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 武昌起義(二)
關燈
小
中
大
三人被殺,武昌的城門貼有李作棟與他自己(鄧玉麟)的照片。
他改變方針,不經過武昌城而繞道鹦鹉洲與白沙洲去南湖。
他到達南湖之時,已是十九日下午五點。
這時候,城内的同志派來一人,恰好也到,問他在不在南湖,同時傳下命令說:“城内各軍隊定今夜八時起事,要炮隊響應。
”(八時,可能為七時之誤,是傳令的人傳錯的。
) 這一位從城内來的傳令人,可能是蔡濟民所派。
據吳醒漢在《武昌起義三日記》裡說,蔡濟民于正午換班以後告訴吳醒漢:“今夜趁點頭道名時幹起來&hellip&hellip工程營、炮隊我派人去通知,同時發難。
” 熊秉坤在《工程第八營首先發難暨事前布置》裡面說,他(熊秉坤)在十九日上午該營用餐完畢以後,召集各隊代表,“謊謂衆曰,&lsquo今早奉總機關命令,責我工程營首先發難。
&rsquo&hellip&hellip如是,衆韪其言,約定下午三時下晚操發動。
”十二點鐘以後,他和李澤乾冒雨潛入右旗,訪得三十标同志方維、謝湧泉與标代表王文錦,又見到二十九标标代表蔡濟民,向蔡濟民說:“我營決計于下午三時晚操發難,汝标可否響應?”蔡說:“現隻有望汝老哥幹一幹,吾絕對帶領吾隊響應兄營。
” 到了下午三點,長官并不吩咐吹号下晚操,方維與謝湧泉來到工程營探聽消息,秉坤這才和李澤乾與方維、謝湧泉商量好,把時間改為“點頭道名後、二道名前,七時”,方、謝二人回右旗,告訴蔡濟民。
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這一天,有心于在當天晚上起義的,不隻熊秉坤一人。
蔣翊武派了胡培才到各處去傳令;孫武也派了人到各處去傳令,鄧玉麟之所以再去南湖,也正是奉了孫武的意旨而行。
胡祖舜在十八日的夜裡住在沔陽學社,在十九日的早晨,遇到來自塘角的杜昌年同志。
胡祖舜囑咐杜昌年,“利用(武勝門)開城取水時間,設計出城還營,轉達其總代表李鵬升等,務于本晚遵照(八月初三)大會所付予之使命,先行縱火為号,其他各營隊均有聯絡,準可響應。
” 杜昌年在下午兩點離開沔陽學社,出城,回塘角,向李鵬升等人報告。
杜在十九日早晨進城,本是李鵬升派去探聽消息的。
李在十八日原已派了王允中進城領子彈、炸彈、旗幟,王在當天不曾回來。
在杜回來以後,王也乘開城機會回到了塘角。
紮在武勝門外塘角的,是第二十一混成協所屬的第十一辎重隊、第十一工程隊與炮隊第二十一營。
三個單位的共進會總代表是李鵬升,文學社總代表是餘鳳齋。
胡祖舜在《六十談往》裡說:“于是李鵬升、黃恢亞等集合各隊分代表再三密議,一緻決定即晚十時由辎重隊發難,炮工響應。
&hellip&hellip起事之後,即進攻武勝門,以炮隊占領鳳凰山、黃鶴樓、高觀山等處,工程隊擔任掩護。
辎重隊分編二支隊,一支隊由察院坡攻藩署前門,一支隊由司湖襲攻藩署後園。
議定,即派人通信城内各營,屆時以塘角火起為号。
“至六時許,各隊隊官以上在炮隊營署開秘密會議(對付革命黨)。
各同志以機不可失(乘着官長不在部隊),均主提前發動。
“其時适當辎重隊第三排接班查街。
各同志恐兵分力薄,遂一緻贊成乘機先發。
