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宣而戰的貨币戰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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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邪惡的和反“個人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是萬靈藥，對社會現象的理性分析都是“專制主義”的。
這個學校的主題演講往往是諸如“個人與政府”之類的内容，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國外交協會的高度稱贊。
美國著名評論家吉列斯·埃瑪瑞（GillesdeAymery）精确地描述了索羅斯們和他們所“慷慨”資助的國際組織的真實意圖：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義面紗背後，人們總是可以發現同樣一幫億萬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們所資助的各種組織，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協會’，福特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國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權觀察，國際大赦組織，世界危機組織等。
在這些人中間，索羅斯最為顯眼，他就像一隻巨大的章魚将觸角伸向了整個東歐、東南歐、高加索地區和前蘇聯各共和國。
在這些組織的配合下，（索羅斯）不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聞，公共議程和公衆觀點，以控制世界和資源，推動美國制造的完美的世界統一的理想。
”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過程中，索羅斯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在波蘭，索羅斯基金對團結工會奪取國家政權居功至偉，對新波蘭的頭三位總統有着直接影響力。
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Ruding）、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Sachs），一同炮制了讓東歐和前蘇聯一劑斃命的“振蕩療法”。
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緻經濟改善。
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
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币、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
我認為三個目标同時完成要好于單獨實施。
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 調整産業結構相當于對宏觀經濟秩序進行全面手術，同時卻偏偏要緊縮貨币供應，等于動大手術卻拒絕給病人輸血，最後的結局當然是經濟徹底解體，生産嚴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工業企業成片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社會動蕩加劇。
此時，正是國際銀行家以“債轉股”在吐血大甩賣時，輕松收購這些國家的核心資産。
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烏克蘭，一個接一個痛遭洗劫，緻使這些國家的經濟20年未能恢複元氣。
！！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弱小無力反抗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擁有着強大到讓美國無法安睡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實力仍然強大的狀态下遭到有組織的瘋狂搶劫，這在人類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索羅斯這種滅人之國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厲害之處。
看來欲滅一國先亂其心确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6.阻擊歐洲貨币的“危機弧形帶” 按下了葫蘆又冒起了瓢，當東歐和蘇聯“有控制的解體”戰略目标基本達成之後，從來就被排除在權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歐洲的核心德國與法國變得不安分起來。
在失去了蘇聯這一龐大的外來威脅之後，立刻就想要另起爐竈搞歐元，與英美金融勢力互别苗頭。
歐元一旦建立起來，勢必形成對美元體系的霸權産生嚴重的動搖作用。
倫敦-華爾街軸心與德法同盟之間的貨币沖突日趨激烈。
！！！問題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頓體系的解體造成了世界貨币體系的嚴重失序。
在黃金間接本位的布雷頓體系之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币彙率幾乎是高度穩定的，各國貿易和财政也不存在嚴重失衡的問題，因為赤字的國家勢必流失真正的國家财富，從而使該國銀行體系信貸能力下降，自動導緻緊縮和衰退，消費出現萎縮，進口勢必下降，貿易赤字消失。
當人民開始儲蓄，銀行資本開始增加，生産規模擴大，貿易出現順差，社會總财富增加。
這一優美的自然循環和控制系統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反複驗證過，嚴重的赤字根本無處藏身，貨币風險對沖幾乎毫無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條件。
在黃金制約之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誠實和刻苦的工作來積累财富，這也就是國際銀行家厭惡黃金的根本原因。
