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裡看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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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抗戰期間，作為抗戰司令台的陪都，是中外人士觀瞻所系。
“重慶”“重慶”這兩個字，好像金石一樣，簡直會發出極響亮的聲音。
淪陷區的人民間關跑到重慶，海外華僑輾轉奔赴重慶，而國際知名之士也以一見重慶為無比的光榮。
重慶代表統一的中國，同時，也是全體人民精神團結的象征。
當我避難于越南的時候，有些忠貞志士曾在“通重慶”的罪名下，被敵人槍殺，而我個人險遭不測者也不隻一次。
那時我及一般年輕朋友們雖沒有到過陪都，但大家覺得為“通重慶”的罪名而死，也是心甘情願。
那時抗戰的号角吹得響徹雲霄，在神聖抗戰的精神的感召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誰都覺得為國捐軀是大丈夫應有的責任。
但是，等到戰後我趕到重慶時，擺在我的眼前的重慶，已經和我想象中的重慶截然不同了。
重慶是個山城，山石巉岩，道路崎岖，交通不算十分便利。
雖然各地有公共汽車穿行，但是車少人多，上車照例要排隊等候，等了一班又一班。
假如你出來散步，那些泥濘的道路，正是“無風三尺土，下雨一缸醬。
”漫說散步，看一看那狼狽的态度已經夠惡心。
因為有些屋子是依山建築，汽車不能通達，有錢階級多用滑竿代步。
這種滑竿是露天的，因陋就簡，不像我的故鄉的轎子那麼神氣，更沒有那麼舒服。
由于交通的困難，我在重慶小住兩個月的期間所走的地方不算多。
重慶雖号稱四川首要的商埠，但它的市容不但趕不上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甚至連福州或杭州也不如。
這兒僅有一些藥材與土産，既沒有大規模的工廠，又沒有很繁盛的市場，無論供給和需要，這兒都不能發生決定性的作用。
就一般商業看來，這兒主要的是消費的享樂的城市，茶樓酒館多得數不清。
四川人喜歡在茶樓擺龍門陣，三杯落肚後，誰都要竭其知能，作談天雕龍之辯。
四川人會說話，這主要的是得力于茶樓。
四川菜似乎以成都為正宗，重慶并沒有什麼特出的菜館。
就我所吃過的幾家菜館而論，我隻覺得炒辣子雞丁、紅燒魚、炖豬蹄這幾味還吃得過，其餘的菜都很平常。
至于酒樓的陳設，這兒遠不如北京、上海、香港的幾家以川菜為号召的館子那麼富麗堂皇。
老實說，在重慶時，我倒喜歡各種面食，尤其馄饨。
這一方面是那兒的面食做得好，一方面是我的偏見，因為我從前在北京被我的一位川籍女友，請到她的家裡吃飯時，每次都吃到馄饨醮辣椒油，一吃就合胃口，後來就變成一種嗜好。
在重慶時，我曾到處訪問舊友；大家一見面時，有時是自從香港淪陷後說起，有的更從盧溝橋事變說起，一說就是半天工。
從他們的口述中，我知道他們在抗戰期間所過的生活是痛苦異常，大多數人都是居不安、食不飽，衣服也僅能蔽體，根本談不到時髦。
每天除跑警報外，主要的是怎樣應付一日三餐的問題。
因此，有些人得了肺病，有些人患了嚴重的胃病，而貧血病更是很普通。
所幸抗戰期間，大家的物質生活雖困難，精神生活卻很充實。
誰都承認希望擺在前頭，熬過黑夜，黎明的曙光馬上會來臨。
這種精神上的慰藉，大可抵抗敵人一切威迫利誘的武器。
一到勝利後，那些有特殊關系的人個個衣錦還鄉，争着做接收大員的工作，封條貼處，敵僞囊括幾年的物資變為己有。
你貼封條，我也貼封條，最後看看誰的來頭大，才決定裡邊的物資歸誰所有。
事實上，前門所貼的封條是代表有關系的機關，後邊所開的方便大門才是有來頭的人所幹的把戲。
光憑接收這個好機會，許多人在隔夜之間變成巨富。
這種消息從全國各地陸續傳到重慶，弄得那些含辛茹苦地在大後方幹抗戰工作的人非常失望。
閑居無事，把抗戰幾年間重慶所出的各報合訂本翻閱一遍，最令我心折的還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公報》。
裡邊的社論、專論、特寫，各有千秋。
至于刊物，我也擇要閱讀。
我所得的結論是，比較有思想有能力的作家十九都不滿現狀，甚至那些在政府機關緊握大權的人，表面上似乎也裝着嚴肅的樣子，可是關了門談天的時候，連他們也覺得時局将有重大的變動，所争的僅是時間的先後而已。
八年抗戰，大家的政治意識無限提高。
記得抗戰前夕，國民黨在北方的基礎本來很脆弱，共産黨僅限于各校學生，數目不算多。