即由李鵬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隊準備動作。
一面密令同志羅全玉首向排長郭某發擊一槍為号,時午後六時零五分鐘也。
“全隊同志聞聲奮起,入軍裝庫搶子彈一箱,當場分發,并往馬号(馬房)以馬草舉火。
“工程隊黃恢亞&hellip&hellip胡亞民&hellip&hellip等立即響應。
&hellip&hellip遂集合編為兩(?)支隊,以李鵬升為正隊長,李樹芬、王允中、楊少芬為參謀,羅全玉、鐘繼武、張瑞廷、冷文梅、晏柏青等為支隊長,率隊向炮隊進攻&hellip&hellip該營管帶張正基知勢不可敵,乘機逃避。
&hellip&hellip惟該營下級官杜瑞镕及守衛司令官王季鵬等各執手槍抵抗,傷辎重同志都全福一人。
經李鵬升率隊進攻,一面沖入該營中隊排長室内,将棉被堆集一處,淋以洋油,取号内挂燈以燃之,煙火蔽空。
&hellip&hellip張正基乃率隊走避于青山附近。
” 胡祖舜關于塘角辎重隊發難經過的記載,是極重要的文獻。
他把羅全玉同志槍擊郭排長的時間,毫不含糊地寫作“午後六時零五分鐘”。
在時間上比起金兆龍、程定國、熊秉坤等同志在城内黃土坡第八鎮工程營之中發難略早。
大家都是為了革命,發難誰先誰後,毫無關系。
最好是,同時在約定的時間發難。
可惜總機關在十八日的夜裡被破,首腦人物已先後或傷或死或逃。
十九日的各方行動,雖則也有熱心同志奔走聯絡,在大體上都是自動地各自為戰。
而且,每一單位的可乘之機迥不相同。
胡祖舜所記載的塘角辎重隊發難的時間,是不是有錯誤的可能?依現存的史料而論,這種錯誤的可能性很小。
李廉方在《辛亥首義史迹》裡面,有下列一句話:“晚,九點多鐘,遙見塘角火起,炮隊發難。
”但是,當時身在南湖炮隊第八标的鄧玉麟,卻在《辛亥武昌起義經過》裡說:“至七時,城内工程營發動。
&hellip&hellip即時,草湖門(武勝門)外塘角混成協炮隊、辎重工程各隊,亦即響應,将營房燒毀。
八時,聞城内發動,玉麟即在炮隊(第八鎮的炮隊第八标)開槍集合。
”由此看來,在南湖的人決不是到了九點多鐘,才看見塘角火起的。
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的“武昌首義之發動”一章裡面說:在阙龍、杜武庫、李鵬升等人所率領的各批同志,先後到達了楚望台軍械所以後,“時三十标代表張鵬程,奉命率士兵二十餘人守通湘門,見塘角火起,亦整隊至(楚望台軍械所)。
”張難先的話,頗為費解。
既然塘角辎重隊的領袖李鵬升已經放了火,率隊在武昌城外繞了一個大圈子,來到了楚望台軍械所,怎麼張鵬程于剛剛遙見塘角火起,從很近的通湘門趕到楚望台軍械所,反而到達該處在李鵬升之後? 事實上,李鵬升在塘角攻了混成協炮隊第十一營以後,集合了一百多人,先到武勝門,進不去,轉而向東,繞過城牆的北面與東面,經過忠孝門、賓陽門到了通湘門,看見通湘門大開,沒有清兵守衛。
這證明了張鵬程早就撇下了通湘門,去楚望台軍械所參加革命了。
張鵬程到達楚望台軍械所,應在李鵬升之前。
李鵬升和他所率領的一百多同志,不願意走進通湘門(懷疑清方對他們使用空城計),仍舊向南走,走到中和門,又不進去。
