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類的教師：釋迦牟尼、孔子、蘇格拉底、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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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況，早先出現的文化，其文字仍舊保持不變，但每一個字所表示的語音卻發生了改變。
法語為了維持其拉丁語的源流，就忠實地襲用拉丁語的拼寫，但用來表示不同的語音連續體，便是一個例子。
步入近世之初，當法國人想要從拉丁文中獲得解放，開始書寫本國語言的文章時，法國人便使用能夠忠實記錄自己語音的拼寫。
不過，這便呈現出了一種同自己的拉丁文化根源相分離的觀念。
因此，這一運動很快發生逆轉，變為一種盡可能按原樣保留拉丁語拼寫的運動。
與tempus寫得幾乎相同的temps，卻可以用來表示法語裡ta這樣的發音[2]，就是一個例證。
因此，即使是拼音文字，也并非徹底地表示這一發音，文化的傳統會阻礙這種徹底性。
那麼，或許有人會認為，倘若用别的文字樣式，即直接表現其意義的象形文字，其獨特的生命就能夠得以保存了。
在與腓尼基非常相近的埃及，自古以來就有了象形文字，這也是書寫文字的一種。
然而，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被腓尼基的拼音文字所取代，最後滅亡了。
從實用性上來講，恐怕它并不能與腓尼基文字相匹敵。
而漢字，雖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發端于象形文字，但最終克服了象形文字直觀上的繁雜性，約有一半實現了表音文字的功用，從而能夠直接表義，其發達程度相當之高。
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在中國域内創造了文化的民族講的是單音節語言。
然而，在我看來，最有力的原因當屬于漢字的本質是通過視覺形象來表達意思。
語言一定要通過聲音來表現，但是，并非隻有表現聲音的記号才是文字。
不經由聲音這一媒介，直接表現其意義，同樣也屬于文字。
如果寫下來的形象并不會給使用帶來任何不便，那麼毋甯說，作為文字而言，它完全沒有偏離其本質。
漢字，在直觀性和抽象性上實現了适度的交錯，作為一種書寫合宜的象形文字，它成功了。
一旦這種便于書寫的文字創立起來，它就會發揮出和表音文字不同的效用，即同一個文字，可以用來表示聲音不同的語言。
即便語言因為地方差異産生訛變，文字上的表現卻可以是始終如一的。
此外，即便随着時代的演變，語音發生了變遷，文字也可以絲毫不變。
正是因為漢字的這一機能，中國域内顯著的方言差異也好，随着時代而産生的顯著的語言變化也好，可以說都在很大程度上被隐去了。
在現代中國，如果使用一種完全忠實于語音的表音文字的話，那麼其語言的多樣性恐怕與現代歐羅巴相比也毫不遜色。
此外，如果中國古代的語言用表音文字來記錄的話，那麼，先秦、秦漢、唐宋的語言與現代語言的差異之處，恐怕也和古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同現代歐洲語言的差異之處不分高下了。
然而，漢字可以打破所有的這些差異，實現一種共通。
也就是說，&ldquo寫下來的語言&rdquo，無論地域，也無論時代，全是統一的。
換言之，中國域内，兩千多年的時間内都由同一種語言在支配。
作為一個文化圈統一的象征，漢字是一種不能無視的、強有力的存在。
正是基于此，我們才會認為先秦文化和漢文化是同一種文化的不同時代，其根源就在于此。
襲用了腓尼基文字的諸多文化國恐怕很難都歸入腓尼基文化圈之中，與之相仿，襲用了漢字的我們日本文化，同樣很難被歸入中國文化圈。
漢字正是基于其自身的性質，也可以用來表示日語，在語言學上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一種語言。
日語的&ldquoヤマ（yama）&rdquo可以寫作&ldquo山&rdquo，日語的&ldquoカワ（kawa）&rdquo可以寫作&ldquo河&rdquo，這類情況固然都有，但這些事實并不能直接表示我們國家的文化和中國文化是統一的。
與之相同，文字的統一，并不能夠直接抹殺先秦、秦漢、唐宋之間在文化上的差異性。
在我看來，我們如果要理解孔子是如何獲得了作為人類教師的普遍性，就不得不正視以上事實。
孔子是作為先秦文化的結晶而出現的，漢文化與先秦文化存在差異性，但孔子的影響依舊延續其中，并教化着漢文化；再往後的唐宋文化同樣存在差異性，但依舊受到了孔子的教化。
當然，漢代所理解的孔子，和宋代所理解的孔子，并非一個孔子。
漢代的儒學是基于其所理解的孔子，創造了漢代文化，宋學也是基于其所理解的獨特的孔子，創造了宋代文化。
正是随着這一曆史的發展，作為魯國一夫子，孔子獲得了作為人類教師的普遍性。
在這一點上，孔子和其他人類的教師并無不同之處。
[1]原文為&ldquo無甯死于二三子之手乎？&rdquo。
