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錄：作者青年時代所崇拜的三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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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等于前功盡廢。
關于由精到熟的過程，曾文正公在丁卯年（1867）十一月的日記裡，說得很生動： 日内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
故知此事須于三十年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隻能下一“熟”字工夫。
熟極則巧妙出焉。
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
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
吾于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
人有恒言，曰：“妙來無過熟。
”又曰：“熟能生巧。
”又曰：“成熟故知。
”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
不特寫字皆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複求精熟。
即人之所以為聖人，亦系先立規模，後求精熟。
“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
”不但治學和治藝如此，連做人也應該如此。
事實上，隻有精熟，才可以說是到家。
不然，生吞活剝，根本難登大雅之堂。
在舊時代裡，作詩和寫字，可以說是文人必不可少的課程。
曾文正公教六弟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
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
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恒。
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
” 他深信專精的益處，所以他在己未（1859）六月的日記裡，用不同的字句重述了一遍。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
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
” 在曾文正公的同鄉先進中，他最佩服何紹基。
據說，何紹基臨隸書，每天臨七八頁，從未間斷。
考訂漢書，每天手不釋卷。
因此，他早就斷定，何紹基的書法必傳千古。
怎麼才能夠達到專精呢？這不外從有恒入手。
他深知“有恒斷無不成之事”，所以他一面很嚴格地責備自己，說他的毛病在于無恒；一面很誠懇地勸導諸弟，要在有恒上痛下苦工。
作事必須有恒，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将未看完之書丢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
若能明年将《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
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作詩，多臨帖，乃可談耳。
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
餘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
“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
”這是曾文正公做人的宗旨，同時，這也是他的文章道德之所以過人的地方。
曾文正公的治學，像他的為人一樣，四平八穩，面面周到。
雖然他一再說明專精和有恒的益處，但是他的治學，是治漢學和宋學于一爐；他的為人，陽剛陰柔，兼而有之。
甚至把看、讀、寫、作四者，要得到平均的發展。
在他緻四弟和九弟的信裡，他說： 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
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
一曰：習字宜有恒，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
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
四者缺一不可。
蓋閱曆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
因為曾文正公是個心口一緻，言行一緻的人，凡事他總要以身作則。
他絕對不會開個空頭支票，讓人家去上當。
相反的，他一向是要做個躬行實踐的君子。
再進一步，他還很誠懇地要從履行宋儒、漢儒的教訓，直步孔孟的後塵。
就上文所提出的看、讀、寫、作四點而論，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11月21日緻諸弟的信裡，說得一清二楚。
兄往年極無恒，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
自七月初一日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
每日臨帖百字，抄書百子，看書少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
