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錄:作者青年時代所崇拜的三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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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成為正人君子,凡事以身作則,但他絕對不能,而又不願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強制人家也走他那條路。
任公是個博極群書的學人。
他自幼打好舊學的基礎,以後又繼續不斷地接受新知識。
雖然他的西文的知識有限,但是,通過日文和中文的譯本,他對西洋文化的源流和演變,頗知梗概。
加以好學成性,平生手不釋卷,筆不停揮,所以他無論談什麼問題,都能夠很迅速地抓住核心,一經領略,他又能夠運用巧妙的文辭,表達他的意見,使讀者一看就明了。
古人說:“修辭立乎誠。
”任公是個富于熱誠的人物。
自他立志以文章報國之後,他所作的文字,完全按照他的熱誠做出發點。
隻因他的文字充滿着熱誠,所以它的影響力也比較深遠。
他知道自己的保守性和進取性時常交戰于胸中,随感情而發,而且他的主張往往前後矛盾。
他甚至主張:“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
”但是,他的一片熱誠,永遠使他的文字富有魔力。
任公是個熱愛祖國的好漢。
他深究曆代治亂得失,他參考各國興衰富強,知道此中奧妙,完全在于人民的自治的精神。
為着這問題,他曾有系統地寫了幾十篇大文章,介紹“新民”的條件,篇首冠以叙論。
他說: 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顱,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
”然今之阿美利加,猶古之阿美利加,而盎格裡索遜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
”然非無亞曆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
國也者積民而成。
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髒、筋脈、血輸也。
未有四肢已斷,五髒已察,筋脈已傷,血輸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
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那時,中國翻譯界的大豪傑嚴幾道先生《天演論》風行一時。
天演的原理,不外“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八個大字。
這個理論在當時中國的新青年的心目中,宛若一顆龐大的炸彈的爆發,每個人都是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非發憤圖強,無以自存;非培養新民,國家将蹈滅亡的覆轍。
因此,任公的《新民論》,恍惚大海潮音,黑夜明燈,起了帶頭的作用。
我常說,報紙的新聞,是和時間競賽,同時,報紙的評論,又要跟着新聞賽跑,斷不可無的放矢。
因為時間性太重,所以今天視為非常重要的新聞,過了一會兒,已經成為明日黃花,引不起讀者再看的興趣了。
但是,有些通論,正如顧炎武所說,“立言不為一時。
”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還有一讀再讀的價值。
任公的《新民論》裡的幾篇重要文章,如《論進取冒險》、《論自治》、《論毅力》等篇,現在看來,還是很新鮮。
事實上,這些論據,可以追溯到幾千年的聖經賢傳,所不同的是,古人僅用片言隻字來指點這些概念,而任公卻引經據典,盡情發揮他的理論罷了。
現在先把《論進取冒險》一文來分析。
這篇文章約四千五百字。
第一段是個引子,第二段說明歐洲民族之所以強盛,主要的是靠進取冒險的精神,同時,引用哥倫布、馬丁·路德、麥哲倫、立溫斯敦、瑞典王亞多法士、俄皇大彼得、克林威爾、華盛頓、拿破侖、荷蘭維廉額們、林肯、馬志尼等十二人的成功的故事做例子。
一步緊接一步,使讀者的眼界大開,在短短的幾分鐘内,知道歐美曆史上曾發生這麼大事情,曾産生這麼多大人物。
接着,他來個頓挫,把冒險的性質,加以正确的定義,說這事情等于孟子所主張的“浩然之氣”。
這樣一來,那些熟讀舊書的學者,一看就明白進取冒險是怎麼一回事。
接着,他又展開一個新局面,指出進取冒險的四大條件:一曰,生于希望;二曰,生于熱誠;三曰,生于智慧;四曰,生于膽力。
在這些綱目裡,他一面舉出亞曆山大、越王勾踐、摩西、李廣、朱壽昌、豫讓、諸葛亮、克倫威爾、林肯、新教徒、革命家、哥倫布、格蘭斯頓、拿破侖、威爾遜的例子,一面引用雨果、戰國策、佛祖、曾國藩的言論。
波瀾壯闊,搖曳多姿,而意境又層出不窮,使讀者歎為觀止。
因為他生怕當時的讀者對于外國的史實不大明了,所以結論斥老尊孔,表現他的主張: 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敦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求所謂如馬丁·路德、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求所謂如克林威爾、華盛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藉有一二,則将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
不曰:“好大喜功”,則曰:“忘身及親也。
”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霸者複陽芟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沉沉。
