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曆史世界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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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曆史領域（終結之前的最終事）中特殊與一般之間的關系，而且更糟的是貶低了這種關系。
因此，托爾斯泰&mdash納米爾對宏觀曆史的反對就顯得相對合理。
特寫發現本身很重要，無論其啟示與高級别曆史的寬泛見解一緻還是包含在其中。
就像赫克斯特一樣，僅僅是設想下面這一過程還遠遠不夠，即&ldquo特殊和個體限定一般的内容和主體，一般反過來有助于闡明和理解特殊。
&rdquo(70)如果特寫偏離大型史的寬泛見解，二者又如何相互勾連呢？這個問題暫不回答，将留待第八章探讨。
(71) 為了解決湯因比的&ldquo數量問題&rdquo(72)，或許此處可以講點題外話，探讨一下特寫的重要性。
在《重新思考》（Reconsiderations）中聲稱曆史學家必須盡可能公正對待收集到的海量曆史知識時，湯因比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絕對數量本身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曆史知識的功用是什麼？可以這麼說，曆史知識需要用在有價值的地方。
但是該怎麼使用呢？ 可以有兩種方式考慮曆史知識的數量。
其一是神學家和曆史哲學家的方法。
但是這種方法并沒有将曆史作為需要仔細審查的獨立現實加以對待。
猶太&mdash基督神學源自與過去之間的存在主義關聯，【133】它産生的曆史朝着超越曆史時間的未來延伸。
在神學角度看來，曆史從根本上講就是一部拯救史&mdash&mdash也就是說，已經超出了現代意義上的曆史這一字眼。
重要的事件既在曆史軌迹之内又在其外。
某種程度上，偉大的曆史哲學也是這樣。
盡管曆史哲學依然沒有擺脫世俗時間，但是受關于神聖規劃的神學假設之影響，曆史哲學是根據某一原則解釋整個過去，這一原則至多與部分事實相符，并且通常情況下是其意欲實現的某項善好事業的代名詞。
另一種方法與當前時代的科學精神更為一緻。
在努力處理我們積累的大量曆史知識時，湯因比與斯賓格勒一樣，把已知材料加以組織，形成更大的單位&mdash&mdash諸種文明或者斯賓格勒的文化靈魂&mdash&mdash分析其發展以揭示其規律性。
(73)然而，如此确立的規律性不僅非常籠統，而且隻把曆史視為自然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湯因比意識到這一點，堅持認為這些規律性完全沒必要；相反，西方文明的進程可能完全無法預測。
但是他的這一看法與他對規律性的強調幾乎背道而馳。
為了論證，請允許我假定經追溯而來的規律性與曆史整體真的有所關聯。
那麼它們必須更加契合一般性級别較低的曆史記錄。
湯因比事實上認為，宏觀和微觀曆史之間的這種相互滲透貫通是不可或缺的。
他說道，&ldquo數量問題的解決辦法在于把全景視角和近景視角結合起來。
&rdquo(74)【134】這裡産生了新問題：一般性級别不同的曆史記錄是否真的有可能相互貫通呢？根據&ldquo層級原理&rdquo，建立在每一層級上的語境對該層有效，但并不适用于其他層面上的發現；也就是說，根本沒有辦法像湯因比那樣依托微觀曆史提供的事實和解釋，總結出宏觀曆史的規律性。
因此，湯因比力圖在數量上掌控曆史知識，結果卻不盡如人意，也就并不奇怪了。
他發現的規律性實在是無關緊要，更别提他對自由意志及曆史不可預測性的堅持更是讓這些規律性成為無稽之談。
總而言之；試圖充分解釋累計的海量曆史知識，使其價值得到充分發揮，是需要付出一定代價的。
大體而言，如此産生的規律性既無關緊要也不切實際。
這些規律性僅&ldquo涵蓋&rdquo标志人類退回自然狀态的曆史發展。
最後，它們所代表的觀察結果，充其量隻能從鳥瞰視角才會有效。
從人類居住的開闊區域所觀察到的東西，曆史專著中的微觀事件對此既不能予以證實，也無法直接否定。
毫無疑問，可資利用的海量曆史知識似乎要求我們應該盡量用某種方法對之妥善處理。
