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書裡的女人與女人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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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後來嫁給了她的意大利音樂教師，約翰遜博士為此煩躁、痛苦得幾乎發瘋，因為一旦沒有了斯特裡罕的那些美好的夜晚，他的生命之火便「像熄滅了一樣」，暗淡無光。
其實，不用說約翰遜博士、歌德、卡萊爾或者伏爾泰這樣的非凡之人，普通人&mdash&mdash盡管感覺遠不如他們敏銳&mdash&mdash也同樣能領悟到女人身上那種極其微妙的天賦和高度發達的創造力。
就說一個人走進房間吧，這太簡單了&mdash&mdash但對于一個女人來說，要她說出自己走進一個房間時的感受，不僅英語詞彙需要大大增加，還需要打破常規，讓詞語像鳥一樣自由飛翔，自由着陸。
房間和房間是大不一樣的；有的安靜，有的熱鬧；有的面對大海，有的正相反，通往一個小庭院；有的挂滿要洗的衣物，林林總總；有的飾有絲綢帷幔，生趣盎然；有的像馬鬃一樣粗硬，有的像羽毛一樣細軟&mdash&mdash總之，隻要你随便走進哪一條街上的哪一個房間，馬上就能感受到那種複雜、微妙之極的女性天賦。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因為數百萬年來蟄居室内的是女人，所以到了今天，房間裡的每一堵牆上都浸透了她們的創造力；确實，這種女性創造力現在已非家庭的磚牆所能承受了，所以它必須尋找新的領地&mdash&mdash那就是寫作、繪畫、商業和政治。
盡管女性創造力和男性創造力大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輕視或者浪費這種創造力，那實在愚蠢之極，因為這是女人經過幾百年最嚴酷的磨難才獲得的，是任何其他東西無法取代的；反之，假如女人和男人一樣生活，一樣寫作，甚至長得也像男人一樣，那也同樣愚蠢，因為隻要考慮到世界之大和事物之多，我們就會明白，沒有兩性各有的優勢，單靠一種性别能對付得了嗎？教育的目的難道不就是要使人與人之間區别凸顯出來嗎？總不見得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弄得差不多吧？事實上，我們所有的人本來就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真有探險家能帶回消息說，某地有和我們截然不同的兩種性别的人，他們蹲在和我們這兒截然不同的樹枝上望着和我們截然不同的天空，那麼這位探險家倒真是對全人類做出大貢獻了；而且，還可讓我們額外地開心一陣，看看某教授聽到這消息後怎樣氣急敗壞地自量身高，并以此來證明他要比那些人「高一等」。
我坐直着身體，依然停留在那一頁上，心裡想：瑪麗·卡米蓋爾隻要作為一個觀察者便可完成自己的作品。
當然，我也有點擔心，怕她會受到誘惑，會成為那種我覺得沒多大趣味的自然主義小說家，而不是那種思想深沉的小說家。
對她來說，有那麼多新事物可以觀察。
她将不必再限于那些體面的中上層家庭。
她将不再好像是自降身價，而是完全以夥伴的态度走進那些灑過香水的房間，那裡正坐着交際花、妓女和抱着哈巴狗的女人。
她們穿着俗裡俗氣的現成服裝坐在那兒，若是個男作家進來，當然隻能拍拍她們的肩膀；但瑪麗·卡米蓋爾卻可以拿出自己的剪刀，把她們的服裝修剪得處處合身。
而當這些女人顯露出她們本來的樣子時，那情景一定會令人驚訝&mdash&mdash但我們必須稍等一下，因為瑪麗·卡米蓋爾仍可能抱着強烈的自我意識，仍可能會在我們野蠻的性傳統所認為的「罪惡」面前停下來。
她仍可能戴着那副古老而醜陋的等級腳鐐。
然而，大多數女人既不是妓女，也不是交際花；她們在夏天也不會呆坐一個下午，還把一隻哈巴狗抱在自己髒兮兮的絲絨胸衣上。
那麼，她們在做什麼呢？我腦子裡立即出現了河南岸的某個地方，那裡有一條條長長的街道，有無數排房子，住着無數的人。
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見有個很老很老的女人和一個中年女人&mdash&mdash大概是她的女兒&mdash&mdash手挽着手穿過街道。
她們穿着靴子和毛皮大衣，很得體，看來那天下午她們一定非常隆重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身上的毛皮大衣是每年夏天收放在櫃子裡的，所以現在還散發着樟腦味。
她們穿過街道時，路燈亮了（因為她們喜歡黃昏），這時她們必出來散步，而且年複一年永不改變。
那個年老的女人将近80歲了；但是你若問她這一輩子什麼事最有意思，她會說，她記得巴拉克拉瓦戰役勝利時，街上到處都點着燈；或者說，愛德華七世出生時，她聽到人們在海德公園裡放禮炮。
然而，要是你正好知道這兩件事的準确日期，接着問她：那麼在1868年4月5日或者1875年11月2日，你在做什麼？她一定會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說她根本就不記得了。
因為她每天做的事都一樣，做飯、洗杯碟、送孩子上學，最後把孩子養大成人。
