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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位舉足輕重的大作家歐陽修、王安石和蘇軾都活了六十六歲，這真是歷史的巧合。
就蘇軾現存集子來看，他最早的成名文章是嘉祐二年（一〇五七）應試時所作的《刑賞忠厚之至論》，時年二十二歲；最早一批詩作是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再次赴京途中父子三人合編《南行集》裹四十多首作品[1]，時年二十四歲；最早的詞寫於熙寧五年（一〇七二），時任杭州通判，年三十七歲。
其創作起時并不比歐、王早，但也度過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爲我們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和四千八百多篇的各類文章，其數量之巨爲北宋著名作家之冠，其質量之優則爲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傑出代表。
時間跨度如此漫長、作品内容如此豐富的創作歷程，必然呈現出階段性。
探討和研究蘇軾的創作分期，必將有助于對其作品思想和藝術特點的深入理解。
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就是他的弟弟蘇轍。
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他説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有深得其心之嘆；“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又説“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
這裏對“初好”、“既而”的時間斷限雖不明確，但認爲黃州、嶺海爲其創作變化時期則是清楚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雲“餘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進一步申述嶺海爲詩風“老而嚴”時期。
陳師道雲：“蘇詩初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于粗。
”（《後山詩話》）蘇軾的好友參寥補充説：“（蘇軾）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
然無己此論施于黃州以前可也。
……無己近來（指建中靖國時）得（蘇軾）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詠，不絶口吻。
常雲：‘此老深入少陵堂奧，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曲洧舊聞》卷九）也認爲黃州、嶺海爲兩個創作階段。
清人王文誥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識餘》中，把蘇軾一生創作分爲八期：《南行集》和簽判鳳翔、熙寧還朝、倅杭守密、入徐湖、謫黃、元祐召還、謫惠、渡海；他還指出謫黃、謫惠爲兩大變，渡海後則“全入化境，其意愈隱，不可窮也”。
前人的這些評論，值得重視。
蘇軾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創作道路不能不制約于生活道路的發展變化。
他一生歷經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個朝代，這是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時代，也是統治階級内部政局反復多變、黨争此起彼伏的時代。
蘇軾卷入了這場黨争，他的一生也就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
除了嘉祐、治平間初入仕途時期外，他兩次在朝任職（熙寧初、元祐初），兩次在外地做官（熙寧、元豐在杭、密、徐、湖；元祐、紹聖在杭、潁、揚、定），兩次被貶（黃州、惠儋），就其主要經歷而言，正好經歷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2]。
蘇軾這種大起大落、幾起幾落的生活遭遇，造成他複雜矛盾而又經常變動的思想面貌和藝術面貌，給研究創作分期帶來不少困難。
但是，第一，他的儒釋道雜糅的人生思想是貫串其一生各個時期的；筆力縱橫、揮灑自如又是體現于各時期詩、詞、文的統一藝術風格。
這是統一性。
第二，他的思想和藝術又不能不隨着生活的巨大變化而變化。
我們認爲，與其按自然年序，把他的創作劃分爲早、中、晚三期，不如按其生活經歷分成初入仕途及兩次“在朝——外任——貶居”而分爲七段，并進而按其思想和藝術的特點分成任職和貶居兩期：思想上有儒家與佛老思想因素消長變化的不同，藝術上有豪健清雄和清曠簡遠、自然平淡之别。
這是特殊性，也是分期的根據。
嘉祐、治平間的初入仕途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軔期。
