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明清史之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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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卷之本，不知《簡明目錄》所謂新定本者何若，何年承命刊正也。
及讀王祭酒先謙《東華續錄》，（明史改譯）&lsquo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谕，《明史》内于元時人地名對音訛舛，譯字鄙俚，如圖作為兔之類，既于字義無當，而垂之史冊殊不雅馴，今遼金元史已命軍機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書，豈可轉聽其訛謬？見在改辦《明紀綱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傳信。
&rsquo又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丁醜谕&lsquo前因《明史》内于蒙古人地名音譯未真，特命館臣照遼金元三史例查核改訂，并就原闆扣算字數刊正，其間增損成文不過數字而止，于原書體例無多更易。
（明史改定）茲閱所進簽之英宗本紀，如正統十四年巡按福建禦史汪澄棄市，并殺前巡按禦史柴文顯，同時殺兩禦史而未詳其獲罪之由。
又土木之敗，由于王振挾主親征，違衆輕出，及敵鋒既迫，猶以顧戀辎重不即退軍，緻英宗陷身漠北，乃紀中于王振事不及一語，尤為疏略。
所有《明史》本紀着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珅、劉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務令首尾詳明，辭義精當，仍以次繕進候朕親閱鑒定，重刊頒行。
&rsquo始知《明史》于元時人地名曾經改譯，本紀亦經增修，然志、表、傳之修改與否無明文可據也。
嗣讀武大令億《授堂文鈔》與苌喬庵書有&lsquo在都為友人校官書，閱及忠義傳考證&rsquo之語，方知《明史》有考證，求之數年不能得，以詢朋好，亦絕無知之者。
光緒丙戌（十二年）假得劉君嶽雲所臨邵比部懿辰簡明目評本，稱&lsquo在方略館時見乾隆末年改定《明史》，僅列傳百數十卷，中多簽改翻譯人名地名，間引他書簽改本文，似未曾改刊，此目所雲新定之本或即此本，但列傳卷數并無分合，豈添列三藩事迹增多二十四卷欤？須得閣本對勘方釋此疑。
&rsquo（原注：&lsquo案邵比部雲乾隆末年改定，又雲僅百數十卷，皆系約略之詞未經考實。
&rsquo）餘竊心識之。
（改定時之進呈本）丁亥（十三年）秋入直樞院，即屬館中令史張大诰物色是書，果得藍面冊《明史》，自卷一百十六至卷三百三十二（原注：&lsquo阙卷一百九十五&rsquo），凡二百十六卷，列傳首尾略具。
案語用黃簽黏書之上方，人地名改譯及修改字句處用黃簽黏原文之上。
惟年久受潮濕，黏簽皆脫落甚多，且有黴爛成塊未堪揭動之頁，餘屬張令史悉心迻寫，僅得十之七八，此即邵比部所見進呈本，蓋當時奉丁醜（丁醜為乾隆二十二年，疑當作丁酉，四十二年也）诏書以次繕進，故卷面書臣某官某某恭校，卷中黏簽皆黃也。
（故宮稿本）繼又得稿本四十餘卷，卷面題總裁英閱、總裁于閱、總裁錢閱，及纂修官黃輯、宋輯，協修官嚴輯、章輯、羅輯等字，案語與進呈本略同，間有為總裁所删者則進呈本不錄。
（改定正本）最後又搜得正本三巨冊，自卷一百十八至卷三百二十八（原注&lsquo阙卷二百五十二至二百五十六&rsquo），凡二百六卷，每卷題《明史》卷幾考證，意在分附《明史》各卷之後，故析卷皆同，每條稱臣某某案，亦與他史考證同式。
以上二本皆邵比部所未見，張令史得之牆壁之間，故多爛脫。
（三本比較）三本皆隻列傳，無紀表志。
稿本、進呈本不及正本之完備，然亦有稿本考訂郅塙而進呈本删去者，有稿本、進呈本俱有而正本不錄者，且有案語絕無發明而列入正本者，良由官書成于衆人之手荃茅同處，搴擇不精，又其時總裁諸公無淹雅鴻朗之才，故去取未能悉當。
（總裁）是書總裁原派尚書英廉、程景伊、梁國治、侍郎和珅、内閣學士劉墉；續派大學士于敏中、侍郎錢汝誠。
（纂輯諸臣）纂輯則宋銑、劉錫嘏、方炜、黃壽齡、嚴福、羅修源、章宗瀛，凡七人。
銑吾吳吳縣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由編修出知湖南衡州府；錫嘏順天通州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由禦史官江南河庫道，著有《快晴小築詞》，婿孫爾準刻之，屬楊芳燦為序，見《芙蓉山館文鈔》；炜安徽定遠縣人，壽齡江西新城縣人，皆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炜官司經局洗馬，壽齡官編修；福亦吳縣人；修源湖南湘潭縣人；宗瀛浙江會稽縣人；皆乾隆四十年進士，修源官侍講學士，福、宗瀛皆官編修。
（改成年月）改譯遼、金、元三史，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而《明史》考證告成年月不可考。
今所存稿本題總裁于閱、英閱者甚多，于文襄卒于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英文肅卒于乾隆四十八年八月，此書告成疑當在乾隆五十年以前也。
（卷數問題）正本卷第與今通行本《明史》同，張令史續得卷三百十六至卷三百三十二刊本考證一冊，系初刊樣本，中有粘簽校改處，其卷第亦與正本同，當即所謂新定本也。
惟新定本雖有改譯有增删，合諸目錄四卷，仍是乾隆四年三百三十六卷之舊第，與簡明目錄卷數不符，蓋不得閣本對勘，終未易釋此疑耳。
（勻刻及重刊）餘詳閱進呈本字句，或增或删，必于前後數行湊足字數，故案語中每雲以符勻刻，纂輯諸臣蓋謹遵聖谕，就原闆湊足字數，藉省刊刻之煩。
惟案刊本考證卷三百二十九、三百三十俱雲卷内改譯各名過多，難以增删勻刻，拟将全卷另刊，則亦未嘗無重刊之卷矣。
今殿本遼、金、元三史俱改譯（原注：&lsquo乾隆四十七年以前印本，人地名未改譯，今不易得。
&rsquo）卷末附考證而《明史》獨否，餘懼其湮晦，故屬張令史将進呈本黃簽&mdash&mdash傳錄&hellip&hellip汰其文義複沓及空衍無關宏指者&hellip&hellip凡兩閱寒暑始克排比成書，分卷四十有二，題曰《明史考證捃逸》&hellip&hellip光緒倉龍甲午辜月長洲王頌蔚識于京師宣武坊南之醋章胡同。
” 28．10．30 4．王鴻緒《明史稿》 （1）汪由敦《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見《松泉文集》，引自《明史例案》卷六） “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躅萬一&hellip&hellip”（17頁） “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為一傳，張士誠四人為一傳。
似耑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别有義例也。
去冬高安師（朱轼）面谕，即謂韓、郭不應同傳&hellip&hellip”（17頁） “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
今即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删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王世貞）筆。
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轾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hellip&hellip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擊前輩，因群推王本，耳食者多，冀老年伯主持斯可耳。
”（18頁） （2）楊椿《上明鑒綱目館總裁書》 “華亭王公（鴻緒）因之，明史遂成。
第所擇尚或未精，毀譽尚或未當。
雍正元年（1723）秋特命重修，舊時草卷不可複得。
”（《明史例案》卷七，4頁） “景帝實錄：景泰四年六月，泰甯等三衛乞居大甯廢城，不許，令去塞二百裡外牧放，明史地理志因之。
成祖本紀則雲&hellip&hellip以大甯地畀兀良哈；三衛傳&hellip&hellip盡割大甯地畀三衛，則書大甯事者從志乎，從紀傳乎？”（5頁） 案：今地理志（卷四十）、三衛傳（卷三二八）未改。
楊椿（農先）《再上明鑒綱目館總裁書》（見《孟璘堂集》，引自《明史例案》卷七）：“蓋其書紀表不如志，志不如傳，弘正前之傳不如嘉靖以後，此其大較也。
”（8頁） 案：明鑒綱目館應改纂修綱目三編所立，始于乾隆四年八月，迄十一年（1746）四月完成。
