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書裡的女人與女人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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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責怪我就責怪我。
」我想，他們責怪夏洛蒂·勃朗特什麼呢？于是我讀到了簡·愛時常趁菲爾費克斯太太做果凍時爬到屋頂上去，在那兒眺望遠處的田野。
因為她有一種渴望&mdash&mdash他們就是為此而責怪她的&mdash&mdash「這時，我渴望有一種能超出極限的眼力，讓我看到我聽說過的、但從未見過的那些城鎮和街區，那繁華的世界。
這時，我希望自己有比現在更多的人生經驗，比現在更多地和自己同類的人交往，而且比在這裡更多地結識各種性格的人。
我珍視菲爾費克斯太太的善良，珍視阿黛勒的善良；但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還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而且希望親眼看看我所相信的東西。
「誰責怪我呢？毫無疑問，一定有很多人；他們會說我不知足。
我沒辦法；我生來就不能安靜；有時候，這使我很苦惱&hellip&hellip 「說人們應該對平安無事感到滿足，這是徒然的；人們總得有行動；即使找不到行動，也得創造行動。
千百萬人被注定了要處在比我的更加死氣沉沉的困境中，千百萬人在默默地反抗自己的命運。
誰也不知道，在充斥世界的芸芸衆生中，除了政治反抗，還有多少其他的反抗。
女人總被認為是靜心寡欲的，可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樣的感覺；她們像她們的兄弟一樣，需要發揮自己的才能，需要有一個奮鬥的目标；她們受到過于嚴厲的束縛、過于絕對的控制，也會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樣；而她們那些享有更多特權的同類，也未免太苛刻了，說她們應該安心于做做布丁，織織襪子，彈彈鋼琴，繡繡荷包。
要是她們超出習俗規定的範圍，去做更多的事，去學更多的東西，他們就來指責她們，嘲笑她們，那也未免太無理了。
「但是，當我這樣一個人的時候，卻老是聽到格萊斯·普爾在笑&hellip&hellip」 這幹擾真惱人！我想，突然跑出一個格萊斯·普爾來，真是令人不快！思緒全被打亂了。
我把這本書放在《傲慢與偏見》旁邊，接着想：有人可能會說，寫出這幾段文字的女人要比簡·奧斯汀更有才華；但是，如果他把這幾段文字仔細讀一遍的話，就會注意到其中有一種憤憤不平的情緒，而就是這種情緒，使她永遠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才華徹底表現出來。
她的書是扭曲的，變了形的。
她本該平靜地寫作，現在卻在憤怒中寫作。
她本該明智地寫作，現在卻在沖動中寫作。
她本該寫她筆下的人物，現在卻在寫她自己。
她在和自己的命運搏鬥。
這樣一個女人，除了精神抑郁、内心苦悶和早早地去世，結果還能怎樣呢？ 不妨設想，假如夏洛蒂·勃朗特&mdash&mdash這個以1500英鎊的低價賣掉自己小說版權的「愚蠢的女人」&mdash&mdash每年有300英鎊的收人，事情會怎麼樣呢？假如她真的能了解「那些城鎮和街區，那繁華的世界」，真的有「比現在更多的人生經驗」，真能「比現在更多地和自己同類的人交往，而且比在這裡更多地結識各種性格的人」，那麼事情又會怎麼樣呢？她這麼說，其實不僅明确指出了自己作為小說家的局限，同時也明确指出了當時所有女人的局限。
她自己比誰都清楚，假如她不是那樣隻能孤獨地「眺望遠方的田野」，假如她有更多的生活經驗、能更多地外出旅行、與人交往的話，那麼她的才華将會變得更為出衆。
然而，人們不僅沒有讓她如願，甚至拒不給她任何機會。
這是事實，我們隻能接受。
那些優秀小說&mdash&mdash《維萊特》《呼?[山莊》和《米德爾馬契》&mdash&mdash是女人寫的，然而她們的生活經曆确實很有限，僅限于一個可敬的牧師家庭裡的生活。
她們在嘈雜的起居室裡寫《呼嘯山莊》或者《簡·愛》，而且又很窮，甚至連多買一些稿紙的錢也沒有。
固然，她們當中有一個&mdash&mdash喬治·愛略特&mdash&mdash她左沖右突、曆經磨難而終于逃了出來，但最後也隻是逃進了聖約翰樹林裡的一座荒涼的小屋而已。
她靜靜地住在那裡，卻仍然逃不過世人的責難。
「我希望得到人們的理解，」她曾這樣寫道，「但要是他們不願意，我也不會乞求他們。
」人們為什麼要責難她呢？難道就因為她愛上了一個有婦之夫并和他生活在一起？難道她看一眼某個史密斯太太，她的目光就會使那個史密斯太太失去貞操嗎？她沒辦法，在社會習俗面前她隻能忍氣吞聲，隻能「自我禁閉」；而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另一邊，卻有個叫托爾斯泰的年輕人正在軍隊裡服役，他自由自在地一會兒找這個吉普賽姑娘玩玩，一會兒找那個貴族小姐談談，沒有任何人妨礙他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積累豐富的人生經驗。
