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宣而戰的貨币戰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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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血，為了彌補由于日元升值所導緻的出口下降的虧空，企業紛紛從銀行低息借貸炒股票，日本銀行的隔夜拆借市場迅速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心。
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規模最大的銀行被日本包攬。
此時，東京股票市場已經在3年之内漲了300%，房地産更達到令人瞠目的程度，東京一個地區的房地産總盤子以美元計算，超過了當時美國全國的房地産總值。
日本的金融系統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來，如果沒有外部極具破壞性地震蕩，日本也許可能以和緩的緊縮逐漸實現軟着陸，但是日本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是一場國際銀行家不宣而戰的金融絞殺行動。
鑒于日本金融實力的強大，如果在傳統的常規金融戰場上取勝并無必勝的把握，要對日本金融系統進行緻命的一擊，就必須動用美國剛研制出來的金融核彈：股票指數期貨（StockIndexFutures）。
1982年，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hicagoMercantileExchange）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數期貨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
它本是用來搶奪紐約證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當人們在芝加哥買賣對紐約股票指數信心時，不必再向紐約股票交易商支付傭金。
股票指數無非就是一組上市公司的清單，經過加權計算得出的數據，而股票指數期貨就是賭這個清單上的公司的未來股票價格走勢，買賣雙方都不擁有，也不打算擁有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場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規模做空股指期貨必然導緻股票市場崩盤，這一點已經在1987年10月的紐約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驗證。
80年代日本的經濟騰飛使日本人多少産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優越感。
當日本股票價格高到沒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評論家能夠理解的程度時，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
一名當時在日本的美國投資專家這樣說道：“在這裡有一種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時仍然是這樣。
他們覺得有一種非常特别的東西存在于他們的（股票）市場中，存在于整個日本民族之中，這種特殊的東西能夠使日本違背所有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規律。
” 在東京的股票市場上，保險公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者。
當國際銀行家們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羅門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資銀行作為主要突擊力量深入日本時，他們手握大量現金四處尋找潛在的目标，他們的公文包裡塞滿了“股指認沽期權”（StockIndexPutOption）這種當時在日本聞所未聞的金融新産品。
日本的保險公司正是對此頗有興趣的一幫人，在日本人看來，這些美國人必定是腦子裡進了水，用大量現金去買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結果日本保險業爽快地承諾下來。
雙方賭的就是日經指數的走向，如果指數下跌，美國人賺錢，日本人賠錢，如果指數上升，情況正好反過來。
可能連日本的大藏省也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這樣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這種無人察覺的“金融病毒”，在一個幾乎沒有監管的、秘密的、類似櫃台交易的地下市場上，在一片繁榮的虛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着。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達到了曆史巅峰，日經指數沖到了38915點，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權終于開始發威。
日經指數頓挫。
1990年1月12日，美國人使出了殺手锏，美國交易所突然出現“日經指數認沽權證”（NikkeiPutWarrants）這一新的金融産品，高盛公司從日本保險業手中買到的股指期權被轉賣給丹麥王國，丹麥王國将其賣給權證的購買者，并承諾在日經指數走低時支付收益給“日經指數認沽權證”的擁有者。
丹麥王國在這裡隻是讓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譽，對高盛手中的日經指數期權銷售起着超級加強的作用。
該權證立刻在美國熱賣，大量美國投資銀行紛紛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勁了，“日經指數認沽權證”上市熱銷不到一個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股票市場的崩潰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銀行業和保險業，最終是制造業。
日本的制造業從前可以在股票市場上以比美國競争對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籌集資金，這一切都随着股票市場的低迷而成為昨日黃花。
從1990年算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幾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産連續14年下跌。
在《金融戰敗》一書中，作者吉川元忠認為就财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後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後果相當。
