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宣而戰的貨币戰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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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在戰争的威脅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從政府而沒有怨言。
對敵人的仇恨和被征服與劫掠的恐懼，使人民更能夠承受過重的稅負和犧牲，戰争又是人民強烈情緒的催化劑，在愛國、忠誠和勝利的精神狀态下，人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任何反對意見都會被認為是背叛行為。
相反，在和平情況下，人民會本能地反對高稅收政策，讨厭政府過多幹預私人生活。
“戰争系統不僅是一個國家作為獨立政治系統存在的必要因素，對于政治穩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沒有戰争，政府統治人民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
戰争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政府能夠擁有權力的基礎。
曆史上不勝枚舉的例子表明，失去戰争威脅可信性的政權，最終導緻了權力瓦解，這種破壞作用來源于個人利益膨脹、對社會不公的怨恨，和其它解體因素。
戰争的可能成為保持社會組織結構的政治穩定因素。
它保持了社會階層分明，保證了人民對政府的服從。
” 但是該報告認為，傳統的戰争方式也有其曆史的局限性，在這種狀态之下，世界政府的大業将難以實現，特别是在核戰争時代，戰争爆發變成了一種難以預測和風險極大的問題。
考慮到該研究正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不久開始進行的，當時和蘇聯核大戰的陰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者們的心态。
問題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現了“永久和平”，美國社會的出路何在呢？這正是這個秘密研究小組要追尋的答案。
換句話說，他們需要為美國找到一個能夠替代“戰争”的新方案。
經過謹慎的研究，專家們提出，替代戰争的新方案必須同時具備3個條件：（1）在經濟上，必須是“浪費”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10%；（2）必須是一種和戰争危險類似的、大規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脅；（3）必須提供人民強迫性服務于政府的合乎邏輯的理由。
要同時滿足這三大條件，也不是一件輕松的工作。
專家們先是想到“向貧困宣戰“。
貧困問題雖然足夠龐大，但是不具備足夠的恐懼感，所以很快被放棄了。
另一個選擇是外星人入侵，雖然足夠恐怖，但在60年代還缺乏可信度，于是又被放棄了。
最後大家想到了“環境污染”，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事實，具備可信度，在對環境污染的宣傳上下下功夫，足以達到核戰争之後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斷地污染環境的确是在經濟上非常“浪費”的；人民忍受高稅收和降低生活質量，接受政府幹預私人生活，為的是“拯救地球母親”，非常符合邏輯。
這實在是一個絕妙的選擇！ 經過科學地估算，環境污染問題要達到在世界範圍内引起強烈危機的時間大約為一代半左右，即20－30年。
報告的發表時間是1967年。
20年後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環境保護委員會（WorldWildernessCongress）第四次大會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召開，來自60多個國家的2000名代表參加了這一次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1500名代表驚訝地發現，一份名為《丹佛宣言》（DenverDeclarationforWorldwideConservation）的文件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
《丹佛宣言》指出： “因為新的資金必須被籌集起來以擴大環境保護的活動範圍，我們應該創造出一種新的銀行模式，以便将對環境管理的國際援助與受援國的資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 這種新的銀行模式就是“世界環保銀行”的方案。
與以前類似會議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國際銀行家出席了這次會議，為首的就是艾德蒙·羅斯切爾德（EdmundDeRothschild）男爵，戴維.洛克菲勒和美國财政部長傑姆斯.貝克（JamesBaker）。
這些超級大忙人居然在一個環保會議上盤桓了整整6天，向大會介紹和推銷“世界環保銀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羅斯切爾德在大會上發言将這個“世界環保銀行“稱為”第二個馬歇爾計劃”，它的建立将把發展中國家從債務泥潭中“拯救”出來，同時還能保護生态環境。
請注意，截止1987年，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債務高達13000億美元。
世界環保銀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債務替換自然資源”（Debt-for-NatureSwap）。
國際銀行家們計劃将發展中國家的1萬3000億美元的債務進行再貸款，将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賬上，債務國将瀕臨生态危機的土地作抵押，從世界環保銀行那裡得到債務延長和新的軟貸款（SoftCurrencyLoan），被國際銀行家圈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總面積高達5000萬平方公裡，相當于5個中國的面積，占地球陸地面積的30%! 70年代發展中國家向IMF和國際銀行家的貸款絕大多數沒有抵押品，僅以國家信用為憑證，當債務危機爆發後，國際銀行家不太容易進行破産清償。
當這些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頭上後，國際銀行家們賬目上原本很難看得呆帳一下變成了優質資産。