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朱筆加圈批注。
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
用曾文正公自己的口吻來說，這五個月的不斷努力，是他的一生功業的基礎。
從此以後，基礎既然穩固，間架既然成立，他隻須依樣畫葫蘆，力求純熟罷了。
事實上，因為他具備這樣的基礎和間架，所以後來在軍事、政治、社交極端繁忙的時候，他還是從容不迫地按照固定的課程來自修。
專精如此，有恒又如此，那麼他的成功，可以說是天公地道，誰也用不着妒忌。
原來做學問的人，最怕泛濫無歸。
學者一旦誤入歧途，難免要陷于“百藝通，沒米舂”的絕境。
為着避免泛濫無歸，“守約”可以說是起死回生的萬應藥。
曾文正公對于散文和韻文都有興趣。
在散文方面，他曾精選一部《經史百家雜抄》，每一段落，都有他自己獨到的按語。
他還怕這部巨著卷帙繁多，貪多嚼不爛，所以他再來個複選，從八百多篇名文中，選出五十篇，名為《經史百家簡篇》，放在案頭，以備朝夕朗誦。
在韻文方面他曾精選一部《十八家詩抄》，各家僅選他們的特長。
他這種作風，充分證明他自己的理論，“惟易簡乃可行。
” 讀者知道，清朝有一部大書，叫做《四庫全書》，一共79339卷，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結集。
除了政治上有問題的著作外，差不多可以一讀的書籍，都被搜集在一起。
當時天下太平，雖然學人沒有印刷的便利，但是仗着皇帝的權威，幾千名學人，各花了十幾年工夫，努力不懈地手抄了七部，分置于七個圖書館。
面對這部浩如淵海的《四庫全書》，曾文正公不會給他吓倒。
相反的，他以批評家的嚴正的眼光來考察，說《四庫全書》僅有幾十部可讀，其餘都是濫竽充數，沒有研究的價值。
像他這種銳利的眼光，在當時以讀書寫作為專職的人，還找不到第二個。
在他給何廉舫的信裡，他曾這麼說： 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為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
經則《十三經》，史則《廿四史》暨《通鑒》，子則《五子》暨《管》、《晏》、《韓》、《呂》、《淮南》等，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
此外，入于集部之書皆赝作，皆剿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
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為之書，有原之川渎，另行編列；其雜纂古人成書者，别為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
像他這種高明的評論，讀了真使人回腸蕩氣。
因為他明白“簡練以為揣摩”的原則，所以他要嚴格地實行“守約”的工夫。
在戊辰（1868年）四月的日記裡，他曾這麼說：“古文當選百篇，抄置案頭，以為揣摩。
因自為記之曰：‘為政十四門，為學十五書，抄文一百首，抄詩十八家。
’”假如青年學者懂得“守約”的重要性，那麼他絕對不至走入泛濫無歸，勞而無功的田地了。
寫了七八千字，讀者也許要問，曾文正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怎樣？他的代表作可否舉出一二？我可以不假思索地答道：曾文正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在韓潮蘇海之間。
他那篇《原才》，相當于韓文公的《原道》、《原毀》；他那篇《聖哲畫像記》，相當于蘇東坡的《潮州韓文公廟碑》。
他生平最重視“訓話精确，聲調铿锵”的大塊文章，而《聖哲畫像記》，就是這一派堂皇富麗的文章，讀完之後，可以發思古的幽情，可以鼓勵人向聖賢看齊。
文章道德，有關世道人心，曾文正公真是個有心人。
1963年2月11日 二 試論梁任公 當1922年秋天，我進了霞浦漢英中學之後，因為事前我讀過四年私塾，舊學稍微有一點點根底，所以中文課程并不難應付。
那時，我傾全力來研究英文，課餘之暇，就到閱覽室去亂翻，其中一部線裝書最引我注意的，就是《飲冰室文集》。
在中學時期，我的習作博得黃天爵老師的賞識，時常貼堂。
黃老師是舉人出身，教古文的時候，高聲朗誦，搖頭擺腦，那種忘懷得失的态度，給我的印象極深。
在他的鼓勵下，作文日有進境，不過自己的知識太谫陋，文筆不夠暢達。
自我閱讀《飲冰室文集》後，隻看他博古通今，引譬取喻，議論層出不窮，心裡非常高興。
須知學古文的益處，就是章法和句法不成問題，但是，看書太少，資料有限，往往流于言之無物。
在那種情形下，梁任公的駿馬馳騁的筆調，上下縱橫的議論，最能夠啟迪初學，難怪我看得不忍釋手。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号任公。
在他所著的《三十自述》（見《飲冰室全集》第三十六冊）裡，他叙述自己四五歲的時候，已經在祖父的教導下，讀完《四書》、《詩經》。
六歲後，又跟父親讀書，讀《中國略史》，同時，把《五經》讀完。
八歲開始學作文，九歲已經能夠寫出洋洋千言的文章。
他喜歡唐詩多過八股文，可惜家裡窮，沒有什麼書可讀。
他找到一部《史記》，一部《綱鑒易知錄》，在祖父的指導下，看得爛熟。
當他到了30歲寫自傳的時候，《史記》的文章，他還能記誦十之八九。
此外，他的父親的朋友，看見他這麼聰明，這麼好學，特地送他一部《漢書》，一部《古文辭類纂》，他高興得要命，一氣把它們讀完。
上述的幾部書，尤其那部《史記》，是他一生馳騁文壇最大的資本。
到了18歲那年，他和陳通甫兩人，拜康南海為師。
南海教他們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的梗概。
他聽完之後，每天努力做筆記。
據他自己說：“自己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 22歲那年，正值甲午戰争，康南海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梁任公也參加這種運動。