雖然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但很快被統治者及外力彈壓；一般市民多抱明哲保身的古訓，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但是，經過八年抗戰，不談政治的人也高
“重慶”“重慶”這兩個字，好像金石一樣，簡直會發出極響亮的聲音。
淪陷區的人民間關跑到重慶，海外華僑輾轉奔赴重慶，而國際知名之士也以一見重慶為無比的光榮。
重慶代表統一的中國，同時，也是全體人民精神團結的象征。
當我避難于越南的時候，有些忠貞志士曾在“通重慶”的罪名下，被敵人槍殺，而我個人險遭不測者也不隻一次。
那時我及一般年輕朋友們雖沒有到過陪都，但大家覺得為“通重慶”的罪名而死，也是心甘情願。
那時抗戰的号角吹得響徹雲霄，在神聖抗戰的精神的感召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誰都覺得為國捐軀是大丈夫應有的責任。
但是，等到戰後我趕到重慶時，擺在我的眼前的重慶，已經和我想象中的重慶截然不同了。
重慶是個山城，山石巉岩，道路崎岖，交通不算十分便利。
雖然各地有公共汽車穿行，但是車少人多，上車照例要排隊等候，等了一班又一班。
假如你出來散步，那些泥濘的道路，正是“無風三尺土，下雨一缸醬。
”漫說散步，看一看那狼狽的态度已經夠惡心。
因為有些屋子是依山建築，汽車不能通達，有錢階級多用滑竿代步。
這種滑竿是露天的，因陋就簡，不像我的故鄉的轎子那麼神氣，更沒有那麼舒服。
由于交通的困難，我在重慶小住兩個月的期間所走的地方不算多。
重慶雖号稱四川首要的商埠，但它的市容不但趕不上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甚至連福州或杭州也不如。
這兒僅有一些藥材與土産，既沒有大規模的工廠，又沒有很繁盛的市場，無論供給和需要，這兒都不能發生決定性的作用。
就一般商業看來，這兒主要的是消費的享樂的城市，茶樓酒館多得數不清。
四川人喜歡在茶樓擺龍門陣，三杯落肚後，誰都要竭其知能，作談天雕龍之辯。
四川人會說話，這主要的是得力于茶樓。
四川菜似乎以成都為正宗，重慶并沒有什麼特出的菜館。
就我所吃過的幾家菜館而論，我隻覺得炒辣子雞丁、紅燒魚、炖豬蹄這幾味還吃得過，其餘的菜都很平常。
至于酒樓的陳設，這兒遠不如北京、上海、香港的幾家以川菜為号召的館子那麼富麗堂皇。
老實說，在重慶時，我倒喜歡各種面食，尤其馄饨。
這一方面是那兒的面食做得好，一方面是我的偏見，因為我從前在北京被我的一位川籍女友，請到她的家裡吃飯時，每次都吃到馄饨醮辣椒油，一吃就合胃口，後來就變成一種嗜好。
在重慶時，我曾到處訪問舊友；大家一見面時，有時是自從香港淪陷後說起，有的更從盧溝橋事變說起，一說就是半天工。
從他們的口述中，我知道他們在抗戰期間所過的生活是痛苦異常，大多數人都是居不安、食不飽，衣服也僅能蔽體，根本談不到時髦。
每天除跑警報外，主要的是怎樣應付一日三餐的問題。
因此，有些人得了肺病，有些人患了嚴重的胃病，而貧血病更是很普通。
所幸抗戰期間，大家的物質生活雖困難，精神生活卻很充實。
誰都承認希望擺在前頭，熬過黑夜，黎明的曙光馬上會來臨。
這種精神上的慰藉，大可抵抗敵人一切威迫利誘的武器。
一到勝利後，那些有特殊關系的人個個衣錦還鄉，争着做接收大員的工作，封條貼處，敵僞囊括幾年的物資變為己有。
你貼封條，我也貼封條，最後看看誰的來頭大，才決定裡邊的物資歸誰所有。
事實上，前門所貼的封條是代表有關系的機關，後邊所開的方便大門才是有來頭的人所幹的把戲。
光憑接收這個好機會，許多人在隔夜之間變成巨富。
這種消息從全國各地陸續傳到重慶，弄得那些含辛茹苦地在大後方幹抗戰工作的人非常失望。
閑居無事，把抗戰幾年間重慶所出的各報合訂本翻閱一遍，最令我心折的還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公報》。
裡邊的社論、專論、特寫，各有千秋。
至于刊物，我也擇要閱讀。
我所得的結論是，比較有思想有能力的作家十九都不滿現狀，甚至那些在政府機關緊握大權的人，表面上似乎也裝着嚴肅的樣子，可是關了門談天的時候，連他們也覺得時局将有重大的變動，所争的僅是時間的先後而已。
八年抗戰，大家的政治意識無限提高。
記得抗戰前夕，國民黨在北方的基礎本來很脆弱，共産黨僅限于各校學生，數目不算多。
雖然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但很快被統治者及外力彈壓；一般市民多抱明哲保身的古訓，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但是，經過八年抗戰，不談政治的人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