威廉.恩格在評價日本在金融的潰敗時是這樣說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從前的敵人——日本更加忠實和積極地支持裡根時代的财政赤字和巨額花銷的政策了。
甚至連德國都不曾那樣對華盛頓的要求無條件的滿足過。
而在日本人看來，東京忠誠和慷慨地購買美國國債、房地産和其它資産，最終換來的報償竟是世界曆史上最具破壞性的金融災難。
” 2006年夏，美國新任财政部長保爾森訪華，當聽到他熱情洋溢地“祝中國成功”時，人們背後不禁冒出絲絲寒氣。
不知他的前任貝克當年拉着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時，是不是也說過同樣的話。
5.索羅斯：國際銀行家的金融黑客 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把索羅斯刻劃成天馬行空的“獨行俠”或“特立獨行”的金融天才，關于他的種種傳說更是為他憑增了幾分神秘色彩，格魯曼曾開玩笑地認為這個正反讀起來都一樣的姓（SOROS）就與衆不同。
索羅斯果真獨往獨來，僅憑他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單挑英格蘭銀行，力撼德國馬克，橫掃亞洲金融市場？ 恐怕隻有大腦簡單的人才會相信這樣的傳奇。
索羅斯橫掃世界金融市場的量子基金注冊在加勒比海的荷蘭屬地安地列斯群島的避稅天堂克拉考（Carucao），從而可以隐匿該基金的主要投資者和資金調度蹤迹，這裡也是國際上最重要的販毒洗錢中心。
鑒于美國證券法規定沖基金的“複雜”（SophisticateInvestors）投資人不得超過99名美國公民，索羅斯煞費苦心地确保這99名超級富豪中沒有一個是美國人。
在這樣一個離岸對沖基金中，索羅斯甚至不在董事會成員之中，隻是以“投資顧問”的名義參與基金的運作。
不僅如此，他還選擇了以他在紐約設立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FundManagement”）的名義擔當這個顧問職務。
如果美國政府要求他提供該基金運作的詳細情況，他可以聲稱自己僅僅是名投資顧問以推诿責任。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簡單。
他的董事會包括： 董事，理查·凱茲（RichardKatz），凱茲是倫敦羅斯切爾德銀行的董事和羅斯切爾德家族意大利米蘭銀行的總裁。
董事，尼斯·托布（NilsTaube）是倫敦銀團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夥人，它的主要運作者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
董事，倫敦時報的專欄評論家威廉·裡斯-莫格（WilliamLordRess-Mogg），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控制下的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夥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EdgardePicciotto）是瑞士私人銀行中最有争議的人物，被稱為“日内瓦最聰明的銀行家”。
皮西托的鐵哥們包括紐約共和銀行（RepublicBankofNewYork）的擁有者沙夫拉（EdmundSafra），這個沙夫拉已經被美國執法部門确認與莫斯科銀行犯罪集團有關，并被瑞士官方認定涉及土耳其和哥倫比亞的毒品洗錢活動。
在索羅斯的“圈子”裡還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機商馬克·裡其（MarcRich）和特爾·艾維（TelAviv），以色列情報部門的軍火商沙爾.艾森堡（ShaulEisenberg）。
索羅斯與羅斯切爾德圈子的秘密關系使得他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強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團的馬前卒。
羅斯切爾德家族不僅曾經是英國倫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創建者，國際情報網絡的祖師爺，華爾街5家最大銀行的後台，世界黃金價格的制定者（LondonGoldFix），現在仍然主掌着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運作。
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擁有多少财富，當羅斯切爾德和其他國際銀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燈打到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時，他們自己高出“首富們”幾個數量級的财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離岸賬戶上待機而動。
索羅斯與美國的精英圈子關系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國著名的軍火合同商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Group）中投入了1億美元的私人資金，該集團包括老布什、美國前财政部長傑姆斯.貝克等重量級人物。
早在80年代，索羅斯就與一些美國政界要人，如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馬德.奧布賴特等人一起創辦了“國家民主捐助基金”（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這一組織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CIA）與私人資本合資建立的。
在國際銀行家們的調教之下，索羅斯從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風暴。
索羅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動都體現出國際銀行家們的重大戰略意圖，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國經濟“有控制的解體”，以最終完成在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币”的準備工作。
80年代初，國際銀行家基本上實現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有控制地解體”，80年代中後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勢力的擴張。
在控制住亞洲的局面後，歐洲重新成為國際銀行家重點關注的地區，搞垮東歐和蘇聯就成為他們下一個主攻方向。
承受這一重要使命的索羅斯搖身一變成為了著名“慈善家”，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大量成立各種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比照他在紐約成立的“開放社會協會”為模式，倡導極端非理性的個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資助的中歐大學（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面對生活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的年輕人推銷主權國家的