他在京師強學會做了幾個月書記，有機會遍讀當時所出的譯書，于是決心從事著作。
26歲那年，發生戊戌政變，六君子為國捐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任公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
此後三十年間，梁任公無日不與筆墨打交道，而活動的地方，主要的是報壇和政壇，直到臨終前幾年，才息影于學壇，在清華園講學。
統觀梁任公的一生，他對于中國文化的貢獻，第一，報紙的評論；第二，傳記；第三，史學；第四，方法論和目錄學。
現在分述各點如下： 一、評論 近代各國的大革命家、大文學家，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和報紙發生關系。
在設備簡陋的時代，一般喜歡談論政治和文學的人，很容易結合少數同志，創辦報紙或雜志來發表自己的主張。
在報紙變成大規模的企業的時候，革命家和文學家雖然沒有能力創辦報紙雜志，但他們一定要通過種種辦法，和報紙雜志發生關系，以便自己的新主張、新見解得到發表的機會，因而引起讀者的共鳴。
的确，有話無處說，是人生最苦的事情。
為着争取言論自由，革命先烈、文化先鋒，不知道已經斷送多少頭顱。
關于辦報的熱誠，文字的素養，任公在他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裡，曾叙述得清清楚楚： 自是啟超複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志，暢言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
每一冊出，内地翻刻辄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号“新文體”。
老輩則痛恨，認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别有一種魔力焉。
（《萬有文庫》版） 這種“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的文字，無疑地是新時代的青年所最喜歡的讀物，何況他的文字“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使讀者會增加感染的力量。
在新聞記者的崗位上，任公是個多方面的人物。
他會寫社論以及各種副刊的文字。
雖然他的特長不在于詩、詞、小說、戲劇，但是，那一類的作品，他還可以拿得出去，跟世人見見面。
至于他的社論，俨然是個第一流的政論家的文字，在社會上能夠起帶頭作用。
一間獨立的報館，它的社論必須有嚴正的立場，隻因立場堅定，所以它對任何事物都有一貫的看法，斷不至随波逐流，中心毫無所主。
任公在他的時代裡，号稱“維新人物”，但是，事實上，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社會改良家，而非革命家。
他的主張也許很進步，但他所采取的步驟是純粹改良的、漸進的，不是革命的、急進的。
換句話說，他所受的正統的中國文化甚深，他隻希望自
關于由精到熟的過程，曾文正公在丁卯年（1867）十一月的日記裡，說得很生動： 日内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
故知此事須于三十年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隻能下一“熟”字工夫。
熟極則巧妙出焉。
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
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
吾于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
人有恒言，曰：“妙來無過熟。
”又曰：“熟能生巧。
”又曰：“成熟故知。
”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
不特寫字皆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複求精熟。
即人之所以為聖人，亦系先立規模，後求精熟。
“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
”不但治學和治藝如此，連做人也應該如此。
事實上，隻有精熟，才可以說是到家。
不然，生吞活剝，根本難登大雅之堂。
在舊時代裡，作詩和寫字，可以說是文人必不可少的課程。
曾文正公教六弟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
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
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恒。
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
” 他深信專精的益處，所以他在己未（1859）六月的日記裡，用不同的字句重述了一遍。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
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
” 在曾文正公的同鄉先進中，他最佩服何紹基。
據說，何紹基臨隸書，每天臨七八頁，從未間斷。
考訂漢書，每天手不釋卷。
因此，他早就斷定，何紹基的書法必傳千古。
怎麼才能夠達到專精呢？這不外從有恒入手。
他深知“有恒斷無不成之事”，所以他一面很嚴格地責備自己，說他的毛病在于無恒；一面很誠懇地勸導諸弟，要在有恒上痛下苦工。