當失去黃金這一定海神針之後，國際貨币體系自然大亂，在經過人為制造的“石油危機”造成對美元的強烈需求之下，再由79年以來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漸站穩了腳跟。
作為世界各國的儲備貨币的美元，其價格如此上竄下跳，而其操縱權完全掌握在倫敦-華爾街軸心的手上，被迫跟着坐貨币過山翻滾車的歐洲國家自然滿腹苦水。
于是，70年代末，德國财政部長施密特（HelmutSchmidt）找到法國總統德斯坦（GiscarddEstaing）商量建立歐洲貨币系統（EuropeanMonetarySystem）來消除歐洲國家之間貿易中令人頭痛的彙率不穩定問題。
1979年歐洲貨币系統開始運轉，并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歐洲國家紛紛表示了加入的興趣。
對于這個系統未來可能演變成歐洲統一貨币的憂心，開始強烈地困擾着倫敦-華爾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從1977年開始，德國和法國就開始插手歐佩克事務，他們計劃向特定的石油輸出國提供高技術産品和幫助這些國家實現工業化，作為交換條件，阿拉伯國家保證西歐長期穩定的石油供應，并将石油收入存進歐洲的銀行體系。
倫敦方面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德法的另起爐竈的計劃，在所有努力全部失敗後，拒絕加入歐洲貨币系統。
德國當時還有更大的圖謀，那就是最終完成統一大業，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勢必最終主導歐洲大陸。
為此目的，德國開始接近蘇聯，準備和蘇聯保持溫和而互利的關系與合作。
為了對付德法的企圖，倫敦-華爾街的謀士們提出了“危機弧形帶”（ArcofCrisis）這一理論，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蘭激進勢力，使中東産油地區動蕩起來，其餘波甚至可以波及蘇聯南部的穆斯林地區，此計既打擊了歐洲與中東的合作前景，阻礙了歐洲統一貨币的步伐，又牽制了蘇聯，并為美國今後軍事介入海灣地區做了準備，實在是有一石三鳥之效。
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國務卿萬斯果然把事情辦得很漂亮，中東形勢出現嚴重動蕩，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世界出現第二次石油危機。
其實，世界上從未出現過真正的石油供應短缺，伊朗中斷的每天300萬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夠由美國嚴密控制之下的沙特與科威特的産量補足。
倫敦華爾街的石油兼金融寡頭任由油價暴漲，當然也是為了進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們一手把持着石油産業，一手控制着美元發行，有時左手出招，右手獲利增加，有時則是相反，通過兩手交替運作，世界豈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熱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國牌”，1978年12月美國正式與中國建交，中國不久又重回聯合國。
這一手嚴重刺激了蘇聯，蘇聯立刻覺得四面皆敵，東面有北約，西邊是中國，南面還有“危機弧形帶”。
激靈靈打了個冷戰的蘇聯立刻中斷了與德國原本就脆弱的合作關系。
當1989年11月柏林牆倒掉，德國人歡慶統一的時候，華爾街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美國的經濟學家這樣評價道： “确實，當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曆史被書寫的時候，分析家可能會把柏林牆的坍塌比作令人長期恐懼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蕩。
這堵牆的倒掉意味着數千億美元的資本會流向一個60餘年來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無足輕重的地區。
盡管德國近年來并不是美國主要的外來投資國家，自從1987年以來，英國成為了美國最大的投資國，但是美國人不應該掉以輕心的是，如果沒有得到德國的大量儲蓄，英國是不可能對美國進行如此規模的投資的。
” 倫敦方面的感受更加強烈一些，撒切爾的謀士們甚至驚呼“德國第四帝國”出現了。
倫敦星期日電訊報的編輯在1990年7月22日這樣評論道： “讓我們假設統一後的德國将會成為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們再假設統一的德國教導俄國也成為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實上，這樣的威脅隻會更大。
即便一個統一的德國決心按照我們的規則進行競争，這個世界上有誰能有效地阻止德國奪走我們的權柄呢？” 1990年夏天，倫敦方面組建了新的情報部門，大幅增加對德國的情報活動。
英國的情報專家強烈建議美國的同行們應該從東德的舊情報人員中招募成員，來建立美國在德國的情報“資産”。
德國方面對俄羅斯最終支持德國統一心存感激，決心幫助俄羅斯重建癱瘓的經濟。
德國财長設想着未來新歐洲美好的前景，一條現代化的鐵路連接起巴黎、漢諾維和柏林，最終通到華沙和莫斯科，統一的貨币，水乳交融的經濟體，歐洲再也不會有戰火和硝煙，隻有夢幻一般的未來。
但這決不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夢想，他們考慮的是如何打垮馬克和尚未成型的歐元構想，決不能讓新德國重建成功。
這就是90年代初在倫敦-華爾街策劃之下，索羅斯阻擊英鎊和裡拉的大背景。
1990年，英國政府居然不顧倫敦金融城的反對，悍然加入歐洲貨币兌換體系（ERM），眼看歐元體系逐漸成型，日後必然會成為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重大隐患， 國際銀行家于是策劃各個擊破的打法，欲将歐元體系絞殺在搖籃之中。
1990年柏林牆被推倒了，德國重新實現統一。
随之而來的巨額開支卻是德國始料不及的，德國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對付通貨膨脹的壓力。
在同一年加入歐洲貨币兌換體系的英國情況也不太好，通貨膨脹率是德國的3倍，利率高達15%，80年代的泡沫經濟正瀕臨破滅。
到1992年，英國和意大利由于雙赤字壓力，貨币已呈現出明顯高估的态勢，以索羅斯為首的投機商瞧準這一機會于1992年9月16日發起總攻，做空英鎊的總價值高達100億美元，到晚上7點，英國宣布投降，此役索羅斯斬獲高達11億美元，一舉将英鎊和裡拉踢出了歐洲貨币兌換體系。
