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類的教師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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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插入了一句&ldquo子貢色作&rdquo，将和這一場面完全沒有關系的&ldquo予一以貫之&rdquo問答放到了這個地方。
這個問答本來是專門針對子貢的。
子貢曾被孔子稱為&ldquo器&rdquo（《論語·公冶長·四》[10]），也因為有卓絕的辯才智慧，甚至被人認為&ldquo子貢賢于仲尼&rdquo（《論語·子張·二十三》[11]）。
&ldquo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rdquo，孔子的這一問題，乃是問子貢的，這一點意義頗深。
孔子想要向聰慧的子貢告誡的是，不要為學識所囚禁，學識并非最終之物，一種最後的、統一的、唯一的實踐原理才是最重要的。
這和君子亦窮的特定場面完全沒有任何關聯。
甚至可以說，孔子和子貢的對話隻有在一種安靜的、學究與問教的場面中才比較合适。
更不用說，&ldquo子貢色作&rdquo這樣一個句子，是完全沒有任何必要的。
借這個例子就能明白，《孔子世家》對《論語》材料的利用到了何種程度。
第九、第十條，子貢和冉有的故事也是一樣的。
子貢的外交故事，應當是基于子貢有極強的辯才這一點而衍生出來的。
而冉有告訴季康子，如欲招徕孔子，當驅逐小人這樣的故事，與《論語》中的這一章恐怕也脫不開幹系： 哀公問曰：&ldquo何為則民服？&rdquo孔子對曰：&ldquo舉直錯諸枉（之人），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rdquo（《論語·為政·十九》） 為什麼這麼講呢？因為《孔子世家》中，緊随季康子聘請孔子的故事之後，就有這樣的一節： 魯哀公問政，對曰：&ldquo政在選臣。
&rdquo季康子問政，曰：&ldquo&rdquo舉直錯諸枉（之人），則枉者直。
康子患盜，孔子曰：&ldquo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rdquo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全集》，一九六一） 在這個地方，司馬遷将《論語》中哀公同孔子的問答替換成季康子同孔子的問答。
作為一名傳記作者，司馬遷肯定非常熟悉《論語》的，何以要做這樣的調換呢？乃是為了寫活季康子驅逐小人以迎接孔子這一傳言罷了。
那麼，為何這一傳言如此重要呢？其實是為了說明，十四年間流浪他國的孔子，是因為什麼樣的緣由回歸了魯國。
這一說明，在《論語》中是找不到的。
然而，對于想要寫作孔子傳的記叙者而言，這個說明卻又非常重要。
因此，可以猜想的是，記叙者将《論語》當中涉及季康子以及季氏同孔子及其弟子關系的幾個部分，捏合成一個如上所述的孔子歸國故事。
《孔子世家》中，這一故事的最開始是孔子弟子冉有為了季氏，率師作戰，并且打了勝仗。
然而，從《論語》來看的話，冉有和季路（仲由）共同作季氏之臣，乃是在季氏伐颛臾之際（《論語·季氏·一》[12]）。
這裡的這個季氏究竟是誰呢？後面固然有說法認為這個季氏該是季康子，然而，《孔子世家》的記叙者似乎并未下如此确切的判斷。
司馬遷在行文中談到了一個孔子在流浪諸國以前，五十五六歲，侍奉魯定公時的季恒子，還有一個孔子晚年時候的季康子，兩者是分開的。
關于前者，孔子讓仲由擔任季氏之宰，加入讨伐費的事業之中。
關于後者，則是冉有為了季氏讨伐齊。
從《論語》來看，冉有、仲由兩人均為季氏之臣，像司馬遷文中所言，兩人各有分工，也不是完全講不通。
不過，這兩種說法很難裁定哪一種是正确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切的出發點是為了有一個孔子歸國的故事的話，那麼這一故事本身的真實性，也就基本可以推測出來了。
不過，《孔子世家》的記叙者将孔子能夠結束流浪生涯、進入晚年的安靜生活這一功績歸入季康子名下，對于這樣一種看法，實在是能引起人們的同感。
何以這麼說呢？因為《論語》中凡是記錄了季康子的地方，都湧現出了非常多精彩的問答。
如果要加以列舉的話，在&ldquo舉直錯諸枉&rdquo這一哀公的問答後面，還有： 季康子問：&ldquo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rdquo子曰：&ldquo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rdquo（《論語·為政·二十》） 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将哀公的問答和季康子的問答調換了一番，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兩人的對答在《為政篇》中是并列出現的。
