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錄：作者青年時代所崇拜的三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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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成為正人君子，凡事以身作則，但他絕對不能，而又不願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強制人家也走他那條路。
任公是個博極群書的學人。
他自幼打好舊學的基礎，以後又繼續不斷地接受新知識。
雖然他的西文的知識有限，但是，通過日文和中文的譯本，他對西洋文化的源流和演變，頗知梗概。
加以好學成性，平生手不釋卷，筆不停揮，所以他無論談什麼問題，都能夠很迅速地抓住核心，一經領略，他又能夠運用巧妙的文辭，表達他的意見，使讀者一看就明了。
古人說：“修辭立乎誠。
”任公是個富于熱誠的人物。
自他立志以文章報國之後，他所作的文字，完全按照他的熱誠做出發點。
隻因他的文字充滿着熱誠，所以它的影響力也比較深遠。
他知道自己的保守性和進取性時常交戰于胸中，随感情而發，而且他的主張往往前後矛盾。
他甚至主張：“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
”但是，他的一片熱誠，永遠使他的文字富有魔力。
任公是個熱愛祖國的好漢。
他深究曆代治亂得失，他參考各國興衰富強，知道此中奧妙，完全在于人民的自治的精神。
為着這問題，他曾有系統地寫了幾十篇大文章，介紹“新民”的條件，篇首冠以叙論。
他說： 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顱，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
”然今之阿美利加，猶古之阿美利加，而盎格裡索遜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
”然非無亞曆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
國也者積民而成。
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髒、筋脈、血輸也。
未有四肢已斷，五髒已察，筋脈已傷，血輸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
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那時，中國翻譯界的大豪傑嚴幾道先生《天演論》風行一時。
天演的原理，不外“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八個大字。
這個理論在當時中國的新青年的心目中，宛若一顆龐大的炸彈的爆發，每個人都是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非發憤圖強，無以自存；非培養新民，國家将蹈滅亡的覆轍。
因此，任公的《新民論》，恍惚大海潮音，黑夜明燈，起了帶頭的作用。
我常說，報紙的新聞，是和時間競賽，同時，報紙的評論，又要跟着新聞賽跑，斷不可無的放矢。
因為時間性太重，所以今天視為非常重要的新聞，過了一會兒，已經成為明日黃花，引不起讀者再看的興趣了。
但是，有些通論，正如顧炎武所說，“立言不為一時。
”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還有一讀再讀的價值。
任公的《新民論》裡的幾篇重要文章，如《論進取冒險》、《論自治》、《論毅力》等篇，現在看來，還是很新鮮。
事實上，這些論據，可以追溯到幾千年的聖經賢傳，所不同的是，古人僅用片言隻字來指點這些概念，而任公卻引經據典，盡情發揮他的理論罷了。
現在先把《論進取冒險》一文來分析。
這篇文章約四千五百字。
第一段是個引子，第二段說明歐洲民族之所以強盛，主要的是靠進取冒險的精神，同時，引用哥倫布、馬丁·路德、麥哲倫、立溫斯敦、瑞典王亞多法士、俄皇大彼得、克林威爾、華盛頓、拿破侖、荷蘭維廉額們、林肯、馬志尼等十二人的成功的故事做例子。
一步緊接一步，使讀者的眼界大開，在短短的幾分鐘内，知道歐美曆史上曾發生這麼大事情，曾産生這麼多大人物。
接着，他來個頓挫，把冒險的性質，加以正确的定義，說這事情等于孟子所主張的“浩然之氣”。
這樣一來，那些熟讀舊書的學者，一看就明白進取冒險是怎麼一回事。
接着，他又展開一個新局面，指出進取冒險的四大條件：一曰，生于希望；二曰，生于熱誠；三曰，生于智慧；四曰，生于膽力。
在這些綱目裡，他一面舉出亞曆山大、越王勾踐、摩西、李廣、朱壽昌、豫讓、諸葛亮、克倫威爾、林肯、新教徒、革命家、哥倫布、格蘭斯頓、拿破侖、威爾遜的例子，一面引用雨果、戰國策、佛祖、曾國藩的言論。
波瀾壯闊，搖曳多姿，而意境又層出不窮，使讀者歎為觀止。
因為他生怕當時的讀者對于外國的史實不大明了，所以結論斥老尊孔，表現他的主張： 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敦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求所謂如馬丁·路德、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求所謂如克林威爾、華盛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藉有一二，則将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
不曰：“好大喜功”，則曰：“忘身及親也。
”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霸者複陽芟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沉沉。
