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曆史世界的結構
關燈
小
中
大
o民族更成熟的标志&rdquo。
(24)他描繪的曆史政治世界具有超現實特征：在那裡，觀念和記憶像鬼魂一樣揮之不去，侵入我們的家園、辦公場所和頭腦。
他的目标是趕走鬼魂&mdash&mdash即追溯心理動機和機制，而後兩者與當下的物質壓力一道，使政治得以運行。
現在，政治領域的活動和事件并非源自某種不受約束、飄忽不定的力量，而是有着非常具體的起點；活動和事件的載體為個人（或具有鮮明個性的團體）。
納米爾認為，正是個人組成了群體，曆史學家對觀念和起因癡迷，随意對群體進行操弄，誤将其視為真正的曆史單位。
然而，群體并非曆史單位。
他争辯說，真正的曆史單位僅僅讓位于微觀分析；為了解釋政治史的某個時期或階段，必須研究該時期所有個體的生活。
【114】他崇拜的上帝不僅僅體現在細節中，而是存在于人物生平中。
（他可能不理解為什麼科林伍德完全拒絕把傳記納入曆史研究；但是如果直接從哲學層面的&ldquo曆史觀念&rdquo出發，得出的結論注定匪夷所思。
）納米爾的方法集中體現在其具有拓荒意義的研究中，即&ldquo對喬治三世時期的連續幾屆衆議院的成員進行了不可思議、細緻入微的檢視&rdquo。
(25)注意：在運用這種方法的過程中，他極少關注那些聲名顯赫的政客，這些人物在政界呼風喚雨，讓職業傳記作家趨之若鹜。
他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傳記作家。
他對小人物的履曆傾注了所有的興趣，因為小人物的生平比明星的職業經曆更能讓人洞悉典型的情感和抱負。
納米爾完全遵從這一路徑，擁護那類孤僻清高的學者所難以覺察與進入的曆史調查。
他呼籲經由多方協作與努力才能達至的人口統計學式的曆史&mdash&mdash這樣一項規劃啟發了最近開始醞釀的《大英國會史》（BritishHistoryofParliament）的撰寫。
需要補充的是，他的微觀史觀與托爾斯泰相近，因為兩者都預示了計算機的到來。
然而，難道不是每一次重大創新都由夢想和探索所孕育和開創嗎？ 總而言之，無論納米爾還是托爾斯泰都認為，我們曆史著述所重點關注的意識形态和重大事件，源自但又超越無數現實中的小事件。
二人殊途同歸，都指出為了更真實的真相應該用累計式的微觀研究取代宏觀史學。
然而，該主張卻源自一個錯誤的前提：曆史現實不僅僅體現于人物生平或其他細節，還擴展為宏觀維度。
【115】高級别曆史的研究對象并非都是對事實的闡釋。
戰争、社會或宗教運動、特定群體對環境的緩慢适應，諸如此類持續發生的事件，都是可把握的實體。
其中一些莫測高深，為微觀曆史學家所忽視。
這些事件為人所知的名稱可能是不準确的簡稱，勉強涵蓋相互糾纏的微觀事件，即便如此，它們也不隻是純粹的投射&mdash&mdash假如在其發生時就被體驗為曆史單元。
15世紀的歐洲，教會改革是一個鮮活的概念，盡管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該類曆史事件時間跨度大，之所以真實，是因為它們促使人們思考其後果，讨論其替代方案并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托爾斯泰對傳統史學的嘲諷并未完全切中肯綮。
出于同樣的原因，過去的觀念産生後由盛轉衰，與個體沖突一樣，都屬于現實生活，&mdash&mdash無論真實與否。
它們擁有某一特定實質，其内容不可化約。