此外，關于季康子還有一例非常著名的問答： 季康子問：&ldquo弟子孰為好學？&rdquo孔子對曰：&ldquo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rdquo（《論語·先進·七》） 《雍也篇》則将這一問答歸入魯哀公的名下，也即是： 哀公問：&ldquo弟子孰為好學？&rdquo孔子對曰：&ldquo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rdquo（《論語·雍也·三》） 後面我們還将談到，《雍也篇》較之《先進篇》更為古老。
據此，則将這一問答劃定在哀公名下的看法，更為古老。
不過，關于顔回的這樣一番洋溢着感情的問答，也被認為和季康子有一定關聯，可以證明，在孔門弟子看來，季康子是一個能夠理解孔子的人。
此外，同樣在《雍也篇》中，還有一則問答： 季康子問：&ldquo仲由可使從政也與？&rdquo子曰：&ldquo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rdquo曰：&ldquo賜也可使政也與？&rdquo曰：&ldquo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rdquo曰：&ldquo求也可使從政也與？&rdquo曰：&ldquo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rdquo（《論語·雍也·八》） 這一問答非常出名，因為涉及孔子對子路、子貢、冉求（冉有）的批評。
這一段能給人一種印象，孔子是打開天窗說了亮話，評判時沒有什麼遮掩。
除此之外，還有：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
孔子對曰：&ldquo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rdquo（《論語·顔淵·十七》）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ldquo如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何如？&rdquo孔子對曰：&ldquo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加）之風必偃。
&rdquo（《論語·顔淵·十九》） 孔子在這些地方沒有一絲嘲諷之意，均是非常親切地加以教導。
前面列舉過的&ldquo季康子患盜&rdquo的問答也記載在這個地方。
通過這些問答，可以認為，季康子是一個對晚年孔子極為尊敬的政治家。
此外：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曰：&ldquo丘未達，不敢嘗。
&rdquo（《論語·鄉黨·十六》[13]） 這一章，除了傳達出孔子的舉止動作之外，也透露出了孔子同季康子有非常密切的朋友關系。
季康子聽聞孔子生病，就饋贈以藥，可見是一個體貼用心之人。
而且孔子率直地感謝了他的誠意，接受了藥品。
不過，孔子為何&ldquo不敢嘗&rdquo這個藥呢？所謂的&ldquo未達&rdquo，是未達于什麼呢？這個地方恐怕有很多種解釋的餘地吧。
因為像孔子這樣一個笃信天命的人，是否會像那些惜命的小人一樣，汲汲于嘗試各種藥品，尚有一些可疑。
不過，這些都無損兩人之間深厚的情誼。
如果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孔子世家》之中季康子的故事，是沒有什麼真實性可言的傳說，甚至連《論語》中的材料都沒有充分地利用上。
後面還有第十一條，關于《詩》的編纂的問題。
作為一個整體的《詩經》，究竟有沒有這麼古老，尚存一些疑問。
不僅如此，關于《詩經》的編纂，在《論語》和《孟子》中都沒有講過。
如果按《孟子》中所言，&ldquo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rdquo（《孟子·離婁下》）的話，孔子之時，《詩》應該已經亡掉了。
此外，《孔子世家》記為：&ldquo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
&rdquo（《孔子全集》，一九六二）如果這個是真的，那和所謂的&ldquo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rdquo雲雲就有矛盾之處了。
