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錄：作者青年時代所崇拜的三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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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說及其略傳》、《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鸠之學說》、《民約論巨子盧梭之學說》、《樂利主義泰鬥邊沁之學說》、《進化論革命者颉德之學說》。
在史學的項目下，他又曾寫過《生計學說沿革小史》、《格緻學說沿革小史》。
他如哲學和政治學，他又曾寫過《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亞裡士多德之政治學說》、《近世第一大哲學家康德之學說》等。
細心分析上述的題目，便知他所牽涉的範圍是多麼廣泛，無論文學院屬下的哲學、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理學院屬下的生物學以及科學史，他都略知一二，而且說得頭頭是道。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學問欲極熾，他所愛好的門類也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抛其他；曆若幹時日，移于他業，則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
”寥寥數語，把他自己在學術思想上的造詣說得一清二楚。
話又說回來，任公所寫的有關于西洋各部門學術的文章，雖然語焉不詳，而且不能深入，但是他晚年所寫的三部書：（一）《清代學術概論》，（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三）《先秦政治思想史》，都是精心傑構的名作。
《清代學術概論》原來是替軍事專家蔣方震的新著《歐洲文藝複興時代史》作序。
隻因他對于中國史上類似的時代——即清代的學術思想——很有研究，所以下筆不能自體，不用兩星期工夫，一下子寫了五萬多字。
這部書現已由哈佛大學譯為英文，列入《東亞研究叢書第二種》。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個有系統的著作。
任公特辟三章，讨論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條分縷析，井井有序，而《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洋洋十大版，将明清之耶稣會教士在中國者及其著述，列為一張詳表，使人一目了然。
接着，任公按時代的先後，從黃梨洲、顧亭林、閻百詩、王船山、朱舜水、萬季野、全謝山、顔習齋、李恕谷等人的學術思想，按照他們的貢獻的大小，加以或詳或略的叙述。
最後，他還特辟四章，讨論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總成績，内容無所不包。
以上二書，可以互為表裡，讀者可以參閱。
當五四運動後，胡适曾著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在當時的學術界頗有影響。
任公見獵心喜，他也花了一些時間，把他所認識的先秦諸子關于政治的學說，編為一集，題名《先秦政治思想史》。
原來先秦諸子，任公讀得爛熟，尤其墨子，他下的工夫很深，這是他的資本。
不過關于現代的政治學說，他究竟是見聞有限。
因此，在學術思想上，他往往作浮光掠景之談，不易作深入的研究。
四、方法論和目錄學 梁任公是個博極群書的人。
凡是博學之士，對于方法論和目錄學，一定十分注意，不然，他對于浩如淵海的書籍，就沒法子下手。
古人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方法論和目錄學，就是學人必備的利器。
任公一生最得力處，在于一部《史記》。
所以研究曆史，可以說是命定的任務。
他所作的傳記和學案，固然和曆史有關，他所最擅長的評論，也繁征博引中外曆史和掌故，以證明和發揮他的見解。
