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廣州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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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灣在廣東省吳川縣西南，位于雷州半島之東，有東海島橫亘灣内。
清光緒二十四年（即1898年）被法國人占領，第二年才訂約租借，為期99年，法國把它當作自由貿易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華盛頓會議上，法國答應交還，但未實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算是中國的輸血管之一。
由華南往大後方的人，除走旱路外，不是經過廣州灣，便是經過海防，所以這個地方頓時顯着昙花一現的繁榮。
我們抵達廣州灣，已近薄暮黃昏的時分。
我們趕到市區去找旅店，家家客滿，問了好幾間，才在一間比較大的旅店開了兩個房間。
房小人多，兩張床讓婦孺去享受，我隻好睡地鋪。
這兒的衛生設備遠不如香港，一躺下去，成群結隊的蚊子便來進攻，不用兩晚工夫，我的臉上及手臂上已經像患天花的人那樣，滿是點點小斑痕了。
廣州灣的旅店白天還算消停，一到晚上，旅店的餐廳擠滿了人，喝酒、挾妓、打牌、抽大煙等事，不一而足。
據我的調查，每天晚上在酒樓大吃大喝的多是私枭。
他們跟衙門裡的有力分子發生關系，彼此互相關照，大家都有好處。
原來離亂的時代，法令如毛；多一條法令，人民便多一層負擔，而利用既得的地位來賺錢的人更多一個機會。
最使我難過的，就是江湖賣藝的人，手拉胡琴，邊走邊彈，像穿梭一樣，在旅店進進出出。
假如有人招呼，他們便停下來唱廣東小調。
男的用濃重的喉音，女的用清脆的高音，闆眼節拍，完全沒有顧及。
天高氣爽，月明星稀的晚上還沒有什麼；一遇狂風暴雨的時期，聽了鈴聲已夠人斷腸，何況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雨夜殘歌，更增加流浪漢的心事呢。
小孩們平素是嬌生慣養的，一到廣州灣，水土不服，個個鬧肚子痛。
人生路不熟，我們找不到醫生，随便給他們吃了一些止瀉的藥水就算了。
第三天，我們到輪船公司去打聽越南的船期，答案是輪船遙遙無期。
最成問題的，還是我們的臨時通行證。
據說，沒有臨時通行證的人是買不到船票的，除非西貢方面有人擔保。
這問題可把我們難住了。
在香港，我們住過相當時間，熟人較多，各機關都跑得通；現在突然跑到廣州灣來，一個熟人也沒有，上不到天，下不落地，漂泊無依地懸挂半空中，哪裡去找人做擔保？ 有一天，我們在路邊閑蕩，羅牧兄遇着一個熟人蔡天健兄，他是潮州人，口才很伶俐，曾任西貢《遠東日報》的總編輯。
蒙他的介紹，我們認識西貢中華總商會會長朱繼興先生。
朱先生是潮陽人，身材矮小，面色黝黑。
那時他雖被病魔所困，說話相當費力，但兩目炯炯發光，一見使我覺得他是個深謀遠慮，有識見、有魄力的人物。
羅牧兄與朱先生誼屬同鄉，一經介紹之後，兩人很談得來。
關于越南的入境手續，朱先生一口答應給我們擔保。
關于擔保的手續，他給我們打電報到西貢益興公司從速辦理；關于船位問題，他與法國輪船公司的經理商量，多加載位兩百名。
因為當時流落廣州灣的不止我們這一批人，其他各界人士留滞在廣州灣的也不在少數。
本來這些事情跟朱先生沒有關系的，隻因他義俠為懷，富有朱家、郭解的遺風，所以他認為應該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事情，便不惜費盡心機替别人去拼命。
由于他時常替别人拼命，他在西貢社會中，沒有一個人不尊重他，尤其是文化界和勞動階級。
朱先生知道我們在旅店吃病了，特地請我們到他的公司去吃飯，另外在他的公司的樓上騰出兩三間房給我們住。
一個人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突然遇着這麼的一個救星，不禁會發生由衷的感激。
從旁人的口述中，我知道朱先生17歲才到西貢，每個月僅賺越币5元。
他花了4元做學費，跟人家補習法文，經過兩年不斷的努力，他的法文有長足的進步。
他開始在法國人的公司做書記，學習經商的方法。
不久之後，他開始跟法國人合作，創辦益興公司。
從出入口貿易到水陸交通運輸事業，他都一手包辦。
他自己沒有許多現金，但他富有組織的能力及知人善任的天才，所以運籌帷幄，措置裕如。