她所做的一切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關于她，沒有哪一本傳記或者史書會提一詞；曆代的小說呢，雖非本意，卻又不得不說謊。
所以，我對瑪麗·卡米蓋爾說&mdash&mdash仿佛她在我面前似的&mdash&mdash關于這種默默無聞的生活，确實還沒有人真實地記錄過。
而當我沿着倫敦的這條街繼續思考下去時，我在想象中感覺到了這種默默無聞生活的巨大分量，感覺到一種沉重的壓力。
這種壓力，或許來自那些正雙手叉着腰站在街上的女人，她們大多長得肥胖臃腫，手指上戴着廉價的戒指，說起話來手舞足蹈，仿佛在念莎士比亞的台詞；或許來自那些正在叫賣紫羅蘭花的女孩，那些賣火柴的女孩，還有那些枯坐在屋門前的、瘦弱的老女人；或許來自那些正在逛街的年輕姑娘，她們臉上的表情就像多雲天氣裡的波浪一樣瞬息萬變，看到男人一個樣，看到女人一個樣，看到櫥窗裡的燈光，又是一個樣。
所有這一切，我對瑪麗·卡米蓋爾說，就等着你舉起火把去查看。
特别是，你還必須照亮自己靈魂的深邃之處和淺顯之處、虛妄之處和仁愛之處；必須說出，你美貌動人或者相貌平平，對你意味着什麼；以及，你和這個到處是壇壇罐罐、充滿了瑣碎雜物和古怪氣味、而且時時刻刻都在變化着的世界，究竟有何關系。
因為在我的想象中，我這時正好走進了一家商店。
那裡不僅有各種手套和鞋子，還有各種布料，甚至還可聞到從藥水瓶裡發出來的淡淡的藥水味，大理石地闆是黑白相間的，牆上挂滿五顔六色的彩帶，真是令人眼花缭亂。
我想，假如瑪麗·卡米蓋爾走過那裡，應該仔細看看，因為那裡的景象和安第斯山的雪峰或者峽谷一樣值得一寫。
還有櫃台後面的那個姑娘&mdash&mdash既然人們已經寫出第一百五十種拿破侖傳記，既然有關濟慈及其對彌爾頓式倒裝句用法的論著已有六十九種，而像Z教授之類的人還在寫第七十種，那麼我想，也應該有人來寫寫她的生活經曆了。
我這麼想着，踮起腳小心翼翼地朝前走（我非常膽怯，生怕有人再朝我背上抽一鞭子），邊走邊默默地說，瑪麗·卡米蓋爾還應該懂得怎樣不帶嫉恨地嘲笑男性的虛榮心&mdash&mdash或者說，他們的怪癖吧，這聽上去會舒服一點。
因為一個人的後腦勺上若有一塊硬币大小的斑點，這個人自己是永遠也看不見的，而男女之間可以相互做到一件好事，就是能相互指出對方後腦勺上的那塊硬币大小的斑點。
請想一想，尤文納爾對女性的評論，還有斯特林堡對女性的批評，已使多少女人受益匪淺？請想一想，自古以來，男人曾有多少次憑着他們的仁愛之心和聰明才智，為女人指出過，她們的後腦勺上有塊黑乎乎的東西！所以，如果瑪麗·卡米蓋爾既有勇氣又很坦誠的話，就應該走到男人背後去，然後告訴我們，她在那兒看到了什麼'要把男人的形象完完全全地、真實地描繪出來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女人把他們後腦勺上的那塊斑點也描繪出來。
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蘇朋先生的後腦勺上就有這麼大小的一塊斑點，因為他們的肖像就是由兩個女人&mdash&mdash簡·奧斯汀和喬治·愛略特&mdash&mdash先後描繪出來的。
當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慫恿女人去惡意譏诮和嘲弄男人；文學也一樣，凡抱着這種想法寫出來的東西，都是毫無意義的。
隻有出于真誠&mdash&mdash就如人們所說&mdash&mdash嘲諷才有發聾振聩的作用，才有豐富的喜劇性，才能不斷發現新的事實。
不過，現在應該回到瑪麗·卡米蓋爾的書上來了。
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去猜測她會怎麼寫，或者建議她怎麼寫，而應該看看她實際上是怎麼寫的。
所以，我接着往下讀。
我還記得，我在前面對她說過幾句表示不滿的話。
我說她的句子寫得斷斷續續，不像簡·奧斯汀那麼流暢，所以讀起來好像很刺耳，不合我的口味。
現在，我不得不承認，她們兩人其實根本不能相提并論；既然如此，那麼還說「是啊，是啊，這很好，但和簡·奧斯汀不能比」之類的話，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又說她不合常規地打亂情節秩序&mdash&mdash也就是說，不按一般的預期順序來叙述情節。
現在看來，她這麼做也許是無意識的&mdash&mdash既然她是個女人，就會像女人那樣寫作，而女人的叙事順序往往就是事物的自然順序，所以她隻不過是還事物的本來面目罷了。
但是，事物的本來面目卻總讓人覺得乏味；人們既看.不到?潮的湧動，也看不到危機的預兆，就會感到失望。
所以，我就不敢（因為我是女人）自誇感覺敏銳，或者說，我對人心的奧秘了如指掌。
因為，每當我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某些普普通通的感覺&mdash&mdash譬如關于愛、關于死的感覺時，冥冥中好像總有一個人（大概就是我的「女性」吧！）會把我稍稍拉開一點，好像「她」總使我差那麼一點，不讓我去把握「重點」。
這麼一來，我就不可能去高談闊論，大談什麼「基本情感」、「普遍人性」或者「人心深度」之類的東西了。
這類東西使一般人相信，人在表面上雖然那麼輕浮，内心還是很嚴肅、很深沉和很有人性的。
