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語》原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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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态度，卻非常貼合孔子這個人。
在馬廄焚燒起來之後，問馬的情況的人，隻能是小人而已。
這一點幾乎像常識一樣，完全可以通用，但是也可以從中看出孔子的感化。
也即是說，即便是在最平凡的日常态度中，孔子也會展現出人性的要點所在。
在這一章裡列舉出來的其他諸例，也同樣能展現出孔子的心意。
對鄉黨之人，孔子的心意體現在： （十三）鄉人飲酒，杖者（老人）出，斯出矣。
（十四）鄉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階。
孔子在與鄉人一起飲酒之時，非常用心于對老人的尊重。
而當鄉人進行祭祀儀式的時候，則認真地表現出自己的共同感。
在這裡可以看出，對村落共同體，孔子有一種順從的态度。
孔子作為一名知識人，但卻并沒有一種同鄉人區别開來的距離感。
而對于朋友，孔子的心意則體現在： （二十二）朋友死，無所歸。
曰：&ldquo于我殡。
&rdquo 如果是庶人的話，&ldquo殡&rdquo是在死後第三天舉行。
雖非正式的葬禮，但是在喪葬儀式上沒有什麼區别。
這是為了朋友，才将這份工作接受下來。
也即是說，對朋友，和對自己家人，采取同樣的态度。
而對一般而言的不幸之事，孔子同樣有自己的心意，可見于： （二十五）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容）。
&hellip&hellip兇服者式之。
如果遇到了身着喪服之人，無論對方是孔子多麼親近的人，也一定改換面容表情。
喪服乃是為表現悲傷之情，而從社會意義上創造出來的風俗，孔子的态度則最直接地展現了這種風俗的意義所在。
同樣，也不是說因為孔子非同凡人，最早有這類的舉動，而是說，這些舉動最好地契合了人性的要點。
這和前面是一樣的。
《鄉黨篇》如上所示，主要叙述了孔子的行為舉止以及待人的心意，最後則以一個非常有意味的句子結束： （二十七）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曰：&ldquo山梁雌雉，時哉時哉！&rdquo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這是孔子同子路一道，往山上走的時候，見到雌性野雞的故事。
孔子走近的時候，這些野雞一度驚吓地飛了起來，四散一會兒之後，又降到了孔子周圍。
見到這一場景，孔子接連感歎：&ldquo時間真巧！時間真巧！&rdquo不過，子路也想去接近這些野雞的時候，野雞卻是一度要飛卻又沒飛，想飛卻又沒飛，終于到了第三次的時候，才飛了起來。
這裡說的是，即便是鳥，也隻親近于孔子。
也即是說，孔子的&ldquo仁&rdquo甚至可以和鳥相通。
這樣的描寫放到了《鄉黨篇》的最後，甚至讓人心生對編者的幾分欽佩。
孔子的學徒們，在最初想要傳達出孔子的面貌時，描繪出來的樣子便如上所示。
這當中并未描繪任何異常的事件，或者說非凡的能力。
在思考孔子的時候，這是特别需要值得留意的地方。
如果将《學而》《鄉黨》兩篇視為齊魯二篇，且是《論語》中最古老的一部分，那麼，與河間七篇相當的諸篇，也應當同樣屬于其中極為古老的那部分吧。
剛剛前面談到，《學而篇》是向孔子學徒們揭示學園的綱領，而非為了叙述孔子的思想。
然而，這個學園本身就是以孔子的人格及思想為核心而産生的，因此，不能不注意到的是，從一開始，在學徒之間有一種要求，想要對孔子有更詳細的了解。
毫無疑問，孔子的弟子及徒孫輩的弟子，也會應對這一要求，在盡自己所知的範圍内，做出解答。