《孔子世家》的記叙者隻是沿用了漢代就已經有的、孔子編纂了傳世本《詩經》這一傳說而已，也沒有什麼依據，隻是這樣襲用了而已。
從以上各條來看，《孔子世家》中但凡不依據《論語》《孟子》《禮記》《左傳》等書而寫的部分，均是極度缺乏真實性的。
這樣的話，《孔子世家》本身的意義可以說就消失殆盡了。
我們手裡能留下來的，也隻能是《論語》《孟子》《禮記》《左傳》中有關于孔子的記叙而已了。
甚至可以進一步說，《孔子世家》對以上文獻記錄極端地肆意妄用，反倒是抹殺了上述文獻的價值。
那麼，《孟子》這本書又如何呢？孟子是孔子之後大約一百五十年的人，較之《史記》自然是要古老得多。
然而，《孟子》也并不是絕對和《論語》一緻。
《孟子》中所記叙的所謂孔子及其弟子們的話語，多達四十二三處，這當中和《論語》一緻的，或者說在《論語》中能尋見類似語句的部分，僅僅隻有十四五處而已。
對于這一點，我們當如何理解呢？這些十四五處以外的部分是不是《論語》所遺漏，而确實又屬于孔子的言行呢？這些言行是隻在孟子這裡得到了保存嗎？不過，可以通過什麼來确保其真實性呢？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孟子》一書的内部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孟子本人對孔子之語的真僞本就是有批判的。
例如： 鹹丘蒙問曰：&ldquo語雲：&lsquo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rsquo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lsquo于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rsquo不識此語誠然乎哉？&rdquo 孟子曰：&ldquo否。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堯老而舜攝也。
《堯典》曰：&lsquo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rsquo孔子曰：&lsquo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rsquo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rdquo（《孟子·萬章上》） 《孟子》中有這樣的問答。
鹹丘蒙提的問題是關于堯舜的傳說，而與此相關的孔子之語，在這裡被斥責為&ldquo齊東野人之語也&rdquo。
從這一點上，可以說，反過來證明了，在孟子的時代，齊東野人之語已經被當作了孔子之言，人們對此不得不采取一種批判的态度了。
孟子在前述的批判之中，引用了《堯典》及孔子其他的話（這些話并不見于《論語》），以證明堯舜時代天下并無危機，從而判斷孔子談論危機的話肯定是出于捏造。
從這裡可以看出，到了孟子的時代，對于極度完美的黃金時代，也即堯舜時代的信念，已經有所動搖了。
如果要視其為黃金時代，已經必須要加以論證了。
如果将這一情形和堯舜傳說的起源考察加以對照，就更能看出孟子的上述言論具有多大的曆史意義。
據津田左右吉[14]的研究，堯舜故事全然出于虛構，其出現的時間當在公元前四世紀的前半葉左右，比夏商周三代的革命故事還要晚（岩波全書《儒教的實踐道德》（儒教の実踐道徳），第204頁）。
如果津田的研究成立，那麼這一故事當是在孔子之後一個世紀、孟子之前半個世紀的時間段内形成的。
由此，在孟子時代，就已經有傳說，說孔子談及了舜的政治危機。
這樣看來，就沒有什麼不可思議之處了。
這樣的傳說，和孔子将堯舜的政治視為理想的傳說，在可信度上沒有什麼差别。
不過，像孟子這樣卓越的學者，将前者排斥為齊東野人之語，而力陳後者才是孔子的真意，其目的無非是要确定孔子的堯舜崇拜。
換言之，孟子批判這些被錯傳為孔子之語的标準，乃是基于孟子自身的信念，他相信孔子的思想應當是這個樣子。
同樣地，關于孔子的行為，也能見到類似的例子： 萬章問曰：&ldquo或謂孔子于衛主癰疽，于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rdquo 孟子曰：&ldquo否，不然也。
好事者為之也。
于衛主顔雠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lsquo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
&rsquo子路以告。
孔子曰：&lsquo有命。
&rsquo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lsquo有命&rsquo。
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悅于魯衛，遭宋桓司馬将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