總裁為張廷玉，副總裁為王會汾，纂修有周長發、楊椿，還有張映鬥、朱荃、朱佩蓮、章恺、吳麟。
見古香齋袖珍本《綱目三編進書表》，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1972．5．13 （3）昭梿《論明史》（見《嘯亭雜錄》，引自《明史例案》卷九） “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于館臣改錄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帝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删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也。
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于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hellip&hellip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
至于李廷機與沈漼，沈一貫、畢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鸾枭并栖，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
周（延儒）、溫（體仁）二相為戕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龌龊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
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史臣皆為改正&hellip&hellip至于奏牍多于辭令，奇迹罕于庸行，則二史病處相同。
”（21頁） “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
”（22頁） （4）魏源《書明史稿後》（見《古微堂集》，引自《明史例案》卷九） “太祖功臣十八侯人各一傳，或同一事而既見于此複見于彼。
”（22頁上） “至于外國傳止宜擇其二三島夷之大者立傳，其餘止附見國名彙書本傳之後。
”（22頁下） “以此例之，則列傳可删去十分之三。
”（22頁下） “至于食貨、兵政諸志随文鈔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
”（22頁下） “且列傳雖詳，而于明末諸臣尚多疏略。
”（22頁下） “此略所不當略，與前之詳所不當詳，均失之焉。
”（22頁下） “嘗讀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lsquo康熙中，王鴻緒揆叙輩黨于廉親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稿，于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于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
”（23頁） “又聞安化陶文毅公之言曰：&lsquo王鴻緒史稿，于吳人每得佳傳，于太倉人尤甚，而于他省人辄多否少可。
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奸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
&rsquo”（23頁） “或謂《明史稿》出萬季野名儒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lsquo豈有季野為南雷（黃宗羲）高弟，反采錄其言以入正史？其為王鴻緒之增竄無疑。
&rsquo”（23下） （5）《明史稿》一人一傳（獨傳、專傳） 傳一一五《李成梁》 《明史》一人一傳：卷一七〇，于謙；《明史稿》傳四九，于謙與王竑合傳（王竑，《明史》一七七與王翺等七人合傳）。
卷一九五，王守仁；《明史稿》傳八〇，王守仁與伍文定合傳（伍文定，《明史》二〇〇與姚镆等九人合傳）。
李元度《萬季野先生事略》（《清朝先正事略》卷三二）：“康熙戊午&hellip&hellip明年修明史，徐相國元文延至京師（下同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hellip&hellip《明史稿》五百卷先生手定也&hellip&hellip蓋先生以遺民自居，而即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hellip&hellip其後乾隆中，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皆以史稿為本而加增損焉，先生之志于是為不負矣。
&hellip&hellip而《明史稿》及《讀禮通考》别為書&hellip&hellip” 《毛西河先生事略》（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二《經學》）：“康熙十七年，诏舉博學鴻儒，先生入都，馮文毅溥辟館相待&hellip&hellip及試&hellip&hellip先生列上卷，授檢讨，纂修《明史》，阄題得弘正兩朝紀傳，具草二百餘篇，&hellip&hellip先生尋乞病歸。
越三年，聖祖南巡。
”（石印本，8&mdash9頁） 案：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年前毛奇齡假歸，則當在二十五、六年（1686、1687）間。
但此事又叙于三十八年南巡之後，當至禹陵之時，又似指四十二年（1703）四次南巡，則假歸在三十九年（1700）時，再查。
6．《明史》史料之誤 （1）明太祖本紀年代之錯誤（史料學實習用） 《明史·太祖本紀》一、二、三：紀不言太祖生年，其涉及年歲者凡三： 1．“至正四年，旱蝗，大饑疫。
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殁。
”（一，1頁） 2．“（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起兵濠州&hellip&hellip太祖時年二十四&hellip&hellip遂以閏三月甲戌朔入濠見子興。
”（一、1&mdash2頁） 3．“（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癸末，帝疾大漸，乙酉，崩于西宮，年七十有一。
”（三，15頁） 據：1．至正四年（1344）年十七，應生于元文宗天曆元年戊辰（1328）。
2．十二年（1352）年二十四，應生于元文宗天曆二年乙巳（1329）。
二者矛盾，必有一誤，錯在那個，如何檢查？ 中國記歲法以出生年為一歲。
1955．3．17 1．首先先檢本書本卷，而發現③，③與①合，則②的錯誤可能性較大。
2．再檢查②可能發生錯誤地方在哪裡？ 有兩個可能：1）至正十二年（1352）的年代錯誤；2）年二十四的歲數錯誤。
如為至正十一年則年二十四歲與①③均合，如為至正十二年，年二十五則亦合。
如能在二者中找出原因，問題很快就能解決。
用常識判斷，在印刷、書寫上，&lsquo十一年&rsquo錯為&lsquo十二年&rsquo很容易；&lsquo二十五&rsquo錯為&lsquo二十四&rsquo較難。
字形不同。
3．先檢查十二年問題。
先就本文找問題。
“閏三月甲戊朔”是可能說明問題的，如十二年無閏月則明是錯誤了。
《元史》卷四十二《順帝紀》，至正十二年“三月乙巳朔”。
（12頁）又“閏三月”。
（14頁） 至正十二年明明有閏三月，則十二年應不錯，且無&lsquo十一年&rsquo的可能，因為從無連閏之事。
《明史·郭子興傳》：“至正十二年春，集少年數千人，襲據濠洲。
太祖往從之。
”那末必是二十四歲有錯，或是①③全錯了。
4．檢查是否“二十四”為“二十五”之誤，還得從生年入手。
太祖卷一：“上生，紅光滿室，時天曆元年（1328）戊辰九月二十八日丁醜也。
” 則①③均合。
②之“年二十四”必“二十五”之誤。
5．是不是可以就改二十四為二十五？不能。
要查他有無根據。
郎瑛《七修類稿·國事類》“朱氏世德碑條”：“二十四歲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為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
”則二十四歲亦有根據。
6．何以有此二十四歲之文？ 仔細看來是說“天下大亂”，不是說從軍入濠。
“天下大亂”是指至正十一年的汝穎兵起。
