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 武昌起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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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社與共進會的聯合,經過雙方主要人物多次見面密談,終于在七月初旬實現。

    雙方公推:文學社的社長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的湖北主盟人孫武為“參謀長”,以劉堯澂、蔡濟民、吳醒漢、杜武庫、蔡大輔、祝制六、王文錦、徐達明等人為參謀,丁立中、潘公複、查光佛、牟鴻勳等人為秘書,楊時傑、楊玉如等人任“内政”,李作棟任“财政”,楊宏勝任“交通”,鄧玉麟任“傳令”。

     雙方決定:以文學社的總機關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為“臨時總司令部”,共進會的總機關漢口長清裡九十八号為“政治籌備處”,增設制造炸彈的機關于漢口寶善裡十四号,由孫武主持。

     經費是一個重要問題。

    譚人鳳交給居正的八百元,早已用完。

    居正與焦達峰設計盜取蕲春洗馬坡達城廟的金菩薩,又功敗垂成。

    鄒永成想竊取他伯母的積蓄,也未能得手。

    最後,劉仲文從襄陽家中帶了五千兩銀子來漢口,準備去京城捐一個官(清廷賣官鬻爵,有銀子便可以納捐,換取一個官銜,甚至官職),劉仲文在這時候已經是共進會的第三任會長,未必真想捐官,但也始終不肯痛快地把這五千兩銀子拿出來,給大家作為革命的經費。

    彭楚藩叫楊玉如騙劉仲文親筆抄寫革命宣傳品,抄好以後,彭楚藩就拿它在手,以向官廳告密作為要挾,逼劉仲文拿出了銀子。

    于是,經費問題獲得解決。

     有了劉仲文的五千兩銀子作為經費,大家便在武昌、漢口添設了若幹機關,又派了居正與楊玉如二人于七月二十四日啟程去上海買手槍,同時請黃興、宋教仁與譚人鳳三人來武漢,領導起義。

     居、楊二人到上海,交了一千元給陳其美,請他代買手槍,拜訪宋教仁、譚人鳳,請他們去武漢;也寫了信給黃興,托呂天民帶往香港面交。

     楊玉如在上海等待到八月初七,先回。

    居正在上海等待到八月中秋,陳其美還不曾把手槍買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黃興回信給居正說,起義的日期不可太早,應該定在九月十三日,到時候各省一齊動手。

    宋、譚二人答應居正在八月十六日的晚上啟程,到了當天的早上宋教仁說患了感冒,主張延期。

    (事實是,胡瑛托人帶信給他,反對在這時候起義,勸他不要去。

    ) 黃興在接到居正的信以後,于八月十四日先打了一個電報報告孫中山,打給當時在美國舊金山的馮自由托他轉發。

    電文說:“居正由武昌到滬,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彙款應急”,同時也寫了一封詳細的信給馮自由,說明武漢同志急于乘四川保路風潮的機會而發難,希望孫中山籌二十萬元,或至少四五萬元的款子。

    黃興說,款子一到,他本人便經由上海,前往武漢。

     陳其美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把手槍買齊,裝置在沙發椅之中運上船。

    居正與譚人鳳乘船西上,于八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經過九江,看見武漢來的船上充滿了“逃難的人”,打聽了一下,才知道武漢三埠已為革命軍占領。

     居、譚二人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左右到達漢口,在長清裡九十八号見到孫武。

    孫武“仰卧榻上,面塗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語如常”。

    “各同志诘以遲歸原因,餘(居正)略告之,并指沙發椅内藏手槍之秘窾,取沙發拆之,手槍畢現,各拾其一,納諸懷中。

    ” 當天,居、譚二人渡江到武昌,在都督府見了黎元洪,也見了劉仲文。

    “劉仲文在謀略處,忙迫異常。

    ”“餘(居正)力主出兵,擊走大智門負隅之殘敵,衆是之。

    乃拟定計劃,請黎下命。

    餘與石屏(譚人鳳)假寐于都督府,以觇翌日之動作。

    ” 孫中山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晨十一點鐘,在美國中部科羅拉多州丹佛城(Denver,Colorado)看報紙,報紙上說:“武昌為革命黨占領”。

    孫中山本在躊躇。

    如何回答黃興托了馮自由轉來的電報,到了這時候便毋庸再躊躇了。

     原來,“十餘日前,(孫中山)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此地(丹佛),而密電碼則置于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

    是夕(10月11日之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

    &hellip&hellip思無法可得款,随欲拟電複之,令勿動。

    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複之。

    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hellip&hellip坐下一展報紙&hellip&hellip,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複電,已為之冰釋矣。

    ” 武漢同志在推派居正、楊玉如二人去上海購買手槍,邀請黃興、譚人鳳、宋教仁之時,還不曾确定起義的日期。

    他們在原則上決定,起義的日期越早越好。

     然而,居正遲遲未回,武漢的風聲日緊,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已經把革命同志最多的三十一标全數帶走四川,三十二标也被他帶走了第一營(第二營開去宜昌,第三營開去施南)。