但是響應這個要求需要付出代價嗎？截至目前，任何撰寫全球史的嘗試，其結果都是些無關緊要、太過籠統的陳述，做出的解釋也顯得随意&mdash&mdash都是一廂情願和存在主義需求的産物。
這些嘗試所得到的是關于曆史進程的瑣碎堆積與沉澱，反映的隻是曆史進程的細枝末節，并非其真正的轉折點和深層次的内涵。
我擔心的是，普遍曆史的觀念可能隻不過是一片海市蜃樓，是一種戲弄我們的癡心妄想。
在我看來，我們掌握的廣博知識對我們也提出了如下挑戰：我們不應該沉迷于片面的綜合，而是要專注于特寫，進而拓展到整個曆史，以概要的形式對其做出評估。
【135】與正面發起猛烈進攻相比，曆史整體更難抵禦零星沖突。
曆史世界斑雜的非均質化結構産生了兩種相互關聯的趣味傾向。
第一點事關不斷增加的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描述&mdash&mdash即嚴格意義上的曆史研究&mdash&mdash大緻相當于巴特菲爾德的&ldquo技術型曆史&rdquo。
(75)問題是：即便不從闡釋性視角和高度抽象的假設出發，這種類型的努力就其本身而言是否有意義呢？許多曆史學家拒絕承認這些努力的獨立價值。
它們受到嘲諷，被看作索然無趣的曆史，(76)是在&ldquo浪費學識&rdquo（布洛赫語）。
(77)赫伊津哈警告不要過分強調&ldquo詳盡的曆史研究&rdquo。
(78)其他曆史學家猶豫不決，不堪重負。
已經過世的邁内克就是這樣。
一方面，他支持技術型曆史，理由是這種類型的曆史不僅确立了事實，而且揭示了&ldquo目前為止尚未了解到的過去的價值&rdquo。
(79)另一方面，他認為技術型曆史從屬于價值闡述。
他稱技術型研究&ldquo機械僵化&rdquo，認為價值評估在純粹的事實認定中随處可見，從而把技術型曆史降格為某種實現目的的手段。
(80) 或許馬克·布洛赫對事實調查的正當性做出了最深刻的批判。
他抱怨說&ldquo準備和執行兩者之間被分離&rdquo，從而為引導性研究（guidedresearch）極力辯護：每位曆史學家都應該從自身的研究問題出發&ldquo爬梳檔案&rdquo&mdash&mdash這個論斷與拒絕&ldquo中立研究&rdquo(81)的論調保持一緻。
但是布洛赫觀點的根基并不可靠。
布洛赫之所以有這種看法&mdash&mdash我之前已經講過(82)&mdash&mdash是因為作為一位理論家，他無端地懷疑&ldquo冷靜被動的觀察&rdquo，【136】同時對科學史異常癡迷。
至于其他方面，力圖證明曆史學家完全沒有必要通過微觀研究不斷檢驗其模型和調節性觀念，這也并不是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描述的目标所在。
想必目前為止，伯裡對技術型曆史的辯護最有說服力。
他宣稱，有的曆史學家力圖&ldquo全面地搜集最細微瑣碎的事實&rdquo，并且相信這些事實的完整集合&ldquo最終會給後代講述&rdquo他的勞作成果；(83)對這樣的曆史學家而言，他&ldquo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持久戰&rdquo。
(84)是這樣嗎？由于&ldquo層級原理&rdquo&mdash&mdash微觀與宏觀層面之間的交通障礙&mdash&mdash他很可能會輸掉這場戰争：他辛辛苦苦搜集起來的數據永遠也不能達至綜合性曆史記錄的上層區域。
伯裡的推理同樣經不起檢驗。
所以&ldquo技術型曆史&rdquo的意義是什麼，這一問題似乎沒有答案。
隻有一個論點支持前述看法，我認為該論點是毋庸置疑的。
這就是神學論點。
根據該論點，沒有什麼可被遺失，因此才需要&ldquo全面地搜集最細微瑣碎的事實&rdquo。
好像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描述隻不過是對亡者的憐憫。
這是對收集者（collector）這一形象的辯護。
曆史世界非均質化結構的另外一個影響與曆史編纂學的進展有關。
改善研究方法、增加研究工具、發現新證據以及拓展我們的視野&mdash&mdash所有這些都支持了曆史學家普遍持有的信念：曆史編纂學将會越來越全面，并且正如許多人設想的那樣，會越來越客觀。
【137】這種信念在某種程度上當然合理，甚至不會因為意識到宏觀曆史的内在主觀性而被推翻。
