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篇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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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晉室，蒙遜胡人，竊據其土，聞裕入關，慮其響應，故斬祥威衆，以鎮服其心也。
姦雄之喜怒，豈苟然哉！《魏書·沮渠傳》作“妍妍”，華人服飾，妍靡自喜，故蒙遜雲然。
妍讀如字，音義皆通，當從《魏書》。
（一一八） 劉裕入關消息，傳至河西，蒙遜聞之怒，劉祥聞之欣欣然有喜色。
同在一城，心理何差異若此，民族意識使然也。
晉恭帝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徵隐士京兆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于何地邪？”遂殺之。
注曰：勃勃之殺祖思，虐矣。
然祖思之恭懼過甚，勃勃以為薄己而殺之，則勃勃為有見，而祖思為無所守也。
（一一八） 趙紹祖《通鑒注商》曰：“祖思無所守，誠如胡氏之言，若勃勃殺祖思為有見，不知此何所見也。
”趙君昧于夷夏觀念，故不知身之所雲。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司徒崔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北人無不忿恚。
注曰：北人，謂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
（一二五） 南人北人，所指至無定，燕薊之人，亦曰北人。
今謂其先世來自北荒者，明所指非中國人也，浩卒因此被族誅。
宇文虛中之在金也亦然，《宋、金史》本傳，皆言其好譏讪，見女直人，辄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告以謀反，老幼百口，同日被焚死，慘與崔浩同。
元遺山以虛中冠《中州集》，極稱其冤也。
元嘉二十八年，魏主遺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
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
卿若殺之，無所不利。
” 注曰：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蕃滋，雖其國已滅，而其種實繁。
“殺之無不利”，言于魏國無所不利。
（一二六） 國與種之别，此條至為明顯。
經若幹年，語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統，與中國混而無别，則同為中國人矣，中國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
又，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
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
” 注曰：以魏主書言其兵鬥死，正減國中賊也，因而攜之，術莫近乎此矣。
魏主得質此書，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中原之民，本禀漢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一二六） 魏主與臧質往複書，雖寥寥數行，于民族意識，可謂發揮盡。
是時中原雖為魏所據，而其民皆曾奉漢晉正朔，固不忘中國也。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羁旅，位加己上，意頗不平。
注曰：王肅本江南人，而奔魏，故以為羁旅。
肅為尚書令，而澄為右僕射，故以為位加己上。
（一四二） 王肅，琅邪臨沂人，仕齊秘書丞，父奂及兄弟，并為齊武所殺。
肅自建邺奔魏，魏孝文欲利用之以圖南，故禮遇加乎貴近之上。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
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
”又表征南将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
”于忠、元昭，見之切齒。
注曰：忠、昭皆北人，故深諱此言。
（一四八） 裴植以門第自高，即不應屈身異類，既屈身異類，而猶以衣冠驕人，野諺所謂“臭架子”也。
田益宗，光城蠻，于忠本勿忸于氏，元昭本拓跋氏，皆鮮卑，故恨其言。
《至正直記》四言：“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逮于父，以門第自高，嘗忽傲人。
每說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
又頗尚朔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鹹以為诮”雲。
阿剌花剌者，辟人使避己也。
裴植以華驕人，許敬仁則以變于夷自得，其凡鄙又在裴植下，君子可以觀世變矣。
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将軍張彜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
于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
彜父子晏然，不以為意。
注曰：方羽林虎贲立榜克期之初，魏朝既不為之嚴加禁遏，縱彜父子欲以為意，奈之何哉！（一四九） 此張彜父子自取之也。
所謂羽林虎贲者，皆種人，故此非文武問題，乃種族問題，排抑武人，實排抑種人耳。
張彜父子恨種人之縱橫，不立乎其朝可也，立乎其朝而欲排抑其人，非天下之至愚者乎！馬貴與《兵考》嘗論之矣，曰：“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
羽林虎贲，則宿衛之兵，六鎮将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
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崇文鄙武，邊任浸輕，魏之衰弱，實肇于此。
而彜複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贲，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讨，紀綱隳矣。
然彜父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貴與與身之同時，蓋有所感而雲然。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陳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異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
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注曰：陳慶之特有見于洛陽華靡之俗而為是言耳。
（一五三） 陳慶之語出北朝人撰《洛陽伽藍記》二，未知果有是言否，《通鑒》采之，示中原遺黎之可念耳。
時中原統治者戎狄，而被統治者實遺黎，江左君臣既不能恢複中原，應深自愧責，更奈何輕之。
黃東發跋俞庭椿《北轅錄》曰：“奉使俞公，身入京洛，曆覽山川，訪問故老，歸而錄之。
慷慨英發，意在言外。
而中原之故老，皆我宋之遺黎，一一能為奉使公吐情實，亦足見忠義人心之所同，覽之不覺流涕。
或者因以&lsquo忠信行蠻貊&rsquo褒之，是置中原于度外，棄赤子為龍蛇也。
嗚呼！豈奉使公作錄本心哉！”語見《日鈔》九一。
由是觀之，則視淪陷之民為蠻貊者，東發所不取也。