這樣來看，《學而》《鄉黨》這樣的篇章在編纂時，學徒之間對孔子的言行就有如此詳細的了解，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學而篇》基于其編纂主旨，隻是選取了與學問精神、人倫大綱相關的孔子之語，以極為簡略的方式采錄了一部分而已。
而想要傳遞孔子是什麼樣的一個人這一主旨的《鄉黨篇》，則幾乎不怎麼觸及孔子與弟子之間的問答，以及孔子本人的思想，隻是将孔子作為一個仁者的面貌講出來了而已。
自從對孔子的言行有記錄以來，如此簡略的文字顯然不能滿足上述要求，也即是傳達出孔子的思想與為人。
因此，就會産生一種需求，将孔子弟子及徒孫輩所講述的各類孔子言行都記錄下來，這恐怕就是河間七篇出現的緣由吧。
這樣來看，河間七篇中所記下來的材料，絕不比齊魯二篇為晚，但河間七篇本身的編纂恐怕卻比齊魯二篇晚一些。
也即是說，就一段一段的孔子之語而言，這些部分和齊魯二篇屬于同一個時段，但是就河間七篇本身而言，則屬于一個新的時段。
如上所述，河間七篇與《學而篇》有所不同，其主要任務是為了傳達孔子的言行。
在這一點上，河間七篇和《鄉黨篇》的動機基本一緻，然而，《鄉黨篇》并不旨在傳達孔子的思想，與之相對，這幾篇則旨在傳達孔子的思想。
因此，在《學而篇》中能夠見到的孔門弟子之語，到河間七篇中就被統統排除在外，隻留下了孔子本人之語，《鄉黨篇》的體裁正是由此發展而來。
當然，孔門弟子之語，也會作為一種講述孔子、傳達孔子意思的輔助角色出現。
然而，像《學而篇》裡面出現的那種，展現弟子本人思想的弟子之語，遍覽《為政》《八佾》《裡仁》《公冶長》《雍也》《述而》《子罕》七篇，除了一處例外，全然尋不見蹤迹。
這個唯一的例外，在《裡仁篇》的末尾： （二十六）子遊曰：&ldquo事君數（責），斯（則）辱矣；（交）朋友數，斯疏矣。
&rdquo 不過，這句話，也是作為反駁它前面的孔子之語&ldquo德不孤，必有鄰&rdquo的形式而出現的，其中好像有什麼緣由。
但是，也僅僅隻有這一處例外而已，據此可以看出，河間七篇乃是集中于孔子一人身上。
穿插在《學而》與《鄉黨》兩篇之間的八篇，之所以可以排除掉《泰伯篇》，原因也在這裡。
《泰伯篇》中，曾子之語占了五章[10]，還有一個不知道是誰的議論之語。
後面我們還會談到河間七篇的構思，即便從這一點而言，《泰伯篇》也是獨立的存在。
另外，這一篇中，孔子采用了堯舜禹故事的話，也非常顯眼[11]，因為在其他七篇中全然未曾談及這一問題。
此外，通觀《為政》《八佾》《裡仁》《公冶長》《雍也》《述而》《子罕》七篇：《八佾篇》是以&ldquo禮&rdquo為主題的問答合集；《裡仁篇》則收錄孔子有關&ldquo仁&rdquo與&ldquo君子的話語&rdquo；《公冶長》《雍也》兩篇是弟子及其他人物的月旦評；《述而》《子罕》兩篇是孔子自身的述懷，以及弟子所談孔子的禀性，抑或是與《鄉黨》比較類似的孔子生活描寫，總之是集結了與孔子相關的傳記性資料。
也即是說，孔子的思想、孔子與弟子的關系、孔子的體驗和處世，這三個主題，分别占據了兩篇。
與之相對，僅有最初的《為政篇》這一篇，很難講有什麼特别的主題。
與&ldquo孝&rdquo相關的問答一連有四章，這一點非常顯眼，因此取這一點來講固然也還可以，但這一篇中和孝沒有太大關系的問題也有很多。
不過，如果仔細觀察的話，就會發現，這一篇是将前面的三個主題，化作一件件的事，融合了進來。
換言之，《為政篇》是六篇的總論，全面綜合了孔子的傳記、孔子與弟子的關系、孔子的思想，摘錄了孔子的話。
這樣來看的話，河間七篇所帶有的整體構思，就一目了然了。
《為政篇》第一章就講政治應當有德，次章則道破了詩的本質在于&ldquo思無邪&rdquo，第三章則講教化當德禮并用，而非政刑并用。
這三章都是直擊事理核心的名言，今天已經成為高度通用的智慧。
不過，緊随其後，則非常突然地展示了孔子的一生： （四）子曰：&ldquo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rdquo 如果這真的是孔子自己的原話，那顯然就是孔子的自傳了。
