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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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會送到華校，同時，他們也不會給華校捐一筆款，效一點勞。
所可惜的是，他們不能夠把自己的膚色改裝，緻使他們在洋人面前時常發生自卑感。
因為洋人不把他們當人看待，所以他們在同胞面前，不得不矯揉造作，顯示自己的身份與衆不同。
但是，日本的南進對于華校是有間接的幫忙。
西貢最大的一間中法學校被日本軍人占去了，一般人眼看法國淪陷後，自身不保，法文的地位也發生動搖了。
到了勝利那一年——即1945年——連越南的學生也開始學習中文了。
就我的鄉下那一間學校而論，許多在法國學校得過高中文憑的學生，都接二連三地來學習中文。
為着這問題，我特地開了一班，專門教導他們。
因為他們學有根底，進步得很快，大約有半年工夫，個個都會說國語了。
這是我流落越南期間的所得的意外的收獲。
在茶榮隐居的四年内，我前後做了兩年校長，中間完全休息了一年，初到時及勝利後到處旅行一年。
鄉居入不敷出，在經濟上我很得力于朱繼興先生的援助。
假如不是朱先生的全力支持，我不是淪為餓殍，便須跑到西貢來謀生，那時在日本憲兵的大肆搜捕的恐怖下，難免像其他愛國志士那樣，在新山一機場化為炮灰。
在茶榮的第一年，我抽暇把劍橋大學克拉潘教授的《現代法德經濟史》譯成中文。
克拉潘教授是英國經濟史學界的權威，這部三十萬言的《現代法德經濟史》，是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稿，深入淺出，如數家珍。
英國大文豪威爾斯說它比較一般小說更娓娓動聽，這句話一點也沒有誇張。
第二年我更不自量力地動手翻譯克拉潘教授畢生的大著《近代英國經濟史》。
這部書都一百五十萬言，詳征博引，信而有征，是科學的曆史的标準著作。
可惜全書譯到大半，戰事已經結束，戰後因為心為形役，整天奔走衣食，再也沒有機會讓我把這部大著譯完，更談不到整理出版。
現在我覺得除英國的牛津劍橋的學侶的生活外，隐居或坐監是研究學問最好的環境。
當代尼赫魯先生之所以有驚人的成績貢獻給世界，這和他的十四年的監獄生活不無關系罷。
在茶榮的幾年間，我認識了一位河内大學教授拉布盧奎先生。
他隸屬于法國的社會黨，曾著書立說，反對日本的軍閥的殘暴。
因此，當日本和法國駐越南的總督戴古成立協定後，拉布盧奎教授便變成階下囚。
他所受的刑罰是軟禁，僅能在茶榮城内散散步，不得到外邊去活動。
偶爾因病到西貢去就醫，他須得軍政當局的準許，而且須有一名警察陪伴或監視。
當我到茶榮後不久，我看見他的儀表出衆，談吐不俗，便和他相識。
接着，我和他交換教授，他教我讀法文，我教他讀英文。
因為他是我周圍唯一有學問的人，所以公餘之暇，大家時常在一起喝茶。
他留心看報及收聽收音機，關于盟軍的軍事的發展，及德意日軸心國家的沒落的過程，他一得到好消息，便跑來告訴我。
不幸1945年3月9日事變，日軍在一夜之間，把法兵全部繳械，所有法國人都被送到西貢集中營，我這位患難之交也不能幸免，直到勝利之後，大家才在西貢晤面。
那幾年間，我利用譯書教書的餘暇來研讀幾部子書及《蘇東坡全集》。
我發現蘇東坡這個人之所以成為全能的文學家，除家學淵源及天賦的絕頂聰明外，最重要的是他的治學方法。
對于每門學藝，他是精熟幾部書（如《孟子》、《莊子》、《史記》、《漢書》、陶詩、杜詩、韓文），同時，結交各該部門的權威的朋友。
師友夾持，加上古人的豐富的遺産及自己的堅強的創造力，所以他幹什麼像什麼。
他平生最得力的是“守駿莫如跛”這五個字，所以他在古人的名著上曾下過死工夫。
你看他讀《漢書》和陶詩的方法，便知道他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證明他有驚人的努力，才有驚人的成就。
後人不察，早晨剛學執筆，晚上就希望有所收獲，世間哪裡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蘇東坡的流放嶺南，淪落瓊崖，這些落魄的情形并不比我的隐居于萬裡蠻荒的越南好了多少。
