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 武昌起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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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社與共進會的聯合，經過雙方主要人物多次見面密談，終于在七月初旬實現。
雙方公推：文學社的社長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的湖北主盟人孫武為“參謀長”，以劉堯澂、蔡濟民、吳醒漢、杜武庫、蔡大輔、祝制六、王文錦、徐達明等人為參謀，丁立中、潘公複、查光佛、牟鴻勳等人為秘書，楊時傑、楊玉如等人任“内政”，李作棟任“财政”，楊宏勝任“交通”，鄧玉麟任“傳令”。
雙方決定：以文學社的總機關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為“臨時總司令部”，共進會的總機關漢口長清裡九十八号為“政治籌備處”，增設制造炸彈的機關于漢口寶善裡十四号，由孫武主持。
經費是一個重要問題。
譚人鳳交給居正的八百元，早已用完。
居正與焦達峰設計盜取蕲春洗馬坡達城廟的金菩薩，又功敗垂成。
鄒永成想竊取他伯母的積蓄，也未能得手。
最後，劉仲文從襄陽家中帶了五千兩銀子來漢口，準備去京城捐一個官（清廷賣官鬻爵，有銀子便可以納捐，換取一個官銜，甚至官職），劉仲文在這時候已經是共進會的第三任會長，未必真想捐官，但也始終不肯痛快地把這五千兩銀子拿出來，給大家作為革命的經費。
彭楚藩叫楊玉如騙劉仲文親筆抄寫革命宣傳品，抄好以後，彭楚藩就拿它在手，以向官廳告密作為要挾，逼劉仲文拿出了銀子。
于是，經費問題獲得解決。
有了劉仲文的五千兩銀子作為經費，大家便在武昌、漢口添設了若幹機關，又派了居正與楊玉如二人于七月二十四日啟程去上海買手槍，同時請黃興、宋教仁與譚人鳳三人來武漢，領導起義。
居、楊二人到上海，交了一千元給陳其美，請他代買手槍，拜訪宋教仁、譚人鳳，請他們去武漢；也寫了信給黃興，托呂天民帶往香港面交。
楊玉如在上海等待到八月初七，先回。
居正在上海等待到八月中秋，陳其美還不曾把手槍買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黃興回信給居正說，起義的日期不可太早，應該定在九月十三日，到時候各省一齊動手。
宋、譚二人答應居正在八月十六日的晚上啟程，到了當天的早上宋教仁說患了感冒，主張延期。
（事實是，胡瑛托人帶信給他，反對在這時候起義，勸他不要去。
） 黃興在接到居正的信以後，于八月十四日先打了一個電報報告孫中山，打給當時在美國舊金山的馮自由托他轉發。
電文說：“居正由武昌到滬，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彙款應急”，同時也寫了一封詳細的信給馮自由，說明武漢同志急于乘四川保路風潮的機會而發難，希望孫中山籌二十萬元，或至少四五萬元的款子。
黃興說，款子一到，他本人便經由上海，前往武漢。
陳其美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把手槍買齊，裝置在沙發椅之中運上船。
居正與譚人鳳乘船西上，于八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經過九江，看見武漢來的船上充滿了“逃難的人”，打聽了一下，才知道武漢三埠已為革命軍占領。
居、譚二人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左右到達漢口，在長清裡九十八号見到孫武。
孫武“仰卧榻上，面塗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語如常”。
“各同志诘以遲歸原因，餘（居正）略告之，并指沙發椅内藏手槍之秘窾，取沙發拆之，手槍畢現，各拾其一，納諸懷中。
” 當天，居、譚二人渡江到武昌，在都督府見了黎元洪，也見了劉仲文。
“劉仲文在謀略處，忙迫異常。
