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類的教師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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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看到，人類的教師要想成為人類的教師，需要經過一個很大的文化運動。
如果換一種說法的話，就是一種高度發達文化要凝結于一個教師的形象之中。
這種凝結的過程，就需要有前面說過的弟子衆人的感激和徒孫一輩的尊崇，以及爾後時代的共鳴、理解、尊敬等，大量地累加進來。
這幾位人類教師的感化真實無疑，因此，這類共鳴、理解、尊敬能夠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并不斷增大。
另一方面，對于親受過教師感化的弟子們而言，他們總是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教師的卓越之處和值得感悟的地方，因此也會對這些地方有愈加深刻的理解，從而形成上述那種累加效應的基礎。
這便是一般所謂&ldquo理想化&rdquo的過程。
不過，這些人這麼做并非要對教師的真實形象進行言過其實的美化。
他們意識到，無論自己怎麼努力地去理解自己的教師，都隻會感覺到教師的人格和智慧深不可測。
當然，他們也會不斷努力接近教師的真面目。
正是因為這種努力，對後面入門的弟子們而言，教師的感化力會變得更大。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因為對于無緣直接接觸到教師的弟子們而言，唯一能接觸到的，都是前輩師兄們所傳遞下來的教師的形象，換言之，隻能從教師的卓越之處和值得感悟的地方來接觸到教師。
因為這一層關系，随着世代推移，這種情況會愈演愈烈。
這樣一來，不同時代的人們都認為，人之為人的、最深的智慧與人格，都可以在這些教師身上窺見。
這便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教師形象的凝結過程。
如果這麼看的話，人類的教師，隻能說是在長時間的過程中，因為無數人所懷抱的理想而被創造出來的&ldquo理想人&rdquo的形象。
如果人類的教師是這樣的一種&ldquo理想人&rdquo，那麼，有關他們的真正的傳記，就必須被理解為上面所說的這種凝結的過程。
這應當被視為一種文化史上的發展，而不是一種個人的生涯。
然而一直以來，這些人類教師的傳記都往往隻是被理解成一個個人的生涯記錄而已。
因此，當我們追問這些傳記中有多少真實性的時候，就常常不免有一些強烈的疑惑之感湧現出來。
蘇格拉底不僅僅隻出現在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一書之中，柏拉圖卓越的諸多對話篇中，也對他有鮮活的描寫。
耶稣的生涯則在四福音書裡有詳盡記載。
關于釋迦牟尼的傳記，則必須借助于從小乘經律到大乘諸經典的範圍。
而孔子呢，以《史記》中的《孔子世家》為首，《孔子家語》《孔叢子》中也有詳盡的記載。
如果讀了這些傳記，就原封不動地相信，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自古以來，多少人都是這樣。
然而，如果對這些傳記産生疑問的話，那麼，一些極為棘手的問題就會紛紛而至。
關于蘇格拉底，其直系弟子色諾芬和柏拉圖、徒孫亞裡士多德，都有記叙留存于世，因此，看上去好像這些傳記沒有什麼含糊不明之處。
然而，對于那些想要盡可能嚴格地還原蘇格拉底形象的學者而言，這個問題就絕非這麼簡單了。
色諾芬所描繪的蘇格拉底的形象，和柏拉圖所描繪的，有諸多差異。