事實上，他對于中國曆史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無論什麼問題，他都有獨到的見解。
他曾寫過一部《中國曆史研究法》。
在《自序》裡，他很坦白地指出： 中國曆史可讀耶？《二十四史》、《兩通鑒》、《五紀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雜史等，都不下數萬卷。
幼童習焉，白首而不能殚。
在昔猶苦之，況于百學待治之今日，學子精力能有幾者。
中國曆史可不讀耶？然則此數萬卷者，以之覆瓿，以之當薪，舉凡數千年來我祖宗活動之迹，足征于文獻者，認為一無價值，而屏諸人類文化産物之圈外。
非惟吾侪為人子孫者所不忍，抑亦全人類所不許也。
既不可不讀，而又不可讀，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讀之，然後出其所讀者，以供人之讀。
是故新史之作，可謂我學術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任公既有意創作新史，更具體一點說，他早就有意撰述中國通史，所以他對于曆史的研究法的探讨，當然有所準備。
他知道“我國史界浩如淵海之資料，苟無法以整理之耶？則誠如一堆瓦礫，隻覺其可厭。
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則如在礦之金，采之不竭”。
這部書成于1922年1月。
他本來準備花三四年工夫，創造一新史，或者撰述一部通史，可是到了1929年他逝世的時候，通史卻沒有寫成。
他沒有撰述通史，這是學術界的損失，但他這部《中國曆史研究法》給後學指導不少門徑，尤其《史料之搜集與鑒别》、《史迹之論次》兩章，信筆寫來，如數家珍，不但引起學者的興趣，而且給他們節省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除了方法論外，他對于目錄學也很有心得。
自紀曉岚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發表後，一般學者才知道目錄學的重要。
康南海曾寫一本《桂學答問》，給青年學者指示津梁。
梁任公到清華園去講學的時候，一開頭就給學生寫一本《國學必讀及其讀法》。
這些書在三四十年前的影響很大。
因為他以過來人的資格，告訴青年讀什麼書，書怎樣讀。
假如青年學者肯虛心地接受他的教訓，以這些書作向導，然後一步緊接一步地向前邁進，相信他們一定得益不淺。
至少，他們能夠在最短期内，摸出國學的門徑，然後就個性所近，作專題的研究，期之以年，誰都可以成家。
總之，梁任公在中國文壇政海上馳騁了三十年。
他的最大的貢獻在于啟蒙工作，“‘無揀擇’的輸入外國學說，且力謀中國過去善良思想之複活”。
他的毛病，像他自己所指摘，在于“混雜和膚淺”。
這是時代的關系，我們應該予以原諒。
至于他的作品，因為範圍非常廣泛，自難談到嘔盡心血的巨著。
現在翻閱《飲冰室文集》或《全集》或其他零星著述，我們可作下列的等級：一、評論；二、傳記；三、學案。
此外，他平生最愛開書目，喜談曆史研究法；而這些工作都和啟蒙事業有關。
“但開風氣不為師”，啟蒙者的苦心，我們當能夠體會。
1963年2月28日 三 景仰陶淵明 在回憶的文字裡，我一再提到旅食京華的十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一來我沒有擔任什麼職務，整天埋頭于圖書館；圖書隻會增進知識，不會使人煩惱。
二來我有機會結交才高學博的師友，他們隻會鼓勵我上進，不會拉我倒退。
因此，不回想過去則已，一提到過去，總會使我念念不忘人文荟萃、圖書豐富的京華。
那十年間是我個人精力最充沛，吸收力最強烈的時期。
除了經濟學、經濟史、社會主義的名著外，中文新舊書籍，我也稍微涉獵了一些。
其中使我得益最多的，就是陶淵明的著作。
陶潛（365—427），字淵明，晉朝人，原籍江西省得陽江柴桑口，即現在的德化縣。
他是陶侃的曾孫，孟嘉的外孫。
更具體一點說，他的外祖孟嘉就是陶侃的女婿，他的外祖母是陶侃的女兒。
他起初做州祭酒，後來做彭澤縣縣長。
在官八十多天，到了年底，郡守派遣督到縣政府來視察。
照規矩，小官應該恭恭敬敬地束帶去歡迎他。
但是淵明說：“我豈能為五鬥米向鄉裡小兒折腰？”于是他馬上解印绶去職。
他死後，一般人都稱呼他做靖節先生，著有《陶淵明集》。
從陶侃到陶淵明，都是出身寒微。
他們的周遭的環境，是溪族雜處的區域，而捕魚算是他們家裡傳統的職業。