”“餘（居正）力主出兵，擊走大智門負隅之殘敵，衆是之。
乃拟定計劃，請黎下命。
餘與石屏（譚人鳳）假寐于都督府，以觇翌日之動作。
” 孫中山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晨十一點鐘，在美國中部科羅拉多州丹佛城（Denver,Colorado）看報紙，報紙上說：“武昌為革命黨占領”。
孫中山本在躊躇。
如何回答黃興托了馮自由轉來的電報，到了這時候便毋庸再躊躇了。
原來，“十餘日前，（孫中山）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此地（丹佛），而密電碼則置于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
是夕（10月11日之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
&hellip&hellip思無法可得款，随欲拟電複之，令勿動。
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複之。
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hellip&hellip坐下一展報紙&hellip&hellip，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複電，已為之冰釋矣。
” 武漢同志在推派居正、楊玉如二人去上海購買手槍，邀請黃興、譚人鳳、宋教仁之時，還不曾确定起義的日期。
他們在原則上決定，起義的日期越早越好。
然而，居正遲遲未回，武漢的風聲日緊，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已經把革命同志最多的三十一标全數帶走四川，三十二标也被他帶走了第一營（第二營開去宜昌，第三營開去施南）。
并且，混成協的四十一标，也有兩營被瑞澂調離武昌（第一營開往宜昌沙市，第二營開往嶽州）。
第八鎮馬隊第八标也有一營被調去襄陽。
清吏的如此種種措施，雖不足以有效防止革命的爆發，卻使得同志們顧慮到：倘若再有若幹部隊被調走，則雖能順利起義而未必守得住武漢，更未必能夠由武漢北上，向中原伸展。
在此以前，武漢紳民于六月間已經開過保路的大會，推派劉心源、密昌墀、張伯烈、夏道南等四人赴京請願。
文學社的喉舌《大江報》曾經為了詹大悲的一篇社論《大亂者，救中國之良藥也》與何海鳴的一篇《亡中國者，和平也》，而被清吏封閉。
清吏并且逮捕了詹、何二人。
革命的高潮一漲再漲，在七月底八月初，可說是到了飽和點，一般同志都不願意再等。
于是，孫武、劉堯澂等便在八月初三（9月24日）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開了一次會。
出席的人是：參謀長孫武，參謀劉堯澂、蔡濟民、杜武庫、蔡大輔、王守愚，交通楊宏勝，傳令鄧玉麟，與各部隊學堂的代表彭楚藩、胡玉珍、馬榮、徐萬年等，一共三十一位。
這一次會，從上午開到下午一點鐘，由孫武主席（蔣翊武這時候已經随軍開往嶽州），議決了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的晚間起義。
為什麼他們定在這個日子呢？一是，民間自從劉福通、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以來，一向有“八月十五殺鞑子”的傳說。
二是，焦達峰和孫武等人暗中有個約定，湖南的同志也在八月十五日起義。
不料，在八月初三當天的下午，第八鎮炮隊第八标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位同志梅青福（河南人）被長官逼迫請了長假，孟華成、霍殿臣、錢芸生等同志設宴為他餞行。
席間，大家慷慨悲歌，引起排長劉步雲的幹涉，大家不理，劉排長于是報告某隊官，某隊官準備打他們軍棍。
霍殿臣與錢芸生一時氣憤，把炮取出，到子彈庫找炮彈。
孟華成阻止他們，反而傷了自己的手指。
管帶（營長）姜明經聽到消息，調馬隊來彈壓，霍殿臣、錢芸生、孟華成與其他幾個同志隻得帶槍逃走。