即便是孔子，也并非從幼年時期開始就愛好學習，而是到十五歲的時候才醒悟了求學之志。
此外，他也并非在青年時代就事業有成，而是到了三十歲才剛剛有所立。
即便步入人世，也并非什麼困惑都沒有，而是到了四十歲的時候，才終于堅定地看到了自己的道。
不過，在實現這一道的過程中，也并非什麼焦慮都沒有，到了五十歲的時候終于知道了天命，心緒穩定了下來。
即便自己的心緒穩定了，但對世人的言行也并非沒有非難、否定的想法，終于到了六十歲的時候才有了對他人寬容的心态。
不過，即便對他人能有寬容的心境，也并非對自己的每一次言行都感到認同，還是有不少遺憾和後悔的地方，要到七十歲的時候才能沒有這種遺憾和後悔。
孔子辭世，被認為是在七十二歲，抑或七十四歲之時，上述述懷之語當是距離其辭世之日不遠的時候講出來的。
孔子回顧自己的一生，唯對自己晚年的兩三年感到自許。
随着時間的推移，孔子的這一自傳描述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人生曆程，後人廣有共鳴。
人們也普遍認為，一生應當有這樣一個志學之年、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天命之年、耳順之年等等。
當然，不同的人，也會出現不同的情況。
步入而立之年但什麼都沒立得起來，步入不惑之年卻困惑重重，步入知天命之年卻始終焦躁不安，步入耳順之年卻會以一己之意與他人發生沖突，這些情況都可能會發生吧。
不過，雖然什麼都還沒立得起來，他卻畢竟步入而立之年了；雖然始終困惑重重，他卻畢竟步入不惑之年了。
因此，這種一事無成，或者不能從困惑中解脫出來，會被視為一種未能完成當為之事的欠缺，從而遭到非難。
青年人陷入困惑，可以得到寬容，但步入不惑之年的人還沉溺在困惑之中，則會颠覆人們對此人的信任。
壯年期的焦躁可以得到同情，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人還會焦躁，人們對他的尊敬就會消失。
這樣看來，上述的階段，作為常人的一生，可以視為是一種務必要踏上的階段曆程。
唯有&ldquo從心所欲，不逾矩&rdquo這一階段，不适用于常人。
這種不适用，可以說是最富有意味的一點。
除去這個最後的階段，孔子自述自己的生活曆程，竟然适用于所有人的人生階段，從這一點上來講，不正是意味着彰顯了孔子作為人類教師的意義嗎？ 這一章并無一種要将孔子聖人化的痕迹，據此可以推測，這應當千真萬确是孔子自己所說的話。
然而，這一章中卻又确實有一種想要将孔子聖人化的努力傾向。
孔子所說的&ldquo知天命&rdquo并不是指知道了自己所能做的事的限度這樣一種非常淺顯的意思。
孔子自覺有一種從天降下的使命，那就是複興先王之道。
自那以後，孔子都是作為一個先王之道的使徒而活動着的。
一些著名弟子開始追随他，跟諸國的為政者來來回回講道，也是在這以後。
&ldquo知天命&rdquo一語，在孔子的生涯中蘊藏着非常深的意義，這意味着這些人的主張所在。
然而，這是一種基于從其他材料所知的孔子生平傳記而作出的解釋，&ldquo五十而知天命&rdquo這一句話，本身當然未必隻能有這樣一種解釋。
但如果按我們的解釋，知天命的意義，在五十歲左右的孔子的生活中，有着最充分的顯現。
據其傳記來看，孔子五十歲的時候甚至想要侍奉公山不狃，五十一歲到五十六歲這一段時間則侍奉魯定公，做了一名官吏。
孔子在自己的生涯中介入現實政治，也就是這段五十來歲的時間。
這一點能否證明，孔子有了上述的一種使命的自覺感呢？之前論者所談的諸點，例如向諸國為政者講道、培養有能力的弟子等等，應當說都是孔子六十耳順時候的事情（五十七至七十歲），跟五十而知天命的時候不算太近。
這樣來看的話，所謂&ldquo五十而知天命&rdquo，用這種方法加以解讀，恐怕也絕非無稽之談。
孔子能夠脫離出四十來歲時的理想主義下的焦躁感，到了五十歲的時候，介入了勢必要有所妥協的現實政治之中。
這種體驗，才讓孔子做好了進入耳順心境的準備。