這是包括好幾年的事： 天下大亂至正十一年（1351）劉福通起兵汝穎徐壽輝起蕲黃太祖年二十四歲太祖紀亦稱“天下大亂”于本年下 淮兵大起十二年（1352）郭子興起兵濠州太祖年二十五歲 掠入行伍十二年（1352）朱元璋入濠 為集義旅十三年（1353）朱元璋收裡中兵七百人二十六歲 兵力漸聚十三年（1353）得驢牌寨三千人，橫瀾山元兵二萬太祖二十六歲 因取滁和十三年（1353）下滁州 十五年（1355）下和川太祖二十八歲 《明史稿》一《太祖本紀》：“居久之，太祖年二十四矣。
是時元政昏濁，民思亂，汝穎間妖言相煽，劉福通奉韓山童起穎州；徐壽輝起蔪，僭稱皇帝，國号天完；李二及彭大、趙均用起徐州；數各數萬。
而方國珍先起海上，他盜據地僭名号甚衆，天下大亂。
十二年壬辰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起兵聚濠州&hellip&hellip太祖大喜，遂入濠。
” 案：據此可知《明史稿》尚不誤，《明史》文字删節之過也。
1955．3．17 （2）莊烈帝本紀之日期錯誤（史料學實習用） 《明史》卷二四《莊烈帝本紀二》，崇祯十七年，“三月庚寅朔，&hellip&hellip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萬歲山。
”（10&mdash11頁） 案：初一日為庚寅，則丁未為十八日。
《明史》三〇九《李自成傳》：“（崇祯十七年）三月&hellip&hellip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hellip&hellip（崇祯帝）以帛自缢于山亭。
” 案：此言十九日丁未，可知幹支相同而日數不同。
史可法答多爾衮書“以庸臣誤國，緻有三月十九日之事”。
可知崇祯帝之記确在三月十九日。
《明史》卷二七《天文志三·星流星隕》，“崇祯十五年夏，星流如織。
後二年三月己醜朔，有星隕于禦河”。
（23頁） 案：則十七年三月為己醜朔，非庚寅朔，己醜為朔，則丁未為十九日，正合。
1955．3．17 7．《明史》書法 《明史》四《恭闵帝紀》：“（洪武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察燕陰事。
”（2頁） 《明史》五《成祖紀》：“時諸王以尊屬擁重兵，多不法。
帝納齊泰、黃子澄謀，欲因事以次削除之，憚燕王強，未發，乃先廢周王，欲以牽引燕，于是告讦四起，湘、代、齊、岷皆以罪廢，王内自危，佯狂稱疾。
”（第一本，《明史》卷五，本紀第五，成祖一，第69頁） 《明史》四《恭闵紀》：“（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燕王棣舉兵反。
” 《明史》五《成祖紀》：“（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hellip&hellip上書天子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并援祖訓：&lsquo朝無正臣，内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诏諸王統領鎮兵讨平之。
書既發，遂舉兵。
” 《明史》四：“（建文元年七月）丙子燕兵陷薊州，馬宣戰死。
己卯，燕兵陷居庸關。
甲申，陷懷來，宋忠、俞瑱，被執死&hellip&hellip” 《明史》五：“（建文元年七月）稱其師曰靖難，拔居庸關，破懷來，執宋忠，取密雲，克遵化，降永平，二旬衆至數萬。
” 《明史》四：“（七月）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将軍&hellip&hellip帥師讨燕。
” 《明史》五：“（八月）天子以耿炳文為大将軍帥師緻讨。
” 《明史》四：“八月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hellip&hellip壬子燕兵陷雄縣。
” 《明史》五：“（八月）己酉，師至真定，前鋒抵雄縣，壬子王夜渡白溝河，圍雄，拔其城，屠之。
” 案：上列諸例，知《明史》纂修大都以本紀主人為主，修惠紀則以建文帝為主，故書燕王之“反”與“陷”，修成紀則以永樂帝為主，于起兵則書“克”書“拔”，同一事而書法不同，立場不同，此官修史書之所謂客觀也。
1955．4．7 卷三〇九《流賊傳序》：“自唐賽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賊諸臣傳中。
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
” 卷三一〇《土司傳序》：“此可為治蠻之寶鑒矣。
”（一下10行）。
“茲據其事迹尤著者列于篇。
”（二上9） 卷二八一《循吏傳序》：“今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勳德者，事皆别見，故采其終于庶僚，政績可紀者。
”（1&mdash2頁） 案：《明史》都去掉布政司名隻留縣名，《國榷》亦然。
《明史》隻留縣名，或者因為寫明布政司，則南北人的區分顯著（方苞有此感），去掉它可以含糊一點。
但《國榷》何以也這樣？ 1972．5．13 《太宗實錄》一二二程寬小傳“寬颍上人”，無布政使名。
《明史·安南傳》（三二一）叙“世宗踐阼”于“嘉靖元年”（24頁下）後很不安，乃诏史稿之誤，史稿乃沿《殊域周咨》卷六“上以登極改元之文義省為世宗踐阼”。
《憲宗實錄》稱劉珝附中人得罪，孝宗實錄稱其進講以正，定國本，廬親墓，王世貞雲“憲多劉吉所載，孝則焦芳改筆，珝于人乃中下耳，吉有隙，芳有恩，故異詞也。
”（見《國榷》，2511頁） 《武宗實錄》一六五（頁9）“先朝實錄本傳&hellip&hellip蓋出焦芳之曲筆雲”，與王說“芳有恩”不同。
天啟四年四月甲申朔，己醜，“禮部右侍郎董其昌以奉旨前采萬曆留中之疏，分三百帙，又仿史贊例各附筆斷，共四十卷。
且薦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祯史才，上是之”。
（見《國榷》卷八十六，5273頁） 萬曆二十五年六月，“張位等請暫停纂修正史，先是開局于皇極門，兩庑被毀，所撰各帝本紀皇後本紀各志俱就”。
（見《國榷》卷七七，4798頁）《神宗實錄》卷三一一甚略，隻一行（九頁上一行），不如《國榷》詳細。
《明實錄》諸臣小傳（實錄所附傳記稱為小傳，國史所列傳記稱為大傳）于籍貫均司縣并舉，如《憲宗實錄》一一九柯潛小傳“福建漳（？）浦縣人（12頁）”；一二〇喬毅小傳，“山西樂平縣人”（15頁）；一二六葉盛小傳“直隸昆山縣人”（3頁）；一二七劉聚小傳“直隸清豐縣人”（2頁）；《武宗實錄》一三七劉大夏小傳，“湖廣華容人”。
《憲錄》八〇陳泰小傳，“泰邵武人”，無司名（3頁上）；《憲錄》八二。
8．《明史》校點問題 （1）《明史》與《明史稿》比較 王鴻緒《明史稿》卷首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1723）奏疏：“臣昔年曾奉先帝敕書纂修《明史》一事，至龍飛雍正元年四月告竣，敢繕寫進呈，敬陳始末&hellip&hellip（中略）臣玉書以先為總裁任修志書，臣廷敬任修本紀，臣任修列傳&hellip&hellip迨四十八年（1709）春奉旨以原官解任回籍，遂發列傳史稿細加删潤，于五十三年（1714）進呈先帝，蒙谕旨宣付史館。
随于五十四年（1715）特召來京&hellip&hellip惟《明史》止存臣一人，而本紀、志、表俱未有成稿，臣夙化纂輯，彙成全史&hellip&hellip今合訂紀志表傳共三百零十卷，謹以錄呈禦覽&hellip&hellip雍正元年（1723）六月十七日具本并全史八套投通政司轉送内閣&hellip&hellip七月十七日紅本房将本發出内閣，十八日内閣将表并全史八套交于明史館收貯。
”（1&mdash3頁） 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十一日奏疏：“自蒙恩歸田（1709）&hellip&hellip因重理舊編，搜殘補缺，荟萃其全，複經五載，始得告竣，共大小列傳二百五卷&hellip&hellip進呈禦覽&hellip&hellip并宣付史館，以備參考&hellip&hellip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十一日暢春園傳事大人汪、張、花、楊、奇等轉奏，本日奉旨交于内閣欽此。
内閣于十四日送本，十七日奉旨知道了。
這列傳着明史館察收，該部知道。
”（1&mdash3頁） 案：1714年谕中隻說“着明史館察收”并無“宣付史館”的話。
1723年并無一字涉及史稿的旨谕，隻由内閣“交于明史館收貯”後來冒充稱&lsquo欽定&rsquo。
續表 續表 （2）《明史》迷信處 《李自成傳序》（三〇九）：“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hellip&hellip”（2頁） 三〇九，《李自成傳》：“父守忠，無子，禱于華山，夢神告曰：&lsquo以破軍星為若子。
&rsquo” 三〇九，《李自成傳》：“将發獻陵&hellip&hellip”（14頁上） 《明史》二八〇《何騰蛟傳》（2頁上）騰蛟濟江事。
《明史》二八一《循吏傳·湯紹恩傳》。