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
恫哉！恫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
像這種“筆鋒常帶情感”的文字，讀了之後，當然會使人回腸蕩氣，不知不覺地接受作者的意見。
現在再把《論毅力》那篇專論來分析。
開頭引用曾子的言論做引言，說人之一生，如數十年行舟于逆水中，無一日而可以停息。
然後提出古今中外成敗的原則，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
“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
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終者也。
”同時，還引用孔子和孟子的名言來支持這原則。
接着，文藝好像“群山萬壑赴荊門”一樣，先引歐美的大人物，如摩西、哥倫布、巴律西、維爾德、的士黎禮、加裡波的、士提反孫、瓦德、孟德斯鸠、亞當·斯密、達爾文、吉本、倭斯達、吉德林之傳教于緬甸、拿利林之傳教于中國；次述中國曆史上的名人，如勾踐、田單、漢高、張骞、劉備、玄奘；然後盡情發揮曾文正的言行，最後，引用拿破侖和荀子的言論來結束上述的故事。
寫到這兒，峰回路轉，作者特地指出：“故真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而不計目前之失敗，非不求成，知其成非在旦夕，故不求也。
成且不求，而甯複有可敗之道乎？”其間還舉了孔子、耶稣以及許多無名英雄做證據。
接着，又引用英國和俄國的人民有毅力，所以國勢日見強大。
另一方面，舉出義和團毫無毅力，一遇聯軍，便作鳥獸散。
最後的結論是： 天下事不知焉者尚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則無可望。
知而不行，尚有可望；行而不能力不能終者，最無可望。
故得聰明而軟弱者億萬，不如得樸誠而沉毅者一二。
像這種斬釘截鐵的言論，當然會給讀者極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反複說明中，告訴讀者什麼叫做“毅力”。
二、傳記 梁任公自幼愛讀《史記》和《漢書》，這兩部名著最精彩的地方，全在傳記。
因為訓練有素，所以他主持筆政的餘暇，還是喜歡撰述傳記。
任公是個愛國志士，他所撰述的傳記的對象，不是單純的文學家、宗教家，而是愛國的英雄。
例如《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
不問内容，光看題目，便知他對于立功異域的英雄，保衛邊疆的英雄，給國家争取自由、獨立的英雄，莫不佩服得五體投地。
其中《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全文達五萬言，條理分明，材料充實，夾叙夾議，亦莊亦諧。
瑪志尼、加裡波的、加富爾三傑有知，應該引任公為同道。
雖然近代英國名史家特裡維揚也曾著述《加裡波的傳》，但論煽動的工夫，還須讓位給任公。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全書分為二十六節目，篇首冠以《發端》，篇後有個《結論》。
善作傳記的人，一定要寫主人翁的曆史背景及幼年轶事，任公沒有例外。
且看《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怎麼說： 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
于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為北狄所蹂躏，日削月蹙，再轭于回族，三轭于西巴尼亞，四轭于法蘭西，五轭于日耳曼。
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
支離憔悴，年甚一年。
直至19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
東縣于法，西隸于奧，中央夷于班。
意大利三字，僅為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于茲矣。
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焰，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
昔人詩曰：“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嗟乎，哀莫大于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為感慨，而況于身曆之者乎？ 接着，他分述三傑幼年時代的行為，如馬志尼的創辦《少年意大利》刊物，及上書撤的尼亞王；加富爾的躬耕；加爾波的南美洲的活動。
到了1848年，歐洲的革命形勢，風起雲湧。
意大利人的立憲和平的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好像燎原的野火一樣，再也沒法子撲滅了。
針對這革命形勢，任公曾有幾行痛快淋漓的文字。
他說： 嚏矣！眼跳矣。
燈花矣。
鳥鵲噪矣。
蟄雷鳴矣。
風滿樓矣。
濤湧堤矣。
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怒殊毒，乃孕成歐洲19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當馬志尼的事業告一結束的時候，加富爾的事業才開始。
任公設身處地，說馬志尼雖不能及身看到意大利的統一，但是，真正的偉人，老是抱着“成功何必在我”的正确的觀念，所以馬志尼耕耘，加富爾收獲，表面上好像馬志尼吃虧；事實上，他根本把個人的成敗置之度外。
