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關燈
小
中
大
前代詩人，對李、杜、韓、劉（禹錫）汲取較多。
他的不少七古七絶，如《東陽水樂亭》、《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等頗具李白超邁豪橫之氣，前引《送劉攽倅海陵》的起句直逼李白《行路難》，其《送張嘉州》“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更是句用李詩《峨嵋山月歌》，格從李詩“解道澄江浄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化出，而此詩首句“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則反用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
他的《荊州十首》之于杜甫《秦州雜詩》，《真興寺閣》之于《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之于《尋張氏隱居二首》以及《次韻張安道讀杜詩》、《壽星院寒碧軒》等詩，前人常有“句句似杜”、“前六句杜意，後二句是本色”（紀昀語）之類的評論。
他的《石鼓歌》，其奇橫排奡，潑墨淋漓堪與韓愈《石鼓歌》比肩，《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亦與韓《汴泗交流贈張僕射》、《雉帶箭》等圍獵之作一脈相承。
至于由杜韓肇端的議論化、散文化傾向對于蘇詩結構、選字、用韻以至宏偉風格的形成，更發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
趙翼《甌北詩話》卷五雲：“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别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
”所言甚確。
至于劉禹錫，陳師道謂蘇軾學其“怨刺”，則有《郿塢》、《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及指斥新法流弊諸作可爲佐證，參寥謂蘇學其“峻峙淵深”、“波峭”，蘇轍也推重劉詩“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呂氏童蒙詩訓》），這在蘇詩中也不乏其例。
從上述師承關係中不難從一個方面看出蘇軾其時的審美傾向。
前人又多謂蘇詩“傷率、傷慢、傷放、傷露”，“獷氣太重”（紀昀語），“一瀉千裡，不甚鍛鍊”（趙翼語），正是放筆快意，追求豪健清雄風格所帶來的缺點。
第三，這時期蘇軾開始了詞的創作。
雖然比之于詩，起時較晚，但一開始即以有别于傳統婉約詞的面貌登上詞壇。
通判杭州初試詞筆，他就打破了“詩莊詞媚”（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李東琪語）的舊框框，運用詩的意境、題材、筆法、語言入詞，初步顯示出“以詩爲詞”的傾向。
記遊的《行香子》（“一葉舟輕”）寫浙江桐廬七裡瀨“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的景色，觀潮的《瑞鷓鴣》（“碧山影裏小紅旗”）寫錢塘弄潮兒搏擊江潮的習俗，抒寫鄉情的《蔔算子》（“蜀客到江南”），感慨身世的《南歌子》（“苒苒中秋過”），都有一種清新流暢、疏宕俊邁的詩的情調。
尤如贈别杭州知州陳襄的一組詞作，如《行香子·丹陽寄述古》、《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訴衷情·送述古迓元素》、《清平樂·送述古赴南都》、《南鄉子·送述古》等，語言明浄，意境深遠，與設色濃豔、抒情纖細的傳統送别詞各異其趣。
在自杭赴密途中，他作《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雲：“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
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緻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
”勃勃英氣，力透紙背，洋溢着待時而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自豪。
沿着這一創作傾向繼續發展，終于在密州時期寫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獵》和《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這兩首最早的豪放詞代表作，從而在詞壇上樹起“自是一家”的旗幟。
徐州所寫《浣溪沙》五首農村詞則以濃鬱的泥土芳香和淳樸真摯的思想感情，表示了詞在題材、意境上的進一步開拓。
這時期詞作的這一傾向與他以儒家積極進取精神爲主導的思想傾向是一緻的，也與詩風的主要傾向相類。
第四，包括這時期在内的整個任職時期，散文寫作着重在議論文（政論、史論）和記叙文兩類。
前者如奏議、策論、進論是爲了向朝廷直接表達政見，後者如亭臺樓堂記是爲了立碑上石，大都帶有應用文性質，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創作，但仍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尤如鳳翔所作《喜雨亭記》、《淩虛臺記》，密州所作《超然臺記》，徐州所作《放鶴亭記》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名篇。
雜記《日喻》、《石鐘山記》等則不僅以形象生動感人，而且以警策哲理給人以有益的啓迪。
以上是蘇軾前後三十多年任職時期的主要思想面貌和藝術面貌。
元豐黃州和紹聖、元符嶺海的兩次長達十多年的謫居時期，是蘇軾創作的變化期、豐收期。
震驚朝野的“烏臺詩案”是蘇軾生活史的轉折點。
他開始了四年多的黃州謫居生活。
沉重的政治打擊使他對社會、對人生的態度，以及反映在創作上的思想、感情和風格，都有明顯的變化。
蘇軾人生思想的特點是“雜”：既表現爲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時貫串他的一生，又表現爲這三種思想因素經常互相自我否定。
如《韓非論》對“虛無淡泊”的老莊哲學斥爲“猖狂浮遊之説”，指出他們把“君臣父子”關係視作“萍遊于江湖而適相值”，那麽，“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
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
以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在《議學校貢舉狀》中，指責“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的風氣，認爲莊子“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的一套，是“人主”用以“礪世磨鈍”的“名器爵祿”的銷蝕劑。
這是從儒家治世的角度批判佛老。
而在《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二樂榭》中又謂：“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叟作瞿曇。