即便隻是柏拉圖，其對話篇中不同地方的描寫也不盡相同。
而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描述，也存在差異。
因此，即便他們所使用的素材是一樣的，但基于解釋人的立場不同，描繪出來的蘇格拉底也就出現了不一緻的地方。
經由啟蒙主義的通俗學者門德爾松之手，蘇格拉底就是一個啟蒙主義的通俗學者。
借康德派之手描繪出來的蘇格拉底，就是一個康德派的先驅、批判哲學家。
浪漫派筆下的蘇格拉底，則是基督教的先驅、神秘主義哲學家。
曆史學家格羅特[1]則鑒于雅典當時的宗教情勢，将蘇格拉底描繪為德爾菲神谕的宗教傳道者。
據他所言，蘇格拉底的事業，主要就是宗教的靈感，以及一種活的辯證法。
不過，黑格爾眼中的蘇格拉底，是一個徹底的唯理論者，其哲學宣告了和古代信仰、風俗的徹底訣别。
策勒爾[2]遵循這一源流，認為蘇格拉底最早創立了&ldquo哲學&rdquo這一概念，發現了理論邏輯學的原理。
而到了富勒[3]那裡，蘇格拉底則是一位思辨哲學者，精神形而上學的創始者。
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這些學者均是在原典中尋找根據，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絕非出于胡亂的臆測。
然而，他們也如上所言，不能歸結于一個答案。
倘若如此，可見如果要了解真正的蘇格拉底的形象，就必須将記載蘇格拉底的這些基礎性資料進行公開、透明的檢視。
嚴密的原典批判比什麼都有必要。
其實，原先這一類的研究也并不是沒有進行到這般地步。
哲學家、古典文學家施萊爾馬赫就曾對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筆下的蘇格拉底進行過比較和讨論，其結論是色諾芬不可信，這一意見受到了廣泛采納。
然而，真的要因為色諾芬沒能完全理解蘇格拉底的偉大，就将他對蘇格拉底的記載完全舍棄嗎？色諾芬并不像柏拉圖或者亞裡士多德那樣，是一個有自己立場的哲學家，他隻是單純地講述自己的見聞而已。
那麼，純粹就是因為色諾芬未能理解蘇格拉底的偉大，他連樸素地傳達一下蘇格拉底留給他的印象都不可以嗎？如果這樣想的話，對這些基礎性資料，就有必要進行更加嚴密的重新檢視。
那麼，這一類從文學視角出發的研究是否有發現什麼一緻之處嗎？事實并非如此。
例如，海因裡希·邁耶的《蘇格拉底》就是一項非常出色的研究，但與同樣出色的泰勒[4]所研究的蘇格拉底，結論完全不同。
邁耶試圖根據這些基礎性資料在産生時的不同情況，來确定其史料價值。
那麼，最有價值的說到底還是柏拉圖的早期作品。
在《蘇格拉底的申辯》和《克力同篇》中，是一個已經将自己懸置起來、皈依于蘇格拉底的弟子，以敬仰虔誠之心，忠實地描繪其師的形象。
然而，其描繪技法卓絕精熟。
因此，蘇格拉底在這兩本書中的形象，是一個消弭了自我、忠實于現實的天才藝術家所描繪出來的。
在柏拉圖對話錄中，關于蘇格拉底有史料價值的，是《拉凱斯篇》《小希比亞斯篇》《卡爾米德篇》，恐怕《伊翁篇》也數得上。
這些是柏拉圖狂熱減退後，将蘇格拉底的倫理辯證法以文字形式延續下來的産物。
因此，這些内容是在蘇格拉底死後，基于一種想要使他的人格始終活下去的意圖，模仿出來的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并非對曆史事件的描寫。
不過，就傳達蘇格拉底形象這一點而言，它具有史料上的價值。
通過以上史料的考察，所能見到的蘇格拉底，既不是學者，也不是哲學家，而是尋求喚醒倫理生活的傳福音者。
在上面所談及的篇章以後，柏拉圖在對話錄裡已經逐漸偏離蘇格拉底了。
《高爾吉亞篇》中所出現的哲學已不是蘇格拉底的倫理辯證法。
到了《會飲篇》，則出現了明顯的轉變，柏拉圖的思想獨立登場了。