然而，「她」卻使我覺得，人其實并不是嚴肅的、深沉的和有人性的，或許僅僅是生性懶惰的和因循守舊的也說不定&mdash&mdash當然，這種感覺未免大煞風景。
但我繼續讀着，而且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實。
瑪麗·卡米蓋爾決非「天才」&mdash&mdash這是顯而易見的。
她并不像她的前輩溫奇爾希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簡·奧斯汀和喬治·愛略特那樣熱愛自然，那樣具有豐富的想象力、激越的感情、橫溢的才華和深沉的智慧；她也不像多蘿西·奧斯本那樣能把作品寫得既莊重又富有音樂之美&mdash&mdash說實在的，她至多隻是個聰明的年輕女人。
她寫的書，十年後肯定都會被出版商們打成紙漿；但不管怎麼說，她仍具有某些優點。
這些優點，如在五十年前，就是在那些比她更有天賦的女人身上也是找不到的。
因為對她來說，男人已不再是「對立面」了；她不必浪費時間去抱怨他們；她不必爬到房頂上去了，也不必再因為别人反對而不惜毀掉自己平靜的心境，為的隻是能外出旅行、體驗一下生活和多了解一點世界。
在處理異性人物時，幾乎可以說她已完全沒有了那種敵意和恐懼感，即便有一點痕迹，那也隻是在渲染女性自由的歡暢時才稍稍顯露出來，而且傾向于挖苦和嘲諷，而非抗争與反叛。
毫無疑問，作為小說家，她本質上就具有某些高層次的優點。
她有一種非常廣泛、同時又非常專注和非常自由的感受能力。
憑借這種感受能力，她就像新生植物那樣，對周圍空氣中偶爾出現的一點點變化都很敏感，對幾乎不可察覺輕微觸動都會作出反應，而具還非常奇妙地把觸角伸向未知的或者未曾記錄過的事物。
她不僅能注意到一些小事，而且還能使人相信，小事的意義也許并不小；她不僅能把被人遺忘的東西重新發掘出來，而且還能使人反省，人們為什麼要把它們遺忘。
她雖然寫得很笨拙，而且也沒有那種天生的大家遺風，如像薩克雷或者蘭姆那樣妙筆生花，但我還是認為，她已經學到了重要的第一課。
她是個女人，但在寫作時卻能忘記自己是個女人，所以在她筆下處處顯示出那種奇妙的、隻有在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女性時才會顯示出來的女性味。
這些當然都很好，但問題是，她還要能用自己的感性材料營造出一座經久不倒的大廈，否則的話，那些飄忽不定的個人材料再多、再細膩，也是沒用的。
我已說過，我要等着看到她直接面對「某一場景」。
我的意思就是，要看她如何召喚和吸引讀者，并以此證明她并不僅僅是個隻看表面的人，而是朝下看到了深度。
現在是時候了&mdash&mdash到了某一時刻她應該對自己說，我不用大肆渲染，也可以把這一切的意義揭示出來。
于是&mdash&mdash她便應該馬上開始召喚讀者&mdash&mdash沒錯，是這麼快！于是，前面的章節裡那些快要被人遺忘的、也許非常瑣碎的事情便再次呈現在讀者的記憶中了。
她要盡可能自然地讓它們呈現出來，就如某人在做針線活或者某人在抽煙鬥一樣；而且，随着她往下寫，要讓人覺得自己好像被帶到了世界的頂端，正俯視着下面大片大片的土地。
不管怎麼說，她正在做這樣的嘗試。
而當我看着她專心做着這個實驗時，我又看到&mdash&mdash但願她自己沒有看到&mdash&mdash那些主教和教長、博士和教授，還有家長和教師，正在對她大喊大叫&mdash&mdash你不能這樣做！你不該那樣做！那塊草地隻有專家學者才能進去！沒有介紹信，女士不得人内！?雅的女小說家們，請這邊走！&mdash&mdash他們這樣朝她喊着，就像人們看賽馬時圍在栅欄邊上大聲喊叫，而關鍵還在于，她到底能不能一往直前，越過那道障礙。
我對她說：要是你停下來和他們吵，你就輸定了！要是你停下來笑，你也輸定了！要是你猶猶豫豫，那就全完了！什麼也别想，隻管往前跳！&mdash&mdash我在求她，好像我把錢全都押在她身上了。
而她，果真像鳥一樣飛過了那道障礙。
可是，前面還有一道障礙；再前面，又有一道障礙&hellip&hellip她有沒有這樣的耐力呢？我有點懷疑。
因為我知道，掌聲和喊聲都會使人神經疲勞。
不過，她已經盡力了。
因為她并不是什麼天才，而隻是個不出名的年輕女人。
她既沒有多少錢，又沒有多少空閑時間，竟能在一個既是起居室又是卧室的房間裡寫出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mdash&mdash我想，這已相當不錯了。
我讀到最後一章&mdash&mdash這時有人把客廳的窗簾拉開了，我看到天上的星星，也看到了人們的鼻子和赤裸的肩膀&mdash&mdash我最後得出結論說：若再給她一百年時間，若她有自己的房間和每年500英鎊的收人，若能讓她把自己的想法都說出來而把她現在寫的東西删掉一半，這樣的話，她總有一天會寫出一本更好的書來的。
再過一百年，她一定會成為一個詩人&mdash&mdash我這麼說着，把瑪麗·卡米蓋爾的《人生的冒險》放回了書架。
勃朗甯先生如是說 奧斯卡·勃朗甯先生曾是劍橋大學的大人物，對格頓學院和紐納姆學院男女學生的考試，通常由他負責。
他常說，當他看過試卷後，不管給分多少，總的印象是：即便最優秀的女學生，其智力也不及最劣等的男學生。