最後,到了十字街長虹橋,聽到南湖炮聲,才轉而向北,由中和門進城,到楚望台軍械所。
熊秉坤在他的著作裡面,一向強調第八鎮工程營是首先發難的。
但是,他自己在《湖北新軍革命質量暨其經過并駐紮地》一篇文章的附注之中,也承認:“其實該兩隊(混成協辎重隊與工程隊)(發難)最早,恐怕與工程營同時發難,亦未可知。
” 工程營究竟在幾點幾分鐘發難?熊秉坤隻記得是點頭道名之時。
吳醒亞在“武昌起義三日記”卻說得很明白:“&hellip&hellip幸至七點半鐘點名時,聞工程營槍聲&hellip&hellip” 熊秉坤是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生于光緒十一年(1885年),在二十一歲時入伍,參加了日知會。
日知會失敗以後,他銷聲匿迹七年,被選拔入講武堂,畢業,任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班長。
(當時清軍的編制,是每營四隊:左隊、右隊、前隊、後隊。
一個隊相當于今天的一個連。
隊下有排,排下有班。
)辛亥年三月,經友人介紹,與孫武會面,“适覺生(居正)在座,傾談甚快,因亦加入共進會。
” 他在共進會中十分努力,被公推為工程營總代表,後隊的隊代表由他兼任,其後改為金兆龍。
前隊的代表是徐少斌,左隊的代表是羅炳順,右隊的代表是楊金龍。
全營的同志,在辛亥年六七月間,有了一百餘人;到了八月,竟然有了六百四十名左右,足以編成四個“正隊”。
所謂“正隊”,是共進會在湖北的秘密編制,每一正隊,分成三個“支隊”,每個“支隊”的人數是二十人。
原有的四個隊代表,作了“正隊隊長”,下設正隊副隊長。
他自己以總代表的資格,兼為“大隊隊長”,統轄四個正隊,下設參議、參謀、副官、書記、交通員、密探。
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從楊宏勝手中接得若幹子彈。
他在《武昌起義談》裡說:“旋楊宏勝運子彈五排來,乃擇以最勇者人給兩枚,尚餘三枚,自備”;在《工程營首先發難暨事前布置》裡說:“楊宏勝&hellip&hellip将懷中兩盒子彈取出交坤。
&hellip&hellip坤再将子彈兩盒分作四份,按交各隊代表分發,并囑以膽大、平時與官長有仇者,人發兩粒,其餘各隊代表,人得三粒。
坤亦自得六粒,蓋以三粒充響應時向小操場發三響為信号,餘三粒備作帶隊出營時,恐生阻礙,不能不早有預備耳。
” 這一天,八月十八日,在晚上九點半的時候,工程營的官長奉上峰命令,特别戒嚴,把住各排的路口。
士兵們一概不許走出棚室,連廁所也不準去,大小便概用痰盂。
有一位士兵同志任振綱,是共進會的一個支隊長,把熊秉坤分給他的子彈兩顆裝進槍内,也提前把白布纏在右臂(這是革命軍的标識),被排長發現,捉了,禁閉起來。
熊秉坤一夜不曾合眼,于天亮以後、起床号以前,睡着了一刹那。
八月十九日的上午,情勢更加緊張。
他幸好是值班守衛,以正目的身份當“衛舍長”,掌管巡查哨,便利用職權叫李澤乾出外探聽消息。
李回來告訴他,彭、劉、楊三人遇害,各處革命機關都已封閉,各處城門也都關了,巡防營的兵放哨,放到了十五協(二十九标及三十标營地,一稱“右旗”),放到了工程營的左右各街。