而這樣的人生經驗，後來就為他的寫作提供了珍貴的素材。
反之，假如他和某個有夫之婦隐居在某個小修道院裡「自我禁閉」的話，我想，不管他的道德多麼?尚，思想多麼深刻，他也很難寫得出《戰争與和平》。
女性寫作與「人生的冒險」 如今，女人寫的書幾乎和男人一樣多了。
這樣說當然并不完全正确，著書立說至今主要還是男人的事，但我們至少可以說，現在女人寫的書已不再僅限于小說了。
譬如，我們有簡·哈裡森女士寫的希臘考古學著作、薇爾農·李女士寫的美學著作、格特魯德·貝爾女士寫的關于波斯的論著，如此等等&mdash&mdash這類著述，就在幾十年前還不是女人所能涉足的&mdash&mdash還有女人寫的詩集、劇本和評論集；女人寫的史書、傳記和遊記，以及其他類似的學術著作；甚至還有幾部女人寫的哲學著作、自然科學著作和經濟學著作。
盡管女人寫的書依然以小說為主，但由于女性小說和其他方面的著述有了聯系，其自身很可能也發生了變化。
那種以自然、純樸作為女性寫作特點的原始時代，也許已經過去。
通過閱讀和批評，她們的視野已有所拓展，思想已變得較為精深起來。
過去想寫自傳的那種沖動，現在也許不再那麼強烈了。
她們很可能已開始把寫作當作一種藝術看待，而不僅僅是一種自我表白的手段。
對于這樣的一些問題，隻要讀一讀現在的新小說就可以得到回答。
我随便挑出其中的一本。
就是放在書架末端的那一本，書名叫《人生的冒險》，作者是瑪麗·卡米蓋爾，而且是本月出版的。
我想，這大概是這位作者的第一本書，但我們必須把它看作一系列書的最後一本。
也就是說，是我們所讀過的那一系列書的一種繼續&mdash&mdash或者說，是溫奇爾希夫人的詩集、阿弗拉·貝恩的劇作和四大女小說家作品的一個續本。
要知道，我們雖然習慣分門别類地讨論書，但各種各樣的書其實是相互有聯系的，所以我完全可以把瑪麗·卡米蓋爾&mdash&mdash這個不出名的女人&mdash&mdash看作是那些已出了名的女人的後裔。
對于所有這些女人，我一直都很留意。
現在我要看看，她從她們那裡到底繼承了哪些特點，有哪些共同的局限。
為此，我拿着筆記本和鉛筆坐下來讀瑪麗·卡米蓋爾的第一部小說《人生的冒險》，看看從中能了解到什麼。
但我随即歎了口氣，因為我知道，小說往往隻是麻醉劑而非解毒劑，·要想麻痹自己，使自己陷入昏睡，可以讀讀小說，而要想使自己清醒，使自己振作起來，讀小說大概是不行的。
我打算先一目十行地把這部小說匆匆浏覽一遍。
因為我必須先讀懂作者寫的詞句，然後才能記住藍色眼睛或棕色眼睛之類的東西，以及在主人公切蘿依和羅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先得認定作者手裡拿的是鋼筆還是鐵鎬，然後才能知道她究竟會幹什麼。
所以，我就很快地讀了幾句。
但馬上發現有點不對勁：詞句與詞句之間的銜接都被打斷了。
有的地方完全斷裂，有的地方像接沒接；用詞閃閃爍爍，像火花似地在我眼前一閃一閃，吃不準是什麼意思。
看來，她是像一出老戲裡所說的，「要想寫得自由自在」；但我想，她更像在劃一根受了潮的火柴，隻見火花，就是燒不起來。
為什麼就不能寫得像簡·奧斯汀那樣流暢呢？&mdash&mdash我問瑪麗·卡米蓋爾，好像她就在面前似的。
為什麼要??棄簡·奧斯汀的文風呢？難道就因為愛瑪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事情若是這樣，那我隻好歎息說，真是令人痛心！要知道，簡·奧斯汀寫出來的句子，就像莫紮特寫出來的樂曲一樣和諧，而讀這本書，卻像乘一隻沒有舵的小船出海，忽上忽下，不知東西。
若說這是為了「簡潔扼要」，那或許是因為她心存恐懼，害怕有人說她「無端傷感」；或者，是因為她常聽人說，女性小說的通病就是寫得過于柔和，于是便毫無必要地放進了許多荊棘。
反正當我粗略地讀完一章之後，還沒有弄清楚她究竟想幹什麼。
但是，當我細心地往下讀時，卻又覺得：不管怎麼說，她還是很重視生活的，隻是人物和情節堆積得太多。
像這樣篇幅的作品（這本書的篇幅大約隻有《簡·愛》的一半），其實隻要有一半的人物和情節就足夠了。
然而，她卻想方設法把各種各樣的人物&mdash&mdash羅傑、切蘿依、奧莉維娅、托尼，還有比格姆先生，等等&mdash&mdash統統裝在這隻獨木舟裡，還要拼命地把它往激流裡推&hellip&hellip後來呢，請等一下&mdash&mdash我伸伸懶腰說&mdash&mdash等我把這本書仔細讀完後再說。
我讀着，不由得對自己說：瑪麗·卡米蓋爾好像有意要捉弄人似的。
我的感覺是，好像坐着火車在「之」字形路軌上爬坡，當你以為火車要往下開時，它卻一個急轉彎往上開了。
瑪麗·卡米蓋爾就是這樣，不斷打亂預期秩序。
她先打亂詞句秩序，現在又打亂了情節秩序。
我想：好吧，打亂就打亂，她有權這樣做，隻要她的目的不是為了破壞，而是為了創造。
但問題是，她究竟是在破壞還是在創造，要看她直接面對某一場景時才能确定。
我說，她可以選擇任何場景，這是她的自由&mdash&mdash隻要她願意，她完全可以用廢銅爛鐵來制造她想要的東西&mdash&mdash但她必須使我相信，那确實是個場景，而且她自己也不回避，敢于面對這一場景。