現在讓我們設想，如果有一位父親，他出于真正的愛心不願讓女兒離家去當作家、畫家或者學者，他就會對女兒說：「你看，奧斯卡·勃朗甯先生是怎麼說的？」其實，不僅僅是勃朗甯先生如是說，還有《星期六評論》，還有格雷格先生，還有許許多多男士，都有類似見解，都認為女人在智力上遠不及男人&mdash&mdash特别是格雷格先生，他甚至認為「女人在本質上是靠男人贍養的，因而總為男人所支配」。
這樣的見解，即使在19世紀也無需做父親的為女兒大聲宣讀，因為做女兒的自己早就讀到過了。
而若她接受這樣的見解的話，一定會灰心喪氣，做什麼事都不再有自信心了。
不論在什麼時代，總會有人一本正經地斷言，女人不适合做這個、沒能力做那個&mdash&mdash就像在任何時代都有病菌一樣。
也許，對于女人寫小說，這種病菌現在已沒什麼威力了，因為已經有了那麼多傑出的女小說家；不過，對于女人想當畫家，這種病菌還有相當大的作用，而對于女人想成為作曲家，我想這種病菌至今仍具有極大的毒性，所以現在說女作曲家，就像莎士比亞時代說女演員一樣，是件令人難以想象的事情。
這又使我想起了我曾編造的那個有關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也使我想起，尼克·格林曾說過，看女人演戲，還不如看狗跳舞。
在這之後兩百年，約翰遜博士在說到女人當牧師時，也說了類似的話。
現在，就在我們這個體面的1928年，我同樣在一本關于音樂的書裡看到，作者對要想成為作曲家的女人又重複了約翰遜博士的話：「關于吉曼娜·泰勒菲爾小姐，我們完全可以套用約翰遜博士就女人傳教所說的那句名言，隻需把其中的『傳教』一詞改成『作曲』就可以了&mdash&mdash『先生，女人作曲就像狗站起來用後腿走路。
這是不行的，但令你吃驚的是，它竟然這樣做了。
』」曆史就這樣不斷重複，而且是何等相似啊。
就這樣，當我合上那本奧斯卡·勃朗甯先生的傳記并把其他一些書也推到一邊時，我心裡就已認定：顯而易見，即使在19世紀，一個女人要想成為藝術家，也是得不到鼓勵的。
恰恰相反，她會遭到冷落、非難和訓斥。
由于她需要克服重重障礙，她的心理必定十分緊張，她的精力必定大打折扣。
在此，我們又涉及到那種非常有趣、非常隐晦的男性情結&mdash&mdash就是這種情結，極大地妨礙着女人的行動。
這是男人内心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總希望女人低他一等，或者說，總希望自己高女人一等。
正因為這樣，他便處處作梗&mdash&mdash不僅擋在藝術面前不讓女人靠近，而且還要堵死女人的從政之路，盡管要想從政的女人既謙卑又熱忱，對他本人也毫無威脅，他還是耿耿于懷。
這使我想起了貝斯鮑洛女士，即便像她這樣富有政見的女人，也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寫信給格蘭維爾·萊維森-高爾勳爵說：「&hellip&hellip我雖然熱心于政治，而且就那件事情說了這麼多話，但我完全贊成您閣下的意見，即：女人确實不應該過多地卷人政治，或者過問那些嚴肅的大事，至多隻能說說自己的看法（那也要在有人要她這麼做的時候才合适）。
」唯有這樣，她才能繼續就那件非常嚴肅的大事&mdash&mdash即格蘭維爾勳爵在下議院的首次演講&mdash&mdash傾注她的熱情，才不至于遇到阻礙。
我想，這樣的情形實在太古怪了。
男人反對女性解放的曆史，說起來可能比女性解放的曆史本身還要有趣。
[1]倫敦一街區。
[2]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著名律師和演說家。
[3]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新教神學家。
[4]17世紀法國著名作家。
[5]英國史學家 [6]撒克遜人和布列吞人在外族入侵英國時曾被迫淪為賤民。
[7]19世紀英國翻譯家，以翻譯11世紀波斯詩人奧馬爾·海亞姆的《魯拜集》聞名。
[8]19世紀英國浪漫派詩人。
[9]濟慈的未婚妻。
[10]19世紀初英國浪漫派詩人。
[11]19世紀中期英國詩人。
[12]17世紀英國著名清教詩人，以長詩《失樂園》和《複樂園》聞名。
[13]這四人中薩福是古希臘詩人，其他均為英國詩人和作家。
[14]均為英美作家。
[15]英國哲學家，社會進化論倡導者。
[16]法國女作家。
[17]17世紀英國玄言派詩人。
[18]古希臘女詩人。
[19]11世紀日本女作家，其作品《源氏物語》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早的長篇小說。
[20]19世紀英國女作家喬治·愛略特的作品。
[21]19世紀英國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
[22]19世紀英國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
[23]18世紀英國著名女學者。
[24]17世紀英國女詩人和女小說家，被認為是英國曆史上第一個以寫作為生的女人。
[25]此書和作者均系伍爾芙杜撰。
[26]簡·奧斯汀小說《愛瑪》中的人物。
[27]安東尼之妻。
[28]19世紀英國小說家梅瑞狄斯的作品。
[29]17世紀法國悲劇作家。
[30]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小說家，以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而聞名。