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吾聞觀近臣，以其
這個問答本來是專門針對子貢的。
子貢曾被孔子稱為&ldquo器&rdquo（《論語·公冶長·四》[10]），也因為有卓絕的辯才智慧，甚至被人認為&ldquo子貢賢于仲尼&rdquo（《論語·子張·二十三》[11]）。
&ldquo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rdquo，孔子的這一問題，乃是問子貢的，這一點意義頗深。
孔子想要向聰慧的子貢告誡的是，不要為學識所囚禁，學識并非最終之物，一種最後的、統一的、唯一的實踐原理才是最重要的。
這和君子亦窮的特定場面完全沒有任何關聯。
甚至可以說，孔子和子貢的對話隻有在一種安靜的、學究與問教的場面中才比較合适。
更不用說，&ldquo子貢色作&rdquo這樣一個句子，是完全沒有任何必要的。
借這個例子就能明白，《孔子世家》對《論語》材料的利用到了何種程度。
第九、第十條，子貢和冉有的故事也是一樣的。
子貢的外交故事，應當是基于子貢有極強的辯才這一點而衍生出來的。
而冉有告訴季康子，如欲招徕孔子，當驅逐小人這樣的故事，與《論語》中的這一章恐怕也脫不開幹系： 哀公問曰：&ldquo何為則民服？&rdquo孔子對曰：&ldquo舉直錯諸枉（之人），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rdquo（《論語·為政·十九》） 為什麼這麼講呢？因為《孔子世家》中，緊随季康子聘請孔子的故事之後，就有這樣的一節： 魯哀公問政，對曰：&ldquo政在選臣。
&rdquo季康子問政，曰：&ldquo&rdquo舉直錯諸枉（之人），則枉者直。
康子患盜，孔子曰：&ldquo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rdquo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全集》，一九六一） 在這個地方，司馬遷将《論語》中哀公同孔子的問答替換成季康子同孔子的問答。
作為一名傳記作者，司馬遷肯定非常熟悉《論語》的，何以要做這樣的調換呢？乃是為了寫活季康子驅逐小人以迎接孔子這一傳言罷了。
那麼，為何這一傳言如此重要呢？其實是為了說明，十四年間流浪他國的孔子，是因為什麼樣的緣由回歸了魯國。
這一說明，在《論語》中是找不到的。
然而，對于想要寫作孔子傳的記叙者而言，這個說明卻又非常重要。
因此，可以猜想的是，記叙者将《論語》當中涉及季康子以及季氏同孔子及其弟子關系的幾個部分，捏合成一個如上所述的孔子歸國故事。
《孔子世家》中，這一故事的最開始是孔子弟子冉有為了季氏，率師作戰，并且打了勝仗。
然而，從《論語》來看的話，冉有和季路（仲由）共同作季氏之臣，乃是在季氏伐颛臾之際（《論語·季氏·一》[12]）。
這裡的這個季氏究竟是誰呢？後面固然有說法認為這個季氏該是季康子，然而，《孔子世家》的記叙者似乎并未下如此确切的判斷。
司馬遷在行文中談到了一個孔子在流浪諸國以前，五十五六歲，侍奉魯定公時的季恒子，還有一個孔子晚年時候的季康子，兩者是分開的。
關于前者，孔子讓仲由擔任季氏之宰，加入讨伐費的事業之中。
關于後者，則是冉有為了季氏讨伐齊。
從《論語》來看，冉有、仲由兩人均為季氏之臣，像司馬遷文中所言，兩人各有分工，也不是完全講不通。
不過，這兩種說法很難裁定哪一種是正确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切的出發點是為了有一個孔子歸國的故事的話，那麼這一故事本身的真實性，也就基本可以推測出來了。
不過，《孔子世家》的記叙者将孔子能夠結束流浪生涯、進入晚年的安靜生活這一功績歸入季康子名下，對于這樣一種看法，實在是能引起人們的同感。
何以這麼說呢？因為《論語》中凡是記錄了季康子的地方，都湧現出了非常多精彩的問答。
如果要加以列舉的話，在&ldquo舉直錯諸枉&rdquo這一哀公的問答後面，還有： 季康子問：&ldquo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rdquo子曰：&ldquo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rdquo（《論語·為政·二十》） 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将哀公的問答和季康子的問答調換了一番，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兩人的對答在《為政篇》中是并列出現的。