（26頁上） 《明史》二〇八《袁宗儒傳》，極略，僅八行（7頁上），袁在貴州與鎮壓烏撒有關，見《實錄》，傳未談。
（《世宗實錄》80，2頁） 《明史》三〇六《崔呈秀傳》末叙逆案，有“福王時&hellip&hellip其案始翻&hellip&hellip輩相繼起用，國亡乃止”。
此國亡與其他紀傳論點不同。
（3）順治初《明史》已正式纂修 徐樹丕《識小錄》卷四《陳之遴修史詩》，見《涵芬樓秘笈》第一集：“之遴率先投順，盡變本來面目，丙戌（順治三年，1646）夏秋間北上&hellip&hellip之遴入京，即入翰林。
其《玉芝宮修史詩》，揚揚新朝顯職，竟無一字有黍離之感，而抹殺神宗，至比之周之烈、顯（烈王、顯王），漢之成、哀（成帝、哀帝），何無禮也。
丙申（順治十三年，1656）四月有沈陽之竄，旋營謀召還為旗下人&hellip&hellip”詩題曰：“初入國史院修史院故玉芝宮也所編皆萬曆事。
”“桂殿諸儒集，芝房故冊開。
曆終陽極數（亡國），簡出劫餘灰（資料）。
得失存殷鑒（修史），編摩用楚材（舊人執筆）。
紀年規古典，體要自宸裁（體例。
此宸裁指攝政王多爾衮）。
中葉神宗後，枯毫史席陪（修神宗後史，自己參加）。
東周當烈顯，西漢自成、哀（評價神宗以後。
此下還有十六句，亦評價及建玉芝宮。
略）。
&hellip&hellip舊錄傷金匮，新書愧玉杯。
校仍吹火照，入每戴星催（辛苦）。
迩事聞多異，微文義或該（困難）。
禮徵無杞宋，星聚有鄒枚（讨論）。
凍硯呵春霰，孤心對苑梅（點時）。
慎旃狐史筆，上帝日昭回（自飾）。
” 《明史稿傳》九二《張居正傳》：“給事禦史新進者，益務攻居正，并及其黨”（24頁上）。
《明史》不同。
《明史稿·張居正傳》載崇祯十三年李暄等議張居正子張敬修之孫張同敞請複蔭事疏，文多于《明史》。
“功在社稷，未可誣也。
惟是專尚刻核，昧寵利居官之戒，殃及身後，覆宗隕嗣，有是餘者。
然統論一生功罪，不可謂非國家任事之臣，日久論定，人益追思&hellip&hellip”（25頁上）除加點十二字外，《明史》均無之（24頁上，《史》）。
（4）《明史》明言有傳而實無傳的人 《明史·王洽傳》說“詳見《（王）象乾（張）宗衡傳》（8頁下），而《明史》并無《王象乾傳》（《史稿》有之，王士禛《池北偶談》說到史館定稿始末），亦無《張宗衡傳》。
卷二九一《忠義張振秀傳》亦言“（張）宗衡自有傳。
”（22頁下）孟森以為或由于王象乾賄結西虜，欲坐制建州之故。
（見《清朝前紀》190頁） （5）待問 《明史》三一六，15頁下凡思、石、偏、鎮等處 州阡橋遠 府府衛衛 未決者三一五卷，1頁，安南與南安問題，南安見三一六卷，23頁上一行，在廣西。
李精白見《明史》三〇五《宦官·魏忠賢傳》26頁上。
山東巡撫報告山東産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票旨雲：“儆臣修德，故仁獸至。
”天啟七年。
康熙四年（1665）十月己巳，“禦史顧如華奏：&hellip&hellip查《明史》舊有刊本，尚非欽定之為&hellip&hellip”（11頁下） 案：此《明史》是誰編的？何以向來不見？均待詳考。
（6）迳改待問 《明史》卷三一二：“黔撫拟張仲武以擅兵劫掠罪亦應斬（18頁上）。
《史稿傳》一八六同（16頁上）。
張仲武隻此一見，上下文均作張神武。
案：《明史》二一七《童仲揆傳附張神武傳》亦有以奢世統奢世續奪印事論死的記載，此“仲武”應為“神武”之誤。
迳改。
待問。
《明史》三一一：“而敕巡撫張瓒調漢土官兵五萬&hellip&hellip”（31頁上）《史稿傳》185同。
此事系于弘治十三年下，按弘治十三年四川巡撫前為鐘蕃，後為劉纓，見《孝宗實錄》卷一六二，張瓒在成化十七年已死，見《憲宗實錄》卷二一八，不可能在弘治十三年還有統兵事的。
張瓒統兵五萬進兵松疊是成化十三年的事，見《憲宗實錄》卷一七七。
此處顯是錯簡。
未改，待問。
《明史》二九二（19頁）：“荥漢西興”，應系荥陽、漢陰、西鄉、興安（今安康）毗鄰四縣，在鄖房西北。
《明史》三〇三《列女傳》：高荊娲，傳首隻著名，不冠姓，傳目亦隻稱荊娲。
不合。
未改。
《明史》三〇四《劉瑾傳》（27頁1行）：“以焦芳惡華故也”，“華”上補“馮”字，作“以焦芳惡馮華故也”。
已照改。
但從文義看，不如删去“惡華”二字，亦不必補“馮”字，迳作“以焦芳故也”。
更好。
喬萊《倪檢讨燦墓志銘》（見《碑傳集》卷四十五，16）：“自《明史》開局以來，此五十人者，或曆高位解史職，或休沐，或放廢遁跡田裡，而李侍講石台（□□）、施侍讀愚山（閏章）、陳檢讨其年（維崧）、吳檢讨志伊（任臣）輩，又相繼下世，其直史館司筆削者，已落落如晨星矣。
或又分纂實錄、寶訓、方略、會典、典訓、一統志諸書，多不能專力《明史》，獨公力專志堅，叙次工，綱羅博，雖去而複來，而編摹考據益勤，前後若一，監修總裁諸公鹹倚重焉。
丙寅（康熙二十五年，1686），學士張公敦複掌院事，數薦公直講筵，館閣代言之文多屬公，公又兼修《會典》，且奉敕點次《通鑒綱目》、十七史諸書，其于《明史》亦漸不能專矣，而編輯不少衰。
吳檢讨（任臣）編《五行志》未竟，公續成之。
又餘等所編《崇祯長編》，公博采遺聞，增其阙略，其勤如此。
”（16&mdash17頁） 沈彤《征仕郎翰林院檢讨潘先生耒行狀》（見《碑傳集》卷四十五8&mdash9頁）：“令撰《食貨志》而兼訂他紀傳，自洪武及宣德五朝，具有成稿。
”（9頁上） 全祖望《顧先生炎武神道表》（錄自《碑傳集》卷一百三十，1&mdash4頁）：“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為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
”（3頁上） 案：全祖望此說有誤。
熊初為大學士在康熙十四年（1675），十五年（1676）以誤票免官，其時《明史》尚未修。
熊監修《明史》在三十三年（1694），其時顧炎武早已逝世（在二十年，1651）。
1972．8．20 朱彜尊《翰林院侍讀喬君萊墓表》（見《碑傳集》卷四十五，3&mdash5頁）：“（明）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内&hellip&hellip”（3頁下） “念崇祯朝乏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長編，以資讨論。
”（3頁下） 韓菼《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徐公乾學行狀》（見《碑傳集》卷二十，19&mdash29頁）：“《明史稿》中議大禮三案，東林、理學諸源流，皆公之特筆，足為實錄。
”（26頁） 韓菼《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徐公元文行狀》（錄自《碑傳集》卷十二，23&mdash26頁）：“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二月，召監修《明史》&hellip&hellip九月，赴阙自陳，且辭新命，不允。
疏請購遺書，征遺獻，舉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等，部議不許，上特從公言召之。
清、宗羲、溶以老不至，各上所著書。
”（26頁上） “遂镌三級。
公将歸，而明年甲子（二十三年，1684）二月，有旨留公專領監修《明史》。
名史局置已五年，而書未成。
公既不與政，專意史事，考據國史，參用諸家之說，年經月緯，手自編輯。
客有熟于前朝典故者，公奉書币，延緻賓館，遇有疑誤，辄通懷商榷，常至夜分。
積年，成紀、傳十之六七。
尋繕呈紀七卷，傳十五卷&hellip&hellip二十五年（1686，丙寅）&hellip&hellip镌四級，仍留修史&hellip&hellip二十七年（1688，戊辰）&hellip&hellip七月，複起公左都禦史。
”（31&mdash32頁上） “所著&hellip&hellip《明史稿》及雜文若幹卷。
”（35頁下） 徐元文死于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三十二年（1693癸酉）十二月葬，此文應作于其時。
案：張玉書撰《徐元文神道碑》（見《碑傳集》十二，36頁）有“故事，監修官不與編纂，公以置史局五年，書尚未就，乃取各儒臣所著紀、傳，手自排纂，通懷商榷，丹黃常至夜分”。
（40頁上） 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錄自《碑傳集》卷一三一，5&mdash6頁）：“康熙戊午（十七年，1678），诏征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
明年（十八年己未，1679），開局修《明史》，昆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征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
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