十點早餐以後,他召集各隊代表開會,決定在下午三點鐘起義。
大家告訴他,有些同志已經把子彈摔到了茅廁裡,有些同志已經把子彈摔出了牆外,原因是怕子彈被官長搜出。
他命令大家,沒有子彈,也要起義,可以改用刺刀。
有一位同志呂功超,回家中向嫂嫂要來兩盒子彈;這是他的哥哥留交嫂嫂保管的。
哥哥在清将吳元恺身邊當過馬弁,現已去了四川。
另有兩位同志章盛恺和于郁文,向熊秉坤告奮勇,偷得排長的子彈兩盒。
熊秉坤有了這四盒子彈,感覺到起義有了把握。
三點鐘的時候,官長不叫人吹号下操。
熊秉坤與李澤乾及來自三十标的方維、謝湧泉商量的結果,改在下午七點,點了頭道名以後發難。
下午七點,各排各棚點了頭道名。
熊秉坤巡視各棚,走到後隊第一排第三棚熊秉坤自己的棚子,忽然聽見有吆喝的聲音,喊捆的聲音。
走去一看,迎面來了第二排排長陶啟勝,“其行如飛”。
原來,這陶啟勝是十分反對革命的一個排長。
他帶了兩個護兵走到金兆龍同志等人的棚子的門,笑着向金兆龍招手說:“你過來,我有話同你講。
”金兆龍還以為他是好意,甚至企圖轉向革命這一邊來,于是便走了過去,走到棚門口,被陶啟勝一把扭住雙腕,大叫:“你膽頂大,敢造反!”又叫護兵:“把金兆龍捆起來!”護兵不敢動手。
金兆龍一面掙紮,一面向同棚的同志們說:“你們這時候不動手,還要等到什麼時候?”程定國取下槍來,想對着陶啟勝放,又怕傷了金兆龍。
金兆龍順勢奪了槍,倒轉來,用槍托子向陶啟勝的頭一打,打得“血花四迸。
陶呀然一聲,即釋金,捧頭向外樓梯口逃,與(熊秉)坤遇”。
熊秉坤對陶啟勝放了一槍,不曾打中。
以上,是熊秉坤在《工程營首先發難暨事前布置》裡所說。
熊秉坤在他自己的另一篇文章,《武昌起義談》裡面,說法與此稍有不同:第一槍不是他放的,而是程定國放的。
而且,用槍托子打陶啟勝的頭的,不是金兆龍,也是程定國。
關于這城内的第一槍究竟是誰所放,胡祖舜在《武昌開國實錄》裡也說,“金兆龍以時不可失,遂執槍與(陶啟勝)格鬥。
&hellip&hellip程正瀛(定國)适居鄰舍,即開槍助擊。
陶負傷逃,熊秉坤複槍擊之。
” 陶啟勝奔下了樓,與代理管帶(營長)阮榮發相遇。
阮榮發錯認陶啟勝參加了革命,對準陶啟勝連發兩槍,均中了要害。
跟随阮榮發一齊來彈壓的,有右隊隊官黃坤榮與司務長張文濤。
他們想上樓,上不了,熊秉坤與章盛恺、程風林、程定國、金兆龍等與他們對抗。
章盛恺與程風林負傷(其後程風林因傷而死)。
程定國槍法很準,一連打死黃坤榮與張文濤二人。
另一位同志,右隊的呂中秋,打中阮榮發。
阮榮發轉身,向前隊的穿堂亂放,打死一位姓馮的同志,他本人随即也被徐少斌打死。
其他的若幹官長,紛紛逃走。
熊秉坤于是吹了警笛,叫大家集合,來集合的寥寥無幾。
這是因為一則由于嘈雜的聲音太大,二則生死關頭,敢于附和的不多。
熊秉坤率領若幹同志,到本營的軍械庫(不是楚王台的軍械所)找子彈。
子彈早被上峰提走,隻剩下十二把(二十把?)開了口的軍刀。
熊秉坤自己取了一把,其餘的分給各分隊的隊長同志,也交了兩把給方興。
方興本是工程營的學兵,被挑選進了陸軍測繪學堂當學生,是共進會在該校的總代表。
這一天,他回到工程營來,幫助熊秉坤發難,他在陶啟勝抱頭鼠竄之時,摔了一顆炸彈助威。
熊秉坤帶同志到軍需房,房内有一個鐵箱,箱中有幾百塊銀元。