孟華成走到同興學舍來報告，遇到孫武、鄧玉麟等六七位同志，孫武決定提早在當天立刻起義。
孫武正一面下令，一面準備離開同興學舍，渡江去漢口布置一切，劉堯澂恰好也來到了同興學舍。
劉主張慎重，先叫孟華成回炮隊第八标看看情形，是否全标皆已發動。
倘若如此，那就由孫武下令在今天各部隊學堂一齊起義；倘若事件限于一棚一排，那隻有仍照原定的日期（八月十五）起義。
孟華成回去打聽了一下，果然事件未曾擴大，僅限于一棚而已。
炮标（第八鎮炮隊第八标）的事件雖則不曾擴大，瑞澂以下的大小官吏卻十分緊張。
瑞澂本人每隔一晚就睡在楚同兵艦，軍隊各單位的彈藥一律收藏起來，各碼頭嚴格檢查行人，各學堂學生一律不準出校。
有些官吏，紛紛把家眷送到漢口租界上去。
有錢而怕死的老百姓們，也大搬其家。
“八月十五殺鞑子”的傳說，一變而成謠言，再變而成口号。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瑞澂下令，中秋節提前一天，而八月十五不許放假。
焦達峰送了信來給孫武，說湖南方面趕不及在八月十五起義，必須延遲到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
孫武于是又和劉堯澂、鄧玉麟等再在八月初七日舉行一次會議，決定把起義的日期改在二十五日。
會後，派人送信到嶽州，叫蔣翊武回武昌，也打了電報給居正，叫他與譚人鳳、宋教仁乘輪同來。
蔣翊武在十八日上午到達武昌，到小朝街八十五号與劉堯澂會面。
劉堯澂告訴他，楊玉如已經回來，居正尚在上海，黃興主張延期到九月十三，各省一齊發動，但是武漢的同志認為太遲。
蔣翊武考慮了很久，未作結論。
王憲章、彭楚藩、江國光、張鵬程、張廷輔等幾位，也陸續來到小朝街，大家談論到下午五點鐘左右，忽然邢伯謙與鄧玉麟二人“倉皇來告，漢口機關破露”。
原來，這一天上午，孫武和鄧玉麟、丁笏堂在漢口寶善裡十四号把炸藥裝進大鐵罐。
炸藥是黃複生和喻培倫當年于赴京謀炸攝政王以前，在漢口準備炸端方未成而留下來的。
大鐵罐有三個，每個可以裝五六磅炸藥。
同志們現在的計劃，是做好這三個大炸彈，于起義之時從瑞澂的總督衙門的後圍牆對面的“武昌帽店”樓上摔進去，炸瑞澂的卧房。
孫、鄧二人埋頭工作，到了正午左右，鄧玉麟有事外出，劉仲文的弟弟劉同口含香煙走了進來，上樓欣賞孫武的制彈技術。
這劉同糊裡糊塗地把香煙灰丢在盛炸藥的面盆裡，引起了火，燒傷孫武的臉，而且滿屋子煙霧彌漫。
丁笏堂慌忙把孫武的頭臉用布蒙了，送到同仁裡日本醫院，醫院不肯收留，又送到共和裡一個同志（李作棟）的家中，才把孫武安頓下來。
（這是鄧玉麟的說法。
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裡面說：把孫武的頭臉蒙起來的，是李作棟，送孫武到共和裡的，是汪性堂與陳光楚。
孫武在共和裡的“親戚”那裡躲了一陣，最後被送到日本人的同仁醫院，同仁醫院不但肯将孫武收留，而且願負保護之責。
） 鄧玉麟回到寶善裡，看見俄國巡捕已經把寶善裡的口子守住。
他夾在衆人裡面混進去，才知道失了事，趕快渡江到武昌，在輪渡上遇到邢伯謙與謝石欽、牟鴻勳、梅寶玑，聽到他們說，劉同與住在斜對門（寶善裡十一号）屋子裡的劉仲文的小老婆（李貞清）都被捉了去。
機關裡的名冊、旗幟、文告，也統統被巡捕拿了去（轉交給清吏）。
鄧玉麟和邢伯謙到了小朝街八十五号，把漢口的事告訴蔣翊武等人。
蔣翊武和大家商量，劉堯澂與鄧玉麟堅決主張提前在當天夜晚起義。
蔣翊武指着炸彈箱問劉堯澂：“制好了沒有？”劉說：“已經制好的，分發了各營。
其餘的等待裝&lsquo底管&rsquo。
”蔣翊武又問：“方略（作戰計劃）準備了沒有？地圖準備了沒有？”劉堯澂聽了，便從一個盒子裡拿出方略與地圖來給他看。
蔣翊武說：“好！”就決定了在當天夜間十二點鐘起義，立刻起草作戰命令，起草好了，由大家寫了若幹份，指派專人，分送各部隊與各（陸軍）學堂。
命令的全文共有十條，其中第三條分為甲、乙、丙、丁等十項。
在叙述此項命令以前，我先把當時清軍在武漢的分布情形簡單地說一說。
清軍在武漢的，分為第八鎮、第二十一混成協、巡防營、水師四大單位。
第八鎮的統制是張彪，屬下有兩個步兵協（每協有兩個标，每标有三個營，每營有四個隊），另有馬隊（騎兵）與炮隊各一标（其中馬隊有一營開往襄陽），工程與辎重各一營，憲兵一營，教練隊一營。
