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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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還沒有結婚前，有一位川籍的女同學給我寫了一封信，其中有這麼幾句話：“當午夜夢醒時，想起人生的多艱，不覺心灰意懶。
”現在當我走投無路，踏上這隻孤舟，走向自己不願意去而又不能不去的目的地的時候，心裡難免也有些惘然。
同行的三家人一到船上，照例又暈船，一動不動，整天待在統倉裡。
我因為不怕暈船，時常出來跑動，所以認識了不少人。
我遇着二三十個泰國的華僑的子弟，他們一向在香港求學，現在因香港淪陷，他們特地疏散回家。
我看他們的膚色和輪廓顯然是潮州人，可是他們硬說自己是“泰國人”。
華僑辛辛苦苦地到外洋去謀生，好容易成家立業，可是他們所生的兒女，因為受不良的教育的關系，不承認祖國。
當我聽見他們說“泰國人”三個字的時候，我恨不得像包公在“仁宗不認母”那出戲裡所表演的劇情那樣，拿着棒子輕敲重打他們的衣服，聊當一種教訓。
3月11日，我們安抵海防，在海關檢查處遇着一個日本憲兵，我心裡想這分明是個鬼門關，入死出生。
在這緊急的當兒，我故示鎮定，維持我的鄉下佬的姿态，果然出我意料之外，他馬馬虎虎地把行李翻一翻就放行。
我們在海防宿了一宵，第二天即坐火車赴河内，轉往西貢。
這是四等車，旅客坐在兩旁，行李放在中央，車廂的窗門一半是開敞着。
因此，從海防至中圻這一段，我們不斷地受雨打風吹；從中圻到西貢那一段，又遭熱得可怕的陽光的炙烤。
至于火車頭所發出的煤煙，更是一層一層的堆滿我們的臉上。
到了西貢時，我們每個人好像剛從礦裡跑出來的礦夫，或者從洪爐邊工作終日才解放出來的鐵匠。
車抵西貢，所有旅客都魚貫下車，獨我們這一批人遭海關員的留難。
起初在車站檢查一次，毫無所獲，然後再帶到海關的辦事處，從頭再檢查一次，從婦女的首飾到比較新的羊毛衣服都被海關拿走。
突然間有個不知姓名的同胞（後來才知道這位先生是羅牧兄的熟人），替我們跟海關的職員說了兩句話，所有的東西如數發還，而我們已經足足餓了半天。
羅牧兄介紹我們到西貢大馬路的永安客棧去投宿，這間客棧是鄭益國兄昆仲開的。
蒙他們的熱烈招待，使我們大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益國兄的人緣甚好，和他來往的人誰都願意跟他做好朋友。
我在越南鄉村隐居的幾年間，偶爾到西貢去購買日常用品的時候，一定要寄宿在他的客棧。
我們在西貢休息幾天，大家便分手了。
羅牧兄留在西貢，戴淮清兄前往槟椥省，我到茶榮省。
越南的一個省比中國一個縣還小，人口的密度也不如中國那麼高。
我到茶榮後，蒙陳嘉彬兄、林仲安兄的介紹，便在當地的一間華僑小學——福建學校——做校長。
起初我本想什麼都不幹，經過幾天的考慮後，我覺得白白地待在家裡，也許更引人注意，不如辦一間學校更适合。
一來學校的報酬雖不多，但多少可貼補我的家用；二來學校要聘用幾個教員，一些窮朋友的職業也可以解決，于是我決定接辦學校。
越南的華僑學校，經費不足，人手缺乏，設備也不大充實，所以一般的教育文化水準都很低。
在教員方面，小學教員不成問題，初中還可以應付，高中可難找到适當的教員了。
在設備方面，西貢的廣肇學校，堤岸的福建學校及知用學校各有兩套“萬知有文庫”，其他學校的圖書館多是空空如也。
标本、儀器、地圖，宛若鳳毛麟角。
至于校舍，法國人所設立的學校，因為得到政府的幫助，能夠建築整齊劃一的課室及龐大的運動場。
華校因為白手成家的緣故，所有校舍都是逐漸擴充起來的，不是按照固定的計劃建築起來的。
起初用阿婆廟的靜室改為學校，或者用住宅改為學校，後來學生的人數增加，款項逐漸充足，他們才有能力自建學校。
因為華校和當地政府的學校的背景不同，所以我對于華校的一切缺點都能夠原諒。
換句話說，華校好像母親，母親雖其貌不揚，但是誰敢那樣忍心，随便批評母親的美醜呢？ 自中國社會主義運動開始之後，輿論界對于買辦階級口誅筆伐，這事情我到越南後更找到充分的理由。