有些人走上前去想拿:韓似信把煤油燈摔進去,點起了火,不
他改變方針,不經過武昌城而繞道鹦鹉洲與白沙洲去南湖。
他到達南湖之時,已是十九日下午五點。
這時候,城内的同志派來一人,恰好也到,問他在不在南湖,同時傳下命令說:“城内各軍隊定今夜八時起事,要炮隊響應。
”(八時,可能為七時之誤,是傳令的人傳錯的。
) 這一位從城内來的傳令人,可能是蔡濟民所派。
據吳醒漢在《武昌起義三日記》裡說,蔡濟民于正午換班以後告訴吳醒漢:“今夜趁點頭道名時幹起來&hellip&hellip工程營、炮隊我派人去通知,同時發難。
” 熊秉坤在《工程第八營首先發難暨事前布置》裡面說,他(熊秉坤)在十九日上午該營用餐完畢以後,召集各隊代表,“謊謂衆曰,&lsquo今早奉總機關命令,責我工程營首先發難。
&rsquo&hellip&hellip如是,衆韪其言,約定下午三時下晚操發動。
”十二點鐘以後,他和李澤乾冒雨潛入右旗,訪得三十标同志方維、謝湧泉與标代表王文錦,又見到二十九标标代表蔡濟民,向蔡濟民說:“我營決計于下午三時晚操發難,汝标可否響應?”蔡說:“現隻有望汝老哥幹一幹,吾絕對帶領吾隊響應兄營。
” 到了下午三點,長官并不吩咐吹号下晚操,方維與謝湧泉來到工程營探聽消息,秉坤這才和李澤乾與方維、謝湧泉商量好,把時間改為“點頭道名後、二道名前,七時”,方、謝二人回右旗,告訴蔡濟民。
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這一天,有心于在當天晚上起義的,不隻熊秉坤一人。
蔣翊武派了胡培才到各處去傳令;孫武也派了人到各處去傳令,鄧玉麟之所以再去南湖,也正是奉了孫武的意旨而行。
胡祖舜在十八日的夜裡住在沔陽學社,在十九日的早晨,遇到來自塘角的杜昌年同志。
胡祖舜囑咐杜昌年,“利用(武勝門)開城取水時間,設計出城還營,轉達其總代表李鵬升等,務于本晚遵照(八月初三)大會所付予之使命,先行縱火為号,其他各營隊均有聯絡,準可響應。
” 杜昌年在下午兩點離開沔陽學社,出城,回塘角,向李鵬升等人報告。
杜在十九日早晨進城,本是李鵬升派去探聽消息的。
李在十八日原已派了王允中進城領子彈、炸彈、旗幟,王在當天不曾回來。
在杜回來以後,王也乘開城機會回到了塘角。
紮在武勝門外塘角的,是第二十一混成協所屬的第十一辎重隊、第十一工程隊與炮隊第二十一營。
三個單位的共進會總代表是李鵬升,文學社總代表是餘鳳齋。
胡祖舜在《六十談往》裡說:“于是李鵬升、黃恢亞等集合各隊分代表再三密議,一緻決定即晚十時由辎重隊發難,炮工響應。
&hellip&hellip起事之後,即進攻武勝門,以炮隊占領鳳凰山、黃鶴樓、高觀山等處,工程隊擔任掩護。
辎重隊分編二支隊,一支隊由察院坡攻藩署前門,一支隊由司湖襲攻藩署後園。
議定,即派人通信城内各營,屆時以塘角火起為号。
“至六時許,各隊隊官以上在炮隊營署開秘密會議(對付革命黨)。
各同志以機不可失(乘着官長不在部隊),均主提前發動。
“其時适當辎重隊第三排接班查街。
各同志恐兵分力薄,遂一緻贊成乘機先發。
即由李鵬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隊準備動作。
