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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内博士的《論語之研究》
我在本書七十八頁[1]以下，按自己的叙述方式引用過武内博士的演講，而後在武内博士的《論語之研究》公開出版之後，得以拜讀，方才明白自己的理解有不足之處。
在這本書再版之際，本應針對這些地方重新撰寫。
不過，讀了《論語之研究》的序文，才知道我的這份有所不足的介紹和議論，竟然多少對博士出版此書起到了一些促進作用，這倒真是收到了一份不曾想見的效果。
考慮到這一點，上述部分暫且就這樣原封不動吧，我的訂正内容還是另附于卷末比較好。
在這裡，我選取出我在《論語之研究》一書出版時寫給世人的一篇推薦文章，附加于此，也起到一種訂正的效果。
昭和二十三（1948）年一月 昭和三（1938）年底，在京都召開的中國學會大會上，武内博士就《論語》的原典批判，作了一次極為出色的演講。
我感覺到，當時所受到的觸動，會始終像一種新鮮的刺激，引起我對《論語》的興趣。
但凡有餘暇，我就想要繼續跟進博士的研究，這一念頭在之後從未斷過。
但遺憾的是，我之後一門心思在自己的領域裡鑽研，不再有餘力繼續跟進博士的研究。
所以，我就這樣漠然地，以為博士的演講内容肯定已經發表于專門的學術雜志上了。
幾年之後，在答複一位年輕的倫理學學者的問題時，我推薦他讀讀這篇論文。
這個男生很快地将文章找了出來，并報告說自己讀過了。
但他隻是說自己歎服于其精密的考證工作，并沒有展現出那種我所預期的反應。
我雖然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但并未注意到自己的錯誤，隻是在心裡暗自嗟歎不已。
同樣的經曆，之後又重複了兩次、三次。
但直到最近，我才終于意識到自己的錯誤&mdash&mdash武内博士的那一場演講并未發表。
這樣一來，凡是受我推薦而去找文章來讀的人，恐怕都是讀了博士的《漢石經論語殘字考》。
我終于才明白當時自己何以和那位年輕的學者在問答上有不合拍的地方。
現如今刊行的這部《論語之研究》，是在當初的那場演講中所呈現出來的思考之上，更進一步精密論證後才得來的産物。
我自己在拜讀之後，唯有感謝和滿足。
在這本書成形以前，我就已經勸人讀這本書了，因此，如今面對這本書，自然禁不住有一個念頭，想要在世人面前廣泛地宣傳此書的長處。
不過，這本書是一本純粹的學問之書。
倘若不是熱愛學問之人，沒有必要接近這本書。
但與此同時，凡是在學問上對《論語》抱有關心之人，則不得不讀一讀這本書。
這本書對《論語》研究而言，是一本劃時代的作品，将來的研究也必将以此為出發點。
本書在序論部分，大體概述了《論語》原典研究的曆史。
著者首先從現存四五百種以上的《論語》文獻中，列舉了具有代表性的何晏《論語集解》和朱熹《論語集注》，對此詳加檢讨。
著者尤其想要讓讀者注意的是，在何晏《論語集解》的序當中，有許多地方能提供關于《論語》原文的線索。
在這當中，著者對《魯論語》《齊論語》《古文論語》，以及與之相關的張禹、包鹹、孔安國、馬融、鄭玄、王肅等學者，均予以了詳盡的考察。
接下來，著者考究何晏《論語集解》的注疏，從皇侃、邢昺開始，一直追蹤到清代的考證學者劉寶楠、潘維城。
朱子的《論語集注》則與前者不同，注重理論上的解釋，步入清代，雖然受到了考證學的影響，但依然獨成一派。
不過在著者看來，這一派并不值得過分關注。
在對《論語》文本的研究史上，并不次于以上兩種流派者，據著者看來，當屬伊藤仁齋[2]和山井昆侖[3]，兩人均提出了一些&ldquo中國曆史上還未曾有過的、獨屬于日本學者的對《論語》的見解&rdquo。
這裡就不僅僅隻是嚴密地，從學問角度對文本進行校勘，更進一步，步入了對《論語》原典進行高等批判的程度。
校勘學已經為清代的考證學者充分吸收，但是對原典進行自由的批判，則在中國尚未充分展開。
武内博士将這一始于日本學者的道路向前大大地推進了。
這一道路，在我們看來也正好是原典批判的正道。
自19世紀以來，對古希臘的古典、新舊約《聖經》、印度的古典，相關原典批判均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這一工作，和日本先儒所做的工作，大體出自同一種方法。
在這樣的序論之後，著者的第一章主要讨論了《論語》的文本校勘。