之後諸篇，無論怎麼談及蘇格拉底，其實都是在講述柏拉圖的思想。
以上所說，是邁耶研究的成果。
然而如果要讓泰勒來說的話，像這樣嘗試在柏拉圖自己的著作中，完全區分開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兩個人，今天是根本做不到的。
柏拉圖著作中所出現的蘇格拉底的語言，隻能全部視為蘇格拉底思想的呈現。
這樣的話，蘇格拉底就成為了一個理念上的哲學家，至于哪個才是真正的蘇格拉底，同樣沒有答案。
關于耶稣的傳記，處女懷胎而生，能讓死人複活之類的奇迹故事，已飽受現代人的質疑，從很早開始就有人嘗試以更合理的方式對此加以解釋。
不過，一旦人們對《福音書》産生懷疑，那麼，還将這些奇迹當作神話來講就不容易被接受了。
因此，也有人認為應當更徹底地對《福音書》整體的史料價值加以質疑。
産生這一看法的第一個依據在于，關于耶稣死于十字架的記錄，在可以信賴的文獻裡完全沒有出現過。
一般認為最有力的文獻是塔西佗的《編年史》，但這本書也是在公元後120年的時候寫就的了，此時基督神話已經産生。
塔西佗也并非依據什麼有關耶稣處刑的羅馬官方文書，隻是将其作為一個神話采納而已。
第二個依據則在公元後一世紀的猶太人史學家約瑟夫斯[5]。
他在其著作中記述了猶太人的諸多宗教流派，但是對于拿撒勒的耶稣這一派卻完全沒有提過一句。
盡管如此，他的書中卻出現了叫&ldquo耶稣&rdquo的人物。
其中一個叫耶稣的，預言了耶路撒冷的沒落。
他被打得皮開肉綻，卻連叫也不叫一聲，不斷遭遇挑釁卻不回應，最終為石彈所殺。
還有一個是加利利的耶稣，薩皮亞斯的兒子，是猶大的門徒，跟随水手和貧民謀生。
另外還有一個耶稣，他是一個反抗羅馬統治的海盜，因為一名同伴的背叛而被捕。
他的追随者也将他抛棄，逃之夭夭。
這些都是耶路撒冷被圍攻時（公元69&mdash70年）的事情，但都和所謂十字架上的死亡沒有任何關系。
他們與《福音書》中的那個耶稣不是同一個人。
如果不能靠《福音書》以外的材料證明耶稣在曆史上的存在，那麼，在《福音書》内有什麼證據嗎？對此，人們往往會舉出巴拉巴的故事，他是在耶稣死于十字架之前被赦免了死罪的一個囚犯。
不過，對批判者而言，往往正可以利用這個巴拉巴的故事，以論證耶稣的非曆史性。
Barabbas就是BarAbbas，即&ldquo父之子&rdquo的意思。
古代所寫的&ldquo耶稣·巴拉巴&rdquo，實則就是&ldquo父之子耶稣&rdquo的意思。
猶太人自古就有将父之子作為犧牲品的祭祀活動。
父之子為了贖世界的罪而被殺掉，分享其肉其血，被稱為&ldquo聖餐&rdquo。
與這種秘密儀式相關的&ldquo耶稣·巴拉巴&rdquo之名應當是古已有之，并且廣為人知。
這一名字在很早的時候就和耶稣的十字架之死聯系到了一起，一方面是耶稣的崇拜者們為了将他們的耶稣和民間信仰的&ldquo耶稣·巴拉巴&rdquo相區分，另一方面，則必須考慮到耶稣崇拜和&ldquo父之子&rdquo的犧牲祭典實在太過類似。
耶稣以&ldquo猶太王&rdquo的身份，騎馬入城，而後到被釘上十字架，一共是五天時間。
而在薩克亞祭典[6]裡，假面國王同樣是騎馬入城，最後釘上十字架，也是五天時間。
兩者太過類似。
&ldquo父之子&rdquo的祭典往往也被認為與之有關，這一祭典當是耶稣最後故事的底本。
十字架上的死，同樣也是這一祭祀典禮的中心所在。
在希臘化時代，西亞以及埃及都有各種各樣的救世主及其相關的神秘儀式，其中的救世主均被釘于十字架之上，這便是死而複蘇的神的基礎所在。
《福音書》中能提供如上所示的多處證據。
如果說到《保羅書》的話，那麼就有無數證據，可以證明耶稣崇拜和這種神秘儀式有多麼深入的聯系。
耶稣崇拜者們與異教的神秘儀式一樣，會在&ldquo主的餐桌&rdquo，飲下與基督之血有關的酒，同時吃下與基督之體有關的面包。