陶侃是個軍人，在州裡沒有什麼事情，早晨他運了一百個甓于齋外，到了晚上，又運回齋内。
人家問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答道：“我現在正緻力中原，假如過分優逸，恐怕沒法子擔任大事業。
”陶侃這種勤敏的精神，給淵明以一種極好的榜樣。
他的外祖父孟嘉有當時所謂名士風流，也有後人所稱的魏晉風度。
雖然孟嘉本人并不想奪取政權，但他所依附的一位軍人——桓溫——卻是不忠于晉朝，而且準備篡奪晉朝的統治地位。
他外表上很高貴，在處世上又很鎮靜。
用《陶淵明傳論》的作者張芝先生的話來說：“陶侃所影響陶淵明的，是一種出身寒微的人所有的質樸有力的勤奮；孟嘉所影響陶淵明的，是一種士族階級所有的高貴與鎮靜相結合的态度。
”陶淵明在曾祖和外祖父的雙重影響下，性格上多少有他們兩人的影子。
一個人所受的遺傳固然重要，周遭的環境也有密切的關系。
且看梁任公在他所著的《陶淵明》裡，對于他的鄉土有怎樣的描寫： 北襟江，東南吸鄱陽湖，有“以雲為衣”、“萬古青濛濛”的五老峰；有“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的香爐瀑布。
到處溪聲，像賣弄他的“廣長舌”，無日無夜，幾千年在那裡說法。
丹的黃的紫的綠的……雜花四時不斷，像各各抖擻精神，替山容打扮。
清脆美麗的小鳥兒，這裡一群，那裡一隊，成天價合奏音樂，卻看不見他們的歌舞劇場在何處。
呵呵，這便是——一千年來詩人讴歌的天國——廬山了。
山麓的西南角——離歸宗寺約摸二十多裡，……三裡五裡一個小村莊。
那莊家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早出晚歸做他的工作，像十分感覺人生的甜美。
中間有一道溫泉，泉邊的草，像是有人天天梳剪它，蔥倩整齊得可愛；那便是栗裡——便是南村了。
再過十來裡，便是柴桑口，是那“雄姿英發”的周郎談笑破曹的策源地，也即絕代詩人陶淵明先生生長、釣遊、永藏的地方了。
在思想上，中國正牌的讀書人，多數脫離不了孔孟老莊的影響。
在産業落後的中國，做官是讀書人唯一的出路。
所謂得意或不得意，就是指官運亨通或不亨通。
當一個讀書人在仕途方面比較順利的時候，他一方面可以解決個人及一般親戚朋友的生活問題，一方面又可以發揮個人的政治懷抱。
“上緻君，下澤民”。
這不消說是封建制度下，每個讀書人最高的理想。
到了官場失意的時候，或者被同僚彈劾，緻被谪居的時候，他又不能不改變人生觀。
外表上假裝糊塗，任性縱酒，接近自然，甚至高唱“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
具備儒家和道家的兩重人格。
所以得意也罷，失意也罷，一個比較有素養的讀書人總能夠活得下去。
得意的時候，給國家多做一番事業；失意的時候，讓個人多發表一些詩文。
所謂“人窮而詩益工”，這倒是經驗談。
因為當官運亨通的時候，整天忙着送往迎來，接見賓客，參加會議，批閱公牍，日夜赴宴。
在那種瞎忙的生活下，文藝的女神早已被吓得屁滾尿流，哪裡還會找到一些靈感，讓她自由發揮呢？ 淵明就具備儒家和道家兩重人格。
因為他家裡很窮，窮到米缸裡沒有一把米，使一家大小的生活問題很難解決。
他的親戚同情他的境遇，所以介紹一個小官給他做。
他想到彭澤縣距離家裡不過百裡，薪俸所得，除了打發日常生活費外，還可以釀些酒來喝，可是做不了多大工夫，他又想回到家裡去吃老米。
他的理由很簡單，“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
他本來想留戀一年，把生活費多準備了一些，然後漏夜辭職回家。
不料那時他那位嫁給程家的妹子在武昌去世，為着奔喪，他隻好自動免職。
因為他的去職是出于自願，所以心裡一點也不難過，而且能夠從容不迫地寫了一篇千古不朽的《歸去來辭》。
淵明一生僅做過小官，而且時間是那麼短促，所以功業方面根本談不上。
但是，他是個偉大的詩人。
他的詩遠紹風、騷，下啟李、杜、蘇、黃，凡是和他詩篇有所接觸的人，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淨化。
劉大傑先生在《中國文學發展史》裡說“他洗淨了潘陸諸人的骈詞麗句的惡習而反于自然平淡；又棄去了阮籍、郭璞們那種滿紙仙人高士的歌頌眷戀，而入于山水田園寄托；同時又脫去了嵇康、孫綽們那種滿篇談玄說理的歌訣偈語，而叙述日常的瑣事人事。
在兩晉的詩人裡，隻有左思的作風和他稍稍有些相像。
”這一段話多少能夠給淵明的詩作個概括的介紹。