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頁，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頁某事
及讀王祭酒先謙《東華續錄》，（明史改譯）&lsquo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谕，《明史》内于元時人地名對音訛舛，譯字鄙俚，如圖作為兔之類，既于字義無當，而垂之史冊殊不雅馴，今遼金元史已命軍機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書，豈可轉聽其訛謬？見在改辦《明紀綱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傳信。
&rsquo又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丁醜谕&lsquo前因《明史》内于蒙古人地名音譯未真，特命館臣照遼金元三史例查核改訂，并就原闆扣算字數刊正，其間增損成文不過數字而止，于原書體例無多更易。
（明史改定）茲閱所進簽之英宗本紀，如正統十四年巡按福建禦史汪澄棄市，并殺前巡按禦史柴文顯，同時殺兩禦史而未詳其獲罪之由。
又土木之敗，由于王振挾主親征，違衆輕出，及敵鋒既迫，猶以顧戀辎重不即退軍，緻英宗陷身漠北，乃紀中于王振事不及一語，尤為疏略。
所有《明史》本紀着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珅、劉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務令首尾詳明，辭義精當，仍以次繕進候朕親閱鑒定，重刊頒行。
&rsquo始知《明史》于元時人地名曾經改譯，本紀亦經增修，然志、表、傳之修改與否無明文可據也。
嗣讀武大令億《授堂文鈔》與苌喬庵書有&lsquo在都為友人校官書，閱及忠義傳考證&rsquo之語，方知《明史》有考證，求之數年不能得，以詢朋好，亦絕無知之者。
光緒丙戌（十二年）假得劉君嶽雲所臨邵比部懿辰簡明目評本，稱&lsquo在方略館時見乾隆末年改定《明史》，僅列傳百數十卷，中多簽改翻譯人名地名，間引他書簽改本文，似未曾改刊，此目所雲新定之本或即此本，但列傳卷數并無分合，豈添列三藩事迹增多二十四卷欤？須得閣本對勘方釋此疑。
&rsquo（原注：&lsquo案邵比部雲乾隆末年改定，又雲僅百數十卷，皆系約略之詞未經考實。
&rsquo）餘竊心識之。
（改定時之進呈本）丁亥（十三年）秋入直樞院，即屬館中令史張大诰物色是書，果得藍面冊《明史》，自卷一百十六至卷三百三十二（原注：&lsquo阙卷一百九十五&rsquo），凡二百十六卷，列傳首尾略具。
案語用黃簽黏書之上方，人地名改譯及修改字句處用黃簽黏原文之上。
惟年久受潮濕，黏簽皆脫落甚多，且有黴爛成塊未堪揭動之頁，餘屬張令史悉心迻寫，僅得十之七八，此即邵比部所見進呈本，蓋當時奉丁醜（丁醜為乾隆二十二年，疑當作丁酉，四十二年也）诏書以次繕進，故卷面書臣某官某某恭校，卷中黏簽皆黃也。
（故宮稿本）繼又得稿本四十餘卷，卷面題總裁英閱、總裁于閱、總裁錢閱，及纂修官黃輯、宋輯，協修官嚴輯、章輯、羅輯等字，案語與進呈本略同，間有為總裁所删者則進呈本不錄。
（改定正本）最後又搜得正本三巨冊，自卷一百十八至卷三百二十八（原注&lsquo阙卷二百五十二至二百五十六&rsquo），凡二百六卷，每卷題《明史》卷幾考證，意在分附《明史》各卷之後，故析卷皆同，每條稱臣某某案，亦與他史考證同式。
以上二本皆邵比部所未見，張令史得之牆壁之間，故多爛脫。
（三本比較）三本皆隻列傳，無紀表志。
稿本、進呈本不及正本之完備，然亦有稿本考訂郅塙而進呈本删去者，有稿本、進呈本俱有而正本不錄者，且有案語絕無發明而列入正本者，良由官書成于衆人之手荃茅同處，搴擇不精，又其時總裁諸公無淹雅鴻朗之才，故去取未能悉當。
（總裁）是書總裁原派尚書英廉、程景伊、梁國治、侍郎和珅、内閣學士劉墉；續派大學士于敏中、侍郎錢汝誠。
（纂輯諸臣）纂輯則宋銑、劉錫嘏、方炜、黃壽齡、嚴福、羅修源、章宗瀛，凡七人。
銑吾吳吳縣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由編修出知湖南衡州府；錫嘏順天通州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由禦史官江南河庫道，著有《快晴小築詞》，婿孫爾準刻之，屬楊芳燦為序，見《芙蓉山館文鈔》；炜安徽定遠縣人，壽齡江西新城縣人，皆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炜官司經局洗馬，壽齡官編修；福亦吳縣人；修源湖南湘潭縣人；宗瀛浙江會稽縣人；皆乾隆四十年進士，修源官侍講學士，福、宗瀛皆官編修。
（改成年月）改譯遼、金、元三史，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而《明史》考證告成年月不可考。
今所存稿本題總裁于閱、英閱者甚多，于文襄卒于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英文肅卒于乾隆四十八年八月，此書告成疑當在乾隆五十年以前也。
（卷數問題）正本卷第與今通行本《明史》同，張令史續得卷三百十六至卷三百三十二刊本考證一冊，系初刊樣本，中有粘簽校改處，其卷第亦與正本同，當即所謂新定本也。
惟新定本雖有改譯有增删，合諸目錄四卷，仍是乾隆四年三百三十六卷之舊第，與簡明目錄卷數不符，蓋不得閣本對勘，終未易釋此疑耳。
（勻刻及重刊）餘詳閱進呈本字句，或增或删，必于前後數行湊足字數，故案語中每雲以符勻刻，纂輯諸臣蓋謹遵聖谕，就原闆湊足字數，藉省刊刻之煩。
惟案刊本考證卷三百二十九、三百三十俱雲卷内改譯各名過多，難以增删勻刻，拟将全卷另刊，則亦未嘗無重刊之卷矣。
今殿本遼、金、元三史俱改譯（原注：&lsquo乾隆四十七年以前印本，人地名未改譯，今不易得。
&rsquo）卷末附考證而《明史》獨否，餘懼其湮晦，故屬張令史将進呈本黃簽&mdash&mdash傳錄&hellip&hellip汰其文義複沓及空衍無關宏指者&hellip&hellip凡兩閱寒暑始克排比成書，分卷四十有二，題曰《明史考證捃逸》&hellip&hellip光緒倉龍甲午辜月長洲王頌蔚識于京師宣武坊南之醋章胡同。
” 28．10．30 4．王鴻緒《明史稿》 （1）汪由敦《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見《松泉文集》，引自《明史例案》卷六） “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躅萬一&hellip&hellip”（17頁） “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為一傳，張士誠四人為一傳。
似耑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别有義例也。
去冬高安師（朱轼）面谕，即謂韓、郭不應同傳&hellip&hellip”（17頁） “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
今即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删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王世貞）筆。
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轾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hellip&hellip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擊前輩，因群推王本，耳食者多，冀老年伯主持斯可耳。
”（18頁） （2）楊椿《上明鑒綱目館總裁書》 “華亭王公（鴻緒）因之，明史遂成。
第所擇尚或未精，毀譽尚或未當。
雍正元年（1723）秋特命重修，舊時草卷不可複得。
”（《明史例案》卷七，4頁） “景帝實錄：景泰四年六月，泰甯等三衛乞居大甯廢城，不許，令去塞二百裡外牧放，明史地理志因之。
成祖本紀則雲&hellip&hellip以大甯地畀兀良哈；三衛傳&hellip&hellip盡割大甯地畀三衛，則書大甯事者從志乎，從紀傳乎？”（5頁） 案：今地理志（卷四十）、三衛傳（卷三二八）未改。
楊椿（農先）《再上明鑒綱目館總裁書》（見《孟璘堂集》，引自《明史例案》卷七）：“蓋其書紀表不如志，志不如傳，弘正前之傳不如嘉靖以後，此其大較也。
”（8頁） 案：明鑒綱目館應改纂修綱目三編所立，始于乾隆四年八月，迄十一年（1746）四月完成。
總裁為張廷玉，副總裁為王會汾，纂修有周長發、楊椿，還有張映鬥、朱荃、朱佩蓮、章恺、吳麟。