”“二樂榭”命名來源于孔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説（《論語·雍也》），文同提出質疑：“二見因妄生，仁智何常用。
”蘇軾和詩亦意謂佛理高于儒學。
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蘇軾卻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將其統一起來。
宋代釋智圓雲：“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内典也。
”“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釋。
”（《閑居編·中庸子傳上》）蘇軾有詩雲：“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類東坡詩》卷二引師（尹）曰：“白居易晚年自稱香山居士，言以儒教飾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養其壽。
”一僧一俗，所言全同。
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成爲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勢下，蘇軾對此染濡甚深，并具體化爲以下形式：任職時期，以儒家思想爲主；貶居時期，以佛老思想爲主。
兩件思想武器，隨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
這又是與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的旨趣相通的。
蘇軾在《初到黃州》詩中寫道：“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隻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在自我解嘲中，仍想有“補”國“事”，對貶逐則淡然處之。
但是，政治處境險惡如故，生活困頓與日俱增，一種天涯淪落的悲苦孤寂之感油然而生。
最初寓居定惠院時所作的《蔔算子》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的孤鴻，《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中那株地處炎瘴江城而“幽獨”無聞的高潔海棠，都是詩人的自我寫照，使我們很容易聯想起柳宗元《永州八記》之類作品中的山山水水。
然而，蘇軾很快找到了排遣苦悶的精神武器，這就是早年已經萌發的佛老思想。
他自白：到黃州後“歸誠佛僧”，“間一二日輒往（安國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
一念清浄，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
旦往而暮還者，五年于此矣”（《黃州安國寺記》）。
他還傾心于道家的養生術，曾去黃州天慶觀養煉多日，又與知己滕達道等互相研討。
元豐五年蘇軾的一批名作如《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瀰瀰淺浪”）、《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等，大都寫得翛然曠遠，超塵絶世。
蘇軾的情緒是隨時多變的，但這一年所流露的超曠放達的情緒卻相對穩定，應是他黃州時期思想逐漸成熟的表現。
尤如《前赤壁賦》利用主客對話所體現的作者思想由樂到悲、又以樂作結的演變過程，可以看作他黃州時期
他的不少七古七絶，如《東陽水樂亭》、《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等頗具李白超邁豪橫之氣，前引《送劉攽倅海陵》的起句直逼李白《行路難》，其《送張嘉州》“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更是句用李詩《峨嵋山月歌》，格從李詩“解道澄江浄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化出，而此詩首句“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則反用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
他的《荊州十首》之于杜甫《秦州雜詩》，《真興寺閣》之于《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之于《尋張氏隱居二首》以及《次韻張安道讀杜詩》、《壽星院寒碧軒》等詩，前人常有“句句似杜”、“前六句杜意，後二句是本色”（紀昀語）之類的評論。
他的《石鼓歌》，其奇橫排奡，潑墨淋漓堪與韓愈《石鼓歌》比肩，《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亦與韓《汴泗交流贈張僕射》、《雉帶箭》等圍獵之作一脈相承。
至于由杜韓肇端的議論化、散文化傾向對于蘇詩結構、選字、用韻以至宏偉風格的形成，更發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
趙翼《甌北詩話》卷五雲：“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别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
”所言甚確。
至于劉禹錫，陳師道謂蘇軾學其“怨刺”，則有《郿塢》、《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及指斥新法流弊諸作可爲佐證，參寥謂蘇學其“峻峙淵深”、“波峭”，蘇轍也推重劉詩“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呂氏童蒙詩訓》），這在蘇詩中也不乏其例。
從上述師承關係中不難從一個方面看出蘇軾其時的審美傾向。
前人又多謂蘇詩“傷率、傷慢、傷放、傷露”，“獷氣太重”（紀昀語），“一瀉千裡，不甚鍛鍊”（趙翼語），正是放筆快意，追求豪健清雄風格所帶來的缺點。
第三，這時期蘇軾開始了詞的創作。
雖然比之于詩，起時較晚，但一開始即以有别于傳統婉約詞的面貌登上詞壇。
通判杭州初試詞筆，他就打破了“詩莊詞媚”（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李東琪語）的舊框框，運用詩的意境、題材、筆法、語言入詞，初步顯示出“以詩爲詞”的傾向。
記遊的《行香子》（“一葉舟輕”）寫浙江桐廬七裡瀨“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的景色，觀潮的《瑞鷓鴣》（“碧山影裏小紅旗”）寫錢塘弄潮兒搏擊江潮的習俗，抒寫鄉情的《蔔算子》（“蜀客到江南”），感慨身世的《南歌子》（“苒苒中秋過”），都有一種清新流暢、疏宕俊邁的詩的情調。
尤如贈别杭州知州陳襄的一組詞作，如《行香子·丹陽寄述古》、《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訴衷情·送述古迓元素》、《清平樂·送述古赴南都》、《南鄉子·送述古》等，語言明浄，意境深遠，與設色濃豔、抒情纖細的傳統送别詞各異其趣。