    并且,混成協的四十一标,也有兩營被瑞澂調離武昌(第一營開往宜昌沙市,第二營開往嶽州)。

    第八鎮馬隊第八标也有一營被調去襄陽。

    清吏的如此種種措施,雖不足以有效防止革命的爆發,卻使得同志們顧慮到:倘若再有若幹部隊被調走,則雖能順利起義而未必守得住武漢,更未必能夠由武漢北上,向中原伸展。

     在此以前,武漢紳民于六月間已經開過保路的大會,推派劉心源、密昌墀、張伯烈、夏道南等四人赴京請願。

    文學社的喉舌《大江報》曾經為了詹大悲的一篇社論《大亂者,救中國之良藥也》與何海鳴的一篇《亡中國者,和平也》,而被清吏封閉。

    清吏并且逮捕了詹、何二人。

     革命的高潮一漲再漲,在七月底八月初,可說是到了飽和點,一般同志都不願意再等。

    于是,孫武、劉堯澂等便在八月初三(9月24日)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開了一次會。

    出席的人是:參謀長孫武,參謀劉堯澂、蔡濟民、杜武庫、蔡大輔、王守愚,交通楊宏勝,傳令鄧玉麟,與各部隊學堂的代表彭楚藩、胡玉珍、馬榮、徐萬年等,一共三十一位。

    這一次會,從上午開到下午一點鐘,由孫武主席(蔣翊武這時候已經随軍開往嶽州),議決了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的晚間起義。

     為什麼他們定在這個日子呢?一是,民間自從劉福通、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以來,一向有“八月十五殺鞑子”的傳說。

    二是,焦達峰和孫武等人暗中有個約定,湖南的同志也在八月十五日起義。

     不料,在八月初三當天的下午,第八鎮炮隊第八标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位同志梅青福(河南人)被長官逼迫請了長假,孟華成、霍殿臣、錢芸生等同志設宴為他餞行。

    席間,大家慷慨悲歌,引起排長劉步雲的幹涉,大家不理,劉排長于是報告某隊官,某隊官準備打他們軍棍。

    霍殿臣與錢芸生一時氣憤,把炮取出,到子彈庫找炮彈。

    孟華成阻止他們,反而傷了自己的手指。

    管帶(營長)姜明經聽到消息,調馬隊來彈壓,霍殿臣、錢芸生、孟華成與其他幾個同志隻得帶槍逃走。

    孟華成走到同興學舍來報告,遇到孫武、鄧玉麟等六七位同志,孫武決定提早在當天立刻起義。

     孫武正一面下令,一面準備離開同興學舍,渡江去漢口布置一切,劉堯澂恰好也來到了同興學舍。

    劉主張慎重,先叫孟華成回炮隊第八标看看情形,是否全标皆已發動。

    倘若如此,那就由孫武下令在今天各部隊學堂一齊起義;倘若事件限于一棚一排,那隻有仍照原定的日期(八月十五)起義。

    孟華成回去打聽了一下,果然事件未曾擴大,僅限于一棚而已。

     炮标(第八鎮炮隊第八标)的事件雖則不曾擴大,瑞澂以下的大小官吏卻十分緊張。

    瑞澂本人每隔一晚就睡在楚同兵艦,軍隊各單位的彈藥一律收藏起來,各碼頭嚴格檢查行人,各學堂學生一律不準出校。

    有些官吏,紛紛把家眷送到漢口租界上去。

    有錢而怕死的老百姓們,也大搬其家。

    “八月十五殺鞑子”的傳說,一變而成謠言,再變而成口号。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瑞澂下令,中秋節提前一天,而八月十五不許放假。

     焦達峰送了信來給孫武,說湖南方面趕不及在八月十五起義,必須延遲到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

    孫武于是又和劉堯澂、鄧玉麟等再在八月初七日舉行一次會議,決定把起義的日期改在二十五日。

    會後,派人送信到嶽州,叫蔣翊武回武昌,也打了電報給居正,叫他與譚人鳳、宋教仁乘輪同來。

     蔣翊武在十八日上午到達武昌,到小朝街八十五号與劉堯澂會面。

    劉堯澂告訴他,楊玉如已經回來,居正尚在上海,黃興主張延期到九月十三,各省一齊發動,但是武漢的同志認為太遲。

    蔣翊武考慮了很久,未作結論。

    王憲章、彭楚藩、江國光、張鵬程、張廷輔等幾位,也陸續來到小朝街,大家談論到下午五點鐘左右,忽然邢伯謙與鄧玉麟二人“倉皇來告,漢口機關破露”。

     原來,這一天上午,孫武和鄧玉麟、丁笏堂在漢口寶善裡十四号把炸藥裝進大鐵罐。

    炸藥是黃複生和喻培倫當年于赴京謀炸攝政王以前,在漢口準備炸端方未成而留下來的。

    大鐵罐有三個,每個可以裝五六磅炸藥。

    同志們現在的計劃,是做好這三個大炸彈,于起義之時從瑞澂的總督衙門的後圍牆對面的“武昌帽店”樓上摔進去,炸瑞澂的卧房。

    孫、鄧二人埋頭工作,到了正午左右,鄧玉麟有事外出,劉仲文的弟弟劉同口含香煙走了進來,上樓欣賞孫武的制彈技術。

    這劉同糊裡糊塗地把香煙灰丢在盛炸藥的面盆裡,引起了火,燒傷孫武的臉,而且滿屋子煙霧彌漫。

    丁笏堂慌忙把孫武的頭臉用布蒙了,送到同仁裡日本醫院,醫院不肯收留,又送到共和裡一個同志(李作棟)的家中,才把孫武安頓下來。

    (這是鄧玉麟的說法。

    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裡面說:把孫武的頭臉蒙起來的,是李作棟,送孫武到共和裡的,是汪性堂與陳光楚。