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
恫哉!恫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
像這種“筆鋒常帶情感”的文字,讀了之後,當然會使人回腸蕩氣,不知不覺地接受作者的意見。
現在再把《論毅力》那篇專論來分析。
開頭引用曾子的言論做引言,說人之一生,如數十年行舟于逆水中,無一日而可以停息。
然後提出古今中外成敗的原則,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
“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
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終者也。
”同時,還引用孔子和孟子的名言來支持這原則。
接着,文藝好像“群山萬壑赴荊門”一樣,先引歐美的大人物,如摩西、哥倫布、巴律西、維爾德、的士黎禮、加裡波的、士提反孫、瓦德、孟德斯鸠、亞當·斯密、達爾文、吉本、倭斯達、吉德林之傳教于緬甸、拿利林之傳教于中國;次述中國曆史上的名人,如勾踐、田單、漢高、張骞、劉備、玄奘;然後盡情發揮曾文正的言行,最後,引用拿破侖和荀子的言論來結束上述的故事。
寫到這兒,峰回路轉,作者特地指出:“故真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而不計目前之失敗,非不求成,知其成非在旦夕,故不求也。
成且不求,而甯複有可敗之道乎?”其間還舉了孔子、耶稣以及許多無名英雄做證據。
接着,又引用英國和俄國的人民有毅力,所以國勢日見強大。
另一方面,舉出義和團毫無毅力,一遇聯軍,便作鳥獸散。
最後的結論是: 天下事不知焉者尚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則無可望。
知而不行,尚有可望;行而不能力不能終者,最無可望。
故得聰明而軟弱者億萬,不如得樸誠而沉毅者一二。
像這種斬釘截鐵的言論,當然會給讀者極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反複說明中,告訴讀者什麼叫做“毅力”。
二、傳記 梁任公自幼愛讀《史記》和《漢書》,這兩部名著最精彩的地方,全在傳記。
因為訓練有素,所以他主持筆政的餘暇,還是喜歡撰述傳記。
任公是個愛國志士,他所撰述的傳記的對象,不是單純的文學家、宗教家,而是愛國的英雄。
例如《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
不問内容,光看題目,便知他對于立功異域的英雄,保衛邊疆的英雄,給國家争取自由、獨立的英雄,莫不佩服得五體投地。
其中《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全文達五萬言,條理分明,材料充實,夾叙夾議,亦莊亦諧。
瑪志尼、加裡波的、加富爾三傑有知,應該引任公為同道。
雖然近代英國名史家特裡維揚也曾著述《加裡波的傳》,但論煽動的工夫,還須讓位給任公。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全書分為二十六節目,篇首冠以《發端》,篇後有個《結論》。
善作傳記的人,一定要寫主人翁的曆史背景及幼年轶事,任公沒有例外。
且看《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怎麼說: 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
于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為北狄所蹂躏,日削月蹙,再轭于回族,三轭于西巴尼亞,四轭于法蘭西,五轭于日耳曼。
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
支離憔悴,年甚一年。
直至19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
東縣于法,西隸于奧,中央夷于班。
意大利三字,僅為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于茲矣。
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焰,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
昔人詩曰:“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嗟乎,哀莫大于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為感慨,而況于身曆之者乎? 接着,他分述三傑幼年時代的行為,如馬志尼的創辦《少年意大利》刊物,及上書撤的尼亞王;加富爾的躬耕;加爾波的南美洲的活動。
到了1848年,歐洲的革命形勢,風起雲湧。
意大利人的立憲和平的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好像燎原的野火一樣,再也沒法子撲滅了。
針對這革命形勢,任公曾有幾行痛快淋漓的文字。
他說: 嚏矣!眼跳矣。
燈花矣。
鳥鵲噪矣。
蟄雷鳴矣。
風滿樓矣。
濤湧堤矣。
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怒殊毒,乃孕成歐洲19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當馬志尼的事業告一結束的時候,加富爾的事業才開始。
任公設身處地,說馬志尼雖不能及身看到意大利的統一,但是,真正的偉人,老是抱着“成功何必在我”的正确的觀念,所以馬志尼耕耘,加富爾收獲,表面上好像馬志尼吃虧;事實上,他根本把個人的成敗置之度外。