由于世界環保銀行擁有着土地作為抵押，一旦發展中國家無法清償債務，這些被抵押的大面積土地在法律上就屬于世界環保銀行了，而控制着世界環保銀行的國際銀行家們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大片肥沃土地的實際擁有者。
以人類圈地運動的規模來看，世界環保銀行堪稱前無古人。
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難怪如羅斯切爾德和洛克菲勒這般人物也要“關心”此次環保大會長達6天之久。
巴西财政部高級官員克斯塔博士（JosePedrodeOliveiraCosta）在聽到羅斯切爾德的世界環保銀行提議之後，一夜未眠。
他認為，如果環保銀行提供軟貸款，在短期内可能對巴西的經濟有幫助，至少經濟發動機可以再度啟動，但是從長遠來看，巴西無論如何是無法償還這些貸款的，最終的結果就是作為貸款抵押品的風水寶地亞馬遜地區将不再為巴西所擁有。
被抵押的資源還不僅限于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資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環保銀行的名稱比較紮眼，最終以全球環境基金（GlobalEnvironmentFacility）的名義于1991年成立，由世界銀行負責管理，而美國财政部是世界銀行最大的股東。
國際銀行家們的長遠規劃目前正在逐步實施。
4.金融核彈：目标東京 “日本在國際上已經積累了巨額财富，而美國則欠下了空前的債務。
裡根總統所追求的軍事上的優勢隻是一種幻覺，它是以喪失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放貸者地位為代價的。
盡管日本企圖繼續躲在美國的陰影裡悄悄地發展壯大，事實上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級的銀行家。
日本崛起為世界主導的金融強權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 1987年索羅斯 當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将國際放貸者的地位讓與美國時，同時失去的是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地位。
國際銀行家對這一事件當然記憶猶新，東亞國家的經濟在二戰以後的迅速崛起，給倫敦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敲響了警鐘，一切可能阻撓和破壞由他們主導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統一貨币的任何潛在競争對手，都必須嚴加防範。
日本作為亞洲最先起飛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工業産品出口競争力、還是财富積累的速度和規模，都迅速達到讓國際銀行家驚恐的程度。
用克林頓時代的美國财政部長薩莫斯（LawrenceSummers）的話說，“一個以日本為頂峰的亞洲經濟區造成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恐懼，他們認為日本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甚至超過了蘇聯”。
日本戰後以模仿西方産品設計起家，然後迅速降低生産成本，最後反過來占領歐美市場。
日本在60年代已經開始在汽車工業中大規模使用工業機器人，将人工失誤率降到幾乎為零。
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美國生産的8缸耗油轎車很快就被日本物美價廉的省油車打得落花流水。
美國在低技術含量的汽車工業中，已經逐漸喪失了抵抗日本車進攻的能力。
進入80年代以來，日本的電子工業突飛猛進，索尼、日立、東芝等一大批電子企業從模仿到創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處理器之外的幾乎所有集成電路和計算機芯片的制造技術，在工業機器人和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之下，重創了美國電子和計算機硬件行業，日本甚至達到了美國制造的導彈必須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
一度美國幾乎人人相信，東芝、日立收購美國的IBM和英特爾隻是時間問題，而美國的産業工人則擔心日本的機器人會最終搶走自己的飯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實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時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衆多發展中國家一把，但高利率也嚴重殺傷了美國的工業實力，造成了日本産品80年代大舉進占美國市場的局面。
當日本舉國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說不”的欣快感高xdx潮之時，一場對日本金融的絞殺戰已在國際銀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第八章不宣而戰的貨币戰争（中） 1985年9月，國際銀行家終于開始出手了。
由美英日德法5國财長在紐約廣場賓館（PlazaHotel）簽署了“廣場協議”，目的是讓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币“有控制”地貶值，日本銀行在美國财長貝克的高壓之下，被迫同意升值。
在“廣場協議”簽訂後的幾個月之内，日元對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兌換1美元。
1987年10月，紐約股市崩盤。
美國财政部長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壓力，讓日本銀行繼續下調利率，使得美國股市看起來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東京市場的資金流向美國。
貝克威脅說如果民主黨上台将在美日貿易赤字問題上嚴厲對付日本，然後貝克又拿出胡羅蔔，保證共和黨繼續執政，老布什定會大大地促進美日親善，中曾根低頭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僅有2.5%，日本銀行系統開始出現流動性（Liquidity）泛濫，大量廉價資本湧向股市和房地産，東京的股票年成長率高達40%，房地産甚至超過90%，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開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内，貨币兌換發生的這種劇烈變化，将日本的出口生産商打得五髒六腑