就這樣依循字面意思，作這種樸素的解讀，有什麼障礙嗎？如前所述，對于那些想要将孔子偉大化，想要證明孔子的自傳乃是一種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人生曆程的事實的人而言，這樣遠遠不能将孔子的偉大性發揮出來。
此外，《為政篇》是在讨論了政治、詩和教化的本質之後，就進入了上述的孔子自傳，再之後則是一連四章關于&ldquo孝&rdquo這一問題的問答[12]。
這些問答既是對&ldquo孝&rdquo的意義進行了進一步明确，也對孔子的說話方式進行了進一步明确。
雖然同是論述&ldquo孝&rdquo，但是孔子在答複無禮之人時，就說應當以禮侍奉父母；在答複父母病弱之人時，就回答說要憂慮父母的疾病；在答複無敬之人時，就說應當敬事父母；在答複沒有好臉色的人時，就教導說和顔悅色乃是第一要義。
緊接着是孔子的自傳，這裡應當被視為對孔子作為一個教師的面貌的描寫。
之後則是對孔子最喜愛的弟子顔回的評價[13]。
顔回這個人，即便跟他講了一天的話，也沒什麼反駁，像是一個傻子。
但是顔回在私底下卻笃定地踐行着道，絕非一個傻子。
緊接着這章對弟子的評價而來的，則是五個關于人格問題及君子問題的章節。
一個人的行為與态度會直接顯現出這個人的人格，無從隐匿[14]。
此外，能夠為人師者，既不能一味尚古，也不能一味趨新，必須兩者兼有[15]。
能被人敬為君子之人，不能僅僅隻是具備某一方面的才能而已[16]。
徒有其表，則看上去極為愚蠢。
另外，相較于口頭上的表演，更要看行為上的表現[17]。
雖然要與人為善，但不刻意勾結他人[18]。
這樣的人才是君子。
緊随着人格問題而來的是學問的問題，這一部分有四章。
僅僅從他人那裡學習，但自己毫不思索的人，很難有什麼頓悟；而一味地自我思索，卻從不向他人學習，則非常危險[19]。
如果遇到了和自己截然相反的主張，僅僅隻是攻擊對方，對于自己學問的進步沒有任何益處。
應當以此為契機，對自己進行反省，這樣，即便是異說，也會有益于自己[20]。
真正的知，就在于&ldquo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rdquo[21]。
而正确的認識之道，就在于&ldquo多聞阙疑&hellip
在馬廄焚燒起來之後，問馬的情況的人，隻能是小人而已。
這一點幾乎像常識一樣，完全可以通用，但是也可以從中看出孔子的感化。
也即是說，即便是在最平凡的日常态度中，孔子也會展現出人性的要點所在。
在這一章裡列舉出來的其他諸例，也同樣能展現出孔子的心意。
對鄉黨之人，孔子的心意體現在： （十三）鄉人飲酒，杖者（老人）出，斯出矣。
（十四）鄉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階。
孔子在與鄉人一起飲酒之時，非常用心于對老人的尊重。
而當鄉人進行祭祀儀式的時候，則認真地表現出自己的共同感。
在這裡可以看出，對村落共同體，孔子有一種順從的态度。
孔子作為一名知識人，但卻并沒有一種同鄉人區别開來的距離感。
而對于朋友，孔子的心意則體現在： （二十二）朋友死，無所歸。
曰：&ldquo于我殡。
&rdquo 如果是庶人的話，&ldquo殡&rdquo是在死後第三天舉行。
雖非正式的葬禮，但是在喪葬儀式上沒有什麼區别。
這是為了朋友，才将這份工作接受下來。
也即是說，對朋友，和對自己家人，采取同樣的态度。
而對一般而言的不幸之事，孔子同樣有自己的心意，可見于： （二十五）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容）。
&hellip&hellip兇服者式之。
如果遇到了身着喪服之人，無論對方是孔子多麼親近的人，也一定改換面容表情。
喪服乃是為表現悲傷之情，而從社會意義上創造出來的風俗，孔子的态度則最直接地展現了這種風俗的意義所在。
同樣，也不是說因為孔子非同凡人，最早有這類的舉動，而是說，這些舉動最好地契合了人性的要點。
這和前面是一樣的。