如果這樣的聖餐早已經存在的話，那麼也不難推測，應當同異教的神秘儀式相同，是一種類似的神秘儀式。
這樣的聖餐與神秘儀式，乃是耶稣神話的根源。
那麼，這種神秘儀式中受到崇拜的耶稣究竟是誰呢？耶稣，是希臘名裡面的Iēsous，與之相當的希伯來名則是《聖經·舊約》之中著名的約書亞（Joshua）。
巴勒斯坦地區的約書亞崇拜，實則就是耶稣崇拜，其證據見諸《聖經·新約·猶大書》。
耶稣崇拜，即約書亞崇拜，早在基督教以前就存在了。
以這樣的視角再來看《福音書》的話，則耶稣死于十字架的故事，當是從神秘儀式的相關戲劇中衍生出來的，而且相應的證據能列舉出不少。
《福音書》所記載的，并非一個實際存在的人物耶稣的傳記。
這是伴随着耶稣崇拜而産生的神秘儀式戲劇的腳本［關于以上的耶稣神話，如果想了解更詳細的内容，還請參看拙著《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義》（原始キリスト教の文化史的意義）第41至63頁，及《和辻哲郎全集》第七卷第31至43頁］。
對于以上帶有批判性的諸說，我們并非直接接受。
《福音書》的記錄有疑點，以及這當中所記錄的事情可以被證明是宗教想象力的産物，都不能直接證明耶稣這個人物不存在。
不過，也不得不承認，面對上述批判，如果還想要積極地論證耶稣在曆史上的實際存在，就顯得非常困難了。
《福音書》的記錄，無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讓人産生強烈的真實感，都無法充分地應對上述批判。
一些傑出的文藝作品中所描繪的人物，卻要比曆史上的人物鮮活得多，這種事情屢有發生。
我們想要了解曆史上的那個耶稣，唯一的道路也隻能是求諸那個創作了《福音書》的人，他是日後宗教想象力的源泉。
一般說來，《福音書》中成書最晚的《約翰福音》也是公元120年左右（即耶稣死于十字架之後的90年左右）的作品。
此外，《約翰福音》是以邏各斯的思想來解釋基督，其史料價值相對匮乏。
關于這一點，即便是堅信《福音書》故事的曆史性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
不過，有關釋迦牟尼的傳記，其中
如果換一種說法的話，就是一種高度發達文化要凝結于一個教師的形象之中。
這種凝結的過程，就需要有前面說過的弟子衆人的感激和徒孫一輩的尊崇，以及爾後時代的共鳴、理解、尊敬等，大量地累加進來。
這幾位人類教師的感化真實無疑，因此，這類共鳴、理解、尊敬能夠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并不斷增大。
另一方面，對于親受過教師感化的弟子們而言，他們總是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教師的卓越之處和值得感悟的地方，因此也會對這些地方有愈加深刻的理解，從而形成上述那種累加效應的基礎。
這便是一般所謂&ldquo理想化&rdquo的過程。
不過，這些人這麼做并非要對教師的真實形象進行言過其實的美化。
他們意識到，無論自己怎麼努力地去理解自己的教師，都隻會感覺到教師的人格和智慧深不可測。
當然，他們也會不斷努力接近教師的真面目。
正是因為這種努力，對後面入門的弟子們而言，教師的感化力會變得更大。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因為對于無緣直接接觸到教師的弟子們而言，唯一能接觸到的，都是前輩師兄們所傳遞下來的教師的形象，換言之，隻能從教師的卓越之處和值得感悟的地方來接觸到教師。
因為這一層關系，随着世代推移，這種情況會愈演愈烈。
這樣一來，不同時代的人們都認為，人之為人的、最深的智慧與人格，都可以在這些教師身上窺見。
這便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教師形象的凝結過程。