作事必須有恒，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将未看完之書丢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
若能明年将《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
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作詩，多臨帖，乃可談耳。
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
餘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
“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
”這是曾文正公做人的宗旨，同時，這也是他的文章道德之所以過人的地方。
曾文正公的治學，像他的為人一樣，四平八穩，面面周到。
雖然他一再說明專精和有恒的益處，但是他的治學，是治漢學和宋學于一爐；他的為人，陽剛陰柔，兼而有之。
甚至把看、讀、寫、作四者，要得到平均的發展。
在他緻四弟和九弟的信裡，他說： 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
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
一曰：習字宜有恒，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
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
四者缺一不可。
蓋閱曆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
因為曾文正公是個心口一緻，言行一緻的人，凡事他總要以身作則。
他絕對不會開個空頭支票，讓人家去上當。
相反的，他一向是要做個躬行實踐的君子。
再進一步，他還很誠懇地要從履行宋儒、漢儒的教訓，直步孔孟的後塵。
就上文所提出的看、讀、寫、作四點而論，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11月21日緻諸弟的信裡，說得一清二楚。
兄往年極無恒，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
自七月初一日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
每日臨帖百字，抄書百子，看書少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
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朱筆加圈批注。
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
用曾文正公自己的口吻來說，這五個月的不斷努力，是他的一生功業的基礎。
從此以後，基礎既然穩固，間架既然成立，他隻須依樣畫葫蘆，力求純熟罷了。
事實上，因為他具備這樣的基礎和間架，所以後來在軍事、政治、社交極端繁忙的時候，他還是從容不迫地按照固定的課程來自修。
專精如此，有恒又如此，那麼他的成功，可以說是天公地道，誰也用不着妒忌。
原來做學問的人，最怕泛濫無歸。
學者一旦誤入歧途，難免要陷于“百藝通，沒米舂”的絕境。
為着避免泛濫無歸，“守約”可以說是起死回生的萬應藥。
曾文正公對于散文和韻文都有興趣。
在散文方面，他曾精選一部《經史百家雜抄》，每一段落，都有他自己獨到的按語。
他還怕這部巨著卷帙繁多，貪多嚼不爛，所以他再來個複選，從八百多篇名文中，選出五十篇，名為《經史百家簡篇》，放在案頭，以備朝夕朗誦。
在韻文方面他曾精選一部《十八家詩抄》，各家僅選他們的特長。
他這種作風，充分證明他自己的理論，“惟易簡乃可行。
” 讀者知道，清朝有一部大書，叫做《四庫全書》，一共79339卷，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結集。
除了政治上有問題的著作外，差不多可以一讀的書籍，都被搜集在一起。
當時天下太平，雖然學人沒有印刷的便利，但是仗着皇帝的權威，幾千名學人，各花了十幾年工夫，努力不懈地手抄了七部，分置于七個圖書館。
面對這部浩如淵海的《四庫全書》，曾文正公不會給他吓倒。
相反的，他以批評家的嚴正的眼光來考察，說《四庫全書》僅有幾十部可讀，其餘都是濫竽充數，沒有研究的價值。
像他這種銳利的眼光，在當時以讀書寫作為專職的人，還找不到第二個。
在他給何廉舫的信裡，他曾這麼說： 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為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
經則《十三經》，史則《廿四史》暨《通鑒》，子則《五子》暨《管》、《晏》、《韓》、《呂》、《淮南》等，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
此外，入于集部之書皆赝作，皆剿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
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為之書，有原之川渎，另行編列；其雜纂古人成書者，别為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
像他這種高明的評論，讀了真使人回腸蕩氣。
因為他明白“簡練以為揣摩”的原則，所以他要嚴格地實行“守約”的工夫。
在戊辰（1868年）四月的日記裡，他曾這麼說：“古文當選百篇，抄置案頭，以為揣摩。
因自為記之曰：‘為政十四門，為學十五書，抄文一百首，抄詩十八家。
’”假如青年學者懂得“守約”的重要性，那麼他絕對不至走入泛濫無歸，勞而無功的田地了。