其中第十五步兵協有一個營在襄陽鄖陽，第十六步兵協有四個營到了四川，一個營到了宜昌，隻剩下一營尚未出發。
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協統是黎元洪，屬下有步兵兩個标（其中有三個營在武漢），加上馬隊與炮隊各一營，工程與辎重各一隊（連）。
巡防營在原則上歸瑞澂以湖廣總督的身份（湖北此時不設巡撫）直接統率，共有五營，稱為五路，其中隻有第一路駐在武漢。
水師的統領是陳得龍，屬下也有五路，隻有一路駐在漢陽。
上述這些兵力，單就留在武漢的而論，共有二十三個營與兩個隊。
在革命同志這一方面，除了京山天門一帶的會黨與各學堂的同情革命的學生以外，所有的力量，實際上均潛藏在清軍的内部。
武漢清軍的總人數，假定以每營五百人計算，有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人。
其中，共進會會員與文學社社員加起來，便不在五千人以下。
共進會的會員總數約有兩千人，文學社的社員總數（據李廉方說）有五千人，合起來是七千人。
在這七千人之中，誠然有不少是屬于去了四川的第三十一标與第三十二标，以及開往宜昌、嶽州的第四十一标的第一營與第二營，剩下來仍在武漢的，應該有五千人以上。
以五千個同志領導清軍之中六七千的非同志，控制不足一千的旗人兵（包括滿洲旗人與漢軍旗人），勝負似乎可以預蔔。
然而，革命同志人數雖多，卻并無子彈。
因此之故，命令第三條的甲項，要第八鎮工程營占領楚望台軍械庫，命令第四條也是要第八鎮炮隊第八标分出一個營的力量（第一營），第二十九标第二營分出一個隊（後隊），于進城以後占領楚望台。
這命令所根據的“方略”是：各部隊同志分别控制其部隊，利用清軍原有的編制進行作戰。
每個部隊的指揮官，以共進會或文學社的代表來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隊長。
這樣，革命軍并非另成一軍，而是化清軍為革命軍，與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革命同志作若幹隊“選鋒”單獨發難，與清軍對壘的情形，恰好相反。
現在，把清軍在武漢的軍隊，與起義之時共進會與文學社的标營代表，分列如下： 蔣翊武在八月十八日下午五點鐘所發的命令，規定
雙方公推：文學社的社長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的湖北主盟人孫武為“參謀長”，以劉堯澂、蔡濟民、吳醒漢、杜武庫、蔡大輔、祝制六、王文錦、徐達明等人為參謀，丁立中、潘公複、查光佛、牟鴻勳等人為秘書，楊時傑、楊玉如等人任“内政”，李作棟任“财政”，楊宏勝任“交通”，鄧玉麟任“傳令”。
雙方決定：以文學社的總機關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為“臨時總司令部”，共進會的總機關漢口長清裡九十八号為“政治籌備處”，增設制造炸彈的機關于漢口寶善裡十四号，由孫武主持。
經費是一個重要問題。
譚人鳳交給居正的八百元，早已用完。
居正與焦達峰設計盜取蕲春洗馬坡達城廟的金菩薩，又功敗垂成。
鄒永成想竊取他伯母的積蓄，也未能得手。
最後，劉仲文從襄陽家中帶了五千兩銀子來漢口，準備去京城捐一個官（清廷賣官鬻爵，有銀子便可以納捐，換取一個官銜，甚至官職），劉仲文在這時候已經是共進會的第三任會長，未必真想捐官，但也始終不肯痛快地把這五千兩銀子拿出來，給大家作為革命的經費。
彭楚藩叫楊玉如騙劉仲文親筆抄寫革命宣傳品，抄好以後，彭楚藩就拿它在手，以向官廳告密作為要挾，逼劉仲文拿出了銀子。
于是，經費問題獲得解決。
有了劉仲文的五千兩銀子作為經費，大家便在武昌、漢口添設了若幹機關，又派了居正與楊玉如二人于七月二十四日啟程去上海買手槍，同時請黃興、宋教仁與譚人鳳三人來武漢，領導起義。
居、楊二人到上海，交了一千元給陳其美，請他代買手槍，拜訪宋教仁、譚人鳳，請他們去武漢；也寫了信給黃興，托呂天民帶往香港面交。
楊玉如在上海等待到八月初七，先回。
居正在上海等待到八月中秋，陳其美還不曾把手槍買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黃興回信給居正說，起義的日期不可太早，應該定在九月十三日，到時候各省一齊動手。