據說，他最大的資本，就是3000名碼頭工人。
他替碼頭工人争取權利，碼頭工人也一緻擁護他。
靠着群衆的力量及他在中、法、越三方面的社團的活躍，他便在35歲那年，被西貢全體僑商推舉為商會會長。
清光緒二十四年（即1898年）被法國人占領，第二年才訂約租借，為期99年，法國把它當作自由貿易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華盛頓會議上，法國答應交還，但未實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算是中國的輸血管之一。
由華南往大後方的人，除走旱路外，不是經過廣州灣，便是經過海防，所以這個地方頓時顯着昙花一現的繁榮。
我們抵達廣州灣，已近薄暮黃昏的時分。
我們趕到市區去找旅店，家家客滿，問了好幾間，才在一間比較大的旅店開了兩個房間。
房小人多，兩張床讓婦孺去享受，我隻好睡地鋪。
這兒的衛生設備遠不如香港，一躺下去，成群結隊的蚊子便來進攻，不用兩晚工夫，我的臉上及手臂上已經像患天花的人那樣，滿是點點小斑痕了。
廣州灣的旅店白天還算消停，一到晚上，旅店的餐廳擠滿了人，喝酒、挾妓、打牌、抽大煙等事，不一而足。
據我的調查，每天晚上在酒樓大吃大喝的多是私枭。
他們跟衙門裡的有力分子發生關系，彼此互相關照，大家都有好處。
原來離亂的時代，法令如毛；多一條法令，人民便多一層負擔，而利用既得的地位來賺錢的人更多一個機會。
最使我難過的，就是江湖賣藝的人，手拉胡琴，邊走邊彈，像穿梭一樣，在旅店進進出出。
假如有人招呼，他們便停下來唱廣東小調。
男的用濃重的喉音，女的用清脆的高音，闆眼節拍，完全沒有顧及。
天高氣爽，月明星稀的晚上還沒有什麼；一遇狂風暴雨的時期，聽了鈴聲已夠人斷腸，何況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雨夜殘歌，更增加流浪漢的心事呢。
小孩們平素是嬌生慣養的，一到廣州灣，水土不服，個個鬧肚子痛。
人生路不熟，我們找不到醫生，随便給他們吃了一些止瀉的藥水就算了。
第三天，我們到輪船公司去打聽越南的船期，答案是輪船遙遙無期。
最成問題的，還是我們的臨時通行證。
據說，沒有臨時通行證的人是買不到船票的，除非西貢方面有人擔保。
這問題可把我們難住了。
在香港，我們住過相當時間，熟人較多，各機關都跑得通；現在突然跑到廣州灣來，一個熟人也沒有，上不到天，下不落地，漂泊無依地懸挂半空中，哪裡去找人做擔保？ 有一天，我們在路邊閑蕩，羅牧兄遇着一個熟人蔡天健兄，他是潮州人，口才很伶俐，曾任西貢《遠東日報》的總編輯。
蒙他的介紹，我們認識西貢中華總商會會長朱繼興先生。
朱先生是潮陽人，身材矮小，面色黝黑。
那時他雖被病魔所困，說話相當費力，但兩目炯炯發光，一見使我覺得他是個深謀遠慮，有識見、有魄力的人物。
羅牧兄與朱先生誼屬同鄉，一經介紹之後，兩人很談得來。
關于越南的入境手續，朱先生一口答應給我們擔保。
關于擔保的手續，他給我們打電報到西貢益興公司從速辦理；關于船位問題，他與法國輪船公司的經理商量，多加載位兩百名。
因為當時流落廣州灣的不止我們這一批人，其他各界人士留滞在廣州灣的也不在少數。
本來這些事情跟朱先生沒有關系的，隻因他義俠為懷，富有朱家、郭解的遺風，所以他認為應該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事情，便不惜費盡心機替别人去拼命。
由于他時常替别人拼命，他在西貢社會中，沒有一個人不尊重他，尤其是文化界和勞動階級。
朱先生知道我們在旅店吃病了，特地請我們到他的公司去吃飯，另外在他的公司的樓上騰出兩三間房給我們住。
一個人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突然遇着這麼的一個救星，不禁會發生由衷的感激。
從旁人的口述中，我知道朱先生17歲才到西貢，每個月僅賺越币5元。
他花了4元做學費，跟人家補習法文，經過兩年不斷的努力，他的法文有長足的進步。
他開始在法國人的公司做書記，學習經商的方法。
不久之後，他開始跟法國人合作，創辦益興公司。
從出入口貿易到水陸交通運輸事業，他都一手包辦。
他自己沒有許多現金，但他富有組織的能力及知人善任的天才，所以運籌帷幄，措置裕如。
據說，他最大的資本，就是3000名碼頭工人。
他替碼頭工人争取權利，碼頭工人也一緻擁護他。
靠着群衆的力量及他在中、法、越三方面的社團的活躍，他便在35歲那年，被西貢全體僑商推舉為商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