一面密令同志羅全玉首向排長郭某發擊一槍為号,時午後六時零五分鐘也。
“全隊同志聞聲奮起,入軍裝庫搶子彈一箱,當場分發,并往馬号(馬房)以馬草舉火。
“工程隊黃恢亞&hellip&hellip胡亞民&hellip&hellip等立即響應。
&hellip&hellip遂集合編為兩(?)支隊,以李鵬升為正隊長,李樹芬、王允中、楊少芬為參謀,羅全玉、鐘繼武、張瑞廷、冷文梅、晏柏青等為支隊長,率隊向炮隊進攻&hellip&hellip該營管帶張正基知勢不可敵,乘機逃避。
&hellip&hellip惟該營下級官杜瑞镕及守衛司令官王季鵬等各執手槍抵抗,傷辎重同志都全福一人。
經李鵬升率隊進攻,一面沖入該營中隊排長室内,将棉被堆集一處,淋以洋油,取号内挂燈以燃之,煙火蔽空。
&hellip&hellip張正基乃率隊走避于青山附近。
” 胡祖舜關于塘角辎重隊發難經過的記載,是極重要的文獻。
他把羅全玉同志槍擊郭排長的時間,毫不含糊地寫作“午後六時零五分鐘”。
在時間上比起金兆龍、程定國、熊秉坤等同志在城内黃土坡第八鎮工程營之中發難略早。
大家都是為了革命,發難誰先誰後,毫無關系。
最好是,同時在約定的時間發難。
可惜總機關在十八日的夜裡被破,首腦人物已先後或傷或死或逃。
十九日的各方行動,雖則也有熱心同志奔走聯絡,在大體上都是自動地各自為戰。
而且,每一單位的可乘之機迥不相同。
胡祖舜所記載的塘角辎重隊發難的時間,是不是有錯誤的可能?依現存的史料而論,這種錯誤的可能性很小。
李廉方在《辛亥首義史迹》裡面,有下列一句話:“晚,九點多鐘,遙見塘角火起,炮隊發難。
”但是,當時身在南湖炮隊第八标的鄧玉麟,卻在《辛亥武昌起義經過》裡說:“至七時,城内工程營發動。
&hellip&hellip即時,草湖門(武勝門)外塘角混成協炮隊、辎重工程各隊,亦即響應,将營房燒毀。
八時,聞城内發動,玉麟即在炮隊(第八鎮的炮隊第八标)開槍集合。
”由此看來,在南湖的人決不是到了九點多鐘,才看見塘角火起的。
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的“武昌首義之發動”一章裡面說:在阙龍、杜武庫、李鵬升等人所率領的各批同志,先後到達了楚望台軍械所以後,“時三十标代表張鵬程,奉命率士兵二十餘人守通湘門,見塘角火起,亦整隊至(楚望台軍械所)。
”張難先的話,頗為費解。
既然塘角辎重隊的領袖李鵬升已經放了火,率隊在武昌城外繞了一個大圈子,來到了楚望台軍械所,怎麼張鵬程于剛剛遙見塘角火起,從很近的通湘門趕到楚望台軍械所,反而到達該處在李鵬升之後? 事實上,李鵬升在塘角攻了混成協炮隊第十一營以後,集合了一百多人,先到武勝門,進不去,轉而向東,繞過城牆的北面與東面,經過忠孝門、賓陽門到了通湘門,看見通湘門大開,沒有清兵守衛。
這證明了張鵬程早就撇下了通湘門,去楚望台軍械所參加革命了。
張鵬程到達楚望台軍械所,應在李鵬升之前。
李鵬升和他所率領的一百多同志,不願意走進通湘門(懷疑清方對他們使用空城計),仍舊向南走,走到中和門,又不進去。
最後,到了十字街長虹橋,聽到南湖炮聲,才轉而向北,由中和門進城,到楚望台軍械所。
熊秉坤在他的著作裡面,一向強調第八鎮工程營是首先發難的。