宋、譚二人答應居正在八月十六日的晚上啟程，到了當天的早上宋教仁說患了感冒，主張延期。
（事實是，胡瑛托人帶信給他，反對在這時候起義，勸他不要去。
） 黃興在接到居正的信以後，于八月十四日先打了一個電報報告孫中山，打給當時在美國舊金山的馮自由托他轉發。
電文說：“居正由武昌到滬，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彙款應急”，同時也寫了一封詳細的信給馮自由，說明武漢同志急于乘四川保路風潮的機會而發難，希望孫中山籌二十萬元，或至少四五萬元的款子。
黃興說，款子一到，他本人便經由上海，前往武漢。
陳其美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把手槍買齊，裝置在沙發椅之中運上船。
居正與譚人鳳乘船西上，于八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經過九江，看見武漢來的船上充滿了“逃難的人”，打聽了一下，才知道武漢三埠已為革命軍占領。
居、譚二人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左右到達漢口，在長清裡九十八号見到孫武。
孫武“仰卧榻上，面塗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語如常”。
“各同志诘以遲歸原因，餘（居正）略告之，并指沙發椅内藏手槍之秘窾，取沙發拆之，手槍畢現，各拾其一，納諸懷中。
” 當天，居、譚二人渡江到武昌，在都督府見了黎元洪，也見了劉仲文。
“劉仲文在謀略處，忙迫異常。
”“餘（居正）力主出兵，擊走大智門負隅之殘敵，衆是之。
乃拟定計劃，請黎下命。
餘與石屏（譚人鳳）假寐于都督府，以觇翌日之動作。
” 孫中山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晨十一點鐘，在美國中部科羅拉多州丹佛城（Denver,Colorado）看報紙，報紙上說：“武昌為革命黨占領”。
孫中山本在躊躇。
如何回答黃興托了馮自由轉來的電報，到了這時候便毋庸再躊躇了。
原來，“十餘日前，（孫中山）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此地（丹佛），而密電碼則置于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
是夕（10月11日之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
&hellip&hellip思無法可得款，随欲拟電複之，令勿動。
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複之。
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hellip&hellip坐下一展報紙&hellip&hellip，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複電，已為之冰釋矣。
” 武漢同志在推派居正、楊玉如二人去上海購買手槍，邀請黃興、譚人鳳、宋教仁之時，還不曾确定起義的日期。
他們在原則上決定，起義的日期越早越好。
然而，居正遲遲未回，武漢的風聲日緊，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已經把革命同志最多的三十一标全數帶走四川，三十二标也被他帶走了第一營（第二營開去宜昌，第三營開去施南）。
并且，混成協的四十一标，也有兩營被瑞澂調離武昌（第一營開往宜昌沙市，第二營開往嶽州）。
第八鎮馬隊第八标也有一營被調去襄陽。
清吏的如此種種措施，雖不足以有效防止革命的爆發，卻使得同志們顧慮到：倘若再有若幹部隊被調走，則雖能順利起義而未必守得住武漢，更未必能夠由武漢北上，向中原伸展。
在此以前，武漢紳民于六月間已經開過保路的大會，推派劉心源、密昌墀、張伯烈、夏道南等四人赴京請願。