這一工作實際上在著者的其他論文（該書附錄中所收的兩篇論文即屬此類）中論述得更為詳細，對我們這樣的局外人而言，這一章能夠直呈要領，實在是非常難得。
在
在這本書再版之際，本應針對這些地方重新撰寫。
不過，讀了《論語之研究》的序文，才知道我的這份有所不足的介紹和議論，竟然多少對博士出版此書起到了一些促進作用，這倒真是收到了一份不曾想見的效果。
考慮到這一點，上述部分暫且就這樣原封不動吧，我的訂正内容還是另附于卷末比較好。
在這裡，我選取出我在《論語之研究》一書出版時寫給世人的一篇推薦文章，附加于此，也起到一種訂正的效果。
昭和二十三（1948）年一月 昭和三（1938）年底，在京都召開的中國學會大會上，武内博士就《論語》的原典批判，作了一次極為出色的演講。
我感覺到，當時所受到的觸動，會始終像一種新鮮的刺激，引起我對《論語》的興趣。
但凡有餘暇，我就想要繼續跟進博士的研究，這一念頭在之後從未斷過。
但遺憾的是，我之後一門心思在自己的領域裡鑽研，不再有餘力繼續跟進博士的研究。
所以，我就這樣漠然地，以為博士的演講内容肯定已經發表于專門的學術雜志上了。
幾年之後，在答複一位年輕的倫理學學者的問題時，我推薦他讀讀這篇論文。
這個男生很快地将文章找了出來，并報告說自己讀過了。
但他隻是說自己歎服于其精密的考證工作，并沒有展現出那種我所預期的反應。
我雖然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但并未注意到自己的錯誤，隻是在心裡暗自嗟歎不已。
同樣的經曆，之後又重複了兩次、三次。
但直到最近，我才終于意識到自己的錯誤&mdash&mdash武内博士的那一場演講并未發表。
這樣一來，凡是受我推薦而去找文章來讀的人，恐怕都是讀了博士的《漢石經論語殘字考》。
我終于才明白當時自己何以和那位年輕的學者在問答上有不合拍的地方。
現如今刊行的這部《論語之研究》，是在當初的那場演講中所呈現出來的思考之上，更進一步精密論證後才得來的産物。
我自己在拜讀之後，唯有感謝和滿足。
在這本書成形以前，我就已經勸人讀這本書了，因此，如今面對這本書，自然禁不住有一個念頭，想要在世人面前廣泛地宣傳此書的長處。
不過，這本書是一本純粹的學問之書。
倘若不是熱愛學問之人，沒有必要接近這本書。
但與此同時，凡是在學問上對《論語》抱有關心之人，則不得不讀一讀這本書。
這本書對《論語》研究而言，是一本劃時代的作品，将來的研究也必将以此為出發點。
本書在序論部分，大體概述了《論語》原典研究的曆史。
著者首先從現存四五百種以上的《論語》文獻中，列舉了具有代表性的何晏《論語集解》和朱熹《論語集注》，對此詳加檢讨。
著者尤其想要讓讀者注意的是，在何晏《論語集解》的序當中，有許多地方能提供關于《論語》原文的線索。
在這當中，著者對《魯論語》《齊論語》《古文論語》，以及與之相關的張禹、包鹹、孔安國、馬融、鄭玄、王肅等學者，均予以了詳盡的考察。
接下來，著者考究何晏《論語集解》的注疏，從皇侃、邢昺開始，一直追蹤到清代的考證學者劉寶楠、潘維城。
朱子的《論語集注》則與前者不同，注重理論上的解釋，步入清代，雖然受到了考證學的影響，但依然獨成一派。
不過在著者看來，這一派并不值得過分關注。
在對《論語》文本的研究史上，并不次于以上兩種流派者，據著者看來，當屬伊藤仁齋[2]和山井昆侖[3]，兩人均提出了一些&ldquo中國曆史上還未曾有過的、獨屬于日本學者的對《論語》的見解&rdquo。
這裡就不僅僅隻是嚴密地，從學問角度對文本進行校勘，更進一步，步入了對《論語》原典進行高等批判的程度。
校勘學已經為清代的考證學者充分吸收，但是對原典進行自由的批判，則在中國尚未充分展開。
武内博士将這一始于日本學者的道路向前大大地推進了。
這一道路，在我們看來也正好是原典批判的正道。
自19世紀以來，對古希臘的古典、新舊約《聖經》、印度的古典，相關原典批判均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這一工作，和日本先儒所做的工作，大體出自同一種方法。
在這樣的序論之後，著者的第一章主要讨論了《論語》的文本校勘。
這一工作實際上在著者的其他論文（該書附錄中所收的兩篇論文即屬此類）中論述得更為詳細，對我們這樣的局外人而言，這一章能夠直呈要領，實在是非常難得。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