所不同的是，前賢的根器厚，魄力大，在颠沛流離之餘，仍有巧奪天工的大成績表現；而我在越南的幾年的隐居，充其量隻做個大米蟲，把越南的白米、香米吃了一肚子。
深夜自思，不禁要對鏡子臭罵了一聲：“無用的棄才！”
所可惜的是，他們不能夠把自己的膚色改裝，緻使他們在洋人面前時常發生自卑感。
因為洋人不把他們當人看待，所以他們在同胞面前，不得不矯揉造作，顯示自己的身份與衆不同。
但是，日本的南進對于華校是有間接的幫忙。
西貢最大的一間中法學校被日本軍人占去了，一般人眼看法國淪陷後，自身不保，法文的地位也發生動搖了。
到了勝利那一年——即1945年——連越南的學生也開始學習中文了。
就我的鄉下那一間學校而論，許多在法國學校得過高中文憑的學生，都接二連三地來學習中文。
為着這問題，我特地開了一班，專門教導他們。
因為他們學有根底，進步得很快，大約有半年工夫，個個都會說國語了。
這是我流落越南期間的所得的意外的收獲。
在茶榮隐居的四年内，我前後做了兩年校長，中間完全休息了一年，初到時及勝利後到處旅行一年。
鄉居入不敷出，在經濟上我很得力于朱繼興先生的援助。
假如不是朱先生的全力支持，我不是淪為餓殍，便須跑到西貢來謀生，那時在日本憲兵的大肆搜捕的恐怖下，難免像其他愛國志士那樣，在新山一機場化為炮灰。
在茶榮的第一年，我抽暇把劍橋大學克拉潘教授的《現代法德經濟史》譯成中文。
克拉潘教授是英國經濟史學界的權威，這部三十萬言的《現代法德經濟史》，是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稿，深入淺出，如數家珍。
英國大文豪威爾斯說它比較一般小說更娓娓動聽，這句話一點也沒有誇張。
第二年我更不自量力地動手翻譯克拉潘教授畢生的大著《近代英國經濟史》。
這部書都一百五十萬言，詳征博引，信而有征，是科學的曆史的标準著作。
可惜全書譯到大半，戰事已經結束，戰後因為心為形役，整天奔走衣食，再也沒有機會讓我把這部大著譯完，更談不到整理出版。
現在我覺得除英國的牛津劍橋的學侶的生活外，隐居或坐監是研究學問最好的環境。
當代尼赫魯先生之所以有驚人的成績貢獻給世界，這和他的十四年的監獄生活不無關系罷。
在茶榮的幾年間，我認識了一位河内大學教授拉布盧奎先生。
他隸屬于法國的社會黨，曾著書立說，反對日本的軍閥的殘暴。
因此，當日本和法國駐越南的總督戴古成立協定後，拉布盧奎教授便變成階下囚。
他所受的刑罰是軟禁，僅能在茶榮城内散散步，不得到外邊去活動。
偶爾因病到西貢去就醫，他須得軍政當局的準許，而且須有一名警察陪伴或監視。
當我到茶榮後不久，我看見他的儀表出衆，談吐不俗，便和他相識。
接着，我和他交換教授，他教我讀法文，我教他讀英文。
因為他是我周圍唯一有學問的人，所以公餘之暇，大家時常在一起喝茶。
他留心看報及收聽收音機，關于盟軍的軍事的發展，及德意日軸心國家的沒落的過程，他一得到好消息，便跑來告訴我。
不幸1945年3月9日事變，日軍在一夜之間，把法兵全部繳械，所有法國人都被送到西貢集中營，我這位患難之交也不能幸免，直到勝利之後，大家才在西貢晤面。
那幾年間，我利用譯書教書的餘暇來研讀幾部子書及《蘇東坡全集》。
我發現蘇東坡這個人之所以成為全能的文學家，除家學淵源及天賦的絕頂聰明外，最重要的是他的治學方法。
對于每門學藝，他是精熟幾部書（如《孟子》、《莊子》、《史記》、《漢書》、陶詩、杜詩、韓文），同時，結交各該部門的權威的朋友。
師友夾持，加上古人的豐富的遺産及自己的堅強的創造力，所以他幹什麼像什麼。
他平生最得力的是“守駿莫如跛”這五個字，所以他在古人的名著上曾下過死工夫。
你看他讀《漢書》和陶詩的方法，便知道他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證明他有驚人的努力，才有驚人的成就。
後人不察，早晨剛學執筆，晚上就希望有所收獲，世間哪裡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蘇東坡的流放嶺南，淪落瓊崖，這些落魄的情形并不比我的隐居于萬裡蠻荒的越南好了多少。
所不同的是，前賢的根器厚，魄力大，在颠沛流離之餘，仍有巧奪天工的大成績表現；而我在越南的幾年的隐居，充其量隻做個大米蟲，把越南的白米、香米吃了一肚子。
深夜自思，不禁要對鏡子臭罵了一聲：“無用的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