《鄉黨篇》如上所示，主要叙述了孔子的行為舉止以及待人的心意，最後則以一個非常有意味的句子結束： （二十七）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曰：&ldquo山梁雌雉，時哉時哉！&rdquo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這是孔子同子路一道，往山上走的時候，見到雌性野雞的故事。
孔子走近的時候，這些野雞一度驚吓地飛了起來，四散一會兒之後，又降到了孔子周圍。
見到這一場景，孔子接連感歎：&ldquo時間真巧！時間真巧！&rdquo不過，子路也想去接近這些野雞的時候，野雞卻是一度要飛卻又沒飛，想飛卻又沒飛，終于到了第三次的時候，才飛了起來。
這裡說的是，即便是鳥，也隻親近于孔子。
也即是說，孔子的&ldquo仁&rdquo甚至可以和鳥相通。
這樣的描寫放到了《鄉黨篇》的最後，甚至讓人心生對編者的幾分欽佩。
孔子的學徒們，在最初想要傳達出孔子的面貌時，描繪出來的樣子便如上所示。
這當中并未描繪任何異常的事件，或者說非凡的能力。
在思考孔子的時候，這是特别需要值得留意的地方。
如果将《學而》《鄉黨》兩篇視為齊魯二篇，且是《論語》中最古老的一部分，那麼，與河間七篇相當的諸篇，也應當同樣屬于其中極為古老的那部分吧。
剛剛前面談到，《學而篇》是向孔子學徒們揭示學園的綱領，而非為了叙述孔子的思想。
然而，這個學園本身就是以孔子的人格及思想為核心而産生的，因此，不能不注意到的是，從一開始，在學徒之間有一種要求，想要對孔子有更詳細的了解。
毫無疑問，孔子的弟子及徒孫輩的弟子，也會應對這一要求，在盡自己所知的範圍内，做出解答。
這樣來看，《學而》《鄉黨》這樣的篇章在編纂時，學徒之間對孔子的言行就有如此詳細的了解，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學而篇》基于其編纂主旨，隻是選取了與學問精神、人倫大綱相關的孔子之語，以極為簡略的方式采錄了一部分而已。
而想要傳遞孔子是什麼樣的一個人這一主旨的《鄉黨篇》，則幾乎不怎麼觸及孔子與弟子之間的問答，以及孔子本人的思想，隻是将孔子作為一個仁者的面貌講出來了而已。
自從對孔子的言行有記錄以來，如此簡略的文字顯然不能滿足上述要求，也即是傳達出孔子的思想與為人。
因此，就會産生一種需求，将孔子弟子及徒孫輩所講述的各類孔子言行都記錄下來，這恐怕就是河間七篇出現的緣由吧。
這樣來看，河間七篇中所記下來的材料，絕不比齊魯二篇為晚，但河間七篇本身的編纂恐怕卻比齊魯二篇晚一些。
也即是說，就一段一段的孔子之語而言，這些部分和齊魯二篇屬于同一個時段，但是就河間七篇本身而言，則屬于一個新的時段。
如上所述，河間七篇與《學而篇》有所不同，其主要任務是為了傳達孔子的言行。
在這一點上，河間七篇和《鄉黨篇》的動機基本一緻，然而，《鄉黨篇》并不旨在傳達孔子的思想，與之相對，這幾篇則旨在傳達孔子的思想。
因此，在《學而篇》中能夠見到的孔門弟子之語，到河間七篇中就被統統排除在外，隻留下了孔子本人之語，《鄉黨篇》的體裁正是由此發展而來。
當然，孔門弟子之語，也會作為一種講述孔子、傳達孔子意思的輔助角色出現。
然而，像《學而篇》裡面出現的那種，展現弟子本人思想的弟子之語，遍覽《為政》《八佾》《裡仁》《公冶長》《雍也》《述而》《子罕》七篇，除了一處例外，全然尋不見蹤迹。
這個唯一的例外，在《裡仁篇》的末尾： （二十六）子遊曰：&ldquo事君數（責），斯（則）辱矣；（交）朋友數，斯疏矣。
&rdquo 不過，這句話，也是作為反駁它前面的孔子之語&ldquo德不孤，必有鄰&rdquo的形式而出現的，其中好像有什麼緣由。
但是，也僅僅隻有這一處例外而已，據此可以看出，河間七篇乃是集中于孔子一人身上。
穿插在《學而》與《鄉黨》兩篇之間的八篇，之所以可以排除掉《泰伯篇》，原因也在這裡。
《泰伯篇》中，曾子之語占了五章[10]，還有一個不知道是誰的議論之語。
後面我們還會談到河間七篇的構思，即便從這一點而言，《泰伯篇》也是獨立的存在。