本書所有注釋均為譯者注。
和辻哲郎以口語串講《論語》大意處，則以注釋形式補充《論語》原文。
[2]Temps，法語名詞，可以表示時間、階段、時态、拍子。
Tempus為其拉丁語詞源，亦指時間。
法語為了維持其拉丁語的源流，就忠實地襲用拉丁語的拼寫，但用來表示不同的語音連續體，便是一個例子。
步入近世之初，當法國人想要從拉丁文中獲得解放，開始書寫本國語言的文章時，法國人便使用能夠忠實記錄自己語音的拼寫。
不過，這便呈現出了一種同自己的拉丁文化根源相分離的觀念。
因此，這一運動很快發生逆轉，變為一種盡可能按原樣保留拉丁語拼寫的運動。
與tempus寫得幾乎相同的temps，卻可以用來表示法語裡ta這樣的發音[2]，就是一個例證。
因此，即使是拼音文字，也并非徹底地表示這一發音，文化的傳統會阻礙這種徹底性。
那麼，或許有人會認為，倘若用别的文字樣式，即直接表現其意義的象形文字，其獨特的生命就能夠得以保存了。
在與腓尼基非常相近的埃及，自古以來就有了象形文字，這也是書寫文字的一種。
然而，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被腓尼基的拼音文字所取代，最後滅亡了。
從實用性上來講，恐怕它并不能與腓尼基文字相匹敵。
而漢字，雖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發端于象形文字，但最終克服了象形文字直觀上的繁雜性，約有一半實現了表音文字的功用，從而能夠直接表義，其發達程度相當之高。
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在中國域内創造了文化的民族講的是單音節語言。
然而，在我看來，最有力的原因當屬于漢字的本質是通過視覺形象來表達意思。
語言一定要通過聲音來表現，但是，并非隻有表現聲音的記号才是文字。
不經由聲音這一媒介，直接表現其意義，同樣也屬于文字。
如果寫下來的形象并不會給使用帶來任何不便，那麼毋甯說，作為文字而言，它完全沒有偏離其本質。
漢字，在直觀性和抽象性上實現了适度的交錯，作為一種書寫合宜的象形文字，它成功了。
一旦這種便于書寫的文字創立起來，它就會發揮出和表音文字不同的效用，即同一個文字，可以用來表示聲音不同的語言。
即便語言因為地方差異産生訛變，文字上的表現卻可以是始終如一的。
此外，即便随着時代的演變，語音發生了變遷，文字也可以絲毫不變。
正是因為漢字的這一機能，中國域内顯著的方言差異也好，随着時代而産生的顯著的語言變化也好，可以說都在很大程度上被隐去了。
在現代中國，如果使用一種完全忠實于語音的表音文字的話，那麼其語言的多樣性恐怕與現代歐羅巴相比也毫不遜色。
此外，如果中國古代的語言用表音文字來記錄的話，那麼，先秦、秦漢、唐宋的語言與現代語言的差異之處，恐怕也和古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同現代歐洲語言的差異之處不分高下了。
然而，漢字可以打破所有的這些差異，實現一種共通。
也就是說，&ldquo寫下來的語言&rdquo，無論地域，也無論時代，全是統一的。
換言之，中國域内，兩千多年的時間内都由同一種語言在支配。
作為一個文化圈統一的象征，漢字是一種不能無視的、強有力的存在。
正是基于此，我們才會認為先秦文化和漢文化是同一種文化的不同時代，其根源就在于此。
襲用了腓尼基文字的諸多文化國恐怕很難都歸入腓尼基文化圈之中，與之相仿，襲用了漢字的我們日本文化，同樣很難被歸入中國文化圈。
漢字正是基于其自身的性質，也可以用來表示日語，在語言學上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一種語言。
日語的&ldquoヤマ（yama）&rdquo可以寫作&ldquo山&rdquo，日語的&ldquoカワ（kawa）&rdquo可以寫作&ldquo河&rdquo，這類情況固然都有，但這些事實并不能直接表示我們國家的文化和中國文化是統一的。
與之相同，文字的統一，并不能夠直接抹殺先秦、秦漢、唐宋之間在文化上的差異性。
在我看來，我們如果要理解孔子是如何獲得了作為人類教師的普遍性，就不得不正視以上事實。
孔子是作為先秦文化的結晶而出現的，漢文化與先秦文化存在差異性，但孔子的影響依舊延續其中，并教化着漢文化；再往後的唐宋文化同樣存在差異性，但依舊受到了孔子的教化。
當然，漢代所理解的孔子，和宋代所理解的孔子，并非一個孔子。
漢代的儒學是基于其所理解的孔子，創造了漢代文化，宋學也是基于其所理解的獨特的孔子，創造了宋代文化。
正是随着這一曆史的發展，作為魯國一夫子，孔子獲得了作為人類教師的普遍性。
在這一點上，孔子和其他人類的教師并無不同之處。
[1]原文為&ldquo無甯死于二三子之手乎？&rdquo。
本書所有注釋均為譯者注。
和辻哲郎以口語串講《論語》大意處，則以注釋形式補充《論語》原文。
[2]Temps，法語名詞，可以表示時間、階段、時态、拍子。
Tempus為其拉丁語詞源，亦指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