她必須這麼做。
所以我決定，隻要她對我盡到作者的責任，我對她也将盡到讀者的責任。
于是我翻到下一頁，讀起來&hellip&hellip對不起，請稍等一下！我先得問一問：這裡有沒有男人？那邊的窗簾後面有沒有躲着一個查特裡斯·拜倫爵士？你們能保證，這裡全是女人？好，那我就告訴你們吧！我讀到的是&mdash&mdash「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娅&hellip&hellip」不要驚慌！不要臉紅！我們女人在私下裡完全可以承認，這樣的事情是經常有的&mdash&mdash女人有時确實會喜歡女人。
所以，當我讀到「切蘿依迷戀上了奧莉維娅&hellip&hellip」後，便突然想到：這真是前所未有的大變化！這在我們的文學史上也許是第一次，寫到一個女主人公很喜歡自己情人的妻子。
克萊奧佩特拉是決不會喜歡屋大維娅的，要是這樣的話，那《安東尼與克萊奧佩特拉》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克萊奧佩特拉對屋大維娅隻會心懷嫉妒&mdash&mdash難道她的身材比我還苗條嗎？但她的頭發梳得像什麼樣子？&mdash&mdash除此之外，整部劇作也許就不需要别的東西了。
但是，如果把這兩個女人的關系寫得更複雜一點，不是更有意思嗎？我一邊快速回想曆代小說中的著名女性人物，一邊想：過去人們把女性人物之間的關系确實處理得過于簡單了&mdash&mdash有許多東西被忽略了，未被表現出來。
我盡力回想我讀過的書，看看有沒有把兩個女人寫成既是情敵又是朋友的先例。
小說好像隻有在《十字路口的黛安娜》裡有過這樣的嘗試。
戲劇呢，在拉辛的悲劇和古希臘悲劇裡有寫兩個女人是知己朋友的，偶爾甚至是母親和女兒。
但除了這些之外，幾乎全都是寫女人和男人的。
不妨想一想，在簡·奧斯汀之前，英國小說裡所有的女性人物是不是全都由男人來解釋的？而且，這種解釋是不是還隻限于女人和男人的關系？可是，和男人的關系隻是女人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即使是這一小部分，透過男人鼻子上帶有性偏見的黑色眼鏡或玫瑰色眼鏡看，也是極不真實的。
所以，這就決定了為什麼曆代小說裡出現的女人總顯得那麼奇特&mdash&mdash不是美得驚人，就是醜得可怕；不是善得像天使，就是惡得像魔鬼&mdash&mdash因為她們隻是男情人眼中的女人，她們的美醜和善惡，完全是根據他們的愛情成敗而定的。
當然，19世紀的小說家并不完全這樣寫。
在19世紀小說裡，女人要多樣一點，也要複雜一點。
實際上，也許正是為了寫女人，男人才逐漸放棄寫詩劇而改為寫小說的。
因為詩劇太男性化，可以寫到女人的地方甚少，而小說顯然比詩劇更适合寫女人。
不過，即使如此，我們甚至在普魯斯特的小說裡仍然可以看出，無論是男人對女人，還是女人對男人，他們的相互認識不僅非常有限，還充滿了偏見。
我低頭再讀這一頁，接着發現，女人其實和男人一樣，除了關心家庭生活，也有其他興趣。
「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娅，她們合用一個實驗室&hellip&hellip」&mdash&mdash我往下讀，讀到這兩個年輕女人在切豬肝，目的好像是想用豬肝來做實驗，看看它能不能治療貧血症。
她們兩人中一個已結了婚，還有兩個孩子&mdash&mdash确實這樣，我肯定沒有弄錯&mdash&mdash當然，把這些都删掉的話，其實也沒多大關系。
隻是這樣一來，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就會一下子變得空空如也，什麼也不是了。
不妨想一想，假如在莎士比亞戲劇裡男人隻被表現為女人的情人，而從不被表現為朋友、軍人、思想家或夢想家，那麼男人在那裡還會有多少活動餘地呢？我們頂多隻能看到大半個安東尼和半個奧賽羅，而決不會有凱撒、布魯特斯、哈姆雷特、李爾王和賈克斯等男性形象。
假如這樣的話，莎士比亞戲劇不是一下子就變得極其貧乏了嗎？那麼女人呢&mdash&mdash說真的，由于她們長期被關在男人的房間裡，這使文學蒙受的損失之大，實在難以估計。
由于她們隻有一件事可做&mdash&mdash就是違心地嫁給男人，并就此被關在男人的屋子裡&mdash&mdash戲劇家又怎麼能把她們的形象完整、生動或者真實地表現出來呢？唯一可以表現的，就是她們對男人的「愛情」。
詩人若不故意「仇視女人」，常常會對女人充滿幻想，甚至傾訴衷腸，但他之所以這樣，多半也是因為他還沒能得到他想要的女人。
既然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娅，而且兩人還合用一個實驗室，那麼應該說，這兩個女人之間的友誼不僅有了新的内容，而且一定會非常持久，因為這樣的友誼不再那麼牽涉個人私情了。