另外，這一篇中，孔子采用了堯舜禹故事的話，也非常顯眼[11]，因為在其他七篇中全然未曾談及這一問題。
此外，通觀《為政》《八佾》《裡仁》《公冶長》《雍也》《述而》《子罕》七篇：《八佾篇》是以&ldquo禮&rdquo為主題的問答合集；《裡仁篇》則收錄孔子有關&ldquo仁&rdquo與&ldquo君子的話語&rdquo；《公冶長》《雍也》兩篇是弟子及其他人物的月旦評；《述而》《子罕》兩篇是孔子自身的述懷，以及弟子所談孔子的禀性，抑或是與《鄉黨》比較類似的孔子生活描寫，總之是集結了與孔子相關的傳記性資料。
也即是說，孔子的思想、孔子與弟子的關系、孔子的體驗和處世，這三個主題，分别占據了兩篇。
與之相對，僅有最初的《為政篇》這一篇，很難講有什麼特别的主題。
與&ldquo孝&rdquo相關的問答一連有四章，這一點非常顯眼，因此取這一點來講固然也還可以，但這一篇中和孝沒有太大關系的問題也有很多。
不過，如果仔細觀察的話，就會發現，這一篇是将前面的三個主題，化作一件件的事，融合了進來。
換言之，《為政篇》是六篇的總論，全面綜合了孔子的傳記、孔子與弟子的關系、孔子的思想，摘錄了孔子的話。
這樣來看的話，河間七篇所帶有的整體構思，就一目了然了。
《為政篇》第一章就講政治應當有德，次章則道破了詩的本質在于&ldquo思無邪&rdquo，第三章則講教化當德禮并用，而非政刑并用。
這三章都是直擊事理核心的名言，今天已經成為高度通用的智慧。
不過，緊随其後，則非常突然地展示了孔子的一生： （四）子曰：&ldquo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rdquo 如果這真的是孔子自己的原話，那顯然就是孔子的自傳了。
即便是孔子，也并非從幼年時期開始就愛好學習，而是到十五歲的時候才醒悟了求學之志。
此外，他也并非在青年時代就事業有成，而是到了三十歲才剛剛有所立。
即便步入人世，也并非什麼困惑都沒有，而是到了四十歲的時候，才終于堅定地看到了自己的道。
不過，在實現這一道的過程中，也并非什麼焦慮都沒有，到了五十歲的時候終于知道了天命，心緒穩定了下來。
即便自己的心緒穩定了，但對世人的言行也并非沒有非難、否定的想法，終于到了六十歲的時候才有了對他人寬容的心态。
不過，即便對他人能有寬容的心境，也并非對自己的每一次言行都感到認同，還是有不少遺憾和後悔的地方，要到七十歲的時候才能沒有這種遺憾和後悔。
孔子辭世，被認為是在七十二歲，抑或七十四歲之時，上述述懷之語當是距離其辭世之日不遠的時候講出來的。
孔子回顧自己的一生，唯對自己晚年的兩三年感到自許。
随着時間的推移，孔子的這一自傳描述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人生曆程，後人廣有共鳴。
人們也普遍認為，一生應當有這樣一個志學之年、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天命之年、耳順之年等等。
當然，不同的人，也會出現不同的情況。
步入而立之年但什麼都沒立得起來，步入不惑之年卻困惑重重，步入知天命之年卻始終焦躁不安，步入耳順之年卻會以一己之意與他人發生沖突，這些情況都可能會發生吧。
不過，雖然什麼都還沒立得起來，他卻畢竟步入而立之年了；雖然始終困惑重重，他卻畢竟步入不惑之年了。
因此，這種一事無成，或者不能從困惑中解脫出來，會被視為一種未能完成當為之事的欠缺，從而遭到非難。
青年人陷入困惑，可以得到寬容，但步入不惑之年的人還沉溺在困惑之中，則會颠覆人們對此人的信任。
壯年期的焦躁可以得到同情，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人還會焦躁，人們對他的尊敬就會消失。
這樣看來，上述的階段，作為常人的一生，可以視為是一種務必要踏上的階段曆程。
唯有&ldquo從心所欲，不逾矩&rdquo這一階段，不适用于常人。
這種不适用，可以說是最富有意味的一點。