[31]約翰遜博士的親密女友。
[32]古羅馬作家。
[33]19世紀末瑞典劇作家。
[34]音樂理論家，曾以輕視女性而著稱。
[35]16世紀英國「大學才子派」劇作家。
[36]引自塞希爾·格雷格《當代音樂論》一書。
其實，不用說約翰遜博士、歌德、卡萊爾或者伏爾泰這樣的非凡之人，普通人&mdash&mdash盡管感覺遠不如他們敏銳&mdash&mdash也同樣能領悟到女人身上那種極其微妙的天賦和高度發達的創造力。
就說一個人走進房間吧，這太簡單了&mdash&mdash但對于一個女人來說，要她說出自己走進一個房間時的感受，不僅英語詞彙需要大大增加，還需要打破常規，讓詞語像鳥一樣自由飛翔，自由着陸。
房間和房間是大不一樣的；有的安靜，有的熱鬧；有的面對大海，有的正相反，通往一個小庭院；有的挂滿要洗的衣物，林林總總；有的飾有絲綢帷幔，生趣盎然；有的像馬鬃一樣粗硬，有的像羽毛一樣細軟&mdash&mdash總之，隻要你随便走進哪一條街上的哪一個房間，馬上就能感受到那種複雜、微妙之極的女性天賦。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因為數百萬年來蟄居室内的是女人，所以到了今天，房間裡的每一堵牆上都浸透了她們的創造力；确實，這種女性創造力現在已非家庭的磚牆所能承受了，所以它必須尋找新的領地&mdash&mdash那就是寫作、繪畫、商業和政治。
盡管女性創造力和男性創造力大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輕視或者浪費這種創造力，那實在愚蠢之極，因為這是女人經過幾百年最嚴酷的磨難才獲得的，是任何其他東西無法取代的；反之，假如女人和男人一樣生活，一樣寫作，甚至長得也像男人一樣，那也同樣愚蠢，因為隻要考慮到世界之大和事物之多，我們就會明白，沒有兩性各有的優勢，單靠一種性别能對付得了嗎？教育的目的難道不就是要使人與人之間區别凸顯出來嗎？總不見得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弄得差不多吧？事實上，我們所有的人本來就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真有探險家能帶回消息說，某地有和我們截然不同的兩種性别的人，他們蹲在和我們這兒截然不同的樹枝上望着和我們截然不同的天空，那麼這位探險家倒真是對全人類做出大貢獻了；而且，還可讓我們額外地開心一陣，看看某教授聽到這消息後怎樣氣急敗壞地自量身高，并以此來證明他要比那些人「高一等」。
我坐直着身體，依然停留在那一頁上，心裡想：瑪麗·卡米蓋爾隻要作為一個觀察者便可完成自己的作品。
當然，我也有點擔心，怕她會受到誘惑，會成為那種我覺得沒多大趣味的自然主義小說家，而不是那種思想深沉的小說家。
對她來說，有那麼多新事物可以觀察。
她将不必再限于那些體面的中上層家庭。
她将不再好像是自降身價，而是完全以夥伴的态度走進那些灑過香水的房間，那裡正坐着交際花、妓女和抱着哈巴狗的女人。
她們穿着俗裡俗氣的現成服裝坐在那兒，若是個男作家進來，當然隻能拍拍她們的肩膀；但瑪麗·卡米蓋爾卻可以拿出自己的剪刀，把她們的服裝修剪得處處合身。
而當這些女人顯露出她們本來的樣子時，那情景一定會令人驚訝&mdash&mdash但我們必須稍等一下，因為瑪麗·卡米蓋爾仍可能抱着強烈的自我意識，仍可能會在我們野蠻的性傳統所認為的「罪惡」面前停下來。
她仍可能戴着那副古老而醜陋的等級腳鐐。
然而，大多數女人既不是妓女，也不是交際花；她們在夏天也不會呆坐一個下午，還把一隻哈巴狗抱在自己髒兮兮的絲絨胸衣上。
那麼，她們在做什麼呢？我腦子裡立即出現了河南岸的某個地方，那裡有一條條長長的街道，有無數排房子，住着無數的人。
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見有個很老很老的女人和一個中年女人&mdash&mdash大概是她的女兒&mdash&mdash手挽着手穿過街道。
她們穿着靴子和毛皮大衣，很得體，看來那天下午她們一定非常隆重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身上的毛皮大衣是每年夏天收放在櫃子裡的，所以現在還散發着樟腦味。
她們穿過街道時，路燈亮了（因為她們喜歡黃昏），這時她們必出來散步，而且年複一年永不改變。
那個年老的女人将近80歲了；但是你若問她這一輩子什麼事最有意思，她會說，她記得巴拉克拉瓦戰役勝利時，街上到處都點着燈；或者說，愛德華七世出生時，她聽到人們在海德公園裡放禮炮。
然而，要是你正好知道這兩件事的準确日期，接着問她：那麼在1868年4月5日或者1875年11月2日，你在做什麼？她一定會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說她根本就不記得了。
因為她每天做的事都一樣，做飯、洗杯碟、送孩子上學，最後把孩子養大成人。
她所做的一切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關于她，沒有哪一本傳記或者史書會提一詞；曆代的小說呢，雖非本意，卻又不得不說謊。
所以，我對瑪麗·卡米蓋爾說&mdash&mdash仿佛她在我面前似的&mdash&mdash關于這種默默無聞的生活，确實還沒有人真實地記錄過。