他懷着“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誌銘》）的宏大抱負走上政治舞臺，力圖幹一番經世濟時的事業。
他唱道：“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和子由苦寒見寄》），“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
……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屈原塔》），一副舍身報國、邁往進取、風節凜然的儒者面目。
反映在詩文創作中，是《郿塢》、《饋歲》、《和子由蠶市》等一批富有社會内容的詩歌和《進策》二十五篇、《思治論》等充滿政治革新精神的政論文。
蘇軾是位早有創作準備的作家，這時的詩文雖然不免帶有一般早期作品幼稚粗率和刻意鍛鍊的痕跡，但藝術上已日趨成熟。
論辯滔滔、汪洋恣肆的文風，才情奔放、曲折盡意的詩風，都已烙下個人的鮮明印記。
如古體詩《鳳翔八觀》，王士禛認爲“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此早歲之作”可與黃州後所作匹敵。
（《池北偶談》卷十一“岐梁唱和集”條）《辛醜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别于鄭州西門之外……》，汪師韓嘆爲“詩格老成如是”。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而《和子由澠池懷舊》等近體詩，紀昀評爲“意境恣逸，則東坡本色”（紀批《蘇文忠公詩集》卷三）。
其豪健清雄更足以代表他以後整個任職時期的獨特風格。
兩次在朝任職時期是蘇軾創作的歉收期。
熙寧時與王安石變法派矛盾，元祐時又與司馬光、程頤等論争，激烈動蕩的統治階級内部鬥争占據了他的注意中心。
今存熙寧初二三年間所作詩歌不足二十首，爲蘇詩編年的最低數字（前在鳳翔任職的三年内，寫詩共一百三十多首）；元祐初所作固然不少（二百首左右），但除題畫詩外，名篇佳作寥寥無幾；且題材較狹，以應酬詩爲主，雖不能一筆抹煞，但畢竟視綫未能注視到更重要的生活領域。
這時的詩歌風格，仍然在多樣化之中保持健筆勁毫的統一傾向。
他的至親好友文同曾追憶熙寧初他天天去汴京西城訪晤蘇軾：“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
顧子（蘇軾）心力苦未老，猶弄故態如狂生。
書窗畫壁恣掀倒，股帽褫帶隨縱橫。
諠詉歌詩嘂文字，蕩突不管鄰人驚。
”（《往年寄子平〔即子瞻〕》）宛然是李白再世。
其時爲數甚少的詩作也多少留下這種狂放不覊的投影：或記人物：“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裡。
”（《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或抒感慨：“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
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
”（《送劉攽倅海陵》）或寫書法藝事：“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
”（《石蒼舒醉墨堂》）至于元祐初在京所作的一批題畫詩，如《虢國夫人夜遊圖》、《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郭熙畫秋山平遠》、《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等，蒼蒼莽莽，一氣旋轉，令人想見其濡墨揮毫時酣暢淋漓、左右逢源的快感。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雲：“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真爛熳。
集中如虢國夜遊、江天疊嶂、周昉美人、郭熙山水、定惠海棠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
”除詠周昉美人圖的《續麗人行》作于徐州、《定惠海棠》作于黃州外，其他三篇皆作于此時。
而《定惠海棠》淡雅高絶，已屬貶居時期的風格，實不宜以“俊逸豪麗”目之。
熙寧、元豐和元祐、紹聖的兩次外任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展期。
不僅創作數量比在朝時增多，名篇佳作亦美不勝收。
先後兩次外任都是蘇軾自己請求的，他企圖遠離統治階級内部鬥争的漩渦，一則避開是非，保全自己，二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爲，以踐初衷。
因此，其時儘管由于抑鬱失意不時流露出超曠消沉的情緒，但積極入世精神仍是主導。
加之實際生活擴大了他的政治視野和社會閲歷，他的總數不多的社會政治詩大都産生于此時。
其中有抨擊時政的《吳中田婦嘆》及其他涉及新法流弊的詩篇，有他杭州賑濟疏湖、密州收養“棄子”、徐州抗洪開礦、潁州紓民飢寒的藝術記録，有《于潛女》、《新城道中》、《無錫道中賦水車》、《石炭》等各地風土人物的形象描繪。
這都説明蘇軾具有反映重大題材的思想基礎和藝術才能，隻是由于生活巨變等原因未能繼續得到新的開拓，在貶謫時期的創作注意力主要轉到個人抒慨，題材趨向日常生活化。