如果這麼看的話，人類的教師，隻能說是在長時間的過程中，因為無數人所懷抱的理想而被創造出來的&ldquo理想人&rdquo的形象。
如果人類的教師是這樣的一種&ldquo理想人&rdquo，那麼，有關他們的真正的傳記，就必須被理解為上面所說的這種凝結的過程。
這應當被視為一種文化史上的發展，而不是一種個人的生涯。
然而一直以來，這些人類教師的傳記都往往隻是被理解成一個個人的生涯記錄而已。
因此，當我們追問這些傳記中有多少真實性的時候，就常常不免有一些強烈的疑惑之感湧現出來。
蘇格拉底不僅僅隻出現在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一書之中，柏拉圖卓越的諸多對話篇中，也對他有鮮活的描寫。
耶稣的生涯則在四福音書裡有詳盡記載。
關于釋迦牟尼的傳記，則必須借助于從小乘經律到大乘諸經典的範圍。
而孔子呢，以《史記》中的《孔子世家》為首，《孔子家語》《孔叢子》中也有詳盡的記載。
如果讀了這些傳記，就原封不動地相信，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自古以來，多少人都是這樣。
然而，如果對這些傳記産生疑問的話，那麼，一些極為棘手的問題就會紛紛而至。
關于蘇格拉底，其直系弟子色諾芬和柏拉圖、徒孫亞裡士多德，都有記叙留存于世，因此，看上去好像這些傳記沒有什麼含糊不明之處。
然而，對于那些想要盡可能嚴格地還原蘇格拉底形象的學者而言，這個問題就絕非這麼簡單了。
色諾芬所描繪的蘇格拉底的形象，和柏拉圖所描繪的，有諸多差異。
即便隻是柏拉圖，其對話篇中不同地方的描寫也不盡相同。
而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描述，也存在差異。
因此，即便他們所使用的素材是一樣的，但基于解釋人的立場不同，描繪出來的蘇格拉底也就出現了不一緻的地方。
經由啟蒙主義的通俗學者門德爾松之手，蘇格拉底就是一個啟蒙主義的通俗學者。
借康德派之手描繪出來的蘇格拉底，就是一個康德派的先驅、批判哲學家。
浪漫派筆下的蘇格拉底，則是基督教的先驅、神秘主義哲學家。
曆史學家格羅特[1]則鑒于雅典當時的宗教情勢，将蘇格拉底描繪為德爾菲神谕的宗教傳道者。
據他所言，蘇格拉底的事業，主要就是宗教的靈感，以及一種活的辯證法。
不過，黑格爾眼中的蘇格拉底，是一個徹底的唯理論者，其哲學宣告了和古代信仰、風俗的徹底訣别。
策勒爾[2]遵循這一源流，認為蘇格拉底最早創立了&ldquo哲學&rdquo這一概念，發現了理論邏輯學的原理。
而到了富勒[3]那裡，蘇格拉底則是一位思辨哲學者，精神形而上學的創始者。
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這些學者均是在原典中尋找根據，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絕非出于胡亂的臆測。
然而，他們也如上所言，不能歸結于一個答案。
倘若如此，可見如果要了解真正的蘇格拉底的形象，就必須将記載蘇格拉底的這些基礎性資料進行公開、透明的檢視。
嚴密的原典批判比什麼都有必要。
其實，原先這一類的研究也并不是沒有進行到這般地步。
哲學家、古典文學家施萊爾馬赫就曾對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筆下的蘇格拉底進行過比較和讨論，其結論是色諾芬不可信，這一意見受到了廣泛采納。
然而，真的要因為色諾芬沒能完全理解蘇格拉底的偉大，就将他對蘇格拉底的記載完全舍棄嗎？色諾芬并不像柏拉圖或者亞裡士多德那樣，是一個有自己立場的哲學家，他隻是單純地講述自己的見聞而已。
那麼，純粹就是因為色諾芬未能理解蘇格拉底的偉大，他連樸素地傳達一下蘇格拉底留給他的印象都不可以嗎？如果這樣想的話，對這些基礎性資料，就有必要進行更加嚴密的重新檢視。