如果瑪麗·卡米蓋爾知道如何寫出這種友誼，并能使我對她的風格有所欣賞；如果她有自己的房間&mdash&mdash對此我還不太清楚，如果她每年有500英鎊可供自己支配&mdash&mdash這當然還有待證實；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我認為這裡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如果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娅，而瑪麗·卡米蓋爾又知道如何将此表現出來的話，那麼她無疑像在一個從來沒人住過的大房間裡點起了明亮的火把。
因為那個大房間本像一個幽深的洞穴，光線昏暗，黑影重重，要是隻有搖曳的燭光，那準會迷失方向。
我繼續讀她的這本書。
我讀到，切蘿依一邊看着奧莉維娅把一個罐子放到架子上，一邊對她說，應該回家去看看孩子。
這樣的情景，我敢說，是有史以來從未在小說中出現過的。
于是，我驚異地睜大了眼睛。
因為我想看看，瑪麗·卡米蓋爾到底是怎樣來寫這種從未有人寫過的舉動和對話的&mdash&mdash要知道，這是兩個女人單獨相處時出現的舉動和對話，而且沒有我們習以為常的男性之光的照耀，所以很可能像天花闆上的飛蛾影子一樣難以捉摸。
我讀着，心裡想：要是她真這樣做的話，我一定會喘不過氣來的；因為女人不僅多疑，從不相信别人會毫無自私動機地對她們感興趣，而且還詭秘得很，隻要别人多看她們一眼，她們便避閃不及。
所以，我對瑪麗·卡米蓋爾說（好像她就在那裡似的）：我想，你要這樣做的唯一辦法就是，先朝窗外看一會兒，談談其他什麼事情，然後就開始記&mdash&mdash不是用鉛筆在筆記本上記，而是用最快的速記法、用幾乎沒有音節的詞語，把奧莉維嫌&mdash&mdash這個一百萬年來一直住在陰暗的岩石下的生物&mdash&mdash在感到有陽光照下來、并看到有一些陌生的食物&mdash&mdash知識、曆險、藝術&mdash&mdash出現在她面前時所發生一切統統記下來。
我想（同時再次把目光從書頁上擡起來），她會撲向那些食物，而且一定會在她體内構成某種全新的能量組合。
由于她原先出于其他原因而在體内蓄積的能量已高度發達，所以當新能量被吸人舊能量時，極其微妙的整體平衡并不會被打亂。
可是，哦，我做了自己決不想做的事。
我稀裡糊塗地贊美起自己的性别來了。
「高度發達」、「極其微妙」&mdash&mdash這當然是贊美話，而贊美自己的性别，總是不可信的，往往還是愚蠢的；再說，在這種情況下，又有誰能證明呢？你總不能走到地圖前說，哥倫布發現了美洲，而哥倫布是個女人；或者拿起一個蘋果說，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而牛頓也是個女人；或者眼望着天空說，在我們頭頂上飛來飛去的那些飛機，是女人發明的。
牆上并沒有劃着一條線，可以精确測量所有女人的高矮；也沒有統一的尺碼，可以用來一寸一分地來衡量某個母親是否慈祥，某個女兒是否孝順，某個姐妹是否忠實，或者某個主婦是否能幹。
即使在今天，能進大學的女人還是寥寥無幾；不少重要的職業，如陸軍、海軍、商業、政治和外交，基本上是不容許女人去試一試的。
她們直到今日幾乎還分不出類别。
反之，如果我想了解某個男人的情況，譬如霍利·巴茨爵士，隻要翻開柏克編的《聯合王國貴族系譜》和德布雷特編的《貴族名鑒》就行了。
我會看到，他有過怎樣的爵位；有一座私人府邸；有一個直系繼承人；曾任某某委員會秘書；出任過英國駐加拿大公使；還獲得過哪些學位、官職和獎章，以及為表彰他的功績而授予他的其他榮譽稱号，如此等等。
總之，關于霍利·巴茨爵士的情況，那裡全都有，如果還想了解什麼，那就要去問上帝了。
然而，當我說女人「高度發達」和「極其微妙」時，卻無論是惠特克編的《名人錄》、德布雷特編的《名鑒》，還是各大學的畢業生名冊，都幫不了我的忙&mdash&mdash它們沒法證明我說的話。
遇到這種尴尬事情，我怎麼辦呢？我隻好再次把目光轉向書架。
那裡有約翰遜博士、歌德、卡萊爾、斯特恩、庫珀、雪萊、伏爾泰和勃朗甯等人的傳記。
我開始想到這些名人，想到他們當中有的曾崇拜過女人，有的曾尋找過女人，有的曾和女人一起生活過，有的曾向女人傾訴衷腸，有的曾真心向女人求過愛，有的曾描寫過女人，有的曾信任過女人&hellip&hellip雖然可能出于不同的緣由，但不管怎麼說，反正他們都曾對某個女人有過某種需要，或者說，曾依賴過某個女人。
他們和女人的關系是不是都純屬崇高的柏拉圖式精神戀愛，我不敢肯定，而且即使我肯定，威廉·希克斯爵士大概也會馬上予以否定的。
但是，如果我們堅持說，這些名人想從女人身上得到的不過是一點寬慰、一點嬌媚和一點肉體上的快感，此外什麼也沒有了，那也是大大地冤枉了他們。
他們顯然從女人身上得到過他們那個性别所沒有的東西，那就是女性的天賦&mdash&mdash對此我們用不着引用詩人誇張的語言，隻要冷靜思考一下便會承認，他們曾得到過女性天賦的激發，從而獲得了創作靈感。
不妨想一想，當一個男人推開客廳或者育兒室的門時，他也許會發現，有個女人正和孩子們在一起，或者有個女人正在靜靜地刺繡&mdash&mdash這似乎很簡單，但不管怎麼說，不管生活有多複雜，女人做的事總是生活的根本。
那個男人，他自己的世界可能是法庭或者下議院，而當他看到眼前的這個女人世界和他自己的那個世界适成對照時，他無疑會覺得精神一振，心靈仿佛又獲得了元氣，而這之後，即使在最平常的談話中，他也會感到自己的頭腦好像不再那麼遲鈍了，各種各樣的想法就像剛施過肥的種子一樣不斷萌生。