見古香齋袖珍本《綱目三編進書表》，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1972．5．13 （3）昭梿《論明史》（見《嘯亭雜錄》，引自《明史例案》卷九） “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于館臣改錄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帝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删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也。
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于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hellip&hellip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
至于李廷機與沈漼，沈一貫、畢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鸾枭并栖，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
周（延儒）、溫（體仁）二相為戕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龌龊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
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史臣皆為改正&hellip&hellip至于奏牍多于辭令，奇迹罕于庸行，則二史病處相同。
”（21頁） “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
”（22頁） （4）魏源《書明史稿後》（見《古微堂集》，引自《明史例案》卷九） “太祖功臣十八侯人各一傳，或同一事而既見于此複見于彼。
”（22頁上） “至于外國傳止宜擇其二三島夷之大者立傳，其餘止附見國名彙書本傳之後。
”（22頁下） “以此例之，則列傳可删去十分之三。
”（22頁下） “至于食貨、兵政諸志随文鈔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
”（22頁下） “且列傳雖詳，而于明末諸臣尚多疏略。
”（22頁下） “此略所不當略，與前之詳所不當詳，均失之焉。
”（22頁下） “嘗讀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lsquo康熙中，王鴻緒揆叙輩黨于廉親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稿，于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于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
”（23頁） “又聞安化陶文毅公之言曰：&lsquo王鴻緒史稿，于吳人每得佳傳，于太倉人尤甚，而于他省人辄多否少可。
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奸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
&rsquo”（23頁） “或謂《明史稿》出萬季野名儒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lsquo豈有季野為南雷（黃宗羲）高弟，反采錄其言以入正史？其為王鴻緒之增竄無疑。
&rsquo”（23下） （5）《明史稿》一人一傳（獨傳、專傳） 傳一一五《李成梁》 《明史》一人一傳：卷一七〇，于謙；《明史稿》傳四九，于謙與王竑合傳（王竑，《明史》一七七與王翺等七人合傳）。
卷一九五，王守仁；《明史稿》傳八〇，王守仁與伍文定合傳（伍文定，《明史》二〇〇與姚镆等九人合傳）。
李元度《萬季野先生事略》（《清朝先正事略》卷三二）：“康熙戊午&hellip&hellip明年修明史，徐相國元文延至京師（下同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hellip&hellip《明史稿》五百卷先生手定也&hellip&hellip蓋先生以遺民自居，而即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hellip&hellip其後乾隆中，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皆以史稿為本而加增損焉，先生之志于是為不負矣。
&hellip&hellip而《明史稿》及《讀禮通考》别為書&hellip&hellip” 《毛西河先生事略》（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二《經學》）：“康熙十七年，诏舉博學鴻儒，先生入都，馮文毅溥辟館相待&hellip&hellip及試&hellip&hellip先生列上卷，授檢讨，纂修《明史》，阄題得弘正兩朝紀傳，具草二百餘篇，&hellip&hellip先生尋乞病歸。
越三年，聖祖南巡。
”（石印本，8&mdash9頁） 案：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年前毛奇齡假歸，則當在二十五、六年（1686、1687）間。
但此事又叙于三十八年南巡之後，當至禹陵之時，又似指四十二年（1703）四次南巡，則假歸在三十九年（1700）時，再查。
6．《明史》史料之誤 （1）明太祖本紀年代之錯誤（史料學實習用） 《明史·太祖本紀》一、二、三：紀不言太祖生年，其涉及年歲者凡三： 1．“至正四年，旱蝗，大饑疫。
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殁。
”（一，1頁） 2．“（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起兵濠州&hellip&hellip太祖時年二十四&hellip&hellip遂以閏三月甲戌朔入濠見子興。
”（一、1&mdash2頁） 3．“（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癸末，帝疾大漸，乙酉，崩于西宮，年七十有一。
”（三，15頁） 據：1．至正四年（1344）年十七，應生于元文宗天曆元年戊辰（1328）。
2．十二年（1352）年二十四，應生于元文宗天曆二年乙巳（1329）。
二者矛盾，必有一誤，錯在那個，如何檢查？ 中國記歲法以出生年為一歲。
1955．3．17 1．首先先檢本書本卷，而發現③，③與①合，則②的錯誤可能性較大。
2．再檢查②可能發生錯誤地方在哪裡？ 有兩個可能：1）至正十二年（1352）的年代錯誤；2）年二十四的歲數錯誤。
如為至正十一年則年二十四歲與①③均合，如為至正十二年，年二十五則亦合。
如能在二者中找出原因，問題很快就能解決。
用常識判斷，在印刷、書寫上，&lsquo十一年&rsquo錯為&lsquo十二年&rsquo很容易；&lsquo二十五&rsquo錯為&lsquo二十四&rsquo較難。
字形不同。
3．先檢查十二年問題。
先就本文找問題。
“閏三月甲戊朔”是可能說明問題的，如十二年無閏月則明是錯誤了。
《元史》卷四十二《順帝紀》，至正十二年“三月乙巳朔”。
（12頁）又“閏三月”。
（14頁） 至正十二年明明有閏三月，則十二年應不錯，且無&lsquo十一年&rsquo的可能，因為從無連閏之事。
《明史·郭子興傳》：“至正十二年春，集少年數千人，襲據濠洲。
太祖往從之。
”那末必是二十四歲有錯，或是①③全錯了。
4．檢查是否“二十四”為“二十五”之誤，還得從生年入手。
太祖卷一：“上生，紅光滿室，時天曆元年（1328）戊辰九月二十八日丁醜也。
” 則①③均合。
②之“年二十四”必“二十五”之誤。
5．是不是可以就改二十四為二十五？不能。
要查他有無根據。
郎瑛《七修類稿·國事類》“朱氏世德碑條”：“二十四歲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為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
”則二十四歲亦有根據。
6．何以有此二十四歲之文？ 仔細看來是說“天下大亂”，不是說從軍入濠。
“天下大亂”是指至正十一年的汝穎兵起。
這是包括好幾年的事： 天下大亂至正十一年（1351）劉福通起兵汝穎徐壽輝起蕲黃太祖年二十四歲太祖紀亦稱“天下大亂”于本年下 淮兵大起十二年（1352）郭子興起兵濠州太祖年二十五歲 掠入行伍十二年（1352）朱元璋入濠 為集義旅十三年（1353）朱元璋收裡中兵七百人二十六歲 兵力漸聚十三年（1353）得驢牌寨三千人，橫瀾山元兵二萬太祖二十六歲 因取滁和十三年（1353）下滁州 十五年（1355）下和川太祖二十八歲 《明史稿》一《太祖本紀》：“居久之，太祖年二十四矣。