現在讓我們仔細分析他的詩的内容。
人類是環境的産物，生在魏晉時代的文人，多數都和酒結不解緣，淵明當然不會例外。
在他的薄薄的一部詩集裡，他的主要題材就是酒。
其餘如菊花、琴書、自然、惜陰、耕耘等題材，都算是附帶的、陪襯的，至多僅用來烘托他喝酒的雅興罷了。
談到酒，他的《飲酒二十首》，不消說是一套
在史學的項目下，他又曾寫過《生計學說沿革小史》、《格緻學說沿革小史》。
他如哲學和政治學，他又曾寫過《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亞裡士多德之政治學說》、《近世第一大哲學家康德之學說》等。
細心分析上述的題目，便知他所牽涉的範圍是多麼廣泛，無論文學院屬下的哲學、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理學院屬下的生物學以及科學史，他都略知一二，而且說得頭頭是道。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學問欲極熾，他所愛好的門類也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抛其他；曆若幹時日，移于他業，則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
”寥寥數語，把他自己在學術思想上的造詣說得一清二楚。
話又說回來，任公所寫的有關于西洋各部門學術的文章，雖然語焉不詳，而且不能深入，但是他晚年所寫的三部書：（一）《清代學術概論》，（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三）《先秦政治思想史》，都是精心傑構的名作。
《清代學術概論》原來是替軍事專家蔣方震的新著《歐洲文藝複興時代史》作序。
隻因他對于中國史上類似的時代——即清代的學術思想——很有研究，所以下筆不能自體，不用兩星期工夫，一下子寫了五萬多字。
這部書現已由哈佛大學譯為英文，列入《東亞研究叢書第二種》。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個有系統的著作。
任公特辟三章，讨論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條分縷析，井井有序，而《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洋洋十大版，将明清之耶稣會教士在中國者及其著述，列為一張詳表，使人一目了然。
接着，任公按時代的先後，從黃梨洲、顧亭林、閻百詩、王船山、朱舜水、萬季野、全謝山、顔習齋、李恕谷等人的學術思想，按照他們的貢獻的大小，加以或詳或略的叙述。
最後，他還特辟四章，讨論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總成績，内容無所不包。
以上二書，可以互為表裡，讀者可以參閱。
當五四運動後，胡适曾著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在當時的學術界頗有影響。
任公見獵心喜，他也花了一些時間，把他所認識的先秦諸子關于政治的學說，編為一集，題名《先秦政治思想史》。
原來先秦諸子，任公讀得爛熟，尤其墨子，他下的工夫很深，這是他的資本。
不過關于現代的政治學說，他究竟是見聞有限。
因此，在學術思想上，他往往作浮光掠景之談，不易作深入的研究。
四、方法論和目錄學 梁任公是個博極群書的人。
凡是博學之士，對于方法論和目錄學，一定十分注意，不然，他對于浩如淵海的書籍，就沒法子下手。
古人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方法論和目錄學，就是學人必備的利器。
任公一生最得力處，在于一部《史記》。
所以研究曆史，可以說是命定的任務。
他所作的傳記和學案，固然和曆史有關，他所最擅長的評論，也繁征博引中外曆史和掌故，以證明和發揮他的見解。
事實上，他對于中國曆史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無論什麼問題，他都有獨到的見解。
他曾寫過一部《中國曆史研究法》。
在《自序》裡，他很坦白地指出： 中國曆史可讀耶？《二十四史》、《兩通鑒》、《五紀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雜史等，都不下數萬卷。
幼童習焉，白首而不能殚。