那麼，這一類從文學視角出發的研究是否有發現什麼一緻之處嗎？事實并非如此。
例如，海因裡希·邁耶的《蘇格拉底》就是一項非常出色的研究，但與同樣出色的泰勒[4]所研究的蘇格拉底，結論完全不同。
邁耶試圖根據這些基礎性資料在産生時的不同情況，來确定其史料價值。
那麼，最有價值的說到底還是柏拉圖的早期作品。
在《蘇格拉底的申辯》和《克力同篇》中，是一個已經将自己懸置起來、皈依于蘇格拉底的弟子，以敬仰虔誠之心，忠實地描繪其師的形象。
然而，其描繪技法卓絕精熟。
因此，蘇格拉底在這兩本書中的形象，是一個消弭了自我、忠實于現實的天才藝術家所描繪出來的。
在柏拉圖對話錄中，關于蘇格拉底有史料價值的，是《拉凱斯篇》《小希比亞斯篇》《卡爾米德篇》，恐怕《伊翁篇》也數得上。
這些是柏拉圖狂熱減退後，将蘇格拉底的倫理辯證法以文字形式延續下來的産物。
因此，這些内容是在蘇格拉底死後，基于一種想要使他的人格始終活下去的意圖，模仿出來的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并非對曆史事件的描寫。
不過，就傳達蘇格拉底形象這一點而言，它具有史料上的價值。
通過以上史料的考察，所能見到的蘇格拉底，既不是學者，也不是哲學家，而是尋求喚醒倫理生活的傳福音者。
在上面所談及的篇章以後，柏拉圖在對話錄裡已經逐漸偏離蘇格拉底了。
《高爾吉亞篇》中所出現的哲學已不是蘇格拉底的倫理辯證法。
到了《會飲篇》，則出現了明顯的轉變，柏拉圖的思想獨立登場了。
之後諸篇，無論怎麼談及蘇格拉底，其實都是在講述柏拉圖的思想。
以上所說，是邁耶研究的成果。
然而如果要讓泰勒來說的話，像這樣嘗試在柏拉圖自己的著作中，完全區分開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兩個人，今天是根本做不到的。
柏拉圖著作中所出現的蘇格拉底的語言，隻能全部視為蘇格拉底思想的呈現。
這樣的話，蘇格拉底就成為了一個理念上的哲學家，至于哪個才是真正的蘇格拉底，同樣沒有答案。
關于耶稣的傳記，處女懷胎而生，能讓死人複活之類的奇迹故事，已飽受現代人的質疑，從很早開始就有人嘗試以更合理的方式對此加以解釋。
不過，一旦人們對《福音書》産生懷疑，那麼，還将這些奇迹當作神話來講就不容易被接受了。
因此，也有人認為應當更徹底地對《福音書》整體的史料價值加以質疑。
産生這一看法的第一個依據在于，關于耶稣死于十字架的記錄，在可以信賴的文獻裡完全沒有出現過。
一般認為最有力的文獻是塔西佗的《編年史》，但這本書也是在公元後120年的時候寫就的了，此時基督神話已經産生。
塔西佗也并非依據什麼有關耶稣處刑的羅馬官方文書，隻是将其作為一個神話采納而已。
第二個依據則在公元後一世紀的猶太人史學家約瑟夫斯[5]。
他在其著作中記述了猶太人的諸多宗教流派，但是對于拿撒勒的耶稣這一派卻完全沒有提過一句。
盡管如此，他的書中卻出現了叫&ldquo耶稣&rdquo的人物。
其中一個叫耶稣的，預言了耶路撒冷的沒落。
他被打得皮開肉綻，卻連叫也不叫一聲，不斷遭遇挑釁卻不回應，最終為石彈所殺。
還有一個是加利利的耶稣，薩皮亞斯的兒子，是猶大的門徒，跟随水手和貧民謀生。
另外還有一個耶稣，他是一個反抗羅馬統治的海盜，因為一名同伴的背叛而被捕。
他的追随者也将他抛棄，逃之夭夭。
這些都是耶路撒冷被圍攻時（公元69&mdash70年）的事情，但都和所謂十字架上的死亡沒有任何關系。
他們與《福音書》中的那個耶稣不是同一個人。
如果不能靠《福音書》以外的材料證明耶稣在曆史上的存在，那麼，在《福音書》内有什麼證據嗎？對此，人們往往會舉出巴拉巴的故事，他是在耶稣死于十字架之前被赦免了死罪的一個囚犯。
不過，對批判者而言，往往正可以利用這個巴拉巴的故事，以論證耶稣的非曆史性。