除去這個最後的階段，孔子自述自己的生活曆程，竟然适用于所有人的人生階段，從這一點上來講，不正是意味着彰顯了孔子作為人類教師的意義嗎？ 這一章并無一種要将孔子聖人化的痕迹，據此可以推測，這應當千真萬确是孔子自己所說的話。
然而，這一章中卻又确實有一種想要将孔子聖人化的努力傾向。
孔子所說的&ldquo知天命&rdquo并不是指知道了自己所能做的事的限度這樣一種非常淺顯的意思。
孔子自覺有一種從天降下的使命，那就是複興先王之道。
自那以後，孔子都是作為一個先王之道的使徒而活動着的。
一些著名弟子開始追随他，跟諸國的為政者來來回回講道，也是在這以後。
&ldquo知天命&rdquo一語，在孔子的生涯中蘊藏着非常深的意義，這意味着這些人的主張所在。
然而，這是一種基于從其他材料所知的孔子生平傳記而作出的解釋，&ldquo五十而知天命&rdquo這一句話，本身當然未必隻能有這樣一種解釋。
但如果按我們的解釋，知天命的意義，在五十歲左右的孔子的生活中，有着最充分的顯現。
據其傳記來看，孔子五十歲的時候甚至想要侍奉公山不狃，五十一歲到五十六歲這一段時間則侍奉魯定公，做了一名官吏。
孔子在自己的生涯中介入現實政治，也就是這段五十來歲的時間。
這一點能否證明，孔子有了上述的一種使命的自覺感呢？之前論者所談的諸點，例如向諸國為政者講道、培養有能力的弟子等等，應當說都是孔子六十耳順時候的事情（五十七至七十歲），跟五十而知天命的時候不算太近。
這樣來看的話，所謂&ldquo五十而知天命&rdquo，用這種方法加以解讀，恐怕也絕非無稽之談。
孔子能夠脫離出四十來歲時的理想主義下的焦躁感，到了五十歲的時候，介入了勢必要有所妥協的現實政治之中。
這種體驗，才讓孔子做好了進入耳順心境的準備。
就這樣依循字面意思，作這種樸素的解讀，有什麼障礙嗎？如前所述，對于那些想要将孔子偉大化，想要證明孔子的自傳乃是一種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人生曆程的事實的人而言，這樣遠遠不能将孔子的偉大性發揮出來。
此外，《為政篇》是在讨論了政治、詩和教化的本質之後，就進入了上述的孔子自傳，再之後則是一連四章關于&ldquo孝&rdquo這一問題的問答[12]。
這些問答既是對&ldquo孝&rdquo的意義進行了進一步明确，也對孔子的說話方式進行了進一步明确。
雖然同是論述&ldquo孝&rdquo，但是孔子在答複無禮之人時，就說應當以禮侍奉父母；在答複父母病弱之人時，就回答說要憂慮父母的疾病；在答複無敬之人時，就說應當敬事父母；在答複沒有好臉色的人時，就教導說和顔悅色乃是第一要義。
緊接着是孔子的自傳，這裡應當被視為對孔子作為一個教師的面貌的描寫。
之後則是對孔子最喜愛的弟子顔回的評價[13]。
顔回這個人，即便跟他講了一天的話，也沒什麼反駁，像是一個傻子。
但是顔回在私底下卻笃定地踐行着道，絕非一個傻子。
緊接着這章對弟子的評價而來的，則是五個關于人格問題及君子問題的章節。
一個人的行為與态度會直接顯現出這個人的人格，無從隐匿[14]。
此外，能夠為人師者，既不能一味尚古，也不能一味趨新，必須兩者兼有[15]。
能被人敬為君子之人，不能僅僅隻是具備某一方面的才能而已[16]。
徒有其表，則看上去極為愚蠢。
另外，相較于口頭上的表演，更要看行為上的表現[17]。
雖然要與人為善，但不刻意勾結他人[18]。
這樣的人才是君子。
緊随着人格問題而來的是學問的問題，這一部分有四章。
僅僅從他人那裡學習，但自己毫不思索的人，很難有什麼頓悟；而一味地自我思索，卻從不向他人學習，則非常危險[19]。
如果遇到了和自己截然相反的主張，僅僅隻是攻擊對方，對于自己學問的進步沒有任何益處。
應當以此為契機，對自己進行反省，這樣，即便是異說，也會有益于自己[20]。
真正的知，就在于&ldquo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rdquo[21]。
而正确的認識之道，就在于&ldquo多聞阙疑&hell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