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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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為此本，故即據以為注，取其通行而易得，猶吾人今日之用蘇、鄂兩局本也。
元末刻《胡注》時，亦用此本正文，故今本《胡注》，仍冠以興文署王磐序。
此事《觀堂集林》曾辨之。
《通鑒》自宋元祐初在杭州镂闆後，覆刻者不止一本。
若不論其支派，而論其單傳，則元祐杭州本為祖本；紹興初馀姚覆刻元祐本，為第一傳；元至元初燕京興文署覆刻紹興本，為第二傳；元末臨海刻《胡注》，即用興文署本正文，為第三傳；清嘉慶末鄱陽胡氏重雕《胡注》，為第四傳。
因此本王磐序稱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鑒》，遂認《胡注》為興文署本，是誤以第三傳為第二傳也。
光緒間長沙胡元常《刻通鑒全書序》，謂“元初興文署用胡身之注刊行”，其誤即由于此。
應作“元末胡身之注用興文署本正文刊行”，方得其實也。
漢淮陽王更始元年，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
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
述遣使迎成等。
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久矣，故聞漢将軍到，馳迎道路。
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
”乃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
注曰：按臨邛在成都西南。
述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
此承《範史》之誤。
（卷三九） 此亦理校，而兼正《範史》之訛。
漢獻帝建安元年，曹操表郭嘉為司空祭酒。
注曰：陳壽《三國志》作“司空軍祭酒”，此逸“軍”字。
《晉志》曰：“當塗得志，尅平諸夏，初置軍師祭酒，參掌戎律。
”（卷六二） 建安二年，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将橋蕤等于蕲陽以拒操。
注曰：賢曰：“蕲水出江夏蕲春縣北山。
《水經注》雲：&lsquo即蕲山也，西南流逕蕲山，又南對蕲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蕲陽口。
&rsquo”餘據《三國志》：“術時侵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渡淮。
”則蓋戰于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蕲陽哉！此蓋沛國之蕲縣，《範史》衍“陽”字，而《通鑒》因之耳。
（卷六二） 此二條均以《三國志》校《通鑒》，亦他校法。
魏文帝黃初二年，溫公《正閏論》曰：“晉氏失馭，五胡雲擾。
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
” 注曰：索虜者，以北人辮髮，謂之索頭也。
（卷六九） 豐城熊氏校記謂：“元本&lsquo索虜&rsquo字空缺，元人為國諱故然。
”餘謂此特偶然耳。
他處“虜”字及“鞑靼”等字，并不空缺，足證元末刊《胡注》時，未嘗通勘全書，一一剜避，偶見之認為有礙，遂去之，如《本朝篇》所舉二百八十卷之空缺一行，即其例也，因言《胡注》校勘，附識于此。
晉惠帝永熙元年，散騎常侍石崇。
注曰：前書侍中石崇，此作散騎常侍，必有一誤，蓋因舊史成文也。
（卷八二） 此以本書前後互校，所謂本校法也。
吳缜《新唐書糾謬》，即用此法。
晉懷帝永嘉五年，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注曰：言洛都遊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渚也。
（卷八七） 此條趙紹祖《通鑒注商》曾有所校勘，曰：“《晉書·王導傳》，本作&lsquo有江山之異&rsquo，此大概言神州陸沉，非複一統之舊，故諸名士聞之傷心，相視流涕。
《通鑒》偶易作&lsquo江河&rsquo，注遂為之傅會，乃使情味索然。
”又雲：“按《世說新語》作&lsquo山河之異&rsquo，《世說》是當時人書，愈足見此是大概說也。
” “江河”《世說新語》作“山河”，《太平禦覽》一九四所引同。
《晉書·王導傳》，宋本作“江河”，明監本及汲古閣本、清殿本均作“江山”。
趙君讀誤本《晉書》，先入為主，故以“江山”為是，以“江河”為情味索然。
不知溫公、身之所據之《晉書》，自作“江河”，何得謂《通鑒》偶易！又何得謂《胡注》傅會！校書當蓄異本，豈可輕誣古人！假定《世說》原文果作“山河”，改易之者亦是《晉書》而非《通鑒》。
趙君既誣《通鑒》，又誣《胡注》，皆株守一書，不講求異本之過也。
至謂《世說》是當時人書，亦有語病。
《世說》是當時人書，吾人所見之《世說》不是當時人本，蓋不知幾經傳寫矣，特辨之以為輕于立言者戒。
晉成帝鹹和三年，監軍部将李根，請築白石壘。
注曰：是時同盟諸将，無監軍事者，竊意李根蓋郗鑒軍部将也。