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規模最大的銀行被日本包攬。
此時，東京股票市場已經在3年之内漲了300%，房地産更達到令人瞠目的程度，東京一個地區的房地産總盤子以美元計算，超過了當時美國全國的房地産總值。
日本的金融系統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來，如果沒有外部極具破壞性地震蕩，日本也許可能以和緩的緊縮逐漸實現軟着陸，但是日本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是一場國際銀行家不宣而戰的金融絞殺行動。
鑒于日本金融實力的強大，如果在傳統的常規金融戰場上取勝并無必勝的把握，要對日本金融系統進行緻命的一擊，就必須動用美國剛研制出來的金融核彈：股票指數期貨（StockIndexFutures）。
1982年，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hicagoMercantileExchange）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數期貨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
它本是用來搶奪紐約證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當人們在芝加哥買賣對紐約股票指數信心時，不必再向紐約股票交易商支付傭金。
股票指數無非就是一組上市公司的清單，經過加權計算得出的數據，而股票指數期貨就是賭這個清單上的公司的未來股票價格走勢，買賣雙方都不擁有，也不打算擁有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場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規模做空股指期貨必然導緻股票市場崩盤，這一點已經在1987年10月的紐約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驗證。
80年代日本的經濟騰飛使日本人多少産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優越感。
當日本股票價格高到沒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評論家能夠理解的程度時，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
一名當時在日本的美國投資專家這樣說道：“在這裡有一種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時仍然是這樣。
他們覺得有一種非常特别的東西存在于他們的（股票）市場中，存在于整個日本民族之中，這種特殊的東西能夠使日本違背所有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規律。
” 在東京的股票市場上，保險公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者。
當國際銀行家們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羅門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資銀行作為主要突擊力量深入日本時，他們手握大量現金四處尋找潛在的目标，他們的公文包裡塞滿了“股指認沽期權”（StockIndexPutOption）這種當時在日本聞所未聞的金融新産品。
日本的保險公司正是對此頗有興趣的一幫人，在日本人看來，這些美國人必定是腦子裡進了水，用大量現金去買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結果日本保險業爽快地承諾下來。
雙方賭的就是日經指數的走向，如果指數下跌，美國人賺錢，日本人賠錢，如果指數上升，情況正好反過來。
可能連日本的大藏省也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這樣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這種無人察覺的“金融病毒”，在一個幾乎沒有監管的、秘密的、類似櫃台交易的地下市場上，在一片繁榮的虛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着。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達到了曆史巅峰，日經指數沖到了38915點，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權終于開始發威。
日經指數頓挫。
1990年1月12日，美國人使出了殺手锏，美國交易所突然出現“日經指數認沽權證”（NikkeiPutWarrants）這一新的金融産品，高盛公司從日本保險業手中買到的股指期權被轉賣給丹麥王國，丹麥王國将其賣給權證的購買者，并承諾在日經指數走低時支付收益給“日經指數認沽權證”的擁有者。
丹麥王國在這裡隻是讓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譽，對高盛手中的日經指數期權銷售起着超級加強的作用。
該權證立刻在美國熱賣，大量美國投資銀行紛紛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勁了，“日經指數認沽權證”上市熱銷不到一個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股票市場的崩潰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銀行業和保險業，最終是制造業。
日本的制造業從前可以在股票市場上以比美國競争對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籌集資金，這一切都随着股票市場的低迷而成為昨日黃花。
從1990年算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幾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産連續14年下跌。
在《金融戰敗》一書中，作者吉川元忠認為就财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後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後果相當。
威廉.恩格在評價日本在金融的潰敗時是這樣說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從前的敵人——日本更加忠實和積極地支持裡根時代的财政赤字和巨額花銷的政策了。
甚至連德國都不曾那樣對華盛頓的要求無條件的滿足過。
而在日本人看來，東京忠誠和慷慨地購買美國國債、房地産和其它資産，最終換來的報償竟是世界曆史上最具破壞性的金融災難。
” 2006年夏，美國新任财政部長保爾森訪華，當聽到他熱情洋溢地“祝中國成功”時，人們背後不禁冒出絲絲寒氣。