但是,他自己在《湖北新軍革命質量暨其經過并駐紮地》一篇文章的附注之中,也承認:“其實該兩隊(混成協辎重隊與工程隊)(發難)最早,恐怕與工程營同時發難,亦未可知。
” 工程營究竟在幾點幾分鐘發難?熊秉坤隻記得是點頭道名之時。
吳醒亞在“武昌起義三日記”卻說得很明白:“&hellip&hellip幸至七點半鐘點名時,聞工程營槍聲&hellip&hellip” 熊秉坤是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生于光緒十一年(1885年),在二十一歲時入伍,參加了日知會。
日知會失敗以後,他銷聲匿迹七年,被選拔入講武堂,畢業,任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班長。
(當時清軍的編制,是每營四隊:左隊、右隊、前隊、後隊。
一個隊相當于今天的一個連。
隊下有排,排下有班。
)辛亥年三月,經友人介紹,與孫武會面,“适覺生(居正)在座,傾談甚快,因亦加入共進會。
” 他在共進會中十分努力,被公推為工程營總代表,後隊的隊代表由他兼任,其後改為金兆龍。
前隊的代表是徐少斌,左隊的代表是羅炳順,右隊的代表是楊金龍。
全營的同志,在辛亥年六七月間,有了一百餘人;到了八月,竟然有了六百四十名左右,足以編成四個“正隊”。
所謂“正隊”,是共進會在湖北的秘密編制,每一正隊,分成三個“支隊”,每個“支隊”的人數是二十人。
原有的四個隊代表,作了“正隊隊長”,下設正隊副隊長。
他自己以總代表的資格,兼為“大隊隊長”,統轄四個正隊,下設參議、參謀、副官、書記、交通員、密探。
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從楊宏勝手中接得若幹子彈。
他在《武昌起義談》裡說:“旋楊宏勝運子彈五排來,乃擇以最勇者人給兩枚,尚餘三枚,自備”;在《工程營首先發難暨事前布置》裡說:“楊宏勝&hellip&hellip将懷中兩盒子彈取出交坤。
&hellip&hellip坤再将子彈兩盒分作四份,按交各隊代表分發,并囑以膽大、平時與官長有仇者,人發兩粒,其餘各隊代表,人得三粒。
坤亦自得六粒,蓋以三粒充響應時向小操場發三響為信号,餘三粒備作帶隊出營時,恐生阻礙,不能不早有預備耳。
” 這一天,八月十八日,在晚上九點半的時候,工程營的官長奉上峰命令,特别戒嚴,把住各排的路口。
士兵們一概不許走出棚室,連廁所也不準去,大小便概用痰盂。
有一位士兵同志任振綱,是共進會的一個支隊長,把熊秉坤分給他的子彈兩顆裝進槍内,也提前把白布纏在右臂(這是革命軍的标識),被排長發現,捉了,禁閉起來。
熊秉坤一夜不曾合眼,于天亮以後、起床号以前,睡着了一刹那。
八月十九日的上午,情勢更加緊張。
他幸好是值班守衛,以正目的身份當“衛舍長”,掌管巡查哨,便利用職權叫李澤乾出外探聽消息。
李回來告訴他,彭、劉、楊三人遇害,各處革命機關都已封閉,各處城門也都關了,巡防營的兵放哨,放到了十五協(二十九标及三十标營地,一稱“右旗”),放到了工程營的左右各街。
十點早餐以後,他召集各隊代表開會,決定在下午三點鐘起義。
大家告訴他,有些同志已經把子彈摔到了茅廁裡,有些同志已經把子彈摔出了牆外,原因是怕子彈被官長搜出。