有人認為，高級别曆史因此産生的&ldquo局限性&rdquo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逐步加以克服： （1）拓展知識（馬魯、皮雷納、克裡斯蒂勒；某種程度也可以算上赫克斯特）；(85) （2）求助于比較研究（布洛赫、皮雷納）；(86) （3）依賴團隊協作（布洛赫、馬魯、克裡斯蒂勒）。
(87) 布洛赫和皮雷納希望最終會出現&ldquo對普遍曆史的科學闡釋&rdquo（皮雷納語）(88)。
不用說，他們一廂情願，希望最終會落空。
至于通過團隊協作實現以事實為根據的普遍曆史，列維-斯特勞斯批評了這種想法，指出&ldquo隻要曆史立志追求意義，它就不得不做出選擇&hellip&hellip真正的總體曆史将會中和自身；其結果就是沒有結果。
&rdquo(89)我不妨提一下凱爾贊成進步的論點：當我們從小語境中的相互關聯轉換到更大語境（比如這個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曲線）時，曆史編纂學就取得了進展。
&ldquo舊的闡釋沒有被否定，而是被新的闡釋包含其中并且加以揚棄。
&rdquo(90)這種論點顯然很膚淺。
如果由每一代先後以自己的方式定義進步的目标，那麼曆史進程的性質整體而言處于未定狀态。
凱爾認為我們的曆史闡釋變得更全面也因而更客觀，該看法基于上述這種經不起推敲的進步概念。
所有這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一廂情願的産物。
（事實上，布洛赫虛構出普遍曆史的幽靈，這真讓人感到羞愧。
）瓦萊裡正确地認為，闡釋性宏觀曆史的内在主觀性是難以克服的；&ldquo因為我們不能留住一切，【138】并且必須依靠判斷才能擺脫無限多的事實&hellip&hellip&rdquo(91)這種主觀性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也無法超越自身。
努力克服主觀性不僅不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錯誤的。
因此，高級别曆史，包括自以為客觀的社會史，都受到&ldquo視角原理&rdquo的制約。
既然如此，這類曆史就不可能利用所有可用的事實。
曆史素材無窮無盡，如果某些事實一直被忽略且不為人知，将其發掘出并用于随後的叙述中，那麼這些事實必定把其他事實排除在外。
結果，準确涵蓋事實是有限度的&mdash&mdash也就是說，曆史編纂學的進步也是有限度的。
可能有人會問，前人出現失誤、弄錯重點，難道曆史學家不該從中吸取教訓嗎？這樣，每一代就可以在之前的基礎上穩步前進。
新生代曆史學家雖然可能取得進步，但是，即使他們避免前人犯的錯誤，也不能免于其他錯誤，而且深邃的洞察力并非隻是當代人的專屬。
難以想象，修昔底德有一天将被超越。
相信曆史編纂學的進步本質上多半是個幻覺。
*** (1) 雷蒙·阿隆：《曆史意識的維度》，巴黎，1961年，第19頁。
(2) 應該指出，術語&ldquo距離&rdquo還有另一層含義，此處不予考慮。
無論範圍大小，曆史涵蓋早先和新近發生的事件；曆史學家與這些事件的距離随時間的久遠而增加。
(3) 參見本書第125&mdash128頁關于&ldquo數量問題&rdquo的附記，即便湯因比承認微觀曆史的必要性，他個人對此還是帶有強烈的偏見。
梅塔在《鈎爪鳥的飛行》（1962年12月8日發表于《紐約客》雜志）一文的第92頁中指出，湯因比曾在談話中&ldquo寬慰自己，微觀曆史學家的好景不長了&rdquo。
(4) 見本書第57頁。
(5) 耶丁：《主教委員會？教會議會？》（BischöflichesKonziloderKirchenparlament?），巴賽爾，1963年。
(6) 赫克斯特：《文藝複興時期的貴族教育》（TheEducationoftheAristocracyintheRenaissance），收錄于赫克斯特的《重新評估曆史》，埃文斯頓，第三卷，1961年，第45&mdash70頁。
(7)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巴爾的摩，1951年，第二卷，第1400&mdash1401頁。
(8)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第1425頁；參閱伯林：《刺猬與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紐約，1953年，第19、26、29頁。
