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裡看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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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政治了。
除兩個大黨外，還有許多小黨；黨内有派，派内有系，簡直使普通人摸不清。
偶爾在坊間買了一張中國各政黨的組織表，看它們的名稱、黨綱、組織，簡直比一張中國曆代帝王世系表複雜得多。
最妙的是有些黨的黨魁們一部分在重慶抗戰，一部分在南京附敵。
到了攤牌清算的時候，那些在南京附敵的人，一律以“地下工作”的名義，把個人的地位從十八層地獄下，升到九重天上。
此中奧妙，恐怕非局外人所能明了。
在舊報上，我看到抗戰有功的人的授勳表。
這些名單很有趣味。
除功罪互見的将領，瑜瑕參半的文人外，這些國人皆曰可殺的皇親國戚個個都榮獲甲等勝利勳章。
“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到了是非不分，賞罰不明的時候，政治的危機是迫在眉睫了。
這都是勝利後措置失當的例子。
但是，當抗戰期間，重慶也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例如圖書審查，把那些比較有價值的新著，經學術專家審定後，按等級酌予獎金。
這些獎金雖然是杯水車薪，但對于一字一淚的作品的賞識，這種作風是值得提倡的。
1946年2月，重慶學生運動又開始了。
有一天他們從各地集中到國府路、上清寺、兩路口一帶遊行示威，每個人手執旗幟，高喊“反對《雅爾塔協定》”等口号，同時，還畫了一大幅東北九省的地圖。
過了幾天，《新華日報》局部被搗毀。
再過幾天，左翼作家在校場口演講被右傾分子毒打一頓。
國共的裂痕日益擴大，四個多月前的《雙十紀要》的文字和精神，已被人遺忘了。
憂患餘生的善良的中國人，眼看内戰将起，和平無望，誰都免不了要歎一口氣。
就在這時候，物價開始暴漲，平均每兩個月漲一倍，各機關也開始經常調整生活費。
受薪階級寅吃卯糧，靠典當借貸為生。
比較聰明的人多和本人有關機關的會計處商量，讓他們在月頭預支。
據那時的估計，月頭預支比較月尾領薪，至少可多得30％，因為月尾的物價可能比月頭高漲30％。
至于長袖善舞的人，他們多巧立名目向政府或私人銀行借貸，大宗款項，錢一到手，馬上換成物資，鈔票越多，物資越貴，三個人月後把原有的物資抛出一半，便能夠綽有餘裕地連本帶利償清銀行的積欠，自己憑空得到一半。
周而複始，如法炮制。
越肯抛頭露面，低首下心向人借錢的人，他的腰包越來越雄厚。
再進一步，他們深知鈔票遲早終歸無用，所以大家一有餘蓄，便變換黃金美鈔、房屋田産，甚至肥皂、火柴及任何日常用品都在光顧之列。
因為大家的目标在于黃金美鈔、房屋田産以及其他物資，所以這些東西被人炒得很貴。
但是“象以齒焚身”，勝利初期的一些飛機的失事，一部分可以說是由于旅客違犯禁例，私自偷運黃金，緻飛機過重，控制失靈，弄得連人帶金都随飛機的毀滅，四散于荒郊。
至于官僚資本家利用特殊的關系，故意出重資收買大後方的良田，這事情更是得不償失，因為被欺負被侮辱的民衆的無聲的抗議，一緻的憤怒，這簡直影響政府的威信，增加政府的負擔。
官僚資本家固然大發其财，但他們所依賴的政府卻被他們拖累了。
我自己明知沒有搞政治或實業的才幹，無事一身輕，所以時常偷閑去看話劇。
抗戰期間，重慶的話劇有驚人的進步。
大家對于劇本的撰述和選擇，演員的訓練，布景、燈光、道具的考究，可以說是苦心孤詣，非達到目的不止。
随話劇的發達，民歌、民謠及邊疆舞蹈都被人重視。
出了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頭，這種作風的轉變，是直接間接地由八年抗戰的實地經驗得來的。
從前士大夫所提倡的貴族文學和藝術，至多僅給有閑階級做裝飾品，至于士大夫本人正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對于社會簡直是寄生蟲，有害無益。
自經抗戰的洗禮後，大家才恍然大悟，作為文人的知識分子，不但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跟大衆打成一片，這才有真實感。
在重慶搞話劇的人，大家都把話劇當做神聖的工作，認真地悉心考究，所以才有輝煌的成就。
假如不是物質條件的缺乏，我相信那時各話劇的演出的成績一定更進步。
春天的重慶時常籠罩着煙似的薄霧。
霧裡看花，古人已嫌不夠親切，霧裡觀察紛紛擾擾零零亂亂的社會，尤其是時刻都在惡化中的時局，更使人招架不來。