如果僅視其為心理活動的衍生物，曆史學家将錯失部分真實事件及其對人們的啟發與思索。
不難理解托爾斯泰和納米爾的這種主張遭受多方反對。
比如，納米爾将其分析方法說成靈丹妙藥，因而受到批評。
在喬治三世時代，堕落政客的所作所為籠罩着一層意識形态迷霧，微觀分析雖然能夠穿透這層迷霧，卻不适用于受真實可靠的政治觀念所啟迪的曆史時期；清教徒革命就不适合心理學分析。
(26)巴特菲爾德是納米爾最堅定的反對者之一，指責後者對這些觀念的現實性視而不見。
【116】巴特菲爾德評論道，納米爾及其擁趸損害了&ldquo賦予曆史事件以意義和關聯的那些公認的政治目的&rdquo；(27)他們受惑于&ldquo隻重細節的&hellip&hellip視覺錯覺&rdquo(28)，&ldquo卻不知道，欲書寫曆史必須擁有發現一般性的眼睛&rdquo。
(29)（堅決反對&ldquo納米爾主義&rdquo的不是作為世俗&ldquo技術型&rdquo史學家的巴特菲爾德，而是作為基督教徒的巴特菲爾德，因為納米爾主義暗中損害了巴特菲爾德的所有信仰&mdash&mdash曆史的潛在意義、觀念的内在價值。
作為一名基督徒曆史學家，他理所當然認為曆史事件之間存在着重要的連續性，甚至認為存在類似&ldquo上帝曆史&rdquo的事物，某種超自然的規劃師掌管人類事務。
(30)）批評家說納米爾聲稱關注細節，卻對此公然表示蔑視，有時把顯微鏡換成了望遠鏡，把大部分曆史置于自己選擇的視角中。
難道他不是一個狂熱的複國運動者？人們最後可能會問，他在審視個人的心理性格時，是否真的觸及問題的本質。
這種所謂的最小曆史單位自身也是一個無法窮盡的宏大世界。
因此，當他确信已經對現實有所掌握時，現實也就再次退縮了。
持續發生的事件以及獨立存在的觀念似乎表明，宏觀曆史在某種程度上獨立于微觀研究。
(31)即便假定這些觀念、事件和整體安排産生于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其發展和變化方式往往不能憑借其組成要素加以充分限定。
馬魯探讨了&ldquo該類宏觀現象&rdquo及其來源&ldquo基礎的原子數據&rdquo兩者之間的關系，堅持認為前者與後者一樣真實，強調宏觀現象相對獨立的地位：&ldquo它們代表的是另一種現實秩序，雖然各有特點，但是都同樣可信。
&rdquo(32)【117】另外，這樣的宏觀現實不能完全追溯至其包含的微觀現實&mdash&mdash級别不同的事件相互關聯，同時存在&mdash&mdash這種情況絕非少見。
大多數人在存在的不同緯度有着不同的表現。
一名基督徒也可能是一個嚴酷無情的地主或房東。
普魯斯特宣稱，&ldquo像聖伯夫那樣根據外在表現或朋友的看法評判一位詩人是荒謬的。
就外在而言，他隻是個普通人，其内在還是一位詩人，但作為詩人的他在想什麼，完全可能被作為普通人的他所無視。
&rdquo(33) 也就是說，政治的宏觀曆史可能具備一定的自足性，這與納米爾和托爾斯泰的假設相反。
（據了解，其他領域的曆史也存在這種情況。
）政治史學家如果研究政權為什麼被推翻或者為什麼發起戰争，不必總是調查人物塵世生活的細節，也能夠對前述事件做出大緻解釋，靠的就是與他的研究處于同一維度的動機、争辯、回應等。
一旦重大事件赫然聳現在眼前，它們就會作為整體被感知與理解，從而引起一般性大緻相似的諸種反思和對策。
原則上，無論曆史學家從多遠處研究過去，其一般性不同，發現的因果關系也不相同&mdash&mdash不要忘了中國的空心象牙球，每個球都獨立于其他球而運動。