再說，看到女人用一種和他自己全然不同的方式充實着生活，也會極大地激勵男人的創造力，使他日趨貧瘠的頭腦再度獲得生機&mdash&mdash他很可能會突然想出一句妙語或者構思好某個場景，而在這之前，在他還未戴上帽子去看望某個女人之前，是怎麼也想不出來的。
每一個約翰遜博士都有自己的施萊爾女士，而且都會和他一樣仰慕她，依賴她。
施萊爾女
」我想，他們責怪夏洛蒂·勃朗特什麼呢？于是我讀到了簡·愛時常趁菲爾費克斯太太做果凍時爬到屋頂上去，在那兒眺望遠處的田野。
因為她有一種渴望&mdash&mdash他們就是為此而責怪她的&mdash&mdash「這時，我渴望有一種能超出極限的眼力，讓我看到我聽說過的、但從未見過的那些城鎮和街區，那繁華的世界。
這時，我希望自己有比現在更多的人生經驗，比現在更多地和自己同類的人交往，而且比在這裡更多地結識各種性格的人。
我珍視菲爾費克斯太太的善良，珍視阿黛勒的善良；但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還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而且希望親眼看看我所相信的東西。
「誰責怪我呢？毫無疑問，一定有很多人；他們會說我不知足。
我沒辦法；我生來就不能安靜；有時候，這使我很苦惱&hellip&hellip 「說人們應該對平安無事感到滿足，這是徒然的；人們總得有行動；即使找不到行動，也得創造行動。
千百萬人被注定了要處在比我的更加死氣沉沉的困境中，千百萬人在默默地反抗自己的命運。
誰也不知道，在充斥世界的芸芸衆生中，除了政治反抗，還有多少其他的反抗。
女人總被認為是靜心寡欲的，可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樣的感覺；她們像她們的兄弟一樣，需要發揮自己的才能，需要有一個奮鬥的目标；她們受到過于嚴厲的束縛、過于絕對的控制，也會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樣；而她們那些享有更多特權的同類，也未免太苛刻了，說她們應該安心于做做布丁，織織襪子，彈彈鋼琴，繡繡荷包。
要是她們超出習俗規定的範圍，去做更多的事，去學更多的東西，他們就來指責她們，嘲笑她們，那也未免太無理了。
「但是，當我這樣一個人的時候，卻老是聽到格萊斯·普爾在笑&hellip&hellip」 這幹擾真惱人！我想，突然跑出一個格萊斯·普爾來，真是令人不快！思緒全被打亂了。
我把這本書放在《傲慢與偏見》旁邊，接着想：有人可能會說，寫出這幾段文字的女人要比簡·奧斯汀更有才華；但是，如果他把這幾段文字仔細讀一遍的話，就會注意到其中有一種憤憤不平的情緒，而就是這種情緒，使她永遠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才華徹底表現出來。
她的書是扭曲的，變了形的。
她本該平靜地寫作，現在卻在憤怒中寫作。
她本該明智地寫作，現在卻在沖動中寫作。
她本該寫她筆下的人物，現在卻在寫她自己。
她在和自己的命運搏鬥。
這樣一個女人，除了精神抑郁、内心苦悶和早早地去世，結果還能怎樣呢？ 不妨設想，假如夏洛蒂·勃朗特&mdash&mdash這個以1500英鎊的低價賣掉自己小說版權的「愚蠢的女人」&mdash&mdash每年有300英鎊的收人，事情會怎麼樣呢？假如她真的能了解「那些城鎮和街區，那繁華的世界」，真的有「比現在更多的人生經驗」，真能「比現在更多地和自己同類的人交往，而且比在這裡更多地結識各種性格的人」，那麼事情又會怎麼樣呢？她這麼說，其實不僅明确指出了自己作為小說家的局限，同時也明确指出了當時所有女人的局限。
她自己比誰都清楚，假如她不是那樣隻能孤獨地「眺望遠方的田野」，假如她有更多的生活經驗、能更多地外出旅行、與人交往的話，那麼她的才華将會變得更為出衆。
然而，人們不僅沒有讓她如願，甚至拒不給她任何機會。
這是事實，我們隻能接受。
那些優秀小說&mdash&mdash《維萊特》《呼?[山莊》和《米德爾馬契》&mdash&mdash是女人寫的，然而她們的生活經曆确實很有限，僅限于一個可敬的牧師家庭裡的生活。
她們在嘈雜的起居室裡寫《呼嘯山莊》或者《簡·愛》，而且又很窮，甚至連多買一些稿紙的錢也沒有。
固然，她們當中有一個&mdash&mdash喬治·愛略特&mdash&mdash她左沖右突、曆經磨難而終于逃了出來，但最後也隻是逃進了聖約翰樹林裡的一座荒涼的小屋而已。
她靜靜地住在那裡，卻仍然逃不過世人的責難。
「我希望得到人們的理解，」她曾這樣寫道，「但要是他們不願意，我也不會乞求他們。
」人們為什麼要責難她呢？難道就因為她愛上了一個有婦之夫并和他生活在一起？難道她看一眼某個史密斯太太，她的目光就會使那個史密斯太太失去貞操嗎？她沒辦法，在社會習俗面前她隻能忍氣吞聲，隻能「自我禁閉」；而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另一邊，卻有個叫托爾斯泰的年輕人正在軍隊裡服役，他自由自在地一會兒找這個吉普賽姑娘玩玩，一會兒找那個貴族小姐談談，沒有任何人妨礙他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積累豐富的人生經驗。
而這樣的人生經驗，後來就為他的寫作提供了珍貴的素材。