(9)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第1425頁；參閱伯林：《刺猬與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紐約，1953年，第1425頁。
(10) 克拉考爾：《電影的理論》，第63&mdash64頁；引用部分參見萊熱：《關于電影》（Aproposducinéma），載馬塞爾·萊皮埃：《電影放映情報》（Intelligenceducinématographe），巴黎，1946年，第340頁。
(11)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第977頁。
(12) 伯林，《刺猬與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紐約，1953年，第31頁。
(13)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第1440頁。
(14) 參見伯林，《刺猬與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紐約，1953年，第68&mdash72頁。
(15)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第886頁。
(16) 梅塔：《鈎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82&mdash83頁。
(17) 約翰·布魯克，引自梅塔，《鈎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74、87頁，指出了馬克思對納米爾的影響。
(18) 塔爾蒙（Talmon）：《劉易斯·納米爾爵士的考驗》（TheOrdealofSirLewisNamir），《述評》，紐約，1962年3月，第三十三卷，第3期，第242、243頁。
(19) 梅塔，《鈎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93頁。
(20) 梅塔，《鈎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78頁。
(21) 納米爾：《政治學中
因此，托爾斯泰&mdash納米爾對宏觀曆史的反對就顯得相對合理。
特寫發現本身很重要，無論其啟示與高級别曆史的寬泛見解一緻還是包含在其中。
就像赫克斯特一樣，僅僅是設想下面這一過程還遠遠不夠，即&ldquo特殊和個體限定一般的内容和主體，一般反過來有助于闡明和理解特殊。
&rdquo(70)如果特寫偏離大型史的寬泛見解，二者又如何相互勾連呢？這個問題暫不回答，将留待第八章探讨。
(71) 為了解決湯因比的&ldquo數量問題&rdquo(72)，或許此處可以講點題外話，探讨一下特寫的重要性。
在《重新思考》（Reconsiderations）中聲稱曆史學家必須盡可能公正對待收集到的海量曆史知識時，湯因比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絕對數量本身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曆史知識的功用是什麼？可以這麼說，曆史知識需要用在有價值的地方。
但是該怎麼使用呢？ 可以有兩種方式考慮曆史知識的數量。
其一是神學家和曆史哲學家的方法。
但是這種方法并沒有将曆史作為需要仔細審查的獨立現實加以對待。
猶太&mdash基督神學源自與過去之間的存在主義關聯，【133】它産生的曆史朝着超越曆史時間的未來延伸。
在神學角度看來，曆史從根本上講就是一部拯救史&mdash&mdash也就是說，已經超出了現代意義上的曆史這一字眼。
重要的事件既在曆史軌迹之内又在其外。
某種程度上，偉大的曆史哲學也是這樣。
盡管曆史哲學依然沒有擺脫世俗時間，但是受關于神聖規劃的神學假設之影響，曆史哲學是根據某一原則解釋整個過去，這一原則至多與部分事實相符，并且通常情況下是其意欲實現的某項善好事業的代名詞。
另一種方法與當前時代的科學精神更為一緻。