不久之後,撤的尼亞換了一位新王。
新王比較賢明,特任加富爾為宰相。
從此,加富爾六辔在手,一面改革内政,一面調整外交,到了意奧戰争過後,加富爾和加裡波的相繼辭職。
接着,加富爾重作馮婦,再做宰相,同時,他深得加裡波的之支持,使意大利的統一大業,得如期完成。
任公之撰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并不是吃飽了飯,閑得無聊,所以摭拾外國曆史上的英雄豪傑的轶事,供讀者作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
相反的,他作傳記,像他寫評論一樣,是“有所為而發的”,他希望新時代的青年,個個以三傑之一自命。
這種崇高的理想雖不容易實現,但是,集幾百、幾千、幾萬青年的力量,遲早也會做出一些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大事業。
三傑的功績,不消說是一般熱愛祖國的青年的好模範。
三、學案 學案是叙述一個學派的學說,并且加以批評。
用現代語來說,即某某學術思想的研究。
假如把同一範疇的學術思想作系統的叙述,并且加以批評,這就等于某某國家的哲學史、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社會思想史等著作。
任公自幼就讀過《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漢學師承記》等書,所以他對于學術思想非常注意。
雖然他的最大的鹄的在于著述一部體大思精的中國通史,但是他的寶貴的生命,一部分用于政治活動和人事關系,一部分用來撰述壽命極短的評論,直到他死前十年八年之内,才着手著述學術思想史,而且的确寫過三部值得一讀再讀的著作,雖然在通史方面,他隻好交白卷。
自任公從中文和日文的譯本裡,接受西洋的學術思想之後,他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盤灌輸給中國的讀者。
隻因他的“發表欲”極強,讀了多少,就想用自己的文字來發表多少,至于自己所知道的是原本的知識,還是販賣來的知識,他卻計較不了許多。
任公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物。
在《清代學術概論》裡,他把自己的學術地位作個相當客觀的評價,他說: 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改正,則已前後矛盾矣。
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魯莽疏闊手段,不能裂山澤以辟新局。
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
雖然,國人所責望啟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曆史所積之資格,實應為我新思想界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
(見《清代學術概論》) 我們翻閱《飲冰室文集》,知道在“學案”的項目下,他曾寫過《近世文明初祖培根笛卡兒之學說》、《天演學初祖達爾文
任公是個博極群書的學人。
他自幼打好舊學的基礎,以後又繼續不斷地接受新知識。
雖然他的西文的知識有限,但是,通過日文和中文的譯本,他對西洋文化的源流和演變,頗知梗概。
加以好學成性,平生手不釋卷,筆不停揮,所以他無論談什麼問題,都能夠很迅速地抓住核心,一經領略,他又能夠運用巧妙的文辭,表達他的意見,使讀者一看就明了。
古人說:“修辭立乎誠。
”任公是個富于熱誠的人物。
自他立志以文章報國之後,他所作的文字,完全按照他的熱誠做出發點。
隻因他的文字充滿着熱誠,所以它的影響力也比較深遠。
他知道自己的保守性和進取性時常交戰于胸中,随感情而發,而且他的主張往往前後矛盾。
他甚至主張:“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
”但是,他的一片熱誠,永遠使他的文字富有魔力。
任公是個熱愛祖國的好漢。
他深究曆代治亂得失,他參考各國興衰富強,知道此中奧妙,完全在于人民的自治的精神。
為着這問題,他曾有系統地寫了幾十篇大文章,介紹“新民”的條件,篇首冠以叙論。
他說: 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顱,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
”然今之阿美利加,猶古之阿美利加,而盎格裡索遜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
”然非無亞曆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
國也者積民而成。
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髒、筋脈、血輸也。
未有四肢已斷,五髒已察,筋脈已傷,血輸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
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那時,中國翻譯界的大豪傑嚴幾道先生《天演論》風行一時。
天演的原理,不外“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八個大字。
這個理論在當時中國的新青年的心目中,宛若一顆龐大的炸彈的爆發,每個人都是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非發憤圖強,無以自存;非培養新民,國家将蹈滅亡的覆轍。
因此,任公的《新民論》,恍惚大海潮音,黑夜明燈,起了帶頭的作用。
我常說,報紙的新聞,是和時間競賽,同時,報紙的評論,又要跟着新聞賽跑,斷不可無的放矢。