他命令大家,沒有子彈,也要起義,可以改用刺刀。
有一位同志呂功超,回家中向嫂嫂要來兩盒子彈;這是他的哥哥留交嫂嫂保管的。
哥哥在清将吳元恺身邊當過馬弁,現已去了四川。
另有兩位同志章盛恺和于郁文,向熊秉坤告奮勇,偷得排長的子彈兩盒。
熊秉坤有了這四盒子彈,感覺到起義有了把握。
三點鐘的時候,官長不叫人吹号下操。
熊秉坤與李澤乾及來自三十标的方維、謝湧泉商量的結果,改在下午七點,點了頭道名以後發難。
下午七點,各排各棚點了頭道名。
熊秉坤巡視各棚,走到後隊第一排第三棚熊秉坤自己的棚子,忽然聽見有吆喝的聲音,喊捆的聲音。
走去一看,迎面來了第二排排長陶啟勝,“其行如飛”。
原來,這陶啟勝是十分反對革命的一個排長。
他帶了兩個護兵走到金兆龍同志等人的棚子的門,笑着向金兆龍招手說:“你過來,我有話同你講。
”金兆龍還以為他是好意,甚至企圖轉向革命這一邊來,于是便走了過去,走到棚門口,被陶啟勝一把扭住雙腕,大叫:“你膽頂大,敢造反!”又叫護兵:“把金兆龍捆起來!”護兵不敢動手。
金兆龍一面掙紮,一面向同棚的同志們說:“你們這時候不動手,還要等到什麼時候?”程定國取下槍來,想對着陶啟勝放,又怕傷了金兆龍。
金兆龍順勢奪了槍,倒轉來,用槍托子向陶啟勝的頭一打,打得“血花四迸。
陶呀然一聲,即釋金,捧頭向外樓梯口逃,與(熊秉)坤遇”。
熊秉坤對陶啟勝放了一槍,不曾打中。
以上,是熊秉坤在《工程營首先發難暨事前布置》裡所說。
熊秉坤在他自己的另一篇文章,《武昌起義談》裡面,說法與此稍有不同:第一槍不是他放的,而是程定國放的。
而且,用槍托子打陶啟勝的頭的,不是金兆龍,也是程定國。
關于這城内的第一槍究竟是誰所放,胡祖舜在《武昌開國實錄》裡也說,“金兆龍以時不可失,遂執槍與(陶啟勝)格鬥。
&hellip&hellip程正瀛(定國)适居鄰舍,即開槍助擊。
陶負傷逃,熊秉坤複槍擊之。
” 陶啟勝奔下了樓,與代理管帶(營長)阮榮發相遇。
阮榮發錯認陶啟勝參加了革命,對準陶啟勝連發兩槍,均中了要害。
跟随阮榮發一齊來彈壓的,有右隊隊官黃坤榮與司務長張文濤。
他們想上樓,上不了,熊秉坤與章盛恺、程風林、程定國、金兆龍等與他們對抗。
章盛恺與程風林負傷(其後程風林因傷而死)。
程定國槍法很準,一連打死黃坤榮與張文濤二人。
另一位同志,右隊的呂中秋,打中阮榮發。
阮榮發轉身,向前隊的穿堂亂放,打死一位姓馮的同志,他本人随即也被徐少斌打死。
其他的若幹官長,紛紛逃走。
熊秉坤于是吹了警笛,叫大家集合,來集合的寥寥無幾。
這是因為一則由于嘈雜的聲音太大,二則生死關頭,敢于附和的不多。
熊秉坤率領若幹同志,到本營的軍械庫(不是楚王台的軍械所)找子彈。
子彈早被上峰提走,隻剩下十二把(二十把?)開了口的軍刀。
熊秉坤自己取了一把,其餘的分給各分隊的隊長同志,也交了兩把給方興。
方興本是工程營的學兵,被挑選進了陸軍測繪學堂當學生,是共進會在該校的總代表。
這一天,他回到工程營來,幫助熊秉坤發難,他在陶啟勝抱頭鼠竄之時,摔了一顆炸彈助威。
熊秉坤帶同志到軍需房,房内有一個鐵箱,箱中有幾百塊銀元。
有些人走上前去想拿:韓似信把煤油燈摔進去,點起了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