緊接着，索羅斯乘勝進軍想一鼓作氣擊潰法郎和馬克，在這次高達400億美元的豪賭中，并沒有占到便宜。
索羅斯能夠以25倍的杠杆借到數額如此龐大的資金，其背後實力強大的秘密金融帝國起着決定性作用。
這個學校的主題演講往往是諸如“個人與政府”之類的内容，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國外交協會的高度稱贊。
美國著名評論家吉列斯·埃瑪瑞（GillesdeAymery）精确地描述了索羅斯們和他們所“慷慨”資助的國際組織的真實意圖：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義面紗背後，人們總是可以發現同樣一幫億萬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們所資助的各種組織，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協會’，福特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國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權觀察，國際大赦組織，世界危機組織等。
在這些人中間，索羅斯最為顯眼，他就像一隻巨大的章魚将觸角伸向了整個東歐、東南歐、高加索地區和前蘇聯各共和國。
在這些組織的配合下，（索羅斯）不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聞，公共議程和公衆觀點，以控制世界和資源，推動美國制造的完美的世界統一的理想。
”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過程中，索羅斯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在波蘭，索羅斯基金對團結工會奪取國家政權居功至偉，對新波蘭的頭三位總統有着直接影響力。
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Ruding）、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Sachs），一同炮制了讓東歐和前蘇聯一劑斃命的“振蕩療法”。
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緻經濟改善。
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
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币、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
我認為三個目标同時完成要好于單獨實施。
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 調整産業結構相當于對宏觀經濟秩序進行全面手術，同時卻偏偏要緊縮貨币供應，等于動大手術卻拒絕給病人輸血，最後的結局當然是經濟徹底解體，生産嚴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工業企業成片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社會動蕩加劇。
此時，正是國際銀行家以“債轉股”在吐血大甩賣時，輕松收購這些國家的核心資産。
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烏克蘭，一個接一個痛遭洗劫，緻使這些國家的經濟20年未能恢複元氣。
！！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弱小無力反抗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擁有着強大到讓美國無法安睡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實力仍然強大的狀态下遭到有組織的瘋狂搶劫，這在人類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索羅斯這種滅人之國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厲害之處。
看來欲滅一國先亂其心确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6.阻擊歐洲貨币的“危機弧形帶” 按下了葫蘆又冒起了瓢，當東歐和蘇聯“有控制的解體”戰略目标基本達成之後，從來就被排除在權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歐洲的核心德國與法國變得不安分起來。
在失去了蘇聯這一龐大的外來威脅之後，立刻就想要另起爐竈搞歐元，與英美金融勢力互别苗頭。
歐元一旦建立起來，勢必形成對美元體系的霸權産生嚴重的動搖作用。
倫敦-華爾街軸心與德法同盟之間的貨币沖突日趨激烈。
！！！問題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頓體系的解體造成了世界貨币體系的嚴重失序。
在黃金間接本位的布雷頓體系之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币彙率幾乎是高度穩定的，各國貿易和财政也不存在嚴重失衡的問題，因為赤字的國家勢必流失真正的國家财富，從而使該國銀行體系信貸能力下降，自動導緻緊縮和衰退，消費出現萎縮，進口勢必下降，貿易赤字消失。
當人民開始儲蓄，銀行資本開始增加，生産規模擴大，貿易出現順差，社會總财富增加。
這一優美的自然循環和控制系統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反複驗證過，嚴重的赤字根本無處藏身，貨币風險對沖幾乎毫無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條件。
在黃金制約之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誠實和刻苦的工作來積累财富，這也就是國際銀行家厭惡黃金的根本原因。
當失去黃金這一定海神針之後，國際貨币體系自然大亂，在經過人為制造的“石油危機”造成對美元的強烈需求之下，再由79年以來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漸站穩了腳跟。
作為世界各國的儲備貨币的美元，其價格如此上竄下跳，而其操縱權完全掌握在倫敦-華爾街軸心的手上，被迫跟着坐貨币過山翻滾車的歐洲國家自然滿腹苦水。