因為時間性太重,所以今天視為非常重要的新聞,過了一會兒,已經成為明日黃花,引不起讀者再看的興趣了。
但是,有些通論,正如顧炎武所說,“立言不為一時。
”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還有一讀再讀的價值。
任公的《新民論》裡的幾篇重要文章,如《論進取冒險》、《論自治》、《論毅力》等篇,現在看來,還是很新鮮。
事實上,這些論據,可以追溯到幾千年的聖經賢傳,所不同的是,古人僅用片言隻字來指點這些概念,而任公卻引經據典,盡情發揮他的理論罷了。
現在先把《論進取冒險》一文來分析。
這篇文章約四千五百字。
第一段是個引子,第二段說明歐洲民族之所以強盛,主要的是靠進取冒險的精神,同時,引用哥倫布、馬丁·路德、麥哲倫、立溫斯敦、瑞典王亞多法士、俄皇大彼得、克林威爾、華盛頓、拿破侖、荷蘭維廉額們、林肯、馬志尼等十二人的成功的故事做例子。
一步緊接一步,使讀者的眼界大開,在短短的幾分鐘内,知道歐美曆史上曾發生這麼大事情,曾産生這麼多大人物。
接着,他來個頓挫,把冒險的性質,加以正确的定義,說這事情等于孟子所主張的“浩然之氣”。
這樣一來,那些熟讀舊書的學者,一看就明白進取冒險是怎麼一回事。
接着,他又展開一個新局面,指出進取冒險的四大條件:一曰,生于希望;二曰,生于熱誠;三曰,生于智慧;四曰,生于膽力。
在這些綱目裡,他一面舉出亞曆山大、越王勾踐、摩西、李廣、朱壽昌、豫讓、諸葛亮、克倫威爾、林肯、新教徒、革命家、哥倫布、格蘭斯頓、拿破侖、威爾遜的例子,一面引用雨果、戰國策、佛祖、曾國藩的言論。
波瀾壯闊,搖曳多姿,而意境又層出不窮,使讀者歎為觀止。
因為他生怕當時的讀者對于外國的史實不大明了,所以結論斥老尊孔,表現他的主張: 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敦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求所謂如馬丁·路德、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求所謂如克林威爾、華盛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藉有一二,則将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
不曰:“好大喜功”,則曰:“忘身及親也。
”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霸者複陽芟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沉沉。
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
恫哉!恫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
像這種“筆鋒常帶情感”的文字,讀了之後,當然會使人回腸蕩氣,不知不覺地接受作者的意見。
現在再把《論毅力》那篇專論來分析。
開頭引用曾子的言論做引言,說人之一生,如數十年行舟于逆水中,無一日而可以停息。
然後提出古今中外成敗的原則,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
“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
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終者也。
”同時,還引用孔子和孟子的名言來支持這原則。
接着,文藝好像“群山萬壑赴荊門”一樣,先引歐美的大人物,如摩西、哥倫布、巴律西、維爾德、的士黎禮、加裡波的、士提反孫、瓦德、孟德斯鸠、亞當·斯密、達爾文、吉本、倭斯達、吉德林之傳教于緬甸、拿利林之傳教于中國;次述中國曆史上的名人,如勾踐、田單、漢高、張骞、劉備、玄奘;然後盡情發揮曾文正的言行,最後,引用拿破侖和荀子的言論來結束上述的故事。
寫到這兒,峰回路轉,作者特地指出:“故真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而不計目前之失敗,非不求成,知其成非在旦夕,故不求也。
成且不求,而甯複有可敗之道乎?”其間還舉了孔子、耶稣以及許多無名英雄做證據。
接着,又引用英國和俄國的人民有毅力,所以國勢日見強大。
另一方面,舉出義和團毫無毅力,一遇聯軍,便作鳥獸散。
最後的結論是: 天下事不知焉者尚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則無可望。
知而不行,尚有可望;行而不能力不能終者,最無可望。
故得聰明而軟弱者億萬,不如得樸誠而沉毅者一二。
像這種斬釘截鐵的言論,當然會給讀者極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反複說明中,告訴讀者什麼叫做“毅力”。
二、傳記 梁任公自幼愛讀《史記》和《漢書》,這兩部名著最精彩的地方,全在傳記。
因為訓練有素,所以他主持筆政的餘暇,還是喜歡撰述傳記。
任公是個愛國志士,他所撰述的傳記的對象,不是單純的文學家、宗教家,而是愛國的英雄。
例如《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
不問内容,光看題目,便知他對于立功異域的英雄,保衛邊疆的英雄,給國家争取自由、獨立的英雄,莫不佩服得五體投地。
其中《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全文達五萬言,條理分明,材料充實,夾叙夾議,亦莊亦諧。
瑪志尼、加裡波的、加富爾三傑有知,應該引任公為同道。
雖然近代英國名史家特裡維揚也曾著述《加裡波的傳》,但論煽動的工夫,還須讓位給任公。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全書分為二十六節目,篇首冠以《發端》,篇後有個《結論》。