在昔猶苦之，況于百學待治之今日，學子精力能有幾者。
中國曆史可不讀耶？然則此數萬卷者，以之覆瓿，以之當薪，舉凡數千年來我祖宗活動之迹，足征于文獻者，認為一無價值，而屏諸人類文化産物之圈外。
非惟吾侪為人子孫者所不忍，抑亦全人類所不許也。
既不可不讀，而又不可讀，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讀之，然後出其所讀者，以供人之讀。
是故新史之作，可謂我學術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任公既有意創作新史，更具體一點說，他早就有意撰述中國通史，所以他對于曆史的研究法的探讨，當然有所準備。
他知道“我國史界浩如淵海之資料，苟無法以整理之耶？則誠如一堆瓦礫，隻覺其可厭。
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則如在礦之金，采之不竭”。
這部書成于1922年1月。
他本來準備花三四年工夫，創造一新史，或者撰述一部通史，可是到了1929年他逝世的時候，通史卻沒有寫成。
他沒有撰述通史，這是學術界的損失，但他這部《中國曆史研究法》給後學指導不少門徑，尤其《史料之搜集與鑒别》、《史迹之論次》兩章，信筆寫來，如數家珍，不但引起學者的興趣，而且給他們節省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除了方法論外，他對于目錄學也很有心得。
自紀曉岚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發表後，一般學者才知道目錄學的重要。
康南海曾寫一本《桂學答問》，給青年學者指示津梁。
梁任公到清華園去講學的時候，一開頭就給學生寫一本《國學必讀及其讀法》。
這些書在三四十年前的影響很大。
因為他以過來人的資格，告訴青年讀什麼書，書怎樣讀。
假如青年學者肯虛心地接受他的教訓，以這些書作向導，然後一步緊接一步地向前邁進，相信他們一定得益不淺。
至少，他們能夠在最短期内，摸出國學的門徑，然後就個性所近，作專題的研究，期之以年，誰都可以成家。
總之，梁任公在中國文壇政海上馳騁了三十年。
他的最大的貢獻在于啟蒙工作，“‘無揀擇’的輸入外國學說，且力謀中國過去善良思想之複活”。
他的毛病，像他自己所指摘，在于“混雜和膚淺”。
這是時代的關系，我們應該予以原諒。
至于他的作品，因為範圍非常廣泛，自難談到嘔盡心血的巨著。
現在翻閱《飲冰室文集》或《全集》或其他零星著述，我們可作下列的等級：一、評論；二、傳記；三、學案。
此外，他平生最愛開書目，喜談曆史研究法；而這些工作都和啟蒙事業有關。
“但開風氣不為師”，啟蒙者的苦心，我們當能夠體會。
1963年2月28日 三 景仰陶淵明 在回憶的文字裡，我一再提到旅食京華的十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一來我沒有擔任什麼職務，整天埋頭于圖書館；圖書隻會增進知識，不會使人煩惱。
二來我有機會結交才高學博的師友，他們隻會鼓勵我上進，不會拉我倒退。
因此，不回想過去則已，一提到過去，總會使我念念不忘人文荟萃、圖書豐富的京華。
那十年間是我個人精力最充沛，吸收力最強烈的時期。
除了經濟學、經濟史、社會主義的名著外，中文新舊書籍，我也稍微涉獵了一些。
其中使我得益最多的，就是陶淵明的著作。
陶潛（365—427），字淵明，晉朝人，原籍江西省得陽江柴桑口，即現在的德化縣。
他是陶侃的曾孫，孟嘉的外孫。
更具體一點說，他的外祖孟嘉就是陶侃的女婿，他的外祖母是陶侃的女兒。
他起初做州祭酒，後來做彭澤縣縣長。
在官八十多天，到了年底，郡守派遣督到縣政府來視察。
照規矩，小官應該恭恭敬敬地束帶去歡迎他。
但是淵明說：“我豈能為五鬥米向鄉裡小兒折腰？”于是他馬上解印绶去職。
他死後，一般人都稱呼他做靖節先生，著有《陶淵明集》。
從陶侃到陶淵明，都是出身寒微。
他們的周遭的環境，是溪族雜處的區域，而捕魚算是他們家裡傳統的職業。
陶侃是個軍人，在州裡沒有什麼事情，早晨他運了一百個甓于齋外，到了晚上，又運回齋内。
人家問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答道：“我現在正緻力中原，假如過分優逸，恐怕沒法子擔任大事業。
”陶侃這種勤敏的精神，給淵明以一種極好的榜樣。
他的外祖父孟嘉有當時所謂名士風流，也有後人所稱的魏晉風度。