于是，70年代末，德國财政部長施密特（HelmutSchmidt）找到法國總統德斯坦（GiscarddEstaing）商量建立歐洲貨币系統（EuropeanMonetarySystem）來消除歐洲國家之間貿易中令人頭痛的彙率不穩定問題。
1979年歐洲貨币系統開始運轉，并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歐洲國家紛紛表示了加入的興趣。
對于這個系統未來可能演變成歐洲統一貨币的憂心，開始強烈地困擾着倫敦-華爾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從1977年開始，德國和法國就開始插手歐佩克事務，他們計劃向特定的石油輸出國提供高技術産品和幫助這些國家實現工業化，作為交換條件，阿拉伯國家保證西歐長期穩定的石油供應，并将石油收入存進歐洲的銀行體系。
倫敦方面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德法的另起爐竈的計劃，在所有努力全部失敗後，拒絕加入歐洲貨币系統。
德國當時還有更大的圖謀，那就是最終完成統一大業，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勢必最終主導歐洲大陸。
為此目的，德國開始接近蘇聯，準備和蘇聯保持溫和而互利的關系與合作。
為了對付德法的企圖，倫敦-華爾街的謀士們提出了“危機弧形帶”（ArcofCrisis）這一理論，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蘭激進勢力，使中東産油地區動蕩起來，其餘波甚至可以波及蘇聯南部的穆斯林地區，此計既打擊了歐洲與中東的合作前景，阻礙了歐洲統一貨币的步伐，又牽制了蘇聯，并為美國今後軍事介入海灣地區做了準備，實在是有一石三鳥之效。
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國務卿萬斯果然把事情辦得很漂亮，中東形勢出現嚴重動蕩，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世界出現第二次石油危機。
其實，世界上從未出現過真正的石油供應短缺，伊朗中斷的每天300萬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夠由美國嚴密控制之下的沙特與科威特的産量補足。
倫敦華爾街的石油兼金融寡頭任由油價暴漲，當然也是為了進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們一手把持着石油産業，一手控制着美元發行，有時左手出招，右手獲利增加，有時則是相反，通過兩手交替運作，世界豈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熱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國牌”，1978年12月美國正式與中國建交，中國不久又重回聯合國。
這一手嚴重刺激了蘇聯，蘇聯立刻覺得四面皆敵，東面有北約，西邊是中國，南面還有“危機弧形帶”。
激靈靈打了個冷戰的蘇聯立刻中斷了與德國原本就脆弱的合作關系。
當1989年11月柏林牆倒掉，德國人歡慶統一的時候，華爾街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美國的經濟學家這樣評價道： “确實，當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曆史被書寫的時候，分析家可能會把柏林牆的坍塌比作令人長期恐懼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蕩。
這堵牆的倒掉意味着數千億美元的資本會流向一個60餘年來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無足輕重的地區。
盡管德國近年來并不是美國主要的外來投資國家，自從1987年以來，英國成為了美國最大的投資國，但是美國人不應該掉以輕心的是，如果沒有得到德國的大量儲蓄，英國是不可能對美國進行如此規模的投資的。
” 倫敦方面的感受更加強烈一些，撒切爾的謀士們甚至驚呼“德國第四帝國”出現了。
倫敦星期日電訊報的編輯在1990年7月22日這樣評論道： “讓我們假設統一後的德國将會成為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們再假設統一的德國教導俄國也成為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實上，這樣的威脅隻會更大。
即便一個統一的德國決心按照我們的規則進行競争，這個世界上有誰能有效地阻止德國奪走我們的權柄呢？” 1990年夏天，倫敦方面組建了新的情報部門，大幅增加對德國的情報活動。
英國的情報專家強烈建議美國的同行們應該從東德的舊情報人員中招募成員，來建立美國在德國的情報“資産”。
德國方面對俄羅斯最終支持德國統一心存感激，決心幫助俄羅斯重建癱瘓的經濟。
德國财長設想着未來新歐洲美好的前景，一條現代化的鐵路連接起巴黎、漢諾維和柏林，最終通到華沙和莫斯科，統一的貨币，水乳交融的經濟體，歐洲再也不會有戰火和硝煙，隻有夢幻一般的未來。
但這決不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夢想，他們考慮的是如何打垮馬克和尚未成型的歐元構想，決不能讓新德國重建成功。
這就是90年代初在倫敦-華爾街策劃之下，索羅斯阻擊英鎊和裡拉的大背景。
1990年，英國政府居然不顧倫敦金融城的反對，悍然加入歐洲貨币兌換體系（ERM），眼看歐元體系逐漸成型，日後必然會成為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重大隐患， 國際銀行家于是策劃各個擊破的打法，欲将歐元體系絞殺在搖籃之中。
1990年柏林牆被推倒了，德國重新實現統一。
随之而來的巨額開支卻是德國始料不及的，德國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對付通貨膨脹的壓力。
在同一年加入歐洲貨币兌換體系的英國情況也不太好，通貨膨脹率是德國的3倍，利率高達15%，80年代的泡沫經濟正瀕臨破滅。
到1992年，英國和意大利由于雙赤字壓力，貨币已呈現出明顯高估的态勢，以索羅斯為首的投機商瞧準這一機會于1992年9月16日發起總攻，做空英鎊的總價值高達100億美元，到晚上7點，英國宣布投降，此役索羅斯斬獲高達11億美元，一舉将英鎊和裡拉踢出了歐洲貨币兌換體系。
緊接着，索羅斯乘勝進軍想一鼓作氣擊潰法郎和馬克，在這次高達400億美元的豪賭中，并沒有占到便宜。
索羅斯能夠以25倍的杠杆借到數額如此龐大的資金，其背後實力強大的秘密金融帝國起着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