在努力處理我們積累的大量曆史知識時，湯因比與斯賓格勒一樣，把已知材料加以組織，形成更大的單位&mdash&mdash諸種文明或者斯賓格勒的文化靈魂&mdash&mdash分析其發展以揭示其規律性。
(73)然而，如此确立的規律性不僅非常籠統，而且隻把曆史視為自然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湯因比意識到這一點，堅持認為這些規律性完全沒必要；相反，西方文明的進程可能完全無法預測。
但是他的這一看法與他對規律性的強調幾乎背道而馳。
為了論證，請允許我假定經追溯而來的規律性與曆史整體真的有所關聯。
那麼它們必須更加契合一般性級别較低的曆史記錄。
湯因比事實上認為，宏觀和微觀曆史之間的這種相互滲透貫通是不可或缺的。
他說道，&ldquo數量問題的解決辦法在于把全景視角和近景視角結合起來。
&rdquo(74)【134】這裡産生了新問題：一般性級别不同的曆史記錄是否真的有可能相互貫通呢？根據&ldquo層級原理&rdquo，建立在每一層級上的語境對該層有效，但并不适用于其他層面上的發現；也就是說，根本沒有辦法像湯因比那樣依托微觀曆史提供的事實和解釋，總結出宏觀曆史的規律性。
因此，湯因比力圖在數量上掌控曆史知識，結果卻不盡如人意，也就并不奇怪了。
他發現的規律性實在是無關緊要，更别提他對自由意志及曆史不可預測性的堅持更是讓這些規律性成為無稽之談。
總而言之；試圖充分解釋累計的海量曆史知識，使其價值得到充分發揮，是需要付出一定代價的。
大體而言，如此産生的規律性既無關緊要也不切實際。
這些規律性僅&ldquo涵蓋&rdquo标志人類退回自然狀态的曆史發展。
最後，它們所代表的觀察結果，充其量隻能從鳥瞰視角才會有效。
從人類居住的開闊區域所觀察到的東西，曆史專著中的微觀事件對此既不能予以證實，也無法直接否定。
毫無疑問，可資利用的海量曆史知識似乎要求我們應該盡量用某種方法對之妥善處理。
但是響應這個要求需要付出代價嗎？截至目前，任何撰寫全球史的嘗試，其結果都是些無關緊要、太過籠統的陳述，做出的解釋也顯得随意&mdash&mdash都是一廂情願和存在主義需求的産物。
這些嘗試所得到的是關于曆史進程的瑣碎堆積與沉澱，反映的隻是曆史進程的細枝末節，并非其真正的轉折點和深層次的内涵。
我擔心的是，普遍曆史的觀念可能隻不過是一片海市蜃樓，是一種戲弄我們的癡心妄想。
在我看來，我們掌握的廣博知識對我們也提出了如下挑戰：我們不應該沉迷于片面的綜合，而是要專注于特寫，進而拓展到整個曆史，以概要的形式對其做出評估。
【135】與正面發起猛烈進攻相比，曆史整體更難抵禦零星沖突。
曆史世界斑雜的非均質化結構産生了兩種相互關聯的趣味傾向。
第一點事關不斷增加的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描述&mdash&mdash即嚴格意義上的曆史研究&mdash&mdash大緻相當于巴特菲爾德的&ldquo技術型曆史&rdquo。
(75)問題是：即便不從闡釋性視角和高度抽象的假設出發，這種類型的努力就其本身而言是否有意義呢？許多曆史學家拒絕承認這些努力的獨立價值。
它們受到嘲諷，被看作索然無趣的曆史，(76)是在&ldquo浪費學識&rdquo（布洛赫語）。
(77)赫伊津哈警告不要過分強調&ldquo詳盡的曆史研究&rdquo。
(78)其他曆史學家猶豫不決，不堪重負。
已經過世的邁内克就是這樣。
一方面，他支持技術型曆史，理由是這種類型的曆史不僅确立了事實，而且揭示了&ldquo目前為止尚未了解到的過去的價值&rdquo。
(79)另一方面，他認為技術型曆史從屬于價值闡述。
他稱技術型研究&ldquo機械僵化&rdquo，認為價值評估在純粹的事實認定中随處可見，從而把技術型曆史降格為某種實現目的的手段。
(80) 或許馬克·布洛赫對事實調查的正當性做出了最深刻的批判。
他抱怨說&ldquo準備和執行兩者之間被分離&rdquo，從而為引導性研究（guidedresearch）極力辯護：每位曆史學家都應該從自身的研究問題出發&ldquo爬梳檔案&rdquo&mdash&mdash這個論斷與拒絕&ldquo中立研究&rdquo(81)的論調保持一緻。
但是布洛赫觀點的根基并不可靠。
布洛赫之所以有這種看法&mdash&mdash我之前已經講過(82)&mdash&mdash是因為作為一位理論家，他無端地懷疑&ldquo冷靜被動的觀察&rdquo，【136】同時對科學史異常癡迷。