前史既逸“郗”字，後人遂改“鑒”為“監”。
（卷九四） 晉安帝義熙二年，秃髪傉檀求好于西涼，西涼公暠許之。
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
元末刻《胡注》時，亦用此本正文，故今本《胡注》，仍冠以興文署王磐序。
此事《觀堂集林》曾辨之。
《通鑒》自宋元祐初在杭州镂闆後，覆刻者不止一本。
若不論其支派，而論其單傳，則元祐杭州本為祖本；紹興初馀姚覆刻元祐本，為第一傳；元至元初燕京興文署覆刻紹興本，為第二傳；元末臨海刻《胡注》，即用興文署本正文，為第三傳；清嘉慶末鄱陽胡氏重雕《胡注》，為第四傳。
因此本王磐序稱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鑒》，遂認《胡注》為興文署本，是誤以第三傳為第二傳也。
光緒間長沙胡元常《刻通鑒全書序》，謂“元初興文署用胡身之注刊行”，其誤即由于此。
應作“元末胡身之注用興文署本正文刊行”，方得其實也。
漢淮陽王更始元年，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
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
述遣使迎成等。
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久矣，故聞漢将軍到，馳迎道路。
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
”乃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
注曰：按臨邛在成都西南。
述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
此承《範史》之誤。
（卷三九） 此亦理校，而兼正《範史》之訛。
漢獻帝建安元年，曹操表郭嘉為司空祭酒。
注曰：陳壽《三國志》作“司空軍祭酒”，此逸“軍”字。
《晉志》曰：“當塗得志，尅平諸夏，初置軍師祭酒，參掌戎律。
”（卷六二） 建安二年，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将橋蕤等于蕲陽以拒操。
注曰：賢曰：“蕲水出江夏蕲春縣北山。
《水經注》雲：&lsquo即蕲山也，西南流逕蕲山，又南對蕲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蕲陽口。
&rsquo”餘據《三國志》：“術時侵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渡淮。
”則蓋戰于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蕲陽哉！此蓋沛國之蕲縣，《範史》衍“陽”字，而《通鑒》因之耳。
（卷六二） 此二條均以《三國志》校《通鑒》，亦他校法。
魏文帝黃初二年，溫公《正閏論》曰：“晉氏失馭，五胡雲擾。
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
” 注曰：索虜者，以北人辮髮，謂之索頭也。
（卷六九） 豐城熊氏校記謂：“元本&lsquo索虜&rsquo字空缺，元人為國諱故然。
”餘謂此特偶然耳。
他處“虜”字及“鞑靼”等字，并不空缺，足證元末刊《胡注》時，未嘗通勘全書，一一剜避，偶見之認為有礙，遂去之，如《本朝篇》所舉二百八十卷之空缺一行，即其例也，因言《胡注》校勘，附識于此。
晉惠帝永熙元年，散騎常侍石崇。
注曰：前書侍中石崇，此作散騎常侍，必有一誤，蓋因舊史成文也。
（卷八二） 此以本書前後互校，所謂本校法也。
吳缜《新唐書糾謬》，即用此法。
晉懷帝永嘉五年，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注曰：言洛都遊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渚也。
（卷八七） 此條趙紹祖《通鑒注商》曾有所校勘，曰：“《晉書·王導傳》，本作&lsquo有江山之異&rsquo，此大概言神州陸沉，非複一統之舊，故諸名士聞之傷心，相視流涕。
《通鑒》偶易作&lsquo江河&rsquo，注遂為之傅會，乃使情味索然。
”又雲：“按《世說新語》作&lsquo山河之異&rsquo，《世說》是當時人書，愈足見此是大概說也。
” “江河”《世說新語》作“山河”，《太平禦覽》一九四所引同。
《晉書·王導傳》，宋本作“江河”，明監本及汲古閣本、清殿本均作“江山”。
趙君讀誤本《晉書》，先入為主，故以“江山”為是，以“江河”為情味索然。
不知溫公、身之所據之《晉書》，自作“江河”，何得謂《通鑒》偶易！又何得謂《胡注》傅會！校書當蓄異本，豈可輕誣古人！假定《世說》原文果作“山河”，改易之者亦是《晉書》而非《通鑒》。
趙君既誣《通鑒》，又誣《胡注》，皆株守一書，不講求異本之過也。
至謂《世說》是當時人書，亦有語病。
《世說》是當時人書，吾人所見之《世說》不是當時人本，蓋不知幾經傳寫矣，特辨之以為輕于立言者戒。
晉成帝鹹和三年，監軍部将李根，請築白石壘。
注曰：是時同盟諸将，無監軍事者，竊意李根蓋郗鑒軍部将也。
前史既逸“郗”字，後人遂改“鑒”為“監”。
（卷九四） 晉安帝義熙二年，秃髪傉檀求好于西涼，西涼公暠許之。
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