對敵人的仇恨和被征服與劫掠的恐懼，使人民更能夠承受過重的稅負和犧牲，戰争又是人民強烈情緒的催化劑，在愛國、忠誠和勝利的精神狀态下，人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任何反對意見都會被認為是背叛行為。
相反，在和平情況下，人民會本能地反對高稅收政策，讨厭政府過多幹預私人生活。
“戰争系統不僅是一個國家作為獨立政治系統存在的必要因素，對于政治穩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沒有戰争，政府統治人民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
戰争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政府能夠擁有權力的基礎。
曆史上不勝枚舉的例子表明，失去戰争威脅可信性的政權，最終導緻了權力瓦解，這種破壞作用來源于個人利益膨脹、對社會不公的怨恨，和其它解體因素。
戰争的可能成為保持社會組織結構的政治穩定因素。
它保持了社會階層分明，保證了人民對政府的服從。
” 但是該報告認為，傳統的戰争方式也有其曆史的局限性，在這種狀态之下，世界政府的大業将難以實現，特别是在核戰争時代，戰争爆發變成了一種難以預測和風險極大的問題。
考慮到該研究正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不久開始進行的，當時和蘇聯核大戰的陰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者們的心态。
問題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現了“永久和平”，美國社會的出路何在呢？這正是這個秘密研究小組要追尋的答案。
換句話說，他們需要為美國找到一個能夠替代“戰争”的新方案。
經過謹慎的研究，專家們提出，替代戰争的新方案必須同時具備3個條件：（1）在經濟上，必須是“浪費”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10%；（2）必須是一種和戰争危險類似的、大規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脅；（3）必須提供人民強迫性服務于政府的合乎邏輯的理由。
要同時滿足這三大條件，也不是一件輕松的工作。
專家們先是想到“向貧困宣戰“。
貧困問題雖然足夠龐大，但是不具備足夠的恐懼感，所以很快被放棄了。
另一個選擇是外星人入侵，雖然足夠恐怖，但在60年代還缺乏可信度，于是又被放棄了。
最後大家想到了“環境污染”，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事實，具備可信度，在對環境污染的宣傳上下下功夫，足以達到核戰争之後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斷地污染環境的确是在經濟上非常“浪費”的；人民忍受高稅收和降低生活質量，接受政府幹預私人生活，為的是“拯救地球母親”，非常符合邏輯。
這實在是一個絕妙的選擇！ 經過科學地估算，環境污染問題要達到在世界範圍内引起強烈危機的時間大約為一代半左右，即20－30年。
報告的發表時間是1967年。
20年後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環境保護委員會（WorldWildernessCongress）第四次大會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召開，來自60多個國家的2000名代表參加了這一次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1500名代表驚訝地發現，一份名為《丹佛宣言》（DenverDeclarationforWorldwideConservation）的文件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
《丹佛宣言》指出： “因為新的資金必須被籌集起來以擴大環境保護的活動範圍，我們應該創造出一種新的銀行模式，以便将對環境管理的國際援助與受援國的資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 這種新的銀行模式就是“世界環保銀行”的方案。
與以前類似會議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國際銀行家出席了這次會議，為首的就是艾德蒙·羅斯切爾德（EdmundDeRothschild）男爵，戴維.洛克菲勒和美國财政部長傑姆斯.貝克（JamesBaker）。
這些超級大忙人居然在一個環保會議上盤桓了整整6天，向大會介紹和推銷“世界環保銀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羅斯切爾德在大會上發言将這個“世界環保銀行“稱為”第二個馬歇爾計劃”，它的建立将把發展中國家從債務泥潭中“拯救”出來，同時還能保護生态環境。
請注意，截止1987年，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債務高達13000億美元。
世界環保銀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債務替換自然資源”（Debt-for-NatureSwap）。
國際銀行家們計劃将發展中國家的1萬3000億美元的債務進行再貸款，将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賬上，債務國将瀕臨生态危機的土地作抵押，從世界環保銀行那裡得到債務延長和新的軟貸款（SoftCurrencyLoan），被國際銀行家圈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總面積高達5000萬平方公裡，相當于5個中國的面積，占地球陸地面積的30%! 70年代發展中國家向IMF和國際銀行家的貸款絕大多數沒有抵押品，僅以國家信用為憑證，當債務危機爆發後，國際銀行家不太容易進行破産清償。
當這些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頭上後，國際銀行家們賬目上原本很難看得呆帳一下變成了優質資産。
由于世界環保銀行擁有着土地作為抵押，一旦發展中國家無法清償債務，這些被抵押的大面積土地在法律上就屬于世界環保銀行了，而控制着世界環保銀行的國際銀行家們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大片肥沃土地的實際擁有者。