而當我沿着倫敦的這條街繼續思考下去時，我在想象中感覺到了這種默默無聞生活的巨大分量，感覺到一種沉重的壓力。
這種壓力，或許來自那些正雙手叉着腰站在街上的女人，她們大多長得肥胖臃腫，手指上戴着廉價的戒指，說起話來手舞足蹈，仿佛在念莎士比亞的台詞；或許來自那些正在叫賣紫羅蘭花的女孩，那些賣火柴的女孩，還有那些枯坐在屋門前的、瘦弱的老女人；或許來自那些正在逛街的年輕姑娘，她們臉上的表情就像多雲天氣裡的波浪一樣瞬息萬變，看到男人一個樣，看到女人一個樣，看到櫥窗裡的燈光，又是一個樣。
所有這一切，我對瑪麗·卡米蓋爾說，就等着你舉起火把去查看。
特别是，你還必須照亮自己靈魂的深邃之處和淺顯之處、虛妄之處和仁愛之處；必須說出，你美貌動人或者相貌平平，對你意味着什麼；以及，你和這個到處是壇壇罐罐、充滿了瑣碎雜物和古怪氣味、而且時時刻刻都在變化着的世界，究竟有何關系。
因為在我的想象中，我這時正好走進了一家商店。
那裡不僅有各種手套和鞋子，還有各種布料，甚至還可聞到從藥水瓶裡發出來的淡淡的藥水味，大理石地闆是黑白相間的，牆上挂滿五顔六色的彩帶，真是令人眼花缭亂。
我想，假如瑪麗·卡米蓋爾走過那裡，應該仔細看看，因為那裡的景象和安第斯山的雪峰或者峽谷一樣值得一寫。
還有櫃台後面的那個姑娘&mdash&mdash既然人們已經寫出第一百五十種拿破侖傳記，既然有關濟慈及其對彌爾頓式倒裝句用法的論著已有六十九種，而像Z教授之類的人還在寫第七十種，那麼我想，也應該有人來寫寫她的生活經曆了。
我這麼想着，踮起腳小心翼翼地朝前走（我非常膽怯，生怕有人再朝我背上抽一鞭子），邊走邊默默地說，瑪麗·卡米蓋爾還應該懂得怎樣不帶嫉恨地嘲笑男性的虛榮心&mdash&mdash或者說，他們的怪癖吧，這聽上去會舒服一點。
因為一個人的後腦勺上若有一塊硬币大小的斑點，這個人自己是永遠也看不見的，而男女之間可以相互做到一件好事，就是能相互指出對方後腦勺上的那塊硬币大小的斑點。
請想一想，尤文納爾對女性的評論，還有斯特林堡對女性的批評，已使多少女人受益匪淺？請想一想，自古以來，男人曾有多少次憑着他們的仁愛之心和聰明才智，為女人指出過，她們的後腦勺上有塊黑乎乎的東西！所以，如果瑪麗·卡米蓋爾既有勇氣又很坦誠的話，就應該走到男人背後去，然後告訴我們，她在那兒看到了什麼'要把男人的形象完完全全地、真實地描繪出來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女人把他們後腦勺上的那塊斑點也描繪出來。
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蘇朋先生的後腦勺上就有這麼大小的一塊斑點，因為他們的肖像就是由兩個女人&mdash&mdash簡·奧斯汀和喬治·愛略特&mdash&mdash先後描繪出來的。
當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慫恿女人去惡意譏诮和嘲弄男人；文學也一樣，凡抱着這種想法寫出來的東西，都是毫無意義的。
隻有出于真誠&mdash&mdash就如人們所說&mdash&mdash嘲諷才有發聾振聩的作用，才有豐富的喜劇性，才能不斷發現新的事實。
不過，現在應該回到瑪麗·卡米蓋爾的書上來了。
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去猜測她會怎麼寫，或者建議她怎麼寫，而應該看看她實際上是怎麼寫的。
所以，我接着往下讀。
我還記得，我在前面對她說過幾句表示不滿的話。
我說她的句子寫得斷斷續續，不像簡·奧斯汀那麼流暢，所以讀起來好像很刺耳，不合我的口味。
現在，我不得不承認，她們兩人其實根本不能相提并論；既然如此，那麼還說「是啊，是啊，這很好，但和簡·奧斯汀不能比」之類的話，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又說她不合常規地打亂情節秩序&mdash&mdash也就是說，不按一般的預期順序來叙述情節。
現在看來，她這麼做也許是無意識的&mdash&mdash既然她是個女人，就會像女人那樣寫作，而女人的叙事順序往往就是事物的自然順序，所以她隻不過是還事物的本來面目罷了。
但是，事物的本來面目卻總讓人覺得乏味；人們既看.不到?潮的湧動，也看不到危機的預兆，就會感到失望。
所以，我就不敢（因為我是女人）自誇感覺敏銳，或者說，我對人心的奧秘了如指掌。
因為，每當我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某些普普通通的感覺&mdash&mdash譬如關于愛、關于死的感覺時，冥冥中好像總有一個人（大概就是我的「女性」吧！）會把我稍稍拉開一點，好像「她」總使我差那麼一點，不讓我去把握「重點」。
這麼一來，我就不可能去高談闊論，大談什麼「基本情感」、「普遍人性」或者「人心深度」之類的東西了。
這類東西使一般人相信，人在表面上雖然那麼輕浮，内心還是很嚴肅、很深沉和很有人性的。
然而，「她」卻使我覺得，人其實并不是嚴肅的、深沉的和有人性的，或許僅僅是生性懶惰的和因循守舊的也說不定&mdash&mdash當然，這種感覺未免大煞風景。
但我繼續讀着，而且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實。
瑪麗·卡米蓋爾決非「天才」&mdash&mdash這是顯而易見的。