寫了七八千字，讀者也許要問，曾文正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怎樣？他的代表作可否舉出一二？我可以不假思索地答道：曾文正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在韓潮蘇海之間。
他那篇《原才》，相當于韓文公的《原道》、《原毀》；他那篇《聖哲畫像記》，相當于蘇東坡的《潮州韓文公廟碑》。
他生平最重視“訓話精确，聲調铿锵”的大塊文章，而《聖哲畫像記》，就是這一派堂皇富麗的文章，讀完之後，可以發思古的幽情，可以鼓勵人向聖賢看齊。
文章道德，有關世道人心，曾文正公真是個有心人。
1963年2月11日 二 試論梁任公 當1922年秋天，我進了霞浦漢英中學之後，因為事前我讀過四年私塾，舊學稍微有一點點根底，所以中文課程并不難應付。
那時，我傾全力來研究英文，課餘之暇，就到閱覽室去亂翻，其中一部線裝書最引我注意的，就是《飲冰室文集》。
在中學時期，我的習作博得黃天爵老師的賞識，時常貼堂。
黃老師是舉人出身，教古文的時候，高聲朗誦，搖頭擺腦，那種忘懷得失的态度，給我的印象極深。
在他的鼓勵下，作文日有進境，不過自己的知識太谫陋，文筆不夠暢達。
自我閱讀《飲冰室文集》後，隻看他博古通今，引譬取喻，議論層出不窮，心裡非常高興。
須知學古文的益處，就是章法和句法不成問題，但是，看書太少，資料有限，往往流于言之無物。
在那種情形下，梁任公的駿馬馳騁的筆調，上下縱橫的議論，最能夠啟迪初學，難怪我看得不忍釋手。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号任公。
在他所著的《三十自述》（見《飲冰室全集》第三十六冊）裡，他叙述自己四五歲的時候，已經在祖父的教導下，讀完《四書》、《詩經》。
六歲後，又跟父親讀書，讀《中國略史》，同時，把《五經》讀完。
八歲開始學作文，九歲已經能夠寫出洋洋千言的文章。
他喜歡唐詩多過八股文，可惜家裡窮，沒有什麼書可讀。
他找到一部《史記》，一部《綱鑒易知錄》，在祖父的指導下，看得爛熟。
當他到了30歲寫自傳的時候，《史記》的文章，他還能記誦十之八九。
此外，他的父親的朋友，看見他這麼聰明，這麼好學，特地送他一部《漢書》，一部《古文辭類纂》，他高興得要命，一氣把它們讀完。
上述的幾部書，尤其那部《史記》，是他一生馳騁文壇最大的資本。
到了18歲那年，他和陳通甫兩人，拜康南海為師。
南海教他們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的梗概。
他聽完之後，每天努力做筆記。
據他自己說：“自己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 22歲那年，正值甲午戰争，康南海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梁任公也參加這種運動。
他在京師強學會做了幾個月書記，有機會遍讀當時所出的譯書，于是決心從事著作。
26歲那年，發生戊戌政變，六君子為國捐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任公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
此後三十年間，梁任公無日不與筆墨打交道，而活動的地方，主要的是報壇和政壇，直到臨終前幾年，才息影于學壇，在清華園講學。
統觀梁任公的一生，他對于中國文化的貢獻，第一，報紙的評論；第二，傳記；第三，史學；第四，方法論和目錄學。
現在分述各點如下： 一、評論 近代各國的大革命家、大文學家，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和報紙發生關系。
在設備簡陋的時代，一般喜歡談論政治和文學的人，很容易結合少數同志，創辦報紙或雜志來發表自己的主張。
在報紙變成大規模的企業的時候，革命家和文學家雖然沒有能力創辦報紙雜志，但他們一定要通過種種辦法，和報紙雜志發生關系，以便自己的新主張、新見解得到發表的機會，因而引起讀者的共鳴。
的确，有話無處說，是人生最苦的事情。
為着争取言論自由，革命先烈、文化先鋒，不知道已經斷送多少頭顱。
關于辦報的熱誠，文字的素養，任公在他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裡，曾叙述得清清楚楚： 自是啟超複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志，暢言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
每一冊出，内地翻刻辄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号“新文體”。
老輩則痛恨，認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别有一種魔力焉。
（《萬有文庫》版） 這種“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的文字，無疑地是新時代的青年所最喜歡的讀物，何況他的文字“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使讀者會增加感染的力量。
在新聞記者的崗位上，任公是個多方面的人物。
他會寫社論以及各種副刊的文字。
雖然他的特長不在于詩、詞、小說、戲劇，但是，那一類的作品，他還可以拿得出去，跟世人見見面。
至于他的社論，俨然是個第一流的政論家的文字，在社會上能夠起帶頭作用。
一間獨立的報館，它的社論必須有嚴正的立場，隻因立場堅定，所以它對任何事物都有一貫的看法，斷不至随波逐流，中心毫無所主。
任公在他的時代裡，号稱“維新人物”，但是，事實上，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社會改良家，而非革命家。
他的主張也許很進步，但他所采取的步驟是純粹改良的、漸進的，不是革命的、急進的。
換句話說，他所受的正統的中國文化甚深，他隻希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