在他的羅馬和希臘簡史中，羅斯托夫采夫忽略瑣碎小事，把相關的主要行為和人物交織在一起，其紋理脈絡清晰可辨。
但如此編寫的簡史就像粗布一樣，不僅質地粗糙而且紋路稀疏。
顯而易見，大型曆史的自足性并非可靠。
托爾斯泰和納米爾大肆攻擊了宏觀曆史的自足性，【118】我卻為這種宏觀自足性申述。
現在我希望能夠說明盲目認可宏觀自足性也可能帶來巨大的風險。
毋庸置疑，政治曆史學家可能把某些高級别事件、觀念和争論看似合理地整合在一起，但如果是通過構建宏觀語境來實現其目标，那他就别指望對自己關注的曆史做出令人滿意的叙述。
很可能他在叙述中歪曲了曆史。
過分強調自足的宏觀曆史注定誤入歧途。
其原因如下：曆史學家研究的一般性程度越強，就有更多曆史事實變得單薄。
當他從遠處審視過去，他看到的是整體情形、長期發展以及思潮動向等等&mdash&mdash大量堆積在一起的事件随距離遠近時而清晰時而模糊。
它們散落在時間的維度上；留下諸多空白有待填補。
如果專注于宏觀曆史單位，我們對過去的了解就不足。
正如普魯斯特所言，詩人獨立于他所栖息的人而存在，這固然沒錯，但人獨立于詩人而存在同樣是事實；完整的故事裡應該既講述詩人也講述人。
此外，曆史學家會發現，距離越遠，捕捉非常具體和完全真實的曆史現象就變得越困難。
作為技術型曆史學家，巴特菲爾德注意到普遍曆史&ldquo涵蓋的領域非常大，曆史知識因而不可避免地變得單薄&rdquo。
(34)巴特菲爾德所言極是：站在普遍曆史可以納入視野的那種高度上，察覺到的全是巨大曆史單位和籠統的概括，前者輪廓模糊，後者未必可靠。
曆史學家若突出宏觀事件之間的相互作用，便忍不住以某種方式對手頭不足的材料進行補充。
【119】培根詳細說明由此産生的種種危險。
他建議曆史學家研究的時間段不宜太長（或太過模糊），因為&ldquo會碰到許多空白或空缺，不得不靠智慧和推測來填補&rdquo。
(35)勉力為之的推測并不少見。
曆史學家急于維持宏觀自足性，為了填補遇到的&ldquo空白或空缺&rdquo，他們可能訴諸對目标的理解&mdash&mdash把後見之明視為膠合裝置而非發人深省的新事物。
或者為了使正在編織的粗劣布料更結實，他可能&ldquo憑借其智慧&rdquo，引入沒有傾向的動機、哲學觀念等。
其結果是，曆史不僅殘缺不全，而且闡釋過度。
古奇認為基佐（Guizot）的曆史著作并沒有展示出&ldquo對個人和細節的興趣&rdquo；(36)聖伯夫（Sainte-Beuve）則批評它是&ldquo被遠觀的曆史&rdquo。
聖伯夫解釋說，任何此類曆史&ldquo都經曆了異常的蛻變，産生的是崇尚理性的錯覺&rdquo。
他由此得出結論：&ldquo基佐的曆史過于重視邏輯而顯得不真實。
&rdquo(37)難道還有必要明确指出，下定決心的宏觀曆史學家對史料的混合和修補不應與負責可靠的曆史假設混為一談？既然他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添油加醋，最終的曆史充斥着模棱兩可的概念。
其中，許多虛假的概括事實上是人為的結果，既提取自證據，也融入證據中。
即便托爾斯泰和納米爾對傳統宏觀曆史的最終裁決太過武斷，言過其實，這也是源自我們對當前曆史理應如何的看法。
我相信這種看法是有根據的。
他們認為，如果曆史盡可能忠實完整地記錄過去，并且幫助我們理解過去，那麼曆史才能體現其價值。
黑爾（Hale）談及培根時指出，&ldquo它（曆史）必須盡可能全面且真實。
【120】有些曆史記錄呈現的是商業盛況，而非其真正的和内在的訴求。
二者是不同的&rdquo。