她并不像她的前輩溫奇爾希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簡·奧斯汀和喬治·愛略特那樣熱愛自然，那樣具有豐富的想象力、激越的感情、橫溢的才華和深沉的智慧；她也不像多蘿西·奧斯本那樣能把作品寫得既莊重又富有音樂之美&mdash&mdash說實在的，她至多隻是個聰明的年輕女人。
她寫的書，十年後肯定都會被出版商們打成紙漿；但不管怎麼說，她仍具有某些優點。
這些優點，如在五十年前，就是在那些比她更有天賦的女人身上也是找不到的。
因為對她來說，男人已不再是「對立面」了；她不必浪費時間去抱怨他們；她不必爬到房頂上去了，也不必再因為别人反對而不惜毀掉自己平靜的心境，為的隻是能外出旅行、體驗一下生活和多了解一點世界。
在處理異性人物時，幾乎可以說她已完全沒有了那種敵意和恐懼感，即便有一點痕迹，那也隻是在渲染女性自由的歡暢時才稍稍顯露出來，而且傾向于挖苦和嘲諷，而非抗争與反叛。
毫無疑問，作為小說家，她本質上就具有某些高層次的優點。
她有一種非常廣泛、同時又非常專注和非常自由的感受能力。
憑借這種感受能力，她就像新生植物那樣，對周圍空氣中偶爾出現的一點點變化都很敏感，對幾乎不可察覺輕微觸動都會作出反應，而具還非常奇妙地把觸角伸向未知的或者未曾記錄過的事物。
她不僅能注意到一些小事，而且還能使人相信，小事的意義也許并不小；她不僅能把被人遺忘的東西重新發掘出來，而且還能使人反省，人們為什麼要把它們遺忘。
她雖然寫得很笨拙，而且也沒有那種天生的大家遺風，如像薩克雷或者蘭姆那樣妙筆生花，但我還是認為，她已經學到了重要的第一課。
她是個女人，但在寫作時卻能忘記自己是個女人，所以在她筆下處處顯示出那種奇妙的、隻有在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女性時才會顯示出來的女性味。
這些當然都很好，但問題是，她還要能用自己的感性材料營造出一座經久不倒的大廈，否則的話，那些飄忽不定的個人材料再多、再細膩，也是沒用的。
我已說過，我要等着看到她直接面對「某一場景」。
我的意思就是，要看她如何召喚和吸引讀者，并以此證明她并不僅僅是個隻看表面的人，而是朝下看到了深度。
現在是時候了&mdash&mdash到了某一時刻她應該對自己說，我不用大肆渲染，也可以把這一切的意義揭示出來。
于是&mdash&mdash她便應該馬上開始召喚讀者&mdash&mdash沒錯，是這麼快！于是，前面的章節裡那些快要被人遺忘的、也許非常瑣碎的事情便再次呈現在讀者的記憶中了。
她要盡可能自然地讓它們呈現出來，就如某人在做針線活或者某人在抽煙鬥一樣；而且，随着她往下寫，要讓人覺得自己好像被帶到了世界的頂端，正俯視着下面大片大片的土地。
不管怎麼說，她正在做這樣的嘗試。
而當我看着她專心做着這個實驗時，我又看到&mdash&mdash但願她自己沒有看到&mdash&mdash那些主教和教長、博士和教授，還有家長和教師，正在對她大喊大叫&mdash&mdash你不能這樣做！你不該那樣做！那塊草地隻有專家學者才能進去！沒有介紹信，女士不得人内！?雅的女小說家們，請這邊走！&mdash&mdash他們這樣朝她喊着，就像人們看賽馬時圍在栅欄邊上大聲喊叫，而關鍵還在于，她到底能不能一往直前，越過那道障礙。
我對她說：要是你停下來和他們吵，你就輸定了！要是你停下來笑，你也輸定了！要是你猶猶豫豫，那就全完了！什麼也别想，隻管往前跳！&mdash&mdash我在求她，好像我把錢全都押在她身上了。
而她，果真像鳥一樣飛過了那道障礙。
可是，前面還有一道障礙；再前面，又有一道障礙&hellip&hellip她有沒有這樣的耐力呢？我有點懷疑。
因為我知道，掌聲和喊聲都會使人神經疲勞。
不過，她已經盡力了。
因為她并不是什麼天才，而隻是個不出名的年輕女人。
她既沒有多少錢，又沒有多少空閑時間，竟能在一個既是起居室又是卧室的房間裡寫出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mdash&mdash我想，這已相當不錯了。
我讀到最後一章&mdash&mdash這時有人把客廳的窗簾拉開了，我看到天上的星星，也看到了人們的鼻子和赤裸的肩膀&mdash&mdash我最後得出結論說：若再給她一百年時間，若她有自己的房間和每年500英鎊的收人，若能讓她把自己的想法都說出來而把她現在寫的東西删掉一半，這樣的話，她總有一天會寫出一本更好的書來的。
再過一百年，她一定會成為一個詩人&mdash&mdash我這麼說着，把瑪麗·卡米蓋爾的《人生的冒險》放回了書架。
勃朗甯先生如是說 奧斯卡·勃朗甯先生曾是劍橋大學的大人物，對格頓學院和紐納姆學院男女學生的考試，通常由他負責。
他常說，當他看過試卷後，不管給分多少，總的印象是：即便最優秀的女學生，其智力也不及最劣等的男學生。
現在讓我們設想，如果有一位父親，他出于真正的愛心不願讓女兒離家去當作家、畫家或者學者，他就會對女兒說：「你看，奧斯卡·勃朗甯先生是怎麼說的？」其實，不僅僅是勃朗甯先生如是說，還有《星期六評論》，還有格雷格先生，還有許許多多男士，都有類似見解，都認為女人在智力上遠不及男人&mdash&mdash特别是格雷格先生，他甚至認為「女人在本質上是靠男人贍養的，因而總為男人所支配」。
這樣的見解，即使在19世紀也無需做父親的為女兒大聲宣讀，因為做女兒的自己早就讀到過了。
而若她接受這樣的見解的話，一定會灰心喪氣，做什麼事都不再有自信心了。