不久之後，撤的尼亞換了一位新王。
新王比較賢明，特任加富爾為宰相。
從此，加富爾六辔在手，一面改革内政，一面調整外交，到了意奧戰争過後，加富爾和加裡波的相繼辭職。
接着，加富爾重作馮婦，再做宰相，同時，他深得加裡波的之支持，使意大利的統一大業，得如期完成。
任公之撰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并不是吃飽了飯，閑得無聊，所以摭拾外國曆史上的英雄豪傑的轶事，供讀者作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
相反的，他作傳記，像他寫評論一樣，是“有所為而發的”，他希望新時代的青年，個個以三傑之一自命。
這種崇高的理想雖不容易實現，但是，集幾百、幾千、幾萬青年的力量，遲早也會做出一些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大事業。
三傑的功績，不消說是一般熱愛祖國的青年的好模範。
三、學案 學案是叙述一個學派的學說，并且加以批評。
用現代語來說，即某某學術思想的研究。
假如把同一範疇的學術思想作系統的叙述，并且加以批評，這就等于某某國家的哲學史、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社會思想史等著作。
任公自幼就讀過《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漢學師承記》等書，所以他對于學術思想非常注意。
雖然他的最大的鹄的在于著述一部體大思精的中國通史，但是他的寶貴的生命，一部分用于政治活動和人事關系，一部分用來撰述壽命極短的評論，直到他死前十年八年之内，才着手著述學術思想史，而且的确寫過三部值得一讀再讀的著作，雖然在通史方面，他隻好交白卷。
自任公從中文和日文的譯本裡，接受西洋的學術思想之後，他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盤灌輸給中國的讀者。
隻因他的“發表欲”極強，讀了多少，就想用自己的文字來發表多少，至于自己所知道的是原本的知識，還是販賣來的知識，他卻計較不了許多。
任公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物。
在《清代學術概論》裡，他把自己的學術地位作個相當客觀的評價，他說： 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改正，則已前後矛盾矣。
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魯莽疏闊手段，不能裂山澤以辟新局。
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
雖然，國人所責望啟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曆史所積之資格，實應為我新思想界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
（見《清代學術概論》） 我們翻閱《飲冰室文集》，知道在“學案”的項目下，他曾寫過《近世文明初祖培根笛卡兒之學說》、《天演學初祖達爾文
任公是個博極群書的學人。
他自幼打好舊學的基礎，以後又繼續不斷地接受新知識。
雖然他的西文的知識有限，但是，通過日文和中文的譯本，他對西洋文化的源流和演變，頗知梗概。
加以好學成性，平生手不釋卷，筆不停揮，所以他無論談什麼問題，都能夠很迅速地抓住核心，一經領略，他又能夠運用巧妙的文辭，表達他的意見，使讀者一看就明了。
古人說：“修辭立乎誠。
”任公是個富于熱誠的人物。
自他立志以文章報國之後，他所作的文字，完全按照他的熱誠做出發點。
隻因他的文字充滿着熱誠，所以它的影響力也比較深遠。
他知道自己的保守性和進取性時常交戰于胸中，随感情而發，而且他的主張往往前後矛盾。
他甚至主張：“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
”但是，他的一片熱誠，永遠使他的文字富有魔力。
任公是個熱愛祖國的好漢。
他深究曆代治亂得失，他參考各國興衰富強，知道此中奧妙，完全在于人民的自治的精神。
為着這問題，他曾有系統地寫了幾十篇大文章，介紹“新民”的條件，篇首冠以叙論。
他說： 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顱，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
”然今之阿美利加，猶古之阿美利加，而盎格裡索遜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
”然非無亞曆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
國也者積民而成。
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髒、筋脈、血輸也。
未有四肢已斷，五髒已察，筋脈已傷，血輸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
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那時，中國翻譯界的大豪傑嚴幾道先生《天演論》風行一時。
天演的原理，不外“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八個大字。
這個理論在當時中國的新青年的心目中，宛若一顆龐大的炸彈的爆發，每個人都是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非發憤圖強，無以自存；非培養新民，國家将蹈滅亡的覆轍。
因此，任公的《新民論》，恍惚大海潮音，黑夜明燈，起了帶頭的作用。
我常說，報紙的新聞，是和時間競賽，同時，報紙的評論，又要跟着新聞賽跑，斷不可無的放矢。