(38)對任何實現全面記錄曆史的努力而言，微觀調查都不可或缺，這是其重要性最基本的體現。
這并不意味着整合托爾斯泰夢寐以求的微觀發現，就能使我們把握曆史整體。
并非所有的曆史現實都可以分解成微觀要素。
曆史整體還包括發生在微觀層面以上的事件和發展。
因此，一般性較強的曆史記錄與對細節的研究一樣至關重要。
但這并不完整；如果曆史學家不願&ldquo憑借智慧和推測&rdquo填補空白，就必須探索小事件組成的曆史世界。
不包含微觀曆史的宏觀曆史就不是理想意義上的曆史。
現在，關于細節的知識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
這種知識常常被用作某種裝飾。
也就是說，宏觀曆史學家基于自己或他人開展的微觀研究，确證或闡明他們持有的某種長遠看法&mdash&mdash這些看法與他們審視事件的距離密切相關。
（誠然，這些觀點可能産生自對相關來源資料的檢查，可是某些概括難道不會具有更多的意圖性和目标性？當然，已知事實具有可塑性，很少讓尋找證據來驗證直覺的曆史學家失望。
此外，多樣化的數據含有豐富的曆史事實，無論你想證明什麼，都能從中找到證據。
）在麥考利撰寫的曆史中，很多細節都經過了精心設計，用以确認他所研究的時代和人物的意義。
所有細節彙總在一起，構成了他對這一或那一情形的總體論述&mdash&mdash讓人覺着其宏觀洞見或直覺與其說源自微觀分析，還不如說指導了他對具體事實的選擇。
【121】他擅長講述，知道如何有效處理驗證性的細節。
湯因比同樣毫不懷疑，隻有當&ldquo短視的&rdquo曆史學家呈現的細枝末節能夠支撐其宏大解釋，才有價值。
本章稍後将繼續讨論他。
我主張，為了使宏觀曆史更全面，必須包含微觀曆史，這裡的包含不是表面上的包含。
這要求曆史學家不能滿足于待在原地，要真正地回到過去，全身心投入他們的發現中，而不應該過多考慮其宏觀假設。
微觀分析本身未必能證實這些假設。
曆史學家從事微觀分析，或許因為臨時原因違背基于宏觀證據建立起的宏觀語境；或者發現偏離事件總體趨勢的例外情況雖然貌似微不足道，但其中蘊含的寓意有可能推翻他對總體趨勢的評估。
想一想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吧。
(39) 正因為如此，眼光敏銳的曆史學家緻力于書寫完整曆史時，偏好打通宏觀和微觀曆史。
雖然馬魯相信宏觀現實的真實性，但是他認為，如果曆史學家探究過去的時間跨度大，就最好&ldquo先詳細精确地調查細節&rdquo。
(40)因為對納米爾持反對态度，巴特菲爾德同樣被迫承認僅僅宏觀史是不夠的，【122】他相信理想的曆史可能是&ldquo結構與叙述的結合&rdquo，即&ldquo故事與研究&rdquo合二為一的曆史。
(41),(42) 這與電影驚人地相似：大場景必須從不同的距離觀看才能被理解；相關分析和闡釋常常需要在不同程度的一般性之間來回移動。
《電影的理論》一書中引用普多夫金（Pudovkin）的一段話放在這裡可謂切中肯綮： 為了獲得關于遊行的清楚和确定的印象，觀察者必須遵循以下步驟：首先，他必須爬上房頂，從上邊看到整個遊行隊伍，估量其規模；然後，他必須從房頂上下來，透過一樓的窗戶觀察示威者打出的标語；最後，他必須走入人群，以了解參與者的外部特征。
(43) 正如我指出的，從整體到細節，再回到整體，如此反複切換才有可能充分描繪大場景。
(44)這對曆史中的大事件同樣适用。
宏觀曆史學家将歪曲其研究對象，除非他加入從微觀研究中獲取的特寫&mdash&mdash把它們當作構成整體畫面的固有要素。