不論在什麼時代，總會有人一本正經地斷言，女人不适合做這個、沒能力做那個&mdash&mdash就像在任何時代都有病菌一樣。
也許，對于女人寫小說，這種病菌現在已沒什麼威力了，因為已經有了那麼多傑出的女小說家；不過，對于女人想當畫家，這種病菌還有相當大的作用，而對于女人想成為作曲家，我想這種病菌至今仍具有極大的毒性，所以現在說女作曲家，就像莎士比亞時代說女演員一樣，是件令人難以想象的事情。
這又使我想起了我曾編造的那個有關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也使我想起，尼克·格林曾說過，看女人演戲，還不如看狗跳舞。
在這之後兩百年，約翰遜博士在說到女人當牧師時，也說了類似的話。
現在，就在我們這個體面的1928年，我同樣在一本關于音樂的書裡看到，作者對要想成為作曲家的女人又重複了約翰遜博士的話：「關于吉曼娜·泰勒菲爾小姐，我們完全可以套用約翰遜博士就女人傳教所說的那句名言，隻需把其中的『傳教』一詞改成『作曲』就可以了&mdash&mdash『先生，女人作曲就像狗站起來用後腿走路。
這是不行的，但令你吃驚的是，它竟然這樣做了。
』」曆史就這樣不斷重複，而且是何等相似啊。
就這樣，當我合上那本奧斯卡·勃朗甯先生的傳記并把其他一些書也推到一邊時，我心裡就已認定：顯而易見，即使在19世紀，一個女人要想成為藝術家，也是得不到鼓勵的。
恰恰相反，她會遭到冷落、非難和訓斥。
由于她需要克服重重障礙，她的心理必定十分緊張，她的精力必定大打折扣。
在此，我們又涉及到那種非常有趣、非常隐晦的男性情結&mdash&mdash就是這種情結，極大地妨礙着女人的行動。
這是男人内心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總希望女人低他一等，或者說，總希望自己高女人一等。
正因為這樣，他便處處作梗&mdash&mdash不僅擋在藝術面前不讓女人靠近，而且還要堵死女人的從政之路，盡管要想從政的女人既謙卑又熱忱，對他本人也毫無威脅，他還是耿耿于懷。
這使我想起了貝斯鮑洛女士，即便像她這樣富有政見的女人，也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寫信給格蘭維爾·萊維森-高爾勳爵說：「&hellip&hellip我雖然熱心于政治，而且就那件事情說了這麼多話，但我完全贊成您閣下的意見，即：女人确實不應該過多地卷人政治，或者過問那些嚴肅的大事，至多隻能說說自己的看法（那也要在有人要她這麼做的時候才合适）。
」唯有這樣，她才能繼續就那件非常嚴肅的大事&mdash&mdash即格蘭維爾勳爵在下議院的首次演講&mdash&mdash傾注她的熱情，才不至于遇到阻礙。
我想，這樣的情形實在太古怪了。
男人反對女性解放的曆史，說起來可能比女性解放的曆史本身還要有趣。
[1]倫敦一街區。
[2]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著名律師和演說家。
[3]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新教神學家。
[4]17世紀法國著名作家。
[5]英國史學家 [6]撒克遜人和布列吞人在外族入侵英國時曾被迫淪為賤民。
[7]19世紀英國翻譯家，以翻譯11世紀波斯詩人奧馬爾·海亞姆的《魯拜集》聞名。
[8]19世紀英國浪漫派詩人。
[9]濟慈的未婚妻。
[10]19世紀初英國浪漫派詩人。
[11]19世紀中期英國詩人。
[12]17世紀英國著名清教詩人，以長詩《失樂園》和《複樂園》聞名。
[13]這四人中薩福是古希臘詩人，其他均為英國詩人和作家。
[14]均為英美作家。
[15]英國哲學家，社會進化論倡導者。
[16]法國女作家。
[17]17世紀英國玄言派詩人。
[18]古希臘女詩人。
[19]11世紀日本女作家，其作品《源氏物語》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早的長篇小說。
[20]19世紀英國女作家喬治·愛略特的作品。
[21]19世紀英國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
[22]19世紀英國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
[23]18世紀英國著名女學者。
[24]17世紀英國女詩人和女小說家，被認為是英國曆史上第一個以寫作為生的女人。
[25]此書和作者均系伍爾芙杜撰。
[26]簡·奧斯汀小說《愛瑪》中的人物。
[27]安東尼之妻。
[28]19世紀英國小說家梅瑞狄斯的作品。
[29]17世紀法國悲劇作家。
[30]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小說家，以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而聞名。
[31]約翰遜博士的親密女友。
[32]古羅馬作家。
[33]19世紀末瑞典劇作家。
[34]音樂理論家，曾以輕視女性而著稱。
[35]16世紀英國「大學才子派」劇作家。
[36]引自塞希爾·格雷格《當代音樂論》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