：“願爲穿雲鶻，莫作將雛鴨”（《岐亭五首》其五），宛然是“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荊州十首》其十）的舊歌重唱！“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似乎又恢復了文同筆下熙寧初的狂放面目！“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登州海市》）又回到了任職時期“煒煒精光，欲奪人目”（紀昀語）的創作面貌。
蘇軾在任職時期和貶居時期確有兩副胸襟，兩幅筆墨。
黃州時期是第一個“在朝——外任——貶居”過程的結束，有人把它看成創作中期的開始，從而與以後的元祐初在朝、元祐紹聖四任知州合爲一個“中期”，是不盡妥當的。
三、在散文方面，任職時期以議論文（政論、史論）和記叙文爲主，這時期則着重抒情性，注重于抒情與叙事、寫景、説理的高度結合，出現了帶有自覺創作意識的文學散文或文學性散文，其中尤以散文賦、隨筆、題跋、書簡等成就爲高。
赤壁二賦，光照文壇。
這兩篇題名爲賦、文體爲散文，而其實質乃是詩情、畫意、理趣的融爲一體，以其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