在自杭赴密途中，他作《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雲：“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
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緻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
”勃勃英氣，力透紙背，洋溢着待時而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自豪。
沿着這一創作傾向繼續發展，終于在密州時期寫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獵》和《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這兩首最早的豪放詞代表作，從而在詞壇上樹起“自是一家”的旗幟。
徐州所寫《浣溪沙》五首農村詞則以濃鬱的泥土芳香和淳樸真摯的思想感情，表示了詞在題材、意境上的進一步開拓。
這時期詞作的這一傾向與他以儒家積極進取精神爲主導的思想傾向是一緻的，也與詩風的主要傾向相類。
第四，包括這時期在内的整個任職時期，散文寫作着重在議論文（政論、史論）和記叙文兩類。
前者如奏議、策論、進論是爲了向朝廷直接表達政見，後者如亭臺樓堂記是爲了立碑上石，大都帶有應用文性質，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創作，但仍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尤如鳳翔所作《喜雨亭記》、《淩虛臺記》，密州所作《超然臺記》，徐州所作《放鶴亭記》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名篇。
雜記《日喻》、《石鐘山記》等則不僅以形象生動感人，而且以警策哲理給人以有益的啓迪。
以上是蘇軾前後三十多年任職時期的主要思想面貌和藝術面貌。
元豐黃州和紹聖、元符嶺海的兩次長達十多年的謫居時期，是蘇軾創作的變化期、豐收期。
震驚朝野的“烏臺詩案”是蘇軾生活史的轉折點。
他開始了四年多的黃州謫居生活。
沉重的政治打擊使他對社會、對人生的態度，以及反映在創作上的思想、感情和風格，都有明顯的變化。
蘇軾人生思想的特點是“雜”：既表現爲儒佛道思想因素同時貫串他的一生，又表現爲這三種思想因素經常互相自我否定。
如《韓非論》對“虛無淡泊”的老莊哲學斥爲“猖狂浮遊之説”，指出他們把“君臣父子”關係視作“萍遊于江湖而適相值”，那麽，“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
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
以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在《議學校貢舉狀》中，指責“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的風氣，認爲莊子“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的一套，是“人主”用以“礪世磨鈍”的“名器爵祿”的銷蝕劑。
這是從儒家治世的角度批判佛老。
而在《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二樂榭》中又謂：“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叟作瞿曇。
”“二樂榭”命名來源于孔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説（《論語·雍也》），文同提出質疑：“二見因妄生，仁智何常用。
”蘇軾和詩亦意謂佛理高于儒學。
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蘇軾卻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將其統一起來。
宋代釋智圓雲：“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内典也。
”“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釋。
”（《閑居編·中庸子傳上》）蘇軾有詩雲：“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類東坡詩》卷二引師（尹）曰：“白居易晚年自稱香山居士，言以儒教飾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養其壽。
”一僧一俗，所言全同。
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成爲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勢下，蘇軾對此染濡甚深，并具體化爲以下形式：任職時期，以儒家思想爲主；貶居時期，以佛老思想爲主。
兩件思想武器，隨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
這又是與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的旨趣相通的。
蘇軾在《初到黃州》詩中寫道：“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隻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在自我解嘲中，仍想有“補”國“事”，對貶逐則淡然處之。
但是，政治處境險惡如故，生活困頓與日俱增，一種天涯淪落的悲苦孤寂之感油然而生。
最初寓居定惠院時所作的《蔔算子》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的孤鴻，《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中那株地處炎瘴江城而“幽獨”無聞的高潔海棠，都是詩人的自我寫照，使我們很容易聯想起柳宗元《永州八記》之類作品中的山山水水。
然而，蘇軾很快找到了排遣苦悶的精神武器，這就是早年已經萌發的佛老思想。
他自白：到黃州後“歸誠佛僧”，“間一二日輒往（安國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
一念清浄，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
旦往而暮還者，五年于此矣”（《黃州安國寺記》）。
他還傾心于道家的養生術，曾去黃州天慶觀養煉多日，又與知己滕達道等互相研討。
元豐五年蘇軾的一批名作如《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瀰瀰淺浪”）、《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等，大都寫得翛然曠遠，超塵絶世。
蘇軾的情緒是隨時多變的，但這一年所流露的超曠放達的情緒卻相對穩定，應是他黃州時期思想逐漸成熟的表現。
尤如《前赤壁賦》利用主客對話所體現的作者思想由樂到悲、又以樂作結的演變過程，可以看作他黃州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