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話三·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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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獨忠懿王後一支最為繁多，以納土于宋，無有兵革，未嘗破家，故合族三千餘人，俱入汴京。
至高宗南渡，仍回臨安，自此散居江、浙。
故江、浙之錢氏視他省為尤盛。
所以譜牒之傳，亦較别家為可信，無有渺茫之言，及歐、蘇、狄青之病也。
然每見讀書人俱不留心，如嶼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後名應龍者，字吟溪，系鹿園支，至方伯為三十一世，誤認奚浦支應隆公為祖，則忽長五世，為武肅王二十六世孫矣。
又黼堂少宰為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後，實三十世，而行狀以為武肅三十三世孫，亦失考之甚。
更有奇者，竹汀宮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為當代之通儒，而不及譜牒一字。
餘嘗親問之，曰：“無稽矣。
”後見《虞山世譜》，知宮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後，有諱浦者，遷嘉定，是即宮詹之所祖也。
◎墓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漢。
碑上有穿，蓋下葬具，并無字也。
其後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刻石埋墓。
此墓志之所由始也。
至東漢漸多，有碑，有诔，有表，有銘，有頌。
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
故凡撰文書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門生故吏，皆刻于碑陰，或别碑，漢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
自此以後，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則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
宋、元以來，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書碑之人矣。
如墓碑之文曰：君諱某字某，其先為某之苗裔，并将其生平政事文章略著于碑，然後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後系之以銘文雲雲。
此墓碑之定體也，唐人撰文皆如此。
至韓昌黎碑志之文，猶不失古法，惟《考功員外盧君墓銘》、《襄陽盧丞墓志》、《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異舊例，先将交情家世叙述，或代他人口氣求銘，然後叙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時偶然變體。
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為例，竟有叙述生平交情之深，往來酬酢之密，娓娓千餘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
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颠連，勞騷抑郁，而借題為發揮者，豈可謂之墓文耶？吾見此等文屬辭雖妙，實乖體例。
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禮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乃得此種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字樣，此是門人輩編輯時據稿本鈔錄，未暇詳考耳。
而後之人習焉不察，以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孫竟即以原稿上石者，實是癡兒說夢矣。
◎四金剛 今寺院門首必設四金剛，即佛家所謂四大天王也。
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時西蕃寇西涼，诏不空和尚入誦仁王密語，神兵見于殿庭。
西涼累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弦，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帥，蕃帥大奔。
由是敕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盂蘭盆會 《舊唐書·王缙傳》載代宗奉佛缙為宰相，嘗七月望日于内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
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号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内陳于寺觀。
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于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
今盂蘭盆會之始也。
◎宋儒 《六經》孔、孟之言，以核《四子書》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
《六經》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謂理具于心，謂性即理。
《六經》言道即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
戴東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義疏證》諸書，專辯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蕭山毛西河善诋宋儒，人所共知。
同時常熟又有劉光被者，亦最喜議論宋儒。
嘗曰：“朱晦庵性不近《詩》而強注《詩》，此《毛詩集傳》所以無用也。
”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顯暢，為胡安國弄得七曲八曲。
”其言類如此。
西河同鄉有韓太青者，著有《說經》二十卷，為西河作解紛，皆平允之論。
◎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即有詩文，詩當始于《三百篇》，一變而為騷賦，再變而為五七言古，三變而為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為詞，詞之餘又變為曲，詩至曲不複能再變矣。
文當始于《尚書》，一變而為《左》、《國》，再變而為秦、漢，三變而為六朝骈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為時藝文，至時藝亦不複能再變矣。
嘗見梨園子弟目不識丁，一上戲場便能知宮商節奏，為忠，為孝，為好，為佞，宛對古人，為一時之名伶也。
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卻是有理。
餘嘗有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
時藝之法一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 董思白雲：“凡作時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無一定也。
”餘在汴梁識海州淩仲子進士，仲子自言嘗從江都黃文學為時藝，乃盡閱有明之文，洞徹底蘊，每語人曰：“時藝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今人辄刺刺言時文者，終于此道未深。
”與思翁之言相合。
◎題目 餘嘗論考試寫題目低兩格，寫文則頂格，皆習焉不察。
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注疏》，豈有注高于經，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
◎紙錢 紙錢之名，始見于《新唐書·王嶼傳》。
蓋漢以來，葬者皆有瘗錢，後裡俗稍以紙剪錢為鬼事。
開元二十六年，嶼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
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範傳正謂顔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錢若水不燒楮镪，邵康節祭祀必用紙錢。
有明以來，又易紙錠、大小元寶，黃白參半，與紙錢并用。
近人又作紙洋錢，鄉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 喪家七七之期，見于《北史》、《魏書》、《北齊書》及韓琦《君臣相遇傳》。
又顧亭林《日知錄》、徐複祚《村老委談》、郎瑛《七修類稿》皆載之。
要皆佛氏之說，無足深考。
惟《臨淮新語》謂始死七日，冀其一陽來複也。