雖然孟嘉本人并不想奪取政權，但他所依附的一位軍人——桓溫——卻是不忠于晉朝，而且準備篡奪晉朝的統治地位。
他外表上很高貴，在處世上又很鎮靜。
用《陶淵明傳論》的作者張芝先生的話來說：“陶侃所影響陶淵明的，是一種出身寒微的人所有的質樸有力的勤奮；孟嘉所影響陶淵明的，是一種士族階級所有的高貴與鎮靜相結合的态度。
”陶淵明在曾祖和外祖父的雙重影響下，性格上多少有他們兩人的影子。
一個人所受的遺傳固然重要，周遭的環境也有密切的關系。
且看梁任公在他所著的《陶淵明》裡，對于他的鄉土有怎樣的描寫： 北襟江，東南吸鄱陽湖，有“以雲為衣”、“萬古青濛濛”的五老峰；有“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的香爐瀑布。
到處溪聲，像賣弄他的“廣長舌”，無日無夜，幾千年在那裡說法。
丹的黃的紫的綠的……雜花四時不斷，像各各抖擻精神，替山容打扮。
清脆美麗的小鳥兒，這裡一群，那裡一隊，成天價合奏音樂，卻看不見他們的歌舞劇場在何處。
呵呵，這便是——一千年來詩人讴歌的天國——廬山了。
山麓的西南角——離歸宗寺約摸二十多裡，……三裡五裡一個小村莊。
那莊家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早出晚歸做他的工作，像十分感覺人生的甜美。
中間有一道溫泉，泉邊的草，像是有人天天梳剪它，蔥倩整齊得可愛；那便是栗裡——便是南村了。
再過十來裡，便是柴桑口，是那“雄姿英發”的周郎談笑破曹的策源地，也即絕代詩人陶淵明先生生長、釣遊、永藏的地方了。
在思想上，中國正牌的讀書人，多數脫離不了孔孟老莊的影響。
在産業落後的中國，做官是讀書人唯一的出路。
所謂得意或不得意，就是指官運亨通或不亨通。
當一個讀書人在仕途方面比較順利的時候，他一方面可以解決個人及一般親戚朋友的生活問題，一方面又可以發揮個人的政治懷抱。
“上緻君，下澤民”。
這不消說是封建制度下，每個讀書人最高的理想。
到了官場失意的時候，或者被同僚彈劾，緻被谪居的時候，他又不能不改變人生觀。
外表上假裝糊塗，任性縱酒，接近自然，甚至高唱“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
具備儒家和道家的兩重人格。
所以得意也罷，失意也罷，一個比較有素養的讀書人總能夠活得下去。
得意的時候，給國家多做一番事業；失意的時候，讓個人多發表一些詩文。
所謂“人窮而詩益工”，這倒是經驗談。
因為當官運亨通的時候，整天忙着送往迎來，接見賓客，參加會議，批閱公牍，日夜赴宴。
在那種瞎忙的生活下，文藝的女神早已被吓得屁滾尿流，哪裡還會找到一些靈感，讓她自由發揮呢？ 淵明就具備儒家和道家兩重人格。
因為他家裡很窮，窮到米缸裡沒有一把米，使一家大小的生活問題很難解決。
他的親戚同情他的境遇，所以介紹一個小官給他做。
他想到彭澤縣距離家裡不過百裡，薪俸所得，除了打發日常生活費外，還可以釀些酒來喝，可是做不了多大工夫，他又想回到家裡去吃老米。
他的理由很簡單，“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
他本來想留戀一年，把生活費多準備了一些，然後漏夜辭職回家。
不料那時他那位嫁給程家的妹子在武昌去世，為着奔喪，他隻好自動免職。
因為他的去職是出于自願，所以心裡一點也不難過，而且能夠從容不迫地寫了一篇千古不朽的《歸去來辭》。
淵明一生僅做過小官，而且時間是那麼短促，所以功業方面根本談不上。
但是，他是個偉大的詩人。
他的詩遠紹風、騷，下啟李、杜、蘇、黃，凡是和他詩篇有所接觸的人，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淨化。
劉大傑先生在《中國文學發展史》裡說“他洗淨了潘陸諸人的骈詞麗句的惡習而反于自然平淡；又棄去了阮籍、郭璞們那種滿紙仙人高士的歌頌眷戀，而入于山水田園寄托；同時又脫去了嵇康、孫綽們那種滿篇談玄說理的歌訣偈語，而叙述日常的瑣事人事。
在兩晉的詩人裡，隻有左思的作風和他稍稍有些相像。
”這一段話多少能夠給淵明的詩作個概括的介紹。
現在讓我們仔細分析他的詩的内容。
人類是環境的産物，生在魏晉時代的文人，多數都和酒結不解緣，淵明當然不會例外。
在他的薄薄的一部詩集裡，他的主要題材就是酒。
其餘如菊花、琴書、自然、惜陰、耕耘等題材，都算是附帶的、陪襯的，至多僅用來烘托他喝酒的雅興罷了。
談到酒，他的《飲酒二十首》，不消說是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