是時元政昏濁，民思亂，汝穎間妖言相煽，劉福通奉韓山童起穎州；徐壽輝起蔪，僭稱皇帝，國号天完；李二及彭大、趙均用起徐州；數各數萬。
而方國珍先起海上，他盜據地僭名号甚衆，天下大亂。
十二年壬辰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起兵聚濠州&hellip&hellip太祖大喜，遂入濠。
” 案：據此可知《明史稿》尚不誤，《明史》文字删節之過也。
1955．3．17 （2）莊烈帝本紀之日期錯誤（史料學實習用） 《明史》卷二四《莊烈帝本紀二》，崇祯十七年，“三月庚寅朔，&hellip&hellip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萬歲山。
”（10&mdash11頁） 案：初一日為庚寅，則丁未為十八日。
《明史》三〇九《李自成傳》：“（崇祯十七年）三月&hellip&hellip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hellip&hellip（崇祯帝）以帛自缢于山亭。
” 案：此言十九日丁未，可知幹支相同而日數不同。
史可法答多爾衮書“以庸臣誤國，緻有三月十九日之事”。
可知崇祯帝之記确在三月十九日。
《明史》卷二七《天文志三·星流星隕》，“崇祯十五年夏，星流如織。
後二年三月己醜朔，有星隕于禦河”。
（23頁） 案：則十七年三月為己醜朔，非庚寅朔，己醜為朔，則丁未為十九日，正合。
1955．3．17 7．《明史》書法 《明史》四《恭闵帝紀》：“（洪武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察燕陰事。
”（2頁） 《明史》五《成祖紀》：“時諸王以尊屬擁重兵，多不法。
帝納齊泰、黃子澄謀，欲因事以次削除之，憚燕王強，未發，乃先廢周王，欲以牽引燕，于是告讦四起，湘、代、齊、岷皆以罪廢，王内自危，佯狂稱疾。
”（第一本，《明史》卷五，本紀第五，成祖一，第69頁） 《明史》四《恭闵紀》：“（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燕王棣舉兵反。
” 《明史》五《成祖紀》：“（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hellip&hellip上書天子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并援祖訓：&lsquo朝無正臣，内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诏諸王統領鎮兵讨平之。
書既發，遂舉兵。
” 《明史》四：“（建文元年七月）丙子燕兵陷薊州，馬宣戰死。
己卯，燕兵陷居庸關。
甲申，陷懷來，宋忠、俞瑱，被執死&hellip&hellip” 《明史》五：“（建文元年七月）稱其師曰靖難，拔居庸關，破懷來，執宋忠，取密雲，克遵化，降永平，二旬衆至數萬。
” 《明史》四：“（七月）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将軍&hellip&hellip帥師讨燕。
” 《明史》五：“（八月）天子以耿炳文為大将軍帥師緻讨。
” 《明史》四：“八月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hellip&hellip壬子燕兵陷雄縣。
” 《明史》五：“（八月）己酉，師至真定，前鋒抵雄縣，壬子王夜渡白溝河，圍雄，拔其城，屠之。
” 案：上列諸例，知《明史》纂修大都以本紀主人為主，修惠紀則以建文帝為主，故書燕王之“反”與“陷”，修成紀則以永樂帝為主，于起兵則書“克”書“拔”，同一事而書法不同，立場不同，此官修史書之所謂客觀也。
1955．4．7 卷三〇九《流賊傳序》：“自唐賽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賊諸臣傳中。
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
” 卷三一〇《土司傳序》：“此可為治蠻之寶鑒矣。
”（一下10行）。
“茲據其事迹尤著者列于篇。
”（二上9） 卷二八一《循吏傳序》：“今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勳德者，事皆别見，故采其終于庶僚，政績可紀者。
”（1&mdash2頁） 案：《明史》都去掉布政司名隻留縣名，《國榷》亦然。
《明史》隻留縣名，或者因為寫明布政司，則南北人的區分顯著（方苞有此感），去掉它可以含糊一點。
但《國榷》何以也這樣？ 1972．5．13 《太宗實錄》一二二程寬小傳“寬颍上人”，無布政使名。
《明史·安南傳》（三二一）叙“世宗踐阼”于“嘉靖元年”（24頁下）後很不安，乃诏史稿之誤，史稿乃沿《殊域周咨》卷六“上以登極改元之文義省為世宗踐阼”。
《憲宗實錄》稱劉珝附中人得罪，孝宗實錄稱其進講以正，定國本，廬親墓，王世貞雲“憲多劉吉所載，孝則焦芳改筆，珝于人乃中下耳，吉有隙，芳有恩，故異詞也。
”（見《國榷》，2511頁） 《武宗實錄》一六五（頁9）“先朝實錄本傳&hellip&hellip蓋出焦芳之曲筆雲”，與王說“芳有恩”不同。
天啟四年四月甲申朔，己醜，“禮部右侍郎董其昌以奉旨前采萬曆留中之疏，分三百帙，又仿史贊例各附筆斷，共四十卷。
且薦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祯史才，上是之”。
（見《國榷》卷八十六，5273頁） 萬曆二十五年六月，“張位等請暫停纂修正史，先是開局于皇極門，兩庑被毀，所撰各帝本紀皇後本紀各志俱就”。
（見《國榷》卷七七，4798頁）《神宗實錄》卷三一一甚略，隻一行（九頁上一行），不如《國榷》詳細。
《明實錄》諸臣小傳（實錄所附傳記稱為小傳，國史所列傳記稱為大傳）于籍貫均司縣并舉，如《憲宗實錄》一一九柯潛小傳“福建漳（？）浦縣人（12頁）”；一二〇喬毅小傳，“山西樂平縣人”（15頁）；一二六葉盛小傳“直隸昆山縣人”（3頁）；一二七劉聚小傳“直隸清豐縣人”（2頁）；《武宗實錄》一三七劉大夏小傳，“湖廣華容人”。
《憲錄》八〇陳泰小傳，“泰邵武人”，無司名（3頁上）；《憲錄》八二。
8．《明史》校點問題 （1）《明史》與《明史稿》比較 王鴻緒《明史稿》卷首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1723）奏疏：“臣昔年曾奉先帝敕書纂修《明史》一事，至龍飛雍正元年四月告竣，敢繕寫進呈，敬陳始末&hellip&hellip（中略）臣玉書以先為總裁任修志書，臣廷敬任修本紀，臣任修列傳&hellip&hellip迨四十八年（1709）春奉旨以原官解任回籍，遂發列傳史稿細加删潤，于五十三年（1714）進呈先帝，蒙谕旨宣付史館。
随于五十四年（1715）特召來京&hellip&hellip惟《明史》止存臣一人，而本紀、志、表俱未有成稿，臣夙化纂輯，彙成全史&hellip&hellip今合訂紀志表傳共三百零十卷，謹以錄呈禦覽&hellip&hellip雍正元年（1723）六月十七日具本并全史八套投通政司轉送内閣&hellip&hellip七月十七日紅本房将本發出内閣，十八日内閣将表并全史八套交于明史館收貯。
”（1&mdash3頁） 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十一日奏疏：“自蒙恩歸田（1709）&hellip&hellip因重理舊編，搜殘補缺，荟萃其全，複經五載，始得告竣，共大小列傳二百五卷&hellip&hellip進呈禦覽&hellip&hellip并宣付史館，以備參考&hellip&hellip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十一日暢春園傳事大人汪、張、花、楊、奇等轉奏，本日奉旨交于内閣欽此。
内閣于十四日送本，十七日奉旨知道了。
這列傳着明史館察收，該部知道。
”（1&mdash3頁） 案：1714年谕中隻說“着明史館察收”并無“宣付史館”的話。
1723年并無一字涉及史稿的旨谕，隻由内閣“交于明史館收貯”後來冒充稱&lsquo欽定&rsquo。
續表 續表 （2）《明史》迷信處 《李自成傳序》（三〇九）：“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hellip&hellip”（2頁） 三〇九，《李自成傳》：“父守忠，無子，禱于華山，夢神告曰：&lsquo以破軍星為若子。
&rsquo” 三〇九，《李自成傳》：“将發獻陵&hellip&hellip”（14頁上） 《明史》二八〇《何騰蛟傳》（2頁上）騰蛟濟江事。
《明史》二八一《循吏傳·湯紹恩傳》。
（26頁上） 《明史》二〇八《袁宗儒傳》，極略，僅八行（7頁上），袁在貴州與鎮壓烏撒有關，見《實錄》，傳未談。
（《世宗實錄》80，2頁） 《明史》三〇六《崔呈秀傳》末叙逆案，有“福王時&hellip&hellip其案始翻&hellip&hellip輩相繼起用，國亡乃止”。
此國亡與其他紀傳論點不同。