因此，曆史學家必須處于一個切當的位置，從而在宏觀維度和微觀維度之間自由轉換。
這提出了曆史世界的結構這一問題&mda
(24)他描繪的曆史政治世界具有超現實特征：在那裡，觀念和記憶像鬼魂一樣揮之不去，侵入我們的家園、辦公場所和頭腦。
他的目标是趕走鬼魂&mdash&mdash即追溯心理動機和機制，而後兩者與當下的物質壓力一道，使政治得以運行。
現在，政治領域的活動和事件并非源自某種不受約束、飄忽不定的力量，而是有着非常具體的起點；活動和事件的載體為個人（或具有鮮明個性的團體）。
納米爾認為，正是個人組成了群體，曆史學家對觀念和起因癡迷，随意對群體進行操弄，誤将其視為真正的曆史單位。
然而，群體并非曆史單位。
他争辯說，真正的曆史單位僅僅讓位于微觀分析；為了解釋政治史的某個時期或階段，必須研究該時期所有個體的生活。
【114】他崇拜的上帝不僅僅體現在細節中，而是存在于人物生平中。
（他可能不理解為什麼科林伍德完全拒絕把傳記納入曆史研究；但是如果直接從哲學層面的&ldquo曆史觀念&rdquo出發，得出的結論注定匪夷所思。
）納米爾的方法集中體現在其具有拓荒意義的研究中，即&ldquo對喬治三世時期的連續幾屆衆議院的成員進行了不可思議、細緻入微的檢視&rdquo。
(25)注意：在運用這種方法的過程中，他極少關注那些聲名顯赫的政客，這些人物在政界呼風喚雨，讓職業傳記作家趨之若鹜。
他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傳記作家。
他對小人物的履曆傾注了所有的興趣，因為小人物的生平比明星的職業經曆更能讓人洞悉典型的情感和抱負。
納米爾完全遵從這一路徑，擁護那類孤僻清高的學者所難以覺察與進入的曆史調查。
他呼籲經由多方協作與努力才能達至的人口統計學式的曆史&mdash&mdash這樣一項規劃啟發了最近開始醞釀的《大英國會史》（BritishHistoryofParliament）的撰寫。
需要補充的是，他的微觀史觀與托爾斯泰相近，因為兩者都預示了計算機的到來。
然而，難道不是每一次重大創新都由夢想和探索所孕育和開創嗎？ 總而言之，無論納米爾還是托爾斯泰都認為，我們曆史著述所重點關注的意識形态和重大事件，源自但又超越無數現實中的小事件。
二人殊途同歸，都指出為了更真實的真相應該用累計式的微觀研究取代宏觀史學。
然而，該主張卻源自一個錯誤的前提：曆史現實不僅僅體現于人物生平或其他細節，還擴展為宏觀維度。
【115】高級别曆史的研究對象并非都是對事實的闡釋。
戰争、社會或宗教運動、特定群體對環境的緩慢适應，諸如此類持續發生的事件，都是可把握的實體。
其中一些莫測高深，為微觀曆史學家所忽視。
這些事件為人所知的名稱可能是不準确的簡稱，勉強涵蓋相互糾纏的微觀事件，即便如此，它們也不隻是純粹的投射&mdash&mdash假如在其發生時就被體驗為曆史單元。
15世紀的歐洲，教會改革是一個鮮活的概念，盡管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該類曆史事件時間跨度大，之所以真實，是因為它們促使人們思考其後果，讨論其替代方案并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托爾斯泰對傳統史學的嘲諷并未完全切中肯綮。
出于同樣的原因，過去的觀念産生後由盛轉衰，與個體沖突一樣，都屬于現實生活，&mdash&mdash無論真實與否。
它們擁有某一特定實質，其内容不可化約。
如果僅視其為心理活動的衍生物，曆史學家将錯失部分真實事件及其對人們的啟發與思索。