因為時間性太重，所以今天視為非常重要的新聞，過了一會兒，已經成為明日黃花，引不起讀者再看的興趣了。
但是，有些通論，正如顧炎武所說，“立言不為一時。
”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還有一讀再讀的價值。
任公的《新民論》裡的幾篇重要文章，如《論進取冒險》、《論自治》、《論毅力》等篇，現在看來，還是很新鮮。
事實上，這些論據，可以追溯到幾千年的聖經賢傳，所不同的是，古人僅用片言隻字來指點這些概念，而任公卻引經據典，盡情發揮他的理論罷了。
現在先把《論進取冒險》一文來分析。
這篇文章約四千五百字。
第一段是個引子，第二段說明歐洲民族之所以強盛，主要的是靠進取冒險的精神，同時，引用哥倫布、馬丁·路德、麥哲倫、立溫斯敦、瑞典王亞多法士、俄皇大彼得、克林威爾、華盛頓、拿破侖、荷蘭維廉額們、林肯、馬志尼等十二人的成功的故事做例子。
一步緊接一步，使讀者的眼界大開，在短短的幾分鐘内，知道歐美曆史上曾發生這麼大事情，曾産生這麼多大人物。
接着，他來個頓挫，把冒險的性質，加以正确的定義，說這事情等于孟子所主張的“浩然之氣”。
這樣一來，那些熟讀舊書的學者，一看就明白進取冒險是怎麼一回事。
接着，他又展開一個新局面，指出進取冒險的四大條件：一曰，生于希望；二曰，生于熱誠；三曰，生于智慧；四曰，生于膽力。
在這些綱目裡，他一面舉出亞曆山大、越王勾踐、摩西、李廣、朱壽昌、豫讓、諸葛亮、克倫威爾、林肯、新教徒、革命家、哥倫布、格蘭斯頓、拿破侖、威爾遜的例子，一面引用雨果、戰國策、佛祖、曾國藩的言論。
波瀾壯闊，搖曳多姿，而意境又層出不窮，使讀者歎為觀止。
因為他生怕當時的讀者對于外國的史實不大明了，所以結論斥老尊孔，表現他的主張： 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敦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求所謂如馬丁·路德、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求所謂如克林威爾、華盛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
”藉有一二，則将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
不曰：“好大喜功”，則曰：“忘身及親也。
”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霸者複陽芟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沉沉。
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
恫哉！恫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
像這種“筆鋒常帶情感”的文字，讀了之後，當然會使人回腸蕩氣，不知不覺地接受作者的意見。
現在再把《論毅力》那篇專論來分析。
開頭引用曾子的言論做引言，說人之一生，如數十年行舟于逆水中，無一日而可以停息。
然後提出古今中外成敗的原則，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
“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
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終者也。
”同時，還引用孔子和孟子的名言來支持這原則。
接着，文藝好像“群山萬壑赴荊門”一樣，先引歐美的大人物，如摩西、哥倫布、巴律西、維爾德、的士黎禮、加裡波的、士提反孫、瓦德、孟德斯鸠、亞當·斯密、達爾文、吉本、倭斯達、吉德林之傳教于緬甸、拿利林之傳教于中國；次述中國曆史上的名人，如勾踐、田單、漢高、張骞、劉備、玄奘；然後盡情發揮曾文正的言行，最後，引用拿破侖和荀子的言論來結束上述的故事。
寫到這兒，峰回路轉，作者特地指出：“故真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而不計目前之失敗，非不求成，知其成非在旦夕，故不求也。
成且不求，而甯複有可敗之道乎？”其間還舉了孔子、耶稣以及許多無名英雄做證據。
接着，又引用英國和俄國的人民有毅力，所以國勢日見強大。
另一方面，舉出義和團毫無毅力，一遇聯軍，便作鳥獸散。
最後的結論是： 天下事不知焉者尚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則無可望。
知而不行，尚有可望；行而不能力不能終者，最無可望。
故得聰明而軟弱者億萬，不如得樸誠而沉毅者一二。
像這種斬釘截鐵的言論，當然會給讀者極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反複說明中，告訴讀者什麼叫做“毅力”。
二、傳記 梁任公自幼愛讀《史記》和《漢書》，這兩部名著最精彩的地方，全在傳記。
因為訓練有素，所以他主持筆政的餘暇，還是喜歡撰述傳記。
任公是個愛國志士，他所撰述的傳記的對象，不是單純的文學家、宗教家，而是愛國的英雄。
例如《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
不問内容，光看題目，便知他對于立功異域的英雄，保衛邊疆的英雄，給國家争取自由、獨立的英雄，莫不佩服得五體投地。
其中《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全文達五萬言，條理分明，材料充實，夾叙夾議，亦莊亦諧。
瑪志尼、加裡波的、加富爾三傑有知，應該引任公為同道。
雖然近代英國名史家特裡維揚也曾著述《加裡波的傳》，但論煽動的工夫，還須讓位給任公。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全書分為二十六節目，篇首冠以《發端》，篇後有個《結論》。