政治社會性較強是蘇軾整個外任時期（包括初入仕途時期）詩歌的共同思想特點。
其次，以這時期爲主的整個任職時期，蘇軾詩歌的主要風格在豪健清雄方面，于
就蘇軾現存集子來看，他最早的成名文章是嘉祐二年（一〇五七）應試時所作的《刑賞忠厚之至論》，時年二十二歲；最早一批詩作是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再次赴京途中父子三人合編《南行集》裹四十多首作品[1]，時年二十四歲；最早的詞寫於熙寧五年（一〇七二），時任杭州通判，年三十七歲。
其創作起時并不比歐、王早，但也度過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爲我們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和四千八百多篇的各類文章，其數量之巨爲北宋著名作家之冠，其質量之優則爲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傑出代表。
時間跨度如此漫長、作品内容如此豐富的創作歷程，必然呈現出階段性。
探討和研究蘇軾的創作分期，必將有助于對其作品思想和藝術特點的深入理解。
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就是他的弟弟蘇轍。
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他説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有深得其心之嘆；“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又説“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
這裏對“初好”、“既而”的時間斷限雖不明確，但認爲黃州、嶺海爲其創作變化時期則是清楚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雲“餘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進一步申述嶺海爲詩風“老而嚴”時期。
陳師道雲：“蘇詩初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于粗。
”（《後山詩話》）蘇軾的好友參寥補充説：“（蘇軾）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
然無己此論施于黃州以前可也。
……無己近來（指建中靖國時）得（蘇軾）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詠，不絶口吻。
常雲：‘此老深入少陵堂奧，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曲洧舊聞》卷九）也認爲黃州、嶺海爲兩個創作階段。
清人王文誥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識餘》中，把蘇軾一生創作分爲八期：《南行集》和簽判鳳翔、熙寧還朝、倅杭守密、入徐湖、謫黃、元祐召還、謫惠、渡海；他還指出謫黃、謫惠爲兩大變，渡海後則“全入化境，其意愈隱，不可窮也”。
前人的這些評論，值得重視。
蘇軾的作品是他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他的創作道路不能不制約于生活道路的發展變化。
他一生歷經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個朝代，這是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時代，也是統治階級内部政局反復多變、黨争此起彼伏的時代。
蘇軾卷入了這場黨争，他的一生也就走着坎坷不平的道路。
除了嘉祐、治平間初入仕途時期外，他兩次在朝任職（熙寧初、元祐初），兩次在外地做官（熙寧、元豐在杭、密、徐、湖；元祐、紹聖在杭、潁、揚、定），兩次被貶（黃州、惠儋），就其主要經歷而言，正好經歷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2]。
蘇軾這種大起大落、幾起幾落的生活遭遇，造成他複雜矛盾而又經常變動的思想面貌和藝術面貌，給研究創作分期帶來不少困難。
但是，第一，他的儒釋道雜糅的人生思想是貫串其一生各個時期的；筆力縱橫、揮灑自如又是體現于各時期詩、詞、文的統一藝術風格。
這是統一性。
第二，他的思想和藝術又不能不隨着生活的巨大變化而變化。
我們認爲，與其按自然年序，把他的創作劃分爲早、中、晚三期，不如按其生活經歷分成初入仕途及兩次“在朝——外任——貶居”而分爲七段，并進而按其思想和藝術的特點分成任職和貶居兩期：思想上有儒家與佛老思想因素消長變化的不同，藝術上有豪健清雄和清曠簡遠、自然平淡之别。
這是特殊性，也是分期的根據。
嘉祐、治平間的初入仕途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軔期。
他懷着“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誌銘》）的宏大抱負走上政治舞臺，力圖幹一番經世濟時的事業。