不難理解托爾斯泰和納米爾的這種主張遭受多方反對。
比如，納米爾将其分析方法說成靈丹妙藥，因而受到批評。
在喬治三世時代，堕落政客的所作所為籠罩着一層意識形态迷霧，微觀分析雖然能夠穿透這層迷霧，卻不适用于受真實可靠的政治觀念所啟迪的曆史時期；清教徒革命就不适合心理學分析。
(26)巴特菲爾德是納米爾最堅定的反對者之一，指責後者對這些觀念的現實性視而不見。
【116】巴特菲爾德評論道，納米爾及其擁趸損害了&ldquo賦予曆史事件以意義和關聯的那些公認的政治目的&rdquo；(27)他們受惑于&ldquo隻重細節的&hellip&hellip視覺錯覺&rdquo(28)，&ldquo卻不知道，欲書寫曆史必須擁有發現一般性的眼睛&rdquo。
(29)（堅決反對&ldquo納米爾主義&rdquo的不是作為世俗&ldquo技術型&rdquo史學家的巴特菲爾德，而是作為基督教徒的巴特菲爾德，因為納米爾主義暗中損害了巴特菲爾德的所有信仰&mdash&mdash曆史的潛在意義、觀念的内在價值。
作為一名基督徒曆史學家，他理所當然認為曆史事件之間存在着重要的連續性，甚至認為存在類似&ldquo上帝曆史&rdquo的事物，某種超自然的規劃師掌管人類事務。
(30)）批評家說納米爾聲稱關注細節，卻對此公然表示蔑視，有時把顯微鏡換成了望遠鏡，把大部分曆史置于自己選擇的視角中。
難道他不是一個狂熱的複國運動者？人們最後可能會問，他在審視個人的心理性格時，是否真的觸及問題的本質。
這種所謂的最小曆史單位自身也是一個無法窮盡的宏大世界。
因此，當他确信已經對現實有所掌握時，現實也就再次退縮了。
持續發生的事件以及獨立存在的觀念似乎表明，宏觀曆史在某種程度上獨立于微觀研究。
(31)即便假定這些觀念、事件和整體安排産生于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其發展和變化方式往往不能憑借其組成要素加以充分限定。
馬魯探讨了&ldquo該類宏觀現象&rdquo及其來源&ldquo基礎的原子數據&rdquo兩者之間的關系，堅持認為前者與後者一樣真實，強調宏觀現象相對獨立的地位：&ldquo它們代表的是另一種現實秩序，雖然各有特點，但是都同樣可信。
&rdquo(32)【117】另外，這樣的宏觀現實不能完全追溯至其包含的微觀現實&mdash&mdash級别不同的事件相互關聯，同時存在&mdash&mdash這種情況絕非少見。
大多數人在存在的不同緯度有着不同的表現。
一名基督徒也可能是一個嚴酷無情的地主或房東。
普魯斯特宣稱，&ldquo像聖伯夫那樣根據外在表現或朋友的看法評判一位詩人是荒謬的。
就外在而言，他隻是個普通人，其内在還是一位詩人，但作為詩人的他在想什麼，完全可能被作為普通人的他所無視。
&rdquo(33) 也就是說，政治的宏觀曆史可能具備一定的自足性，這與納米爾和托爾斯泰的假設相反。
（據了解，其他領域的曆史也存在這種情況。
）政治史學家如果研究政權為什麼被推翻或者為什麼發起戰争，不必總是調查人物塵世生活的細節，也能夠對前述事件做出大緻解釋，靠的就是與他的研究處于同一維度的動機、争辯、回應等。
一旦重大事件赫然聳現在眼前，它們就會作為整體被感知與理解，從而引起一般性大緻相似的諸種反思和對策。
原則上，無論曆史學家從多遠處研究過去，其一般性不同，發現的因果關系也不相同&mdash&mdash不要忘了中國的空心象牙球，每個球都獨立于其他球而運動。
在他的羅馬和希臘簡史中，羅斯托夫采夫忽略瑣碎小事，把相關的主要行為和人物交織在一起，其紋理脈絡清晰可辨。