反之，假如他和某個有夫之婦隐居在某個小修道院裡「自我禁閉」的話，我想，不管他的道德多麼?尚，思想多麼深刻，他也很難寫得出《戰争與和平》。
女性寫作與「人生的冒險」 如今，女人寫的書幾乎和男人一樣多了。
這樣說當然并不完全正确，著書立說至今主要還是男人的事，但我們至少可以說，現在女人寫的書已不再僅限于小說了。
譬如，我們有簡·哈裡森女士寫的希臘考古學著作、薇爾農·李女士寫的美學著作、格特魯德·貝爾女士寫的關于波斯的論著，如此等等&mdash&mdash這類著述，就在幾十年前還不是女人所能涉足的&mdash&mdash還有女人寫的詩集、劇本和評論集；女人寫的史書、傳記和遊記，以及其他類似的學術著作；甚至還有幾部女人寫的哲學著作、自然科學著作和經濟學著作。
盡管女人寫的書依然以小說為主，但由于女性小說和其他方面的著述有了聯系，其自身很可能也發生了變化。
那種以自然、純樸作為女性寫作特點的原始時代，也許已經過去。
通過閱讀和批評，她們的視野已有所拓展，思想已變得較為精深起來。
過去想寫自傳的那種沖動，現在也許不再那麼強烈了。
她們很可能已開始把寫作當作一種藝術看待，而不僅僅是一種自我表白的手段。
對于這樣的一些問題，隻要讀一讀現在的新小說就可以得到回答。
我随便挑出其中的一本。
就是放在書架末端的那一本，書名叫《人生的冒險》，作者是瑪麗·卡米蓋爾，而且是本月出版的。
我想，這大概是這位作者的第一本書，但我們必須把它看作一系列書的最後一本。
也就是說，是我們所讀過的那一系列書的一種繼續&mdash&mdash或者說，是溫奇爾希夫人的詩集、阿弗拉·貝恩的劇作和四大女小說家作品的一個續本。
要知道，我們雖然習慣分門别類地讨論書，但各種各樣的書其實是相互有聯系的，所以我完全可以把瑪麗·卡米蓋爾&mdash&mdash這個不出名的女人&mdash&mdash看作是那些已出了名的女人的後裔。
對于所有這些女人，我一直都很留意。
現在我要看看，她從她們那裡到底繼承了哪些特點，有哪些共同的局限。
為此，我拿着筆記本和鉛筆坐下來讀瑪麗·卡米蓋爾的第一部小說《人生的冒險》，看看從中能了解到什麼。
但我随即歎了口氣，因為我知道，小說往往隻是麻醉劑而非解毒劑，·要想麻痹自己，使自己陷入昏睡，可以讀讀小說，而要想使自己清醒，使自己振作起來，讀小說大概是不行的。
我打算先一目十行地把這部小說匆匆浏覽一遍。
因為我必須先讀懂作者寫的詞句，然後才能記住藍色眼睛或棕色眼睛之類的東西，以及在主人公切蘿依和羅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先得認定作者手裡拿的是鋼筆還是鐵鎬，然後才能知道她究竟會幹什麼。
所以，我就很快地讀了幾句。
但馬上發現有點不對勁：詞句與詞句之間的銜接都被打斷了。
有的地方完全斷裂，有的地方像接沒接；用詞閃閃爍爍，像火花似地在我眼前一閃一閃，吃不準是什麼意思。
看來，她是像一出老戲裡所說的，「要想寫得自由自在」；但我想，她更像在劃一根受了潮的火柴，隻見火花，就是燒不起來。
為什麼就不能寫得像簡·奧斯汀那樣流暢呢？&mdash&mdash我問瑪麗·卡米蓋爾，好像她就在面前似的。
為什麼要??棄簡·奧斯汀的文風呢？難道就因為愛瑪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事情若是這樣，那我隻好歎息說，真是令人痛心！要知道，簡·奧斯汀寫出來的句子，就像莫紮特寫出來的樂曲一樣和諧，而讀這本書，卻像乘一隻沒有舵的小船出海，忽上忽下，不知東西。
若說這是為了「簡潔扼要」，那或許是因為她心存恐懼，害怕有人說她「無端傷感」；或者，是因為她常聽人說，女性小說的通病就是寫得過于柔和，于是便毫無必要地放進了許多荊棘。
反正當我粗略地讀完一章之後，還沒有弄清楚她究竟想幹什麼。
但是，當我細心地往下讀時，卻又覺得：不管怎麼說，她還是很重視生活的，隻是人物和情節堆積得太多。
像這樣篇幅的作品（這本書的篇幅大約隻有《簡·愛》的一半），其實隻要有一半的人物和情節就足夠了。
然而，她卻想方設法把各種各樣的人物&mdash&mdash羅傑、切蘿依、奧莉維娅、托尼，還有比格姆先生，等等&mdash&mdash統統裝在這隻獨木舟裡，還要拼命地把它往激流裡推&hellip&hellip後來呢，請等一下&mdash&mdash我伸伸懶腰說&mdash&mdash等我把這本書仔細讀完後再說。
我讀着，不由得對自己說：瑪麗·卡米蓋爾好像有意要捉弄人似的。
我的感覺是，好像坐着火車在「之」字形路軌上爬坡，當你以為火車要往下開時，它卻一個急轉彎往上開了。
瑪麗·卡米蓋爾就是這樣，不斷打亂預期秩序。
她先打亂詞句秩序，現在又打亂了情節秩序。
我想：好吧，打亂就打亂，她有權這樣做，隻要她的目的不是為了破壞，而是為了創造。
但問題是，她究竟是在破壞還是在創造，要看她直接面對某一場景時才能确定。
我說，她可以選擇任何場景，這是她的自由&mdash&mdash隻要她願意，她完全可以用廢銅爛鐵來制造她想要的東西&mdash&mdash但她必須使我相信，那确實是個場景，而且她自己也不回避，敢于面對這一場景。
她必須這麼做。
所以我決定，隻要她對我盡到作者的責任，我對她也将盡到讀者的責任。