善作傳記的人,一定要寫主人翁的曆史背景及幼年轶事,任公沒有例外。
且看《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怎麼說: 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
于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為北狄所蹂躏,日削月蹙,再轭于回族,三轭于西巴尼亞,四轭于法蘭西,五轭于日耳曼。
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
支離憔悴,年甚一年。
直至19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
東縣于法,西隸于奧,中央夷于班。
意大利三字,僅為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于茲矣。
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焰,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
昔人詩曰:“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嗟乎,哀莫大于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為感慨,而況于身曆之者乎? 接着,他分述三傑幼年時代的行為,如馬志尼的創辦《少年意大利》刊物,及上書撤的尼亞王;加富爾的躬耕;加爾波的南美洲的活動。
到了1848年,歐洲的革命形勢,風起雲湧。
意大利人的立憲和平的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好像燎原的野火一樣,再也沒法子撲滅了。
針對這革命形勢,任公曾有幾行痛快淋漓的文字。
他說: 嚏矣!眼跳矣。
燈花矣。
鳥鵲噪矣。
蟄雷鳴矣。
風滿樓矣。
濤湧堤矣。
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怒殊毒,乃孕成歐洲19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當馬志尼的事業告一結束的時候,加富爾的事業才開始。
任公設身處地,說馬志尼雖不能及身看到意大利的統一,但是,真正的偉人,老是抱着“成功何必在我”的正确的觀念,所以馬志尼耕耘,加富爾收獲,表面上好像馬志尼吃虧;事實上,他根本把個人的成敗置之度外。
不久之後,撤的尼亞換了一位新王。
新王比較賢明,特任加富爾為宰相。
從此,加富爾六辔在手,一面改革内政,一面調整外交,到了意奧戰争過後,加富爾和加裡波的相繼辭職。
接着,加富爾重作馮婦,再做宰相,同時,他深得加裡波的之支持,使意大利的統一大業,得如期完成。
任公之撰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并不是吃飽了飯,閑得無聊,所以摭拾外國曆史上的英雄豪傑的轶事,供讀者作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
相反的,他作傳記,像他寫評論一樣,是“有所為而發的”,他希望新時代的青年,個個以三傑之一自命。
這種崇高的理想雖不容易實現,但是,集幾百、幾千、幾萬青年的力量,遲早也會做出一些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大事業。
三傑的功績,不消說是一般熱愛祖國的青年的好模範。
三、學案 學案是叙述一個學派的學說,并且加以批評。
用現代語來說,即某某學術思想的研究。
假如把同一範疇的學術思想作系統的叙述,并且加以批評,這就等于某某國家的哲學史、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社會思想史等著作。
任公自幼就讀過《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漢學師承記》等書,所以他對于學術思想非常注意。
雖然他的最大的鹄的在于著述一部體大思精的中國通史,但是他的寶貴的生命,一部分用于政治活動和人事關系,一部分用來撰述壽命極短的評論,直到他死前十年八年之内,才着手著述學術思想史,而且的确寫過三部值得一讀再讀的著作,雖然在通史方面,他隻好交白卷。
自任公從中文和日文的譯本裡,接受西洋的學術思想之後,他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盤灌輸給中國的讀者。
隻因他的“發表欲”極強,讀了多少,就想用自己的文字來發表多少,至于自己所知道的是原本的知識,還是販賣來的知識,他卻計較不了許多。
任公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物。
在《清代學術概論》裡,他把自己的學術地位作個相當客觀的評價,他說: 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改正,則已前後矛盾矣。
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魯莽疏闊手段,不能裂山澤以辟新局。
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
雖然,國人所責望啟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曆史所積之資格,實應為我新思想界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
(見《清代學術概論》) 我們翻閱《飲冰室文集》,知道在“學案”的項目下,他曾寫過《近世文明初祖培根笛卡兒之學說》、《天演學初祖達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