但如此編寫的簡史就像粗布一樣，不僅質地粗糙而且紋路稀疏。
顯而易見，大型曆史的自足性并非可靠。
托爾斯泰和納米爾大肆攻擊了宏觀曆史的自足性，【118】我卻為這種宏觀自足性申述。
現在我希望能夠說明盲目認可宏觀自足性也可能帶來巨大的風險。
毋庸置疑，政治曆史學家可能把某些高級别事件、觀念和争論看似合理地整合在一起，但如果是通過構建宏觀語境來實現其目标，那他就别指望對自己關注的曆史做出令人滿意的叙述。
很可能他在叙述中歪曲了曆史。
過分強調自足的宏觀曆史注定誤入歧途。
其原因如下：曆史學家研究的一般性程度越強，就有更多曆史事實變得單薄。
當他從遠處審視過去，他看到的是整體情形、長期發展以及思潮動向等等&mdash&mdash大量堆積在一起的事件随距離遠近時而清晰時而模糊。
它們散落在時間的維度上；留下諸多空白有待填補。
如果專注于宏觀曆史單位，我們對過去的了解就不足。
正如普魯斯特所言，詩人獨立于他所栖息的人而存在，這固然沒錯，但人獨立于詩人而存在同樣是事實；完整的故事裡應該既講述詩人也講述人。
此外，曆史學家會發現，距離越遠，捕捉非常具體和完全真實的曆史現象就變得越困難。
作為技術型曆史學家，巴特菲爾德注意到普遍曆史&ldquo涵蓋的領域非常大，曆史知識因而不可避免地變得單薄&rdquo。
(34)巴特菲爾德所言極是：站在普遍曆史可以納入視野的那種高度上，察覺到的全是巨大曆史單位和籠統的概括，前者輪廓模糊，後者未必可靠。
曆史學家若突出宏觀事件之間的相互作用，便忍不住以某種方式對手頭不足的材料進行補充。
【119】培根詳細說明由此産生的種種危險。
他建議曆史學家研究的時間段不宜太長（或太過模糊），因為&ldquo會碰到許多空白或空缺，不得不靠智慧和推測來填補&rdquo。
(35)勉力為之的推測并不少見。
曆史學家急于維持宏觀自足性，為了填補遇到的&ldquo空白或空缺&rdquo，他們可能訴諸對目标的理解&mdash&mdash把後見之明視為膠合裝置而非發人深省的新事物。
或者為了使正在編織的粗劣布料更結實，他可能&ldquo憑借其智慧&rdquo，引入沒有傾向的動機、哲學觀念等。
其結果是，曆史不僅殘缺不全，而且闡釋過度。
古奇認為基佐（Guizot）的曆史著作并沒有展示出&ldquo對個人和細節的興趣&rdquo；(36)聖伯夫（Sainte-Beuve）則批評它是&ldquo被遠觀的曆史&rdquo。
聖伯夫解釋說，任何此類曆史&ldquo都經曆了異常的蛻變，産生的是崇尚理性的錯覺&rdquo。
他由此得出結論：&ldquo基佐的曆史過于重視邏輯而顯得不真實。
&rdquo(37)難道還有必要明确指出，下定決心的宏觀曆史學家對史料的混合和修補不應與負責可靠的曆史假設混為一談？既然他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添油加醋，最終的曆史充斥着模棱兩可的概念。
其中，許多虛假的概括事實上是人為的結果，既提取自證據，也融入證據中。
即便托爾斯泰和納米爾對傳統宏觀曆史的最終裁決太過武斷，言過其實，這也是源自我們對當前曆史理應如何的看法。
我相信這種看法是有根據的。
他們認為，如果曆史盡可能忠實完整地記錄過去，并且幫助我們理解過去，那麼曆史才能體現其價值。
黑爾（Hale）談及培根時指出，&ldquo它（曆史）必須盡可能全面且真實。
【120】有些曆史記錄呈現的是商業盛況，而非其真正的和内在的訴求。
二者是不同的&rdquo。
(38)對任何實現全面記錄曆史的努力而言，微觀調查都不可或缺，這是其重要性最