文學社的喉舌《大江報》曾經為了詹大悲的一篇社論《大亂者，救中國之良藥也》與何海鳴的一篇《亡中國者，和平也》，而被清吏封閉。
清吏并且逮捕了詹、何二人。
革命的高潮一漲再漲，在七月底八月初，可說是到了飽和點，一般同志都不願意再等。
于是，孫武、劉堯澂等便在八月初三（9月24日）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開了一次會。
出席的人是：參謀長孫武，參謀劉堯澂、蔡濟民、杜武庫、蔡大輔、王守愚，交通楊宏勝，傳令鄧玉麟，與各部隊學堂的代表彭楚藩、胡玉珍、馬榮、徐萬年等，一共三十一位。
這一次會，從上午開到下午一點鐘，由孫武主席（蔣翊武這時候已經随軍開往嶽州），議決了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的晚間起義。
為什麼他們定在這個日子呢？一是，民間自從劉福通、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以來，一向有“八月十五殺鞑子”的傳說。
二是，焦達峰和孫武等人暗中有個約定，湖南的同志也在八月十五日起義。
不料，在八月初三當天的下午，第八鎮炮隊第八标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位同志梅青福（河南人）被長官逼迫請了長假，孟華成、霍殿臣、錢芸生等同志設宴為他餞行。
席間，大家慷慨悲歌，引起排長劉步雲的幹涉，大家不理，劉排長于是報告某隊官，某隊官準備打他們軍棍。
霍殿臣與錢芸生一時氣憤，把炮取出，到子彈庫找炮彈。
孟華成阻止他們，反而傷了自己的手指。
管帶（營長）姜明經聽到消息，調馬隊來彈壓，霍殿臣、錢芸生、孟華成與其他幾個同志隻得帶槍逃走。
孟華成走到同興學舍來報告，遇到孫武、鄧玉麟等六七位同志，孫武決定提早在當天立刻起義。
孫武正一面下令，一面準備離開同興學舍，渡江去漢口布置一切，劉堯澂恰好也來到了同興學舍。
劉主張慎重，先叫孟華成回炮隊第八标看看情形，是否全标皆已發動。
倘若如此，那就由孫武下令在今天各部隊學堂一齊起義；倘若事件限于一棚一排，那隻有仍照原定的日期（八月十五）起義。
孟華成回去打聽了一下，果然事件未曾擴大，僅限于一棚而已。
炮标（第八鎮炮隊第八标）的事件雖則不曾擴大，瑞澂以下的大小官吏卻十分緊張。
瑞澂本人每隔一晚就睡在楚同兵艦，軍隊各單位的彈藥一律收藏起來，各碼頭嚴格檢查行人，各學堂學生一律不準出校。
有些官吏，紛紛把家眷送到漢口租界上去。
有錢而怕死的老百姓們，也大搬其家。
“八月十五殺鞑子”的傳說，一變而成謠言，再變而成口号。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瑞澂下令，中秋節提前一天，而八月十五不許放假。
焦達峰送了信來給孫武，說湖南方面趕不及在八月十五起義，必須延遲到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
孫武于是又和劉堯澂、鄧玉麟等再在八月初七日舉行一次會議，決定把起義的日期改在二十五日。
會後，派人送信到嶽州，叫蔣翊武回武昌，也打了電報給居正，叫他與譚人鳳、宋教仁乘輪同來。
蔣翊武在十八日上午到達武昌，到小朝街八十五号與劉堯澂會面。
劉堯澂告訴他，楊玉如已經回來，居正尚在上海，黃興主張延期到九月十三，各省一齊發動，但是武漢的同志認為太遲。
蔣翊武考慮了很久，未作結論。
王憲章、彭楚藩、江國光、張鵬程、張廷輔等幾位，也陸續來到小朝街，大家談論到下午五點鐘左右，忽然邢伯謙與鄧玉麟二人“倉皇來告，漢口機關破露”。
原來，這一天上午，孫武和鄧玉麟、丁笏堂在漢口寶善裡十四号把炸藥裝進大鐵罐。
炸藥是黃複生和喻培倫當年于赴京謀炸攝政王以前，在漢口準備炸端方未成而留下來的。
大鐵罐有三個，每個可以裝五六磅炸藥。
同志們現在的計劃，是做好這三個大炸彈，于起義之時從瑞澂的總督衙門的後圍牆對面的“武昌帽店”樓上摔進去，炸瑞澂的卧房。
孫、鄧二人埋頭工作，到了正午左右，鄧玉麟有事外出，劉仲文的弟弟劉同口含香煙走了進來，上樓欣賞孫武的制彈技術。
這劉同糊裡糊塗地把香煙灰丢在盛炸藥的面盆裡，引起了火，燒傷孫武的臉，而且滿屋子煙霧彌漫。