    孫武在共和裡的“親戚”那裡躲了一陣,最後被送到日本人的同仁醫院,同仁醫院不但肯将孫武收留,而且願負保護之責。

    ) 鄧玉麟回到寶善裡,看見俄國巡捕已經把寶善裡的口子守住。

    他夾在衆人裡面混進去,才知道失了事,趕快渡江到武昌,在輪渡上遇到邢伯謙與謝石欽、牟鴻勳、梅寶玑,聽到他們說,劉同與住在斜對門(寶善裡十一号)屋子裡的劉仲文的小老婆(李貞清)都被捉了去。

    機關裡的名冊、旗幟、文告,也統統被巡捕拿了去(轉交給清吏)。

     鄧玉麟和邢伯謙到了小朝街八十五号,把漢口的事告訴蔣翊武等人。

    蔣翊武和大家商量,劉堯澂與鄧玉麟堅決主張提前在當天夜晚起義。

    蔣翊武指着炸彈箱問劉堯澂:“制好了沒有?”劉說:“已經制好的,分發了各營。

    其餘的等待裝&lsquo底管&rsquo。

    ”蔣翊武又問:“方略(作戰計劃)準備了沒有?地圖準備了沒有?”劉堯澂聽了,便從一個盒子裡拿出方略與地圖來給他看。

    蔣翊武說:“好!”就決定了在當天夜間十二點鐘起義,立刻起草作戰命令,起草好了,由大家寫了若幹份,指派專人,分送各部隊與各(陸軍)學堂。

     命令的全文共有十條,其中第三條分為甲、乙、丙、丁等十項。

    在叙述此項命令以前,我先把當時清軍在武漢的分布情形簡單地說一說。

    清軍在武漢的,分為第八鎮、第二十一混成協、巡防營、水師四大單位。

    第八鎮的統制是張彪,屬下有兩個步兵協(每協有兩個标,每标有三個營,每營有四個隊),另有馬隊(騎兵)與炮隊各一标(其中馬隊有一營開往襄陽),工程與辎重各一營,憲兵一營,教練隊一營。

    其中第十五步兵協有一個營在襄陽鄖陽,第十六步兵協有四個營到了四川,一個營到了宜昌,隻剩下一營尚未出發。

    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協統是黎元洪,屬下有步兵兩個标(其中有三個營在武漢),加上馬隊與炮隊各一營,工程與辎重各一隊(連)。

    巡防營在原則上歸瑞澂以湖廣總督的身份(湖北此時不設巡撫)直接統率,共有五營,稱為五路,其中隻有第一路駐在武漢。

    水師的統領是陳得龍,屬下也有五路,隻有一路駐在漢陽。

     上述這些兵力,單就留在武漢的而論,共有二十三個營與兩個隊。

     在革命同志這一方面,除了京山天門一帶的會黨與各學堂的同情革命的學生以外,所有的力量,實際上均潛藏在清軍的内部。

    武漢清軍的總人數,假定以每營五百人計算,有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人。

    其中,共進會會員與文學社社員加起來,便不在五千人以下。

    共進會的會員總數約有兩千人,文學社的社員總數(據李廉方說)有五千人,合起來是七千人。

    在這七千人之中,誠然有不少是屬于去了四川的第三十一标與第三十二标,以及開往宜昌、嶽州的第四十一标的第一營與第二營,剩下來仍在武漢的,應該有五千人以上。

    以五千個同志領導清軍之中六七千的非同志,控制不足一千的旗人兵(包括滿洲旗人與漢軍旗人),勝負似乎可以預蔔。

     然而,革命同志人數雖多,卻并無子彈。

    因此之故,命令第三條的甲項,要第八鎮工程營占領楚望台軍械庫,命令第四條也是要第八鎮炮隊第八标分出一個營的力量(第一營),第二十九标第二營分出一個隊(後隊),于進城以後占領楚望台。

     這命令所根據的“方略”是:各部隊同志分别控制其部隊,利用清軍原有的編制進行作戰。

    每個部隊的指揮官,以共進會或文學社的代表來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隊長。

    這樣,革命軍并非另成一軍,而是化清軍為革命軍,與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革命同志作若幹隊“選鋒”單獨發難,與清軍對壘的情形,恰好相反。

     現在,把清軍在武漢的軍隊,與起義之時共進會與文學社的标營代表,分列如下: 蔣翊武在八月十八日下午五點鐘所發的命令,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