至于其他方面，力圖證明曆史學家完全沒有必要通過微觀研究不斷檢驗其模型和調節性觀念，這也并不是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描述的目标所在。
想必目前為止，伯裡對技術型曆史的辯護最有說服力。
他宣稱，有的曆史學家力圖&ldquo全面地搜集最細微瑣碎的事實&rdquo，并且相信這些事實的完整集合&ldquo最終會給後代講述&rdquo他的勞作成果；(83)對這樣的曆史學家而言，他&ldquo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持久戰&rdquo。
(84)是這樣嗎？由于&ldquo層級原理&rdquo&mdash&mdash微觀與宏觀層面之間的交通障礙&mdash&mdash他很可能會輸掉這場戰争：他辛辛苦苦搜集起來的數據永遠也不能達至綜合性曆史記錄的上層區域。
伯裡的推理同樣經不起檢驗。
所以&ldquo技術型曆史&rdquo的意義是什麼，這一問題似乎沒有答案。
隻有一個論點支持前述看法，我認為該論點是毋庸置疑的。
這就是神學論點。
根據該論點，沒有什麼可被遺失，因此才需要&ldquo全面地搜集最細微瑣碎的事實&rdquo。
好像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描述隻不過是對亡者的憐憫。
這是對收集者（collector）這一形象的辯護。
曆史世界非均質化結構的另外一個影響與曆史編纂學的進展有關。
改善研究方法、增加研究工具、發現新證據以及拓展我們的視野&mdash&mdash所有這些都支持了曆史學家普遍持有的信念：曆史編纂學将會越來越全面，并且正如許多人設想的那樣，會越來越客觀。
【137】這種信念在某種程度上當然合理，甚至不會因為意識到宏觀曆史的内在主觀性而被推翻。
有人認為，高級别曆史因此産生的&ldquo局限性&rdquo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逐步加以克服： （1）拓展知識（馬魯、皮雷納、克裡斯蒂勒；某種程度也可以算上赫克斯特）；(85) （2）求助于比較研究（布洛赫、皮雷納）；(86) （3）依賴團隊協作（布洛赫、馬魯、克裡斯蒂勒）。
(87) 布洛赫和皮雷納希望最終會出現&ldquo對普遍曆史的科學闡釋&rdquo（皮雷納語）(88)。
不用說，他們一廂情願，希望最終會落空。
至于通過團隊協作實現以事實為根據的普遍曆史，列維-斯特勞斯批評了這種想法，指出&ldquo隻要曆史立志追求意義，它就不得不做出選擇&hellip&hellip真正的總體曆史将會中和自身；其結果就是沒有結果。
&rdquo(89)我不妨提一下凱爾贊成進步的論點：當我們從小語境中的相互關聯轉換到更大語境（比如這個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曲線）時，曆史編纂學就取得了進展。
&ldquo舊的闡釋沒有被否定，而是被新的闡釋包含其中并且加以揚棄。
&rdquo(90)這種論點顯然很膚淺。
如果由每一代先後以自己的方式定義進步的目标，那麼曆史進程的性質整體而言處于未定狀态。
凱爾認為我們的曆史闡釋變得更全面也因而更客觀，該看法基于上述這種經不起推敲的進步概念。
所有這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一廂情願的産物。
（事實上，布洛赫虛構出普遍曆史的幽靈，這真讓人感到羞愧。
）瓦萊裡正确地認為，闡釋性宏觀曆史的内在主觀性是難以克服的；&ldquo因為我們不能留住一切，【138】并且必須依靠判斷才能擺脫無限多的事實&hellip&hellip&rdquo(91)這種主觀性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也無法超越自身。
努力克服主觀性不僅不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錯誤的。
因此，高級别曆史，包括自以為客觀的社會史，都受到&ldquo視角原理&rdquo的制約。
既然如此，這類曆史就不可能利用所有可用的事實。
曆史素材無窮無盡，如果某些事實一直被忽略且不為人知，将其發掘出并用于随後的叙述中，那麼這些事實必定把其他事實排除在外。
結果，準确涵蓋事實是有限度的&mdash&mdash也就是說，曆史編纂學的進步也是有限度的。