丁笏堂慌忙把孫武的頭臉用布蒙了，送到同仁裡日本醫院，醫院不肯收留，又送到共和裡一個同志（李作棟）的家中，才把孫武安頓下來。
（這是鄧玉麟的說法。
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裡面說：把孫武的頭臉蒙起來的，是李作棟，送孫武到共和裡的，是汪性堂與陳光楚。
孫武在共和裡的“親戚”那裡躲了一陣，最後被送到日本人的同仁醫院，同仁醫院不但肯将孫武收留，而且願負保護之責。
） 鄧玉麟回到寶善裡，看見俄國巡捕已經把寶善裡的口子守住。
他夾在衆人裡面混進去，才知道失了事，趕快渡江到武昌，在輪渡上遇到邢伯謙與謝石欽、牟鴻勳、梅寶玑，聽到他們說，劉同與住在斜對門（寶善裡十一号）屋子裡的劉仲文的小老婆（李貞清）都被捉了去。
機關裡的名冊、旗幟、文告，也統統被巡捕拿了去（轉交給清吏）。
鄧玉麟和邢伯謙到了小朝街八十五号，把漢口的事告訴蔣翊武等人。
蔣翊武和大家商量，劉堯澂與鄧玉麟堅決主張提前在當天夜晚起義。
蔣翊武指着炸彈箱問劉堯澂：“制好了沒有？”劉說：“已經制好的，分發了各營。
其餘的等待裝&lsquo底管&rsquo。
”蔣翊武又問：“方略（作戰計劃）準備了沒有？地圖準備了沒有？”劉堯澂聽了，便從一個盒子裡拿出方略與地圖來給他看。
蔣翊武說：“好！”就決定了在當天夜間十二點鐘起義，立刻起草作戰命令，起草好了，由大家寫了若幹份，指派專人，分送各部隊與各（陸軍）學堂。
命令的全文共有十條，其中第三條分為甲、乙、丙、丁等十項。
在叙述此項命令以前，我先把當時清軍在武漢的分布情形簡單地說一說。
清軍在武漢的，分為第八鎮、第二十一混成協、巡防營、水師四大單位。
第八鎮的統制是張彪，屬下有兩個步兵協（每協有兩個标，每标有三個營，每營有四個隊），另有馬隊（騎兵）與炮隊各一标（其中馬隊有一營開往襄陽），工程與辎重各一營，憲兵一營，教練隊一營。
其中第十五步兵協有一個營在襄陽鄖陽，第十六步兵協有四個營到了四川，一個營到了宜昌，隻剩下一營尚未出發。
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協統是黎元洪，屬下有步兵兩個标（其中有三個營在武漢），加上馬隊與炮隊各一營，工程與辎重各一隊（連）。
巡防營在原則上歸瑞澂以湖廣總督的身份（湖北此時不設巡撫）直接統率，共有五營，稱為五路，其中隻有第一路駐在武漢。
水師的統領是陳得龍，屬下也有五路，隻有一路駐在漢陽。
上述這些兵力，單就留在武漢的而論，共有二十三個營與兩個隊。
在革命同志這一方面，除了京山天門一帶的會黨與各學堂的同情革命的學生以外，所有的力量，實際上均潛藏在清軍的内部。
武漢清軍的總人數，假定以每營五百人計算，有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人。
其中，共進會會員與文學社社員加起來，便不在五千人以下。
共進會的會員總數約有兩千人，文學社的社員總數（據李廉方說）有五千人，合起來是七千人。
在這七千人之中，誠然有不少是屬于去了四川的第三十一标與第三十二标，以及開往宜昌、嶽州的第四十一标的第一營與第二營，剩下來仍在武漢的，應該有五千人以上。
以五千個同志領導清軍之中六七千的非同志，控制不足一千的旗人兵（包括滿洲旗人與漢軍旗人），勝負似乎可以預蔔。
然而，革命同志人數雖多，卻并無子彈。
因此之故，命令第三條的甲項，要第八鎮工程營占領楚望台軍械庫，命令第四條也是要第八鎮炮隊第八标分出一個營的力量（第一營），第二十九标第二營分出一個隊（後隊），于進城以後占領楚望台。
這命令所根據的“方略”是：各部隊同志分别控制其部隊，利用清軍原有的編制進行作戰。
每個部隊的指揮官，以共進會或文學社的代表來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隊長。
這樣，革命軍并非另成一軍，而是化清軍為革命軍，與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革命同志作若幹隊“選鋒”單獨發難，與清軍對壘的情形，恰好相反。
現在，把清軍在武漢的軍隊，與起義之時共進會與文學社的标營代表，分列如下： 蔣翊武在八月十八日下午五點鐘所發的命令，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