以人類圈地運動的規模來看，世界環保銀行堪稱前無古人。
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難怪如羅斯切爾德和洛克菲勒這般人物也要“關心”此次環保大會長達6天之久。
巴西财政部高級官員克斯塔博士（JosePedrodeOliveiraCosta）在聽到羅斯切爾德的世界環保銀行提議之後，一夜未眠。
他認為，如果環保銀行提供軟貸款，在短期内可能對巴西的經濟有幫助，至少經濟發動機可以再度啟動，但是從長遠來看，巴西無論如何是無法償還這些貸款的，最終的結果就是作為貸款抵押品的風水寶地亞馬遜地區将不再為巴西所擁有。
被抵押的資源還不僅限于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資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環保銀行的名稱比較紮眼，最終以全球環境基金（GlobalEnvironmentFacility）的名義于1991年成立，由世界銀行負責管理，而美國财政部是世界銀行最大的股東。
國際銀行家們的長遠規劃目前正在逐步實施。
4.金融核彈：目标東京 “日本在國際上已經積累了巨額财富，而美國則欠下了空前的債務。
裡根總統所追求的軍事上的優勢隻是一種幻覺，它是以喪失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放貸者地位為代價的。
盡管日本企圖繼續躲在美國的陰影裡悄悄地發展壯大，事實上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級的銀行家。
日本崛起為世界主導的金融強權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 1987年索羅斯 當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将國際放貸者的地位讓與美國時，同時失去的是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地位。
國際銀行家對這一事件當然記憶猶新，東亞國家的經濟在二戰以後的迅速崛起，給倫敦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敲響了警鐘，一切可能阻撓和破壞由他們主導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統一貨币的任何潛在競争對手，都必須嚴加防範。
日本作為亞洲最先起飛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工業産品出口競争力、還是财富積累的速度和規模，都迅速達到讓國際銀行家驚恐的程度。
用克林頓時代的美國财政部長薩莫斯（LawrenceSummers）的話說，“一個以日本為頂峰的亞洲經濟區造成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恐懼，他們認為日本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甚至超過了蘇聯”。
日本戰後以模仿西方産品設計起家，然後迅速降低生産成本，最後反過來占領歐美市場。
日本在60年代已經開始在汽車工業中大規模使用工業機器人，将人工失誤率降到幾乎為零。
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美國生産的8缸耗油轎車很快就被日本物美價廉的省油車打得落花流水。
美國在低技術含量的汽車工業中，已經逐漸喪失了抵抗日本車進攻的能力。
進入80年代以來，日本的電子工業突飛猛進，索尼、日立、東芝等一大批電子企業從模仿到創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處理器之外的幾乎所有集成電路和計算機芯片的制造技術，在工業機器人和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之下，重創了美國電子和計算機硬件行業，日本甚至達到了美國制造的導彈必須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
一度美國幾乎人人相信，東芝、日立收購美國的IBM和英特爾隻是時間問題，而美國的産業工人則擔心日本的機器人會最終搶走自己的飯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實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時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衆多發展中國家一把，但高利率也嚴重殺傷了美國的工業實力，造成了日本産品80年代大舉進占美國市場的局面。
當日本舉國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說不”的欣快感高xdx潮之時，一場對日本金融的絞殺戰已在國際銀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第八章不宣而戰的貨币戰争（中） 1985年9月，國際銀行家終于開始出手了。
由美英日德法5國财長在紐約廣場賓館（PlazaHotel）簽署了“廣場協議”，目的是讓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币“有控制”地貶值，日本銀行在美國财長貝克的高壓之下，被迫同意升值。
在“廣場協議”簽訂後的幾個月之内，日元對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兌換1美元。
1987年10月，紐約股市崩盤。
美國财政部長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壓力，讓日本銀行繼續下調利率，使得美國股市看起來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東京市場的資金流向美國。
貝克威脅說如果民主黨上台将在美日貿易赤字問題上嚴厲對付日本，然後貝克又拿出胡羅蔔，保證共和黨繼續執政，老布什定會大大地促進美日親善，中曾根低頭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僅有2.5%，日本銀行系統開始出現流動性（Liquidity）泛濫，大量廉價資本湧向股市和房地産，東京的股票年成長率高達40%，房地産甚至超過90%，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開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内，貨币兌換發生的這種劇烈變化，将日本的出口生産商打得五髒六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