可能有人會問，前人出現失誤、弄錯重點，難道曆史學家不該從中吸取教訓嗎？這樣，每一代就可以在之前的基礎上穩步前進。
新生代曆史學家雖然可能取得進步，但是，即使他們避免前人犯的錯誤，也不能免于其他錯誤，而且深邃的洞察力并非隻是當代人的專屬。
難以想象，修昔底德有一天将被超越。
相信曆史編纂學的進步本質上多半是個幻覺。
*** (1) 雷蒙·阿隆：《曆史意識的維度》，巴黎，1961年，第19頁。
(2) 應該指出，術語&ldquo距離&rdquo還有另一層含義，此處不予考慮。
無論範圍大小，曆史涵蓋早先和新近發生的事件；曆史學家與這些事件的距離随時間的久遠而增加。
(3) 參見本書第125&mdash128頁關于&ldquo數量問題&rdquo的附記，即便湯因比承認微觀曆史的必要性，他個人對此還是帶有強烈的偏見。
梅塔在《鈎爪鳥的飛行》（1962年12月8日發表于《紐約客》雜志）一文的第92頁中指出，湯因比曾在談話中&ldquo寬慰自己，微觀曆史學家的好景不長了&rdquo。
(4) 見本書第57頁。
(5) 耶丁：《主教委員會？教會議會？》（BischöflichesKonziloderKirchenparlament?），巴賽爾，1963年。
(6) 赫克斯特：《文藝複興時期的貴族教育》（TheEducationoftheAristocracyintheRenaissance），收錄于赫克斯特的《重新評估曆史》，埃文斯頓，第三卷，1961年，第45&mdash70頁。
(7)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巴爾的摩，1951年，第二卷，第1400&mdash1401頁。
(8)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第1425頁；參閱伯林：《刺猬與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紐約，1953年，第19、26、29頁。
(9)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第1425頁；參閱伯林：《刺猬與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紐約，1953年，第1425頁。
(10) 克拉考爾：《電影的理論》，第63&mdash64頁；引用部分參見萊熱：《關于電影》（Aproposducinéma），載馬塞爾·萊皮埃：《電影放映情報》（Intelligenceducinématographe），巴黎，1946年，第340頁。
(11)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第977頁。
(12) 伯林，《刺猬與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紐約，1953年，第31頁。
(13)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第1440頁。
(14) 參見伯林，《刺猬與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紐約，1953年，第68&mdash72頁。
(15) 托爾斯泰，《戰争與和平》，第886頁。
(16) 梅塔：《鈎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82&mdash83頁。
(17) 約翰·布魯克，引自梅塔，《鈎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74、87頁，指出了馬克思對納米爾的影響。
(18) 塔爾蒙（Talmon）：《劉易斯·納米爾爵士的考驗》（TheOrdealofSirLewisNamir），《述評》，紐約，1962年3月，第三十三卷，第3期，第242、243頁。
(19) 梅塔，《鈎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93頁。
(20) 梅塔，《鈎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78頁。
(21) 納米爾：《政治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