Barabbas就是BarAbbas，即&ldquo父之子&rdquo的意思。
古代所寫的&ldquo耶稣·巴拉巴&rdquo，實則就是&ldquo父之子耶稣&rdquo的意思。
猶太人自古就有将父之子作為犧牲品的祭祀活動。
父之子為了贖世界的罪而被殺掉，分享其肉其血，被稱為&ldquo聖餐&rdquo。
與這種秘密儀式相關的&ldquo耶稣·巴拉巴&rdquo之名應當是古已有之，并且廣為人知。
這一名字在很早的時候就和耶稣的十字架之死聯系到了一起，一方面是耶稣的崇拜者們為了将他們的耶稣和民間信仰的&ldquo耶稣·巴拉巴&rdquo相區分，另一方面，則必須考慮到耶稣崇拜和&ldquo父之子&rdquo的犧牲祭典實在太過類似。
耶稣以&ldquo猶太王&rdquo的身份，騎馬入城，而後到被釘上十字架，一共是五天時間。
而在薩克亞祭典[6]裡，假面國王同樣是騎馬入城，最後釘上十字架，也是五天時間。
兩者太過類似。
&ldquo父之子&rdquo的祭典往往也被認為與之有關，這一祭典當是耶稣最後故事的底本。
十字架上的死，同樣也是這一祭祀典禮的中心所在。
在希臘化時代，西亞以及埃及都有各種各樣的救世主及其相關的神秘儀式，其中的救世主均被釘于十字架之上，這便是死而複蘇的神的基礎所在。
《福音書》中能提供如上所示的多處證據。
如果說到《保羅書》的話，那麼就有無數證據，可以證明耶稣崇拜和這種神秘儀式有多麼深入的聯系。
耶稣崇拜者們與異教的神秘儀式一樣，會在&ldquo主的餐桌&rdquo，飲下與基督之血有關的酒，同時吃下與基督之體有關的面包。
如果這樣的聖餐早已經存在的話，那麼也不難推測，應當同異教的神秘儀式相同，是一種類似的神秘儀式。
這樣的聖餐與神秘儀式，乃是耶稣神話的根源。
那麼，這種神秘儀式中受到崇拜的耶稣究竟是誰呢？耶稣，是希臘名裡面的Iēsous，與之相當的希伯來名則是《聖經·舊約》之中著名的約書亞（Joshua）。
巴勒斯坦地區的約書亞崇拜，實則就是耶稣崇拜，其證據見諸《聖經·新約·猶大書》。
耶稣崇拜，即約書亞崇拜，早在基督教以前就存在了。
以這樣的視角再來看《福音書》的話，則耶稣死于十字架的故事，當是從神秘儀式的相關戲劇中衍生出來的，而且相應的證據能列舉出不少。
《福音書》所記載的，并非一個實際存在的人物耶稣的傳記。
這是伴随着耶稣崇拜而産生的神秘儀式戲劇的腳本［關于以上的耶稣神話，如果想了解更詳細的内容，還請參看拙著《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義》（原始キリスト教の文化史的意義）第41至63頁，及《和辻哲郎全集》第七卷第31至43頁］。
對于以上帶有批判性的諸說，我們并非直接接受。
《福音書》的記錄有疑點，以及這當中所記錄的事情可以被證明是宗教想象力的産物，都不能直接證明耶稣這個人物不存在。
不過，也不得不承認，面對上述批判，如果還想要積極地論證耶稣在曆史上的實際存在，就顯得非常困難了。
《福音書》的記錄，無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讓人産生強烈的真實感，都無法充分地應對上述批判。
一些傑出的文藝作品中所描繪的人物，卻要比曆史上的人物鮮活得多，這種事情屢有發生。
我們想要了解曆史上的那個耶稣，唯一的道路也隻能是求諸那個創作了《福音書》的人，他是日後宗教想象力的源泉。
一般說來，《福音書》中成書最晚的《約翰福音》也是公元120年左右（即耶稣死于十字架之後的90年左右）的作品。
此外，《約翰福音》是以邏各斯的思想來解釋基督，其史料價值相對匮乏。
關于這一點，即便是堅信《福音書》故事的曆史性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
不過，有關釋迦牟尼的傳記，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