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話十一上·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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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脈,亦忘之矣。

    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蟊賊。

    餘亦曰,真、行、草書,又隸書之蟊賊也。

    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一出,篆、隸生焉。

    餘以為自漢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隸,第為真、行汨沒,而人自不知耳。

    何以言之?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款識,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

    惟一習真、行,便違篆、隸,真、行之學日深,篆、隸之道日遠,欲求古法,豈可得乎?故世之學者雖多,鮮有得其要領,至視為絕學,有以也夫! 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

    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即瓦當印章以至銅器款識皆然,所謂俯拾即是,都歸自然。

    若唐人則反是,無論玄宗、徐浩、張廷、史惟則、韓擇木、蔡有鄰、梁卿、李權、陸郢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種面貌,既不通《說文》,則别體雜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與漢人迥殊。

    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隸書,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

     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餘答曰,猶之說經,宋儒既立,漢學不行;至本朝顧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至今而大盛也。

     顧南原作《隸辨》,實有功于隸書,近人所學,賴為圭臬。

    惟所引漢碑,半用《字原》、《隸韻》,或無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誤;而翁覃溪先生排擊之,幾至身無完膚,未免過當。

     許叔重雲:“秦滅經書,滌除舊典,官獄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餘亦曰,三國既分,圖籍無征,鐘法一變,遂有真書,流為行草,而隸書由此絕矣。

     ◎書法分南北宗 畫家有南北宗,人盡知之,書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

    嘉慶甲戌春三月,餘至淮陰谒阮雲台先生。

    時先生為七省漕務總督,款留者竟日,論及書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書派論》一篇,其略曰:“書法變遷,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

    蓋由篆變為隸,隸變為真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真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

    南派由鐘繇、衛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鐘繇、衛、索靖及崔悅、盧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顔真卿、柳公權。

    南派不顯于齊、隋,至貞觀初乃大顯。

    太宗獨喜羲、獻之書,至歐陽、虞、褚皆習《蘭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

    然此時王派雖顯,缣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為北派。

    及趙宋閣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

    故窦Н《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于北朝不列一人,其風遷派别,可想見矣。

    不知南北兩派,判若江湖,不相通習。

    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宜于啟牍;北派則中原古法,厚重端嚴,宜于碑榜。

    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不可合而一之也。

    ”真為确論。

    餘以為如蔡、蘇、黃、米及趙松雪、董思翁輩亦昧于此,皆以啟牍之書作碑榜者,已曆千年,則近人有以碑榜之書作啟牍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書 晉、宋、南北齊、梁、陳、隋之間,工書者林立。

    兩晉稱二王之妙,南北重崔、盧之書,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隐居、姚元标、丁道護等,皆其選也。

    據《金石萃編》所載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餘種;近阮宮保、孫淵如、黃小松、趙晉齋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種。

    其間如刁遵、高湛、鄭昭道、元太仆、《啟法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

    惟時值亂離,未遑講論文翰,甚至破體雜出,錯落不檢,而刻工之惡劣,若生平未嘗識字者,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書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

    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顔、柳、李、徐,不相沿襲。

    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人諸碑盡可宗法也。

    大都大曆以前宗歐、褚者多,大曆以後宗顔、李者多,至大中、鹹通之間,則皆習徐浩、蘇靈芝及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