此外，關于季康子還有一例非常著名的問答： 季康子問：&ldquo弟子孰為好學？&rdquo孔子對曰：&ldquo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rdquo（《論語·先進·七》） 《雍也篇》則将這一問答歸入魯哀公的名下，也即是： 哀公問：&ldquo弟子孰為好學？&rdquo孔子對曰：&ldquo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rdquo（《論語·雍也·三》） 後面我們還将談到，《雍也篇》較之《先進篇》更為古老。
據此，則将這一問答劃定在哀公名下的看法，更為古老。
不過，關于顔回的這樣一番洋溢着感情的問答，也被認為和季康子有一定關聯，可以證明，在孔門弟子看來，季康子是一個能夠理解孔子的人。
此外，同樣在《雍也篇》中，還有一則問答： 季康子問：&ldquo仲由可使從政也與？&rdquo子曰：&ldquo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rdquo曰：&ldquo賜也可使政也與？&rdquo曰：&ldquo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rdquo曰：&ldquo求也可使從政也與？&rdquo曰：&ldquo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rdquo（《論語·雍也·八》） 這一問答非常出名，因為涉及孔子對子路、子貢、冉求（冉有）的批評。
這一段能給人一種印象，孔子是打開天窗說了亮話，評判時沒有什麼遮掩。
除此之外，還有：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
孔子對曰：&ldquo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rdquo（《論語·顔淵·十七》）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ldquo如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何如？&rdquo孔子對曰：&ldquo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加）之風必偃。
&rdquo（《論語·顔淵·十九》） 孔子在這些地方沒有一絲嘲諷之意，均是非常親切地加以教導。
前面列舉過的&ldquo季康子患盜&rdquo的問答也記載在這個地方。
通過這些問答，可以認為，季康子是一個對晚年孔子極為尊敬的政治家。
此外：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曰：&ldquo丘未達，不敢嘗。
&rdquo（《論語·鄉黨·十六》[13]） 這一章，除了傳達出孔子的舉止動作之外，也透露出了孔子同季康子有非常密切的朋友關系。
季康子聽聞孔子生病，就饋贈以藥，可見是一個體貼用心之人。
而且孔子率直地感謝了他的誠意，接受了藥品。
不過，孔子為何&ldquo不敢嘗&rdquo這個藥呢？所謂的&ldquo未達&rdquo，是未達于什麼呢？這個地方恐怕有很多種解釋的餘地吧。
因為像孔子這樣一個笃信天命的人，是否會像那些惜命的小人一樣，汲汲于嘗試各種藥品，尚有一些可疑。
不過，這些都無損兩人之間深厚的情誼。
如果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孔子世家》之中季康子的故事，是沒有什麼真實性可言的傳說，甚至連《論語》中的材料都沒有充分地利用上。
後面還有第十一條，關于《詩》的編纂的問題。
作為一個整體的《詩經》，究竟有沒有這麼古老，尚存一些疑問。
不僅如此，關于《詩經》的編纂，在《論語》和《孟子》中都沒有講過。
如果按《孟子》中所言，&ldquo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rdquo（《孟子·離婁下》）的話，孔子之時，《詩》應該已經亡掉了。
此外，《孔子世家》記為：&ldquo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
&rdquo（《孔子全集》，一九六二）如果這個是真的，那和所謂的&ldquo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rdquo雲雲就有矛盾之處了。
《孔子世家》的記叙者隻是沿用了漢代就已經有的、孔子編纂了傳世本《詩經》這一傳說而已，也沒有什麼依據，隻是這樣襲用了而已。
從以上各條來看，《孔子世家》中但凡不依據《論語》《孟子》《禮記》《左傳》等書而寫的部分，均是極度缺乏真實性的。
這樣的話，《孔子世家》本身的意義可以說就消失殆盡了。
我們手裡能留下來的，也隻能是《論語》《孟子》《禮記》《左傳》中有關于孔子的記叙而已了。