然果是“衣冠人物”，必不顯于戎狄之朝，其顯于戎狄之朝者，特降虜耳，曷足貴乎！此身之所以不滿于陳慶之之言也。
中大通四年，魏孝武帝即位于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
姦雄之喜怒，豈苟然哉！《魏書·沮渠傳》作“妍妍”，華人服飾，妍靡自喜，故蒙遜雲然。
妍讀如字，音義皆通，當從《魏書》。
（一一八） 劉裕入關消息，傳至河西，蒙遜聞之怒，劉祥聞之欣欣然有喜色。
同在一城，心理何差異若此，民族意識使然也。
晉恭帝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徵隐士京兆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于何地邪？”遂殺之。
注曰：勃勃之殺祖思，虐矣。
然祖思之恭懼過甚，勃勃以為薄己而殺之，則勃勃為有見，而祖思為無所守也。
（一一八） 趙紹祖《通鑒注商》曰：“祖思無所守，誠如胡氏之言，若勃勃殺祖思為有見，不知此何所見也。
”趙君昧于夷夏觀念，故不知身之所雲。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司徒崔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北人無不忿恚。
注曰：北人，謂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
（一二五） 南人北人，所指至無定，燕薊之人，亦曰北人。
今謂其先世來自北荒者，明所指非中國人也，浩卒因此被族誅。
宇文虛中之在金也亦然，《宋、金史》本傳，皆言其好譏讪，見女直人，辄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告以謀反，老幼百口，同日被焚死，慘與崔浩同。
元遺山以虛中冠《中州集》，極稱其冤也。
元嘉二十八年，魏主遺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
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
卿若殺之，無所不利。
” 注曰：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蕃滋，雖其國已滅，而其種實繁。
“殺之無不利”，言于魏國無所不利。
（一二六） 國與種之别，此條至為明顯。
經若幹年，語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統，與中國混而無别，則同為中國人矣，中國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
又，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
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
” 注曰：以魏主書言其兵鬥死，正減國中賊也，因而攜之，術莫近乎此矣。
魏主得質此書，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中原之民，本禀漢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一二六） 魏主與臧質往複書，雖寥寥數行，于民族意識，可謂發揮盡。
是時中原雖為魏所據，而其民皆曾奉漢晉正朔，固不忘中國也。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羁旅，位加己上，意頗不平。
注曰：王肅本江南人，而奔魏，故以為羁旅。
肅為尚書令，而澄為右僕射，故以為位加己上。
（一四二） 王肅，琅邪臨沂人，仕齊秘書丞，父奂及兄弟，并為齊武所殺。
肅自建邺奔魏，魏孝文欲利用之以圖南，故禮遇加乎貴近之上。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
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
”又表征南将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
”于忠、元昭，見之切齒。
注曰：忠、昭皆北人，故深諱此言。
（一四八） 裴植以門第自高，即不應屈身異類，既屈身異類，而猶以衣冠驕人，野諺所謂“臭架子”也。
田益宗，光城蠻，于忠本勿忸于氏，元昭本拓跋氏，皆鮮卑，故恨其言。
《至正直記》四言：“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逮于父，以門第自高，嘗忽傲人。
每說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
又頗尚朔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鹹以為诮”雲。
阿剌花剌者，辟人使避己也。
裴植以華驕人，許敬仁則以變于夷自得，其凡鄙又在裴植下，君子可以觀世變矣。
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将軍張彜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
于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
彜父子晏然，不以為意。
注曰：方羽林虎贲立榜克期之初，魏朝既不為之嚴加禁遏，縱彜父子欲以為意，奈之何哉！（一四九） 此張彜父子自取之也。
所謂羽林虎贲者，皆種人，故此非文武問題，乃種族問題，排抑武人，實排抑種人耳。
張彜父子恨種人之縱橫，不立乎其朝可也，立乎其朝而欲排抑其人，非天下之至愚者乎！馬貴與《兵考》嘗論之矣，曰：“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
羽林虎贲，則宿衛之兵，六鎮将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
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崇文鄙武，邊任浸輕，魏之衰弱，實肇于此。
而彜複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贲，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讨，紀綱隳矣。
然彜父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貴與與身之同時，蓋有所感而雲然。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陳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異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
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注曰：陳慶之特有見于洛陽華靡之俗而為是言耳。
（一五三） 陳慶之語出北朝人撰《洛陽伽藍記》二，未知果有是言否，《通鑒》采之，示中原遺黎之可念耳。
時中原統治者戎狄，而被統治者實遺黎，江左君臣既不能恢複中原，應深自愧責，更奈何輕之。
黃東發跋俞庭椿《北轅錄》曰：“奉使俞公，身入京洛，曆覽山川，訪問故老，歸而錄之。
慷慨英發，意在言外。
而中原之故老，皆我宋之遺黎，一一能為奉使公吐情實，亦足見忠義人心之所同，覽之不覺流涕。
或者因以&lsquo忠信行蠻貊&rsquo褒之，是置中原于度外，棄赤子為龍蛇也。
嗚呼！豈奉使公作錄本心哉！”語見《日鈔》九一。
由是觀之，則視淪陷之民為蠻貊者，東發所不取也。
然果是“衣冠人物”，必不顯于戎狄之朝，其顯于戎狄之朝者，特降虜耳，曷足貴乎！此身之所以不滿于陳慶之之言也。
中大通四年，魏孝武帝即位于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