他唱道：“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和子由苦寒見寄》），“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
……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屈原塔》），一副舍身報國、邁往進取、風節凜然的儒者面目。
反映在詩文創作中，是《郿塢》、《饋歲》、《和子由蠶市》等一批富有社會内容的詩歌和《進策》二十五篇、《思治論》等充滿政治革新精神的政論文。
蘇軾是位早有創作準備的作家，這時的詩文雖然不免帶有一般早期作品幼稚粗率和刻意鍛鍊的痕跡，但藝術上已日趨成熟。
論辯滔滔、汪洋恣肆的文風，才情奔放、曲折盡意的詩風，都已烙下個人的鮮明印記。
如古體詩《鳳翔八觀》，王士禛認爲“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此早歲之作”可與黃州後所作匹敵。
（《池北偶談》卷十一“岐梁唱和集”條）《辛醜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别于鄭州西門之外……》，汪師韓嘆爲“詩格老成如是”。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而《和子由澠池懷舊》等近體詩，紀昀評爲“意境恣逸，則東坡本色”（紀批《蘇文忠公詩集》卷三）。
其豪健清雄更足以代表他以後整個任職時期的獨特風格。
兩次在朝任職時期是蘇軾創作的歉收期。
熙寧時與王安石變法派矛盾，元祐時又與司馬光、程頤等論争，激烈動蕩的統治階級内部鬥争占據了他的注意中心。
今存熙寧初二三年間所作詩歌不足二十首，爲蘇詩編年的最低數字（前在鳳翔任職的三年内，寫詩共一百三十多首）；元祐初所作固然不少（二百首左右），但除題畫詩外，名篇佳作寥寥無幾；且題材較狹，以應酬詩爲主，雖不能一筆抹煞，但畢竟視綫未能注視到更重要的生活領域。
這時的詩歌風格，仍然在多樣化之中保持健筆勁毫的統一傾向。
他的至親好友文同曾追憶熙寧初他天天去汴京西城訪晤蘇軾：“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
顧子（蘇軾）心力苦未老，猶弄故態如狂生。
書窗畫壁恣掀倒，股帽褫帶隨縱橫。
諠詉歌詩嘂文字，蕩突不管鄰人驚。
”（《往年寄子平〔即子瞻〕》）宛然是李白再世。
其時爲數甚少的詩作也多少留下這種狂放不覊的投影：或記人物：“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裡。
”（《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或抒感慨：“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
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
”（《送劉攽倅海陵》）或寫書法藝事：“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
”（《石蒼舒醉墨堂》）至于元祐初在京所作的一批題畫詩，如《虢國夫人夜遊圖》、《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郭熙畫秋山平遠》、《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等，蒼蒼莽莽，一氣旋轉，令人想見其濡墨揮毫時酣暢淋漓、左右逢源的快感。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雲：“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真爛熳。
集中如虢國夜遊、江天疊嶂、周昉美人、郭熙山水、定惠海棠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
”除詠周昉美人圖的《續麗人行》作于徐州、《定惠海棠》作于黃州外，其他三篇皆作于此時。
而《定惠海棠》淡雅高絶，已屬貶居時期的風格，實不宜以“俊逸豪麗”目之。
熙寧、元豐和元祐、紹聖的兩次外任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展期。
不僅創作數量比在朝時增多，名篇佳作亦美不勝收。
先後兩次外任都是蘇軾自己請求的，他企圖遠離統治階級内部鬥争的漩渦，一則避開是非，保全自己，二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爲，以踐初衷。
因此，其時儘管由于抑鬱失意不時流露出超曠消沉的情緒，但積極入世精神仍是主導。
加之實際生活擴大了他的政治視野和社會閲歷，他的總數不多的社會政治詩大都産生于此時。
其中有抨擊時政的《吳中田婦嘆》及其他涉及新法流弊的詩篇，有他杭州賑濟疏湖、密州收養“棄子”、徐州抗洪開礦、潁州紓民飢寒的藝術記録，有《于潛女》、《新城道中》、《無錫道中賦水車》、《石炭》等各地風土人物的形象描繪。
這都説明蘇軾具有反映重大題材的思想基礎和藝術才能，隻是由于生活巨變等原因未能繼續得到新的開拓，在貶謫時期的創作注意力主要轉到個人抒慨，題材趨向日常生活化。
政治社會性較強是蘇軾整個外任時期（包括初入仕途時期）詩歌的共同思想特點。
其次，以這時期爲主的整個任職時期，蘇軾詩歌的主要風格在豪健清雄方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