祭于來複之期，即古者招魂之義，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靈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複，則不複矣，生者亦無可如何也。
此說最通。
至高宗南渡，仍回臨安，自此散居江、浙。
故江、浙之錢氏視他省為尤盛。
所以譜牒之傳，亦較别家為可信，無有渺茫之言，及歐、蘇、狄青之病也。
然每見讀書人俱不留心，如嶼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後名應龍者，字吟溪，系鹿園支，至方伯為三十一世，誤認奚浦支應隆公為祖，則忽長五世，為武肅王二十六世孫矣。
又黼堂少宰為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後，實三十世，而行狀以為武肅三十三世孫，亦失考之甚。
更有奇者，竹汀宮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為當代之通儒，而不及譜牒一字。
餘嘗親問之，曰：“無稽矣。
”後見《虞山世譜》，知宮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後，有諱浦者，遷嘉定，是即宮詹之所祖也。
◎墓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漢。
碑上有穿，蓋下葬具，并無字也。
其後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刻石埋墓。
此墓志之所由始也。
至東漢漸多，有碑，有诔，有表，有銘，有頌。
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
故凡撰文書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門生故吏，皆刻于碑陰，或别碑，漢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
自此以後，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則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
宋、元以來，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書碑之人矣。
如墓碑之文曰：君諱某字某，其先為某之苗裔，并将其生平政事文章略著于碑，然後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後系之以銘文雲雲。
此墓碑之定體也，唐人撰文皆如此。
至韓昌黎碑志之文，猶不失古法，惟《考功員外盧君墓銘》、《襄陽盧丞墓志》、《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異舊例，先将交情家世叙述，或代他人口氣求銘，然後叙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時偶然變體。
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為例，竟有叙述生平交情之深，往來酬酢之密，娓娓千餘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
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颠連，勞騷抑郁，而借題為發揮者，豈可謂之墓文耶？吾見此等文屬辭雖妙，實乖體例。
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禮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乃得此種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字樣，此是門人輩編輯時據稿本鈔錄，未暇詳考耳。
而後之人習焉不察，以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孫竟即以原稿上石者，實是癡兒說夢矣。
◎四金剛 今寺院門首必設四金剛，即佛家所謂四大天王也。
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時西蕃寇西涼，诏不空和尚入誦仁王密語，神兵見于殿庭。
西涼累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弦，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帥，蕃帥大奔。
由是敕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盂蘭盆會 《舊唐書·王缙傳》載代宗奉佛缙為宰相，嘗七月望日于内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
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号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内陳于寺觀。
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于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
今盂蘭盆會之始也。
◎宋儒 《六經》孔、孟之言，以核《四子書》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
《六經》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謂理具于心，謂性即理。
《六經》言道即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
戴東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義疏證》諸書，專辯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蕭山毛西河善诋宋儒，人所共知。
同時常熟又有劉光被者，亦最喜議論宋儒。
嘗曰：“朱晦庵性不近《詩》而強注《詩》，此《毛詩集傳》所以無用也。
”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顯暢，為胡安國弄得七曲八曲。
”其言類如此。
西河同鄉有韓太青者，著有《說經》二十卷，為西河作解紛，皆平允之論。
◎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即有詩文，詩當始于《三百篇》，一變而為騷賦，再變而為五七言古，三變而為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為詞，詞之餘又變為曲，詩至曲不複能再變矣。
文當始于《尚書》，一變而為《左》、《國》，再變而為秦、漢，三變而為六朝骈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為時藝文，至時藝亦不複能再變矣。
嘗見梨園子弟目不識丁，一上戲場便能知宮商節奏，為忠，為孝，為好，為佞，宛對古人，為一時之名伶也。
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卻是有理。
餘嘗有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
時藝之法一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 董思白雲：“凡作時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無一定也。
”餘在汴梁識海州淩仲子進士，仲子自言嘗從江都黃文學為時藝，乃盡閱有明之文，洞徹底蘊，每語人曰：“時藝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今人辄刺刺言時文者，終于此道未深。
”與思翁之言相合。
◎題目 餘嘗論考試寫題目低兩格，寫文則頂格，皆習焉不察。
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注疏》，豈有注高于經，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
◎紙錢 紙錢之名，始見于《新唐書·王嶼傳》。
蓋漢以來，葬者皆有瘗錢，後裡俗稍以紙剪錢為鬼事。
開元二十六年，嶼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
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範傳正謂顔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錢若水不燒楮镪，邵康節祭祀必用紙錢。
有明以來，又易紙錠、大小元寶，黃白參半，與紙錢并用。
近人又作紙洋錢，鄉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 喪家七七之期，見于《北史》、《魏書》、《北齊書》及韓琦《君臣相遇傳》。
又顧亭林《日知錄》、徐複祚《村老委談》、郎瑛《七修類稿》皆載之。
要皆佛氏之說，無足深考。
惟《臨淮新語》謂始死七日，冀其一陽來複也。
祭于來複之期，即古者招魂之義，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靈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複，則不複矣，生者亦無可如何也。
此說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