不知他的前任貝克當年拉着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時，是不是也說過同樣的話。
5.索羅斯：國際銀行家的金融黑客 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把索羅斯刻劃成天馬行空的“獨行俠”或“特立獨行”的金融天才，關于他的種種傳說更是為他憑增了幾分神秘色彩，格魯曼曾開玩笑地認為這個正反讀起來都一樣的姓（SOROS）就與衆不同。
索羅斯果真獨往獨來，僅憑他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單挑英格蘭銀行，力撼德國馬克，橫掃亞洲金融市場？ 恐怕隻有大腦簡單的人才會相信這樣的傳奇。
索羅斯橫掃世界金融市場的量子基金注冊在加勒比海的荷蘭屬地安地列斯群島的避稅天堂克拉考（Carucao），從而可以隐匿該基金的主要投資者和資金調度蹤迹，這裡也是國際上最重要的販毒洗錢中心。
鑒于美國證券法規定沖基金的“複雜”（SophisticateInvestors）投資人不得超過99名美國公民，索羅斯煞費苦心地确保這99名超級富豪中沒有一個是美國人。
在這樣一個離岸對沖基金中，索羅斯甚至不在董事會成員之中，隻是以“投資顧問”的名義參與基金的運作。
不僅如此，他還選擇了以他在紐約設立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FundManagement”）的名義擔當這個顧問職務。
如果美國政府要求他提供該基金運作的詳細情況，他可以聲稱自己僅僅是名投資顧問以推诿責任。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簡單。
他的董事會包括： 董事，理查·凱茲（RichardKatz），凱茲是倫敦羅斯切爾德銀行的董事和羅斯切爾德家族意大利米蘭銀行的總裁。
董事，尼斯·托布（NilsTaube）是倫敦銀團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夥人，它的主要運作者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
董事，倫敦時報的專欄評論家威廉·裡斯-莫格（WilliamLordRess-Mogg），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控制下的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夥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EdgardePicciotto）是瑞士私人銀行中最有争議的人物，被稱為“日内瓦最聰明的銀行家”。
皮西托的鐵哥們包括紐約共和銀行（RepublicBankofNewYork）的擁有者沙夫拉（EdmundSafra），這個沙夫拉已經被美國執法部門确認與莫斯科銀行犯罪集團有關，并被瑞士官方認定涉及土耳其和哥倫比亞的毒品洗錢活動。
在索羅斯的“圈子”裡還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機商馬克·裡其（MarcRich）和特爾·艾維（TelAviv），以色列情報部門的軍火商沙爾.艾森堡（ShaulEisenberg）。
索羅斯與羅斯切爾德圈子的秘密關系使得他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強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團的馬前卒。
羅斯切爾德家族不僅曾經是英國倫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創建者，國際情報網絡的祖師爺，華爾街5家最大銀行的後台，世界黃金價格的制定者（LondonGoldFix），現在仍然主掌着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運作。
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擁有多少财富，當羅斯切爾德和其他國際銀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燈打到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時，他們自己高出“首富們”幾個數量級的财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離岸賬戶上待機而動。
索羅斯與美國的精英圈子關系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國著名的軍火合同商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Group）中投入了1億美元的私人資金，該集團包括老布什、美國前财政部長傑姆斯.貝克等重量級人物。
早在80年代，索羅斯就與一些美國政界要人，如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馬德.奧布賴特等人一起創辦了“國家民主捐助基金”（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這一組織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CIA）與私人資本合資建立的。
在國際銀行家們的調教之下，索羅斯從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風暴。
索羅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動都體現出國際銀行家們的重大戰略意圖，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國經濟“有控制的解體”，以最終完成在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币”的準備工作。
80年代初，國際銀行家基本上實現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有控制地解體”，80年代中後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勢力的擴張。
在控制住亞洲的局面後，歐洲重新成為國際銀行家重點關注的地區，搞垮東歐和蘇聯就成為他們下一個主攻方向。
承受這一重要使命的索羅斯搖身一變成為了著名“慈善家”，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大量成立各種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比照他在紐約成立的“開放社會協會”為模式，倡導極端非理性的個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資助的中歐大學（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面對生活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的年輕人推銷主權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