甚至可以進一步說，《孔子世家》對以上文獻記錄極端地肆意妄用，反倒是抹殺了上述文獻的價值。
那麼，《孟子》這本書又如何呢？孟子是孔子之後大約一百五十年的人，較之《史記》自然是要古老得多。
然而，《孟子》也并不是絕對和《論語》一緻。
《孟子》中所記叙的所謂孔子及其弟子們的話語，多達四十二三處，這當中和《論語》一緻的，或者說在《論語》中能尋見類似語句的部分，僅僅隻有十四五處而已。
對于這一點，我們當如何理解呢？這些十四五處以外的部分是不是《論語》所遺漏，而确實又屬于孔子的言行呢？這些言行是隻在孟子這裡得到了保存嗎？不過，可以通過什麼來确保其真實性呢？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孟子》一書的内部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孟子本人對孔子之語的真僞本就是有批判的。
例如： 鹹丘蒙問曰：&ldquo語雲：&lsquo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rsquo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lsquo于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rsquo不識此語誠然乎哉？&rdquo 孟子曰：&ldquo否。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堯老而舜攝也。
《堯典》曰：&lsquo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rsquo孔子曰：&lsquo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rsquo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rdquo（《孟子·萬章上》） 《孟子》中有這樣的問答。
鹹丘蒙提的問題是關于堯舜的傳說，而與此相關的孔子之語，在這裡被斥責為&ldquo齊東野人之語也&rdquo。
從這一點上，可以說，反過來證明了，在孟子的時代，齊東野人之語已經被當作了孔子之言，人們對此不得不采取一種批判的态度了。
孟子在前述的批判之中，引用了《堯典》及孔子其他的話（這些話并不見于《論語》），以證明堯舜時代天下并無危機，從而判斷孔子談論危機的話肯定是出于捏造。
從這裡可以看出，到了孟子的時代，對于極度完美的黃金時代，也即堯舜時代的信念，已經有所動搖了。
如果要視其為黃金時代，已經必須要加以論證了。
如果将這一情形和堯舜傳說的起源考察加以對照，就更能看出孟子的上述言論具有多大的曆史意義。
據津田左右吉[14]的研究，堯舜故事全然出于虛構，其出現的時間當在公元前四世紀的前半葉左右，比夏商周三代的革命故事還要晚（岩波全書《儒教的實踐道德》（儒教の実踐道徳），第204頁）。
如果津田的研究成立，那麼這一故事當是在孔子之後一個世紀、孟子之前半個世紀的時間段内形成的。
由此，在孟子時代，就已經有傳說，說孔子談及了舜的政治危機。
這樣看來，就沒有什麼不可思議之處了。
這樣的傳說，和孔子将堯舜的政治視為理想的傳說，在可信度上沒有什麼差别。
不過，像孟子這樣卓越的學者，将前者排斥為齊東野人之語，而力陳後者才是孔子的真意，其目的無非是要确定孔子的堯舜崇拜。
換言之，孟子批判這些被錯傳為孔子之語的标準，乃是基于孟子自身的信念，他相信孔子的思想應當是這個樣子。
同樣地，關于孔子的行為，也能見到類似的例子： 萬章問曰：&ldquo或謂孔子于衛主癰疽，于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rdquo 孟子曰：&ldquo否，不然也。
好事者為之也。
于衛主顔雠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lsquo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
&rsquo子路以告。
孔子曰：&lsquo有命。
&rsquo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lsquo有命&rsquo。
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悅于魯衛，遭宋桓司馬将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
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吾聞觀近臣，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