于是我翻到下一頁，讀起來&hellip&hellip對不起，請稍等一下！我先得問一問：這裡有沒有男人？那邊的窗簾後面有沒有躲着一個查特裡斯·拜倫爵士？你們能保證，這裡全是女人？好，那我就告訴你們吧！我讀到的是&mdash&mdash「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娅&hellip&hellip」不要驚慌！不要臉紅！我們女人在私下裡完全可以承認，這樣的事情是經常有的&mdash&mdash女人有時确實會喜歡女人。
所以，當我讀到「切蘿依迷戀上了奧莉維娅&hellip&hellip」後，便突然想到：這真是前所未有的大變化！這在我們的文學史上也許是第一次，寫到一個女主人公很喜歡自己情人的妻子。
克萊奧佩特拉是決不會喜歡屋大維娅的，要是這樣的話，那《安東尼與克萊奧佩特拉》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克萊奧佩特拉對屋大維娅隻會心懷嫉妒&mdash&mdash難道她的身材比我還苗條嗎？但她的頭發梳得像什麼樣子？&mdash&mdash除此之外，整部劇作也許就不需要别的東西了。
但是，如果把這兩個女人的關系寫得更複雜一點，不是更有意思嗎？我一邊快速回想曆代小說中的著名女性人物，一邊想：過去人們把女性人物之間的關系确實處理得過于簡單了&mdash&mdash有許多東西被忽略了，未被表現出來。
我盡力回想我讀過的書，看看有沒有把兩個女人寫成既是情敵又是朋友的先例。
小說好像隻有在《十字路口的黛安娜》裡有過這樣的嘗試。
戲劇呢，在拉辛的悲劇和古希臘悲劇裡有寫兩個女人是知己朋友的，偶爾甚至是母親和女兒。
但除了這些之外，幾乎全都是寫女人和男人的。
不妨想一想，在簡·奧斯汀之前，英國小說裡所有的女性人物是不是全都由男人來解釋的？而且，這種解釋是不是還隻限于女人和男人的關系？可是，和男人的關系隻是女人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即使是這一小部分，透過男人鼻子上帶有性偏見的黑色眼鏡或玫瑰色眼鏡看，也是極不真實的。
所以，這就決定了為什麼曆代小說裡出現的女人總顯得那麼奇特&mdash&mdash不是美得驚人，就是醜得可怕；不是善得像天使，就是惡得像魔鬼&mdash&mdash因為她們隻是男情人眼中的女人，她們的美醜和善惡，完全是根據他們的愛情成敗而定的。
當然，19世紀的小說家并不完全這樣寫。
在19世紀小說裡，女人要多樣一點，也要複雜一點。
實際上，也許正是為了寫女人，男人才逐漸放棄寫詩劇而改為寫小說的。
因為詩劇太男性化，可以寫到女人的地方甚少，而小說顯然比詩劇更适合寫女人。
不過，即使如此，我們甚至在普魯斯特的小說裡仍然可以看出，無論是男人對女人，還是女人對男人，他們的相互認識不僅非常有限，還充滿了偏見。
我低頭再讀這一頁，接着發現，女人其實和男人一樣，除了關心家庭生活，也有其他興趣。
「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娅，她們合用一個實驗室&hellip&hellip」&mdash&mdash我往下讀，讀到這兩個年輕女人在切豬肝，目的好像是想用豬肝來做實驗，看看它能不能治療貧血症。
她們兩人中一個已結了婚，還有兩個孩子&mdash&mdash确實這樣，我肯定沒有弄錯&mdash&mdash當然，把這些都删掉的話，其實也沒多大關系。
隻是這樣一來，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就會一下子變得空空如也，什麼也不是了。
不妨想一想，假如在莎士比亞戲劇裡男人隻被表現為女人的情人，而從不被表現為朋友、軍人、思想家或夢想家，那麼男人在那裡還會有多少活動餘地呢？我們頂多隻能看到大半個安東尼和半個奧賽羅，而決不會有凱撒、布魯特斯、哈姆雷特、李爾王和賈克斯等男性形象。
假如這樣的話，莎士比亞戲劇不是一下子就變得極其貧乏了嗎？那麼女人呢&mdash&mdash說真的，由于她們長期被關在男人的房間裡，這使文學蒙受的損失之大，實在難以估計。
由于她們隻有一件事可做&mdash&mdash就是違心地嫁給男人，并就此被關在男人的屋子裡&mdash&mdash戲劇家又怎麼能把她們的形象完整、生動或者真實地表現出來呢？唯一可以表現的，就是她們對男人的「愛情」。
詩人若不故意「仇視女人」，常常會對女人充滿幻想，甚至傾訴衷腸，但他之所以這樣，多半也是因為他還沒能得到他想要的女人。
既然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娅，而且兩人還合用一個實驗室，那麼應該說，這兩個女人之間的友誼不僅有了新的内容，而且一定會非常持久，因為這樣的友誼不再那麼牽涉個人私情了。
如果瑪麗·卡米蓋爾知道如何寫出這種友誼，并能使我對她的風格有所欣賞；如果她有自己的房間&mdash&mdash對此我還不太清楚，如果她每年有500英鎊可供自己支配&mdash&mdash這當然還有待證實；如果這樣的話，那麼我認為這裡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如果切蘿依很喜歡奧莉維娅，而瑪麗·卡米蓋爾又知道如何将此表現出來的話，那麼她無疑像在一個從來沒人住過的大房間裡點起了明亮的火把。