買辦階級是沒有獨立的人格的，他們一心一意，隻想奉承外國的主子，然後從主子的斷飯殘羹中分到什一的餘潤。
他們最瞧不起自己中國人。
他們最喜歡在毫無辦法的同胞面前賣弄他們的權威。
他們的兒女
”現在當我走投無路，踏上這隻孤舟，走向自己不願意去而又不能不去的目的地的時候，心裡難免也有些惘然。
同行的三家人一到船上，照例又暈船，一動不動，整天待在統倉裡。
我因為不怕暈船，時常出來跑動，所以認識了不少人。
我遇着二三十個泰國的華僑的子弟，他們一向在香港求學，現在因香港淪陷，他們特地疏散回家。
我看他們的膚色和輪廓顯然是潮州人，可是他們硬說自己是“泰國人”。
華僑辛辛苦苦地到外洋去謀生，好容易成家立業，可是他們所生的兒女，因為受不良的教育的關系，不承認祖國。
當我聽見他們說“泰國人”三個字的時候，我恨不得像包公在“仁宗不認母”那出戲裡所表演的劇情那樣，拿着棒子輕敲重打他們的衣服，聊當一種教訓。
3月11日，我們安抵海防，在海關檢查處遇着一個日本憲兵，我心裡想這分明是個鬼門關，入死出生。
在這緊急的當兒，我故示鎮定，維持我的鄉下佬的姿态，果然出我意料之外，他馬馬虎虎地把行李翻一翻就放行。
我們在海防宿了一宵，第二天即坐火車赴河内，轉往西貢。
這是四等車，旅客坐在兩旁，行李放在中央，車廂的窗門一半是開敞着。
因此，從海防至中圻這一段，我們不斷地受雨打風吹；從中圻到西貢那一段，又遭熱得可怕的陽光的炙烤。
至于火車頭所發出的煤煙，更是一層一層的堆滿我們的臉上。
到了西貢時，我們每個人好像剛從礦裡跑出來的礦夫，或者從洪爐邊工作終日才解放出來的鐵匠。
車抵西貢，所有旅客都魚貫下車，獨我們這一批人遭海關員的留難。
起初在車站檢查一次，毫無所獲，然後再帶到海關的辦事處，從頭再檢查一次，從婦女的首飾到比較新的羊毛衣服都被海關拿走。
突然間有個不知姓名的同胞（後來才知道這位先生是羅牧兄的熟人），替我們跟海關的職員說了兩句話，所有的東西如數發還，而我們已經足足餓了半天。
羅牧兄介紹我們到西貢大馬路的永安客棧去投宿，這間客棧是鄭益國兄昆仲開的。
蒙他們的熱烈招待，使我們大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益國兄的人緣甚好，和他來往的人誰都願意跟他做好朋友。
我在越南鄉村隐居的幾年間，偶爾到西貢去購買日常用品的時候，一定要寄宿在他的客棧。
我們在西貢休息幾天，大家便分手了。
羅牧兄留在西貢，戴淮清兄前往槟椥省，我到茶榮省。
越南的一個省比中國一個縣還小，人口的密度也不如中國那麼高。
我到茶榮後，蒙陳嘉彬兄、林仲安兄的介紹，便在當地的一間華僑小學——福建學校——做校長。
起初我本想什麼都不幹，經過幾天的考慮後，我覺得白白地待在家裡，也許更引人注意，不如辦一間學校更适合。
一來學校的報酬雖不多，但多少可貼補我的家用；二來學校要聘用幾個教員，一些窮朋友的職業也可以解決，于是我決定接辦學校。
越南的華僑學校，經費不足，人手缺乏，設備也不大充實，所以一般的教育文化水準都很低。
在教員方面，小學教員不成問題，初中還可以應付，高中可難找到适當的教員了。
在設備方面，西貢的廣肇學校，堤岸的福建學校及知用學校各有兩套“萬知有文庫”，其他學校的圖書館多是空空如也。
标本、儀器、地圖，宛若鳳毛麟角。
至于校舍，法國人所設立的學校，因為得到政府的幫助，能夠建築整齊劃一的課室及龐大的運動場。
華校因為白手成家的緣故，所有校舍都是逐漸擴充起來的，不是按照固定的計劃建築起來的。
起初用阿婆廟的靜室改為學校，或者用住宅改為學校，後來學生的人數增加，款項逐漸充足，他們才有能力自建學校。
因為華校和當地政府的學校的背景不同，所以我對于華校的一切缺點都能夠原諒。
換句話說，華校好像母親，母親雖其貌不揚，但是誰敢那樣忍心，随便批評母親的美醜呢？ 自中國社會主義運動開始之後，輿論界對于買辦階級口誅筆伐，這事情我到越南後更找到充分的理由。
買辦階級是沒有獨立的人格的，他們一心一意，隻想奉承外國的主子，然後從主子的斷飯殘羹中分到什一的餘潤。
他們最瞧不起自己中國人。
他們最喜歡在毫無辦法的同胞面前賣弄他們的權威。
他們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