老實說，慕名很久的重慶，經過兩個月的逗留，我已經不想再住下去了。
于是在春寒料峭、煙霧彌漫的暮春的一個清晨，我搭了飛機離開抗戰時代的溫床——重慶。
除兩個大黨外，還有許多小黨；黨内有派，派内有系，簡直使普通人摸不清。
偶爾在坊間買了一張中國各政黨的組織表，看它們的名稱、黨綱、組織，簡直比一張中國曆代帝王世系表複雜得多。
最妙的是有些黨的黨魁們一部分在重慶抗戰，一部分在南京附敵。
到了攤牌清算的時候，那些在南京附敵的人，一律以“地下工作”的名義，把個人的地位從十八層地獄下，升到九重天上。
此中奧妙，恐怕非局外人所能明了。
在舊報上，我看到抗戰有功的人的授勳表。
這些名單很有趣味。
除功罪互見的将領，瑜瑕參半的文人外，這些國人皆曰可殺的皇親國戚個個都榮獲甲等勝利勳章。
“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到了是非不分，賞罰不明的時候，政治的危機是迫在眉睫了。
這都是勝利後措置失當的例子。
但是，當抗戰期間，重慶也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例如圖書審查，把那些比較有價值的新著，經學術專家審定後，按等級酌予獎金。
這些獎金雖然是杯水車薪，但對于一字一淚的作品的賞識，這種作風是值得提倡的。
1946年2月，重慶學生運動又開始了。
有一天他們從各地集中到國府路、上清寺、兩路口一帶遊行示威，每個人手執旗幟，高喊“反對《雅爾塔協定》”等口号，同時，還畫了一大幅東北九省的地圖。
過了幾天，《新華日報》局部被搗毀。
再過幾天，左翼作家在校場口演講被右傾分子毒打一頓。
國共的裂痕日益擴大，四個多月前的《雙十紀要》的文字和精神，已被人遺忘了。
憂患餘生的善良的中國人，眼看内戰将起，和平無望，誰都免不了要歎一口氣。
就在這時候，物價開始暴漲，平均每兩個月漲一倍，各機關也開始經常調整生活費。
受薪階級寅吃卯糧，靠典當借貸為生。
比較聰明的人多和本人有關機關的會計處商量，讓他們在月頭預支。
據那時的估計，月頭預支比較月尾領薪，至少可多得30％，因為月尾的物價可能比月頭高漲30％。
至于長袖善舞的人，他們多巧立名目向政府或私人銀行借貸，大宗款項，錢一到手，馬上換成物資，鈔票越多，物資越貴，三個人月後把原有的物資抛出一半，便能夠綽有餘裕地連本帶利償清銀行的積欠，自己憑空得到一半。
周而複始，如法炮制。
越肯抛頭露面，低首下心向人借錢的人，他的腰包越來越雄厚。
再進一步，他們深知鈔票遲早終歸無用，所以大家一有餘蓄，便變換黃金美鈔、房屋田産，甚至肥皂、火柴及任何日常用品都在光顧之列。
因為大家的目标在于黃金美鈔、房屋田産以及其他物資，所以這些東西被人炒得很貴。
但是“象以齒焚身”，勝利初期的一些飛機的失事，一部分可以說是由于旅客違犯禁例，私自偷運黃金，緻飛機過重，控制失靈，弄得連人帶金都随飛機的毀滅，四散于荒郊。
至于官僚資本家利用特殊的關系，故意出重資收買大後方的良田，這事情更是得不償失，因為被欺負被侮辱的民衆的無聲的抗議，一緻的憤怒，這簡直影響政府的威信，增加政府的負擔。
官僚資本家固然大發其财，但他們所依賴的政府卻被他們拖累了。
我自己明知沒有搞政治或實業的才幹，無事一身輕，所以時常偷閑去看話劇。
抗戰期間，重慶的話劇有驚人的進步。
大家對于劇本的撰述和選擇，演員的訓練，布景、燈光、道具的考究，可以說是苦心孤詣，非達到目的不止。
随話劇的發達，民歌、民謠及邊疆舞蹈都被人重視。
出了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頭，這種作風的轉變，是直接間接地由八年抗戰的實地經驗得來的。
從前士大夫所提倡的貴族文學和藝術，至多僅給有閑階級做裝飾品，至于士大夫本人正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對于社會簡直是寄生蟲，有害無益。
自經抗戰的洗禮後，大家才恍然大悟，作為文人的知識分子，不但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跟大衆打成一片，這才有真實感。
在重慶搞話劇的人，大家都把話劇當做神聖的工作，認真地悉心考究，所以才有輝煌的成就。
假如不是物質條件的缺乏，我相信那時各話劇的演出的成績一定更進步。
春天的重慶時常籠罩着煙似的薄霧。
霧裡看花，古人已嫌不夠親切，霧裡觀察紛紛擾擾零零亂亂的社會，尤其是時刻都在惡化中的時局，更使人招架不來。
老實說，慕名很久的重慶，經過兩個月的逗留，我已經不想再住下去了。
于是在春寒料峭、煙霧彌漫的暮春的一個清晨，我搭了飛機離開抗戰時代的溫床——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