因為那個大房間本像一個幽深的洞穴，光線昏暗，黑影重重，要是隻有搖曳的燭光，那準會迷失方向。
我繼續讀她的這本書。
我讀到，切蘿依一邊看着奧莉維娅把一個罐子放到架子上，一邊對她說，應該回家去看看孩子。
這樣的情景，我敢說，是有史以來從未在小說中出現過的。
于是，我驚異地睜大了眼睛。
因為我想看看，瑪麗·卡米蓋爾到底是怎樣來寫這種從未有人寫過的舉動和對話的&mdash&mdash要知道，這是兩個女人單獨相處時出現的舉動和對話，而且沒有我們習以為常的男性之光的照耀，所以很可能像天花闆上的飛蛾影子一樣難以捉摸。
我讀着，心裡想：要是她真這樣做的話，我一定會喘不過氣來的；因為女人不僅多疑，從不相信别人會毫無自私動機地對她們感興趣，而且還詭秘得很，隻要别人多看她們一眼，她們便避閃不及。
所以，我對瑪麗·卡米蓋爾說（好像她就在那裡似的）：我想，你要這樣做的唯一辦法就是，先朝窗外看一會兒，談談其他什麼事情，然後就開始記&mdash&mdash不是用鉛筆在筆記本上記，而是用最快的速記法、用幾乎沒有音節的詞語，把奧莉維嫌&mdash&mdash這個一百萬年來一直住在陰暗的岩石下的生物&mdash&mdash在感到有陽光照下來、并看到有一些陌生的食物&mdash&mdash知識、曆險、藝術&mdash&mdash出現在她面前時所發生一切統統記下來。
我想（同時再次把目光從書頁上擡起來），她會撲向那些食物，而且一定會在她體内構成某種全新的能量組合。
由于她原先出于其他原因而在體内蓄積的能量已高度發達，所以當新能量被吸人舊能量時，極其微妙的整體平衡并不會被打亂。
可是，哦，我做了自己決不想做的事。
我稀裡糊塗地贊美起自己的性别來了。
「高度發達」、「極其微妙」&mdash&mdash這當然是贊美話，而贊美自己的性别，總是不可信的，往往還是愚蠢的；再說，在這種情況下，又有誰能證明呢？你總不能走到地圖前說，哥倫布發現了美洲，而哥倫布是個女人；或者拿起一個蘋果說，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而牛頓也是個女人；或者眼望着天空說，在我們頭頂上飛來飛去的那些飛機，是女人發明的。
牆上并沒有劃着一條線，可以精确測量所有女人的高矮；也沒有統一的尺碼，可以用來一寸一分地來衡量某個母親是否慈祥，某個女兒是否孝順，某個姐妹是否忠實，或者某個主婦是否能幹。
即使在今天，能進大學的女人還是寥寥無幾；不少重要的職業，如陸軍、海軍、商業、政治和外交，基本上是不容許女人去試一試的。
她們直到今日幾乎還分不出類别。
反之，如果我想了解某個男人的情況，譬如霍利·巴茨爵士，隻要翻開柏克編的《聯合王國貴族系譜》和德布雷特編的《貴族名鑒》就行了。
我會看到，他有過怎樣的爵位；有一座私人府邸；有一個直系繼承人；曾任某某委員會秘書；出任過英國駐加拿大公使；還獲得過哪些學位、官職和獎章，以及為表彰他的功績而授予他的其他榮譽稱号，如此等等。
總之，關于霍利·巴茨爵士的情況，那裡全都有，如果還想了解什麼，那就要去問上帝了。
然而，當我說女人「高度發達」和「極其微妙」時，卻無論是惠特克編的《名人錄》、德布雷特編的《名鑒》，還是各大學的畢業生名冊，都幫不了我的忙&mdash&mdash它們沒法證明我說的話。
遇到這種尴尬事情，我怎麼辦呢？我隻好再次把目光轉向書架。
那裡有約翰遜博士、歌德、卡萊爾、斯特恩、庫珀、雪萊、伏爾泰和勃朗甯等人的傳記。
我開始想到這些名人，想到他們當中有的曾崇拜過女人，有的曾尋找過女人，有的曾和女人一起生活過，有的曾向女人傾訴衷腸，有的曾真心向女人求過愛，有的曾描寫過女人，有的曾信任過女人&hellip&hellip雖然可能出于不同的緣由，但不管怎麼說，反正他們都曾對某個女人有過某種需要，或者說，曾依賴過某個女人。
他們和女人的關系是不是都純屬崇高的柏拉圖式精神戀愛，我不敢肯定，而且即使我肯定，威廉·希克斯爵士大概也會馬上予以否定的。
但是，如果我們堅持說，這些名人想從女人身上得到的不過是一點寬慰、一點嬌媚和一點肉體上的快感，此外什麼也沒有了，那也是大大地冤枉了他們。
他們顯然從女人身上得到過他們那個性别所沒有的東西，那就是女性的天賦&mdash&mdash對此我們用不着引用詩人誇張的語言，隻要冷靜思考一下便會承認，他們曾得到過女性天賦的激發，從而獲得了創作靈感。
不妨想一想，當一個男人推開客廳或者育兒室的門時，他也許會發現，有個女人正和孩子們在一起，或者有個女人正在靜靜地刺繡&mdash&mdash這似乎很簡單，但不管怎麼說，不管生活有多複雜，女人做的事總是生活的根本。
那個男人，他自己的世界可能是法庭或者下議院，而當他看到眼前的這個女人世界和他自己的那個世界适成對照時，他無疑會覺得精神一振，心靈仿佛又獲得了元氣，而這之後，即使在最平常的談話中，他也會感到自己的頭腦好像不再那麼遲鈍了，各種各樣的想法就像剛施過肥的種子一樣不斷萌生。
再說，看到女人用一種和他自己全然不同的方式充實着生活，也會極大地激勵男人的創造力，使他日趨貧瘠的頭腦再度獲得生機&mdash&mdash他很可能會突然想出一句妙語或者構思好某個場景，而在這之前，在他還未戴上帽子去看望某個女人之前，是怎麼也想不出來的。
每一個約翰遜博士都有自己的施萊爾女士，而且都會和他一樣仰慕她，依賴她。
施萊爾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