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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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戰争爆發後的第二天，九龍啟德機場突然來兩架飛機，一般對抗戰的重慶政府寄予無限的期望的同胞，暗中感到莫大的安慰。
誰料飛機匆匆飛來，匆匆飛去，裡邊所載的貴賓，不是折沖樽俎的外交專家，不是筆下橫掃萬軍的文化鬥士，不是百戰沙場的軍事将領，而是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眷屬、副官，最後連十八隻哈巴狗也運走了。
這件事情在大後方，尤其昆明，曾發生巨大的風波，給反對政府的人們以最好的資料，但是，當時在炮火下的香港的我們并不十分明了。
直至炮聲停止後兩星期，我才從流落于九龍的二三政要的口述中略知一二。
日軍開進香港，隔夜之間，忠奸立見。
跟抗戰工作有直接關系的人，十九都潛伏于家裡，或者搬到親戚朋友家裡去避難。
但其中也有極小部分的人卻彈冠相慶，認為他們的機會已到，假如不趁這時期發一筆橫财，這未免辜負他們期待半生的機會。
那時跟日本工作的人員，手臂上都挂着一條白布，布上蓋着日本軍部的圖章。
有一天，我有個舊同事跑到我的家裡，他的手臂上也挂着一條白布，一望而知他是和日本有關的人物。
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我說，要走須馬上走，否則須替日本工作。
接着，他告訴我說，日本要在香港設立“東亞文化協會”，凡是參加過抗日工作的人都可以去投誠。
他說話時，意氣洋洋，頗有自得的樣子。
我隻有聽的分，沒有說的分。
等他走後，我趕緊跑到銅鑼灣去跟羅牧兄商量善後的辦法。
我主張去重慶，他主張去越南。
論政治的關系及抗戰的意義，越南不如重慶；論生活的安定及專心地工作，重慶遠不如越南。
我自問不是搞政治的人物，而且與皇親國戚無姻緣，跑到重慶去活受罪，誰也不理會。
反正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戰事天天擴大，不是一年半載可以結束，不如趁這機會跑到越南的鄉下去隐居幾年，把學問的基礎打切實些，将來和平之神降臨後，國家需要建設的人才，屆時或者能夠給社會以一些貢獻。
主意一定，我們便準備離港的手續。
香港的法國領事館是在彙豐銀行後邊的小山坡上，即聖約翰大教堂的左邊。
這地方我每天都坐車經過，但始終沒有注意到它。
到了我們要去越南的時候，法國領事館變成我們常到的地方了。
為着一張臨時通行證，我們至少跑了十幾回。
通行證做好之後，我們便等候船隻。
平時香港的航務十分便利，無論穿行歐、美、日及南洋群島的郵船貨船，或行駛廣州、澳門的輪渡，每天進進出出，好像穿梭那樣敏捷。
現在整個島變成孤島，四面海化為死海，關山難越，寸步也走不得。
香港的米荒越來越嚴重，為着搶米店、劫米倉，每天總有多少人要流血。
日本做了香港的新主人翁後，對于食米這問題覺得相當頭痛。
日本軍部宣布疏散人口，誰願意離開香港，他們絕不會故意留難。
在新加坡，日本軍人曾實施那種慘絕人寰的檢證手段，把成千累萬的善良人民置之死地；在香港，他們除拘禁英美法荷的人民外，對于中國人并沒有怎麼過不去。
因此，我們才可以脫離虎口。
我們候船候了一個月，到了二月中旬，聽說有個白銀丸開到廣州，我們好像中馬票一樣，心裡非常高興。
費了九牛之力，我才買到十四張船票，供羅牧兄、戴淮清兄及我三家大小應用。
2月20日，正是舊曆新年過後的兩星期，刺骨的北風及迷茫的煙雨，徒增離人的愁緒。
東方未明前，我們已經動身，從般含道，經堅道，直抵皇家碼頭，一路鴉雀無聲，偶爾前面闖出一個陰影，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連毛孔個個都要直豎起來。
我們在碼頭旁邊排隊，等了兩個鐘頭才平安渡海。
到了尖沙咀碼頭那邊，我們又要罰站。
忽然前面開來一輛汽車，車門開處，跑出一個上尉模樣的軍官，那位給我們帶路的熟人馬上用廣東話喊出“貓低，貓低”的字樣，我一面對日本軍人的滿臉橫肉的神氣表示憎恨，一面對我這位帶路的熟人表示鄙視。
他是個留日學生，中日文都有根底，平日為人也非常的和氣，為什麼在短短期間内會變成這樣卑鄙不堪的樣子。
但是，細心一想，我又得到很好的解釋。
根據唯物主義的理論：“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的存在；倒是他的存在，決定他的意識。
”用最淺白的話來解釋，就是吃什麼飯，說什麼話。
娼妓對客人的脅肩谄笑，獄卒對囚犯的兇若猛虎，主要的是他們的衣食攸關的職業迫得他們不得不那麼幹。