善作傳記的人，一定要寫主人翁的曆史背景及幼年轶事，任公沒有例外。
且看《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怎麼說： 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
于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為北狄所蹂躏，日削月蹙，再轭于回族，三轭于西巴尼亞，四轭于法蘭西，五轭于日耳曼。
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
支離憔悴，年甚一年。
直至19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
東縣于法，西隸于奧，中央夷于班。
意大利三字，僅為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于茲矣。
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焰，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
昔人詩曰：“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嗟乎，哀莫大于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為感慨，而況于身曆之者乎？ 接着，他分述三傑幼年時代的行為，如馬志尼的創辦《少年意大利》刊物，及上書撤的尼亞王；加富爾的躬耕；加爾波的南美洲的活動。
到了1848年，歐洲的革命形勢，風起雲湧。
意大利人的立憲和平的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好像燎原的野火一樣，再也沒法子撲滅了。
針對這革命形勢，任公曾有幾行痛快淋漓的文字。
他說： 嚏矣！眼跳矣。
燈花矣。
鳥鵲噪矣。
蟄雷鳴矣。
風滿樓矣。
濤湧堤矣。
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怒殊毒，乃孕成歐洲19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當馬志尼的事業告一結束的時候，加富爾的事業才開始。
任公設身處地，說馬志尼雖不能及身看到意大利的統一，但是，真正的偉人，老是抱着“成功何必在我”的正确的觀念，所以馬志尼耕耘，加富爾收獲，表面上好像馬志尼吃虧；事實上，他根本把個人的成敗置之度外。
不久之後，撤的尼亞換了一位新王。
新王比較賢明，特任加富爾為宰相。
從此，加富爾六辔在手，一面改革内政，一面調整外交，到了意奧戰争過後，加富爾和加裡波的相繼辭職。
接着，加富爾重作馮婦，再做宰相，同時，他深得加裡波的之支持，使意大利的統一大業，得如期完成。
任公之撰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并不是吃飽了飯，閑得無聊，所以摭拾外國曆史上的英雄豪傑的轶事，供讀者作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
相反的，他作傳記，像他寫評論一樣，是“有所為而發的”，他希望新時代的青年，個個以三傑之一自命。
這種崇高的理想雖不容易實現，但是，集幾百、幾千、幾萬青年的力量，遲早也會做出一些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大事業。
三傑的功績，不消說是一般熱愛祖國的青年的好模範。
三、學案 學案是叙述一個學派的學說，并且加以批評。
用現代語來說，即某某學術思想的研究。
假如把同一範疇的學術思想作系統的叙述，并且加以批評，這就等于某某國家的哲學史、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社會思想史等著作。
任公自幼就讀過《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漢學師承記》等書，所以他對于學術思想非常注意。
雖然他的最大的鹄的在于著述一部體大思精的中國通史，但是他的寶貴的生命，一部分用于政治活動和人事關系，一部分用來撰述壽命極短的評論，直到他死前十年八年之内，才着手著述學術思想史，而且的确寫過三部值得一讀再讀的著作，雖然在通史方面，他隻好交白卷。
自任公從中文和日文的譯本裡，接受西洋的學術思想之後，他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盤灌輸給中國的讀者。
隻因他的“發表欲”極強，讀了多少，就想用自己的文字來發表多少，至于自己所知道的是原本的知識，還是販賣來的知識，他卻計較不了許多。
任公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物。
在《清代學術概論》裡，他把自己的學術地位作個相當客觀的評價，他說： 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改正，則已前後矛盾矣。
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魯莽疏闊手段，不能裂山澤以辟新局。
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
雖然，國人所責望啟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曆史所積之資格，實應為我新思想界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
（見《清代學術概論》） 我們翻閱《飲冰室文集》，知道在“學案”的項目下，他曾寫過《近世文明初祖培根笛卡兒之學說》、《天演學初祖達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