（3）順治初《明史》已正式纂修 徐樹丕《識小錄》卷四《陳之遴修史詩》，見《涵芬樓秘笈》第一集：“之遴率先投順，盡變本來面目，丙戌（順治三年，1646）夏秋間北上&hellip&hellip之遴入京，即入翰林。
其《玉芝宮修史詩》，揚揚新朝顯職，竟無一字有黍離之感，而抹殺神宗，至比之周之烈、顯（烈王、顯王），漢之成、哀（成帝、哀帝），何無禮也。
丙申（順治十三年，1656）四月有沈陽之竄，旋營謀召還為旗下人&hellip&hellip”詩題曰：“初入國史院修史院故玉芝宮也所編皆萬曆事。
”“桂殿諸儒集，芝房故冊開。
曆終陽極數（亡國），簡出劫餘灰（資料）。
得失存殷鑒（修史），編摩用楚材（舊人執筆）。
紀年規古典，體要自宸裁（體例。
此宸裁指攝政王多爾衮）。
中葉神宗後，枯毫史席陪（修神宗後史，自己參加）。
東周當烈顯，西漢自成、哀（評價神宗以後。
此下還有十六句，亦評價及建玉芝宮。
略）。
&hellip&hellip舊錄傷金匮，新書愧玉杯。
校仍吹火照，入每戴星催（辛苦）。
迩事聞多異，微文義或該（困難）。
禮徵無杞宋，星聚有鄒枚（讨論）。
凍硯呵春霰，孤心對苑梅（點時）。
慎旃狐史筆，上帝日昭回（自飾）。
” 《明史稿傳》九二《張居正傳》：“給事禦史新進者，益務攻居正，并及其黨”（24頁上）。
《明史》不同。
《明史稿·張居正傳》載崇祯十三年李暄等議張居正子張敬修之孫張同敞請複蔭事疏，文多于《明史》。
“功在社稷，未可誣也。
惟是專尚刻核，昧寵利居官之戒，殃及身後，覆宗隕嗣，有是餘者。
然統論一生功罪，不可謂非國家任事之臣，日久論定，人益追思&hellip&hellip”（25頁上）除加點十二字外，《明史》均無之（24頁上，《史》）。
（4）《明史》明言有傳而實無傳的人 《明史·王洽傳》說“詳見《（王）象乾（張）宗衡傳》（8頁下），而《明史》并無《王象乾傳》（《史稿》有之，王士禛《池北偶談》說到史館定稿始末），亦無《張宗衡傳》。
卷二九一《忠義張振秀傳》亦言“（張）宗衡自有傳。
”（22頁下）孟森以為或由于王象乾賄結西虜，欲坐制建州之故。
（見《清朝前紀》190頁） （5）待問 《明史》三一六，15頁下凡思、石、偏、鎮等處 州阡橋遠 府府衛衛 未決者三一五卷，1頁，安南與南安問題，南安見三一六卷，23頁上一行，在廣西。
李精白見《明史》三〇五《宦官·魏忠賢傳》26頁上。
山東巡撫報告山東産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票旨雲：“儆臣修德，故仁獸至。
”天啟七年。
康熙四年（1665）十月己巳，“禦史顧如華奏：&hellip&hellip查《明史》舊有刊本，尚非欽定之為&hellip&hellip”（11頁下） 案：此《明史》是誰編的？何以向來不見？均待詳考。
（6）迳改待問 《明史》卷三一二：“黔撫拟張仲武以擅兵劫掠罪亦應斬（18頁上）。
《史稿傳》一八六同（16頁上）。
張仲武隻此一見，上下文均作張神武。
案：《明史》二一七《童仲揆傳附張神武傳》亦有以奢世統奢世續奪印事論死的記載，此“仲武”應為“神武”之誤。
迳改。
待問。
《明史》三一一：“而敕巡撫張瓒調漢土官兵五萬&hellip&hellip”（31頁上）《史稿傳》185同。
此事系于弘治十三年下，按弘治十三年四川巡撫前為鐘蕃，後為劉纓，見《孝宗實錄》卷一六二，張瓒在成化十七年已死，見《憲宗實錄》卷二一八，不可能在弘治十三年還有統兵事的。
張瓒統兵五萬進兵松疊是成化十三年的事，見《憲宗實錄》卷一七七。
此處顯是錯簡。
未改，待問。
《明史》二九二（19頁）：“荥漢西興”，應系荥陽、漢陰、西鄉、興安（今安康）毗鄰四縣，在鄖房西北。
《明史》三〇三《列女傳》：高荊娲，傳首隻著名，不冠姓，傳目亦隻稱荊娲。
不合。
未改。
《明史》三〇四《劉瑾傳》（27頁1行）：“以焦芳惡華故也”，“華”上補“馮”字，作“以焦芳惡馮華故也”。
已照改。
但從文義看，不如删去“惡華”二字，亦不必補“馮”字，迳作“以焦芳故也”。
更好。
喬萊《倪檢讨燦墓志銘》（見《碑傳集》卷四十五，16）：“自《明史》開局以來，此五十人者，或曆高位解史職，或休沐，或放廢遁跡田裡，而李侍講石台（□□）、施侍讀愚山（閏章）、陳檢讨其年（維崧）、吳檢讨志伊（任臣）輩，又相繼下世，其直史館司筆削者，已落落如晨星矣。
或又分纂實錄、寶訓、方略、會典、典訓、一統志諸書，多不能專力《明史》，獨公力專志堅，叙次工，綱羅博，雖去而複來，而編摹考據益勤，前後若一，監修總裁諸公鹹倚重焉。
丙寅（康熙二十五年，1686），學士張公敦複掌院事，數薦公直講筵，館閣代言之文多屬公，公又兼修《會典》，且奉敕點次《通鑒綱目》、十七史諸書，其于《明史》亦漸不能專矣，而編輯不少衰。
吳檢讨（任臣）編《五行志》未竟，公續成之。
又餘等所編《崇祯長編》，公博采遺聞，增其阙略，其勤如此。
”（16&mdash17頁） 沈彤《征仕郎翰林院檢讨潘先生耒行狀》（見《碑傳集》卷四十五8&mdash9頁）：“令撰《食貨志》而兼訂他紀傳，自洪武及宣德五朝，具有成稿。
”（9頁上） 全祖望《顧先生炎武神道表》（錄自《碑傳集》卷一百三十，1&mdash4頁）：“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為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
”（3頁上） 案：全祖望此說有誤。
熊初為大學士在康熙十四年（1675），十五年（1676）以誤票免官，其時《明史》尚未修。
熊監修《明史》在三十三年（1694），其時顧炎武早已逝世（在二十年，1651）。
1972．8．20 朱彜尊《翰林院侍讀喬君萊墓表》（見《碑傳集》卷四十五，3&mdash5頁）：“（明）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内&hellip&hellip”（3頁下） “念崇祯朝乏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長編，以資讨論。
”（3頁下） 韓菼《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徐公乾學行狀》（見《碑傳集》卷二十，19&mdash29頁）：“《明史稿》中議大禮三案，東林、理學諸源流，皆公之特筆，足為實錄。
”（26頁） 韓菼《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徐公元文行狀》（錄自《碑傳集》卷十二，23&mdash26頁）：“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二月，召監修《明史》&hellip&hellip九月，赴阙自陳，且辭新命，不允。
疏請購遺書，征遺獻，舉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等，部議不許，上特從公言召之。
清、宗羲、溶以老不至，各上所著書。
”（26頁上） “遂镌三級。
公将歸，而明年甲子（二十三年，1684）二月，有旨留公專領監修《明史》。
名史局置已五年，而書未成。
公既不與政，專意史事，考據國史，參用諸家之說，年經月緯，手自編輯。
客有熟于前朝典故者，公奉書币，延緻賓館，遇有疑誤，辄通懷商榷，常至夜分。
積年，成紀、傳十之六七。
尋繕呈紀七卷，傳十五卷&hellip&hellip二十五年（1686，丙寅）&hellip&hellip镌四級，仍留修史&hellip&hellip二十七年（1688，戊辰）&hellip&hellip七月，複起公左都禦史。
”（31&mdash32頁上） “所著&hellip&hellip《明史稿》及雜文若幹卷。
”（35頁下） 徐元文死于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三十二年（1693癸酉）十二月葬，此文應作于其時。
案：張玉書撰《徐元文神道碑》（見《碑傳集》十二，36頁）有“故事，監修官不與編纂，公以置史局五年，書尚未就，乃取各儒臣所著紀、傳，手自排纂，通懷商榷，丹黃常至夜分”。
（40頁上） 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錄自《碑傳集》卷一三一，5&mdash6頁）：“康熙戊午（十七年，1678），诏征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
明年（十八年己未，1679），開局修《明史》，昆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征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
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
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頁，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頁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