用孟子的話來說：“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從此可見生活或環境是決定一切。
誰料飛機匆匆飛來，匆匆飛去，裡邊所載的貴賓，不是折沖樽俎的外交專家，不是筆下橫掃萬軍的文化鬥士，不是百戰沙場的軍事将領，而是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眷屬、副官，最後連十八隻哈巴狗也運走了。
這件事情在大後方，尤其昆明，曾發生巨大的風波，給反對政府的人們以最好的資料，但是，當時在炮火下的香港的我們并不十分明了。
直至炮聲停止後兩星期，我才從流落于九龍的二三政要的口述中略知一二。
日軍開進香港，隔夜之間，忠奸立見。
跟抗戰工作有直接關系的人，十九都潛伏于家裡，或者搬到親戚朋友家裡去避難。
但其中也有極小部分的人卻彈冠相慶，認為他們的機會已到，假如不趁這時期發一筆橫财，這未免辜負他們期待半生的機會。
那時跟日本工作的人員，手臂上都挂着一條白布，布上蓋着日本軍部的圖章。
有一天，我有個舊同事跑到我的家裡，他的手臂上也挂着一條白布，一望而知他是和日本有關的人物。
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我說，要走須馬上走，否則須替日本工作。
接着，他告訴我說，日本要在香港設立“東亞文化協會”，凡是參加過抗日工作的人都可以去投誠。
他說話時，意氣洋洋，頗有自得的樣子。
我隻有聽的分，沒有說的分。
等他走後，我趕緊跑到銅鑼灣去跟羅牧兄商量善後的辦法。
我主張去重慶，他主張去越南。
論政治的關系及抗戰的意義，越南不如重慶；論生活的安定及專心地工作，重慶遠不如越南。
我自問不是搞政治的人物，而且與皇親國戚無姻緣，跑到重慶去活受罪，誰也不理會。
反正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戰事天天擴大，不是一年半載可以結束，不如趁這機會跑到越南的鄉下去隐居幾年，把學問的基礎打切實些，将來和平之神降臨後，國家需要建設的人才，屆時或者能夠給社會以一些貢獻。
主意一定，我們便準備離港的手續。
香港的法國領事館是在彙豐銀行後邊的小山坡上，即聖約翰大教堂的左邊。
這地方我每天都坐車經過，但始終沒有注意到它。
到了我們要去越南的時候，法國領事館變成我們常到的地方了。
為着一張臨時通行證，我們至少跑了十幾回。
通行證做好之後，我們便等候船隻。
平時香港的航務十分便利，無論穿行歐、美、日及南洋群島的郵船貨船，或行駛廣州、澳門的輪渡，每天進進出出，好像穿梭那樣敏捷。
現在整個島變成孤島，四面海化為死海，關山難越，寸步也走不得。
香港的米荒越來越嚴重，為着搶米店、劫米倉，每天總有多少人要流血。
日本做了香港的新主人翁後，對于食米這問題覺得相當頭痛。
日本軍部宣布疏散人口，誰願意離開香港，他們絕不會故意留難。
在新加坡，日本軍人曾實施那種慘絕人寰的檢證手段，把成千累萬的善良人民置之死地；在香港，他們除拘禁英美法荷的人民外，對于中國人并沒有怎麼過不去。
因此，我們才可以脫離虎口。
我們候船候了一個月，到了二月中旬，聽說有個白銀丸開到廣州，我們好像中馬票一樣，心裡非常高興。
費了九牛之力，我才買到十四張船票，供羅牧兄、戴淮清兄及我三家大小應用。
2月20日，正是舊曆新年過後的兩星期，刺骨的北風及迷茫的煙雨，徒增離人的愁緒。
東方未明前，我們已經動身，從般含道，經堅道，直抵皇家碼頭，一路鴉雀無聲，偶爾前面闖出一個陰影，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連毛孔個個都要直豎起來。
我們在碼頭旁邊排隊，等了兩個鐘頭才平安渡海。
到了尖沙咀碼頭那邊，我們又要罰站。
忽然前面開來一輛汽車，車門開處，跑出一個上尉模樣的軍官，那位給我們帶路的熟人馬上用廣東話喊出“貓低，貓低”的字樣，我一面對日本軍人的滿臉橫肉的神氣表示憎恨，一面對我這位帶路的熟人表示鄙視。
他是個留日學生，中日文都有根底，平日為人也非常的和氣，為什麼在短短期間内會變成這樣卑鄙不堪的樣子。
但是，細心一想，我又得到很好的解釋。
根據唯物主義的理論：“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的存在；倒是他的存在，決定他的意識。
”用最淺白的話來解釋，就是吃什麼飯，說什麼話。
娼妓對客人的脅肩谄笑，獄卒對囚犯的兇若猛虎，主要的是他們的衣食攸關的職業迫得他們不得不那麼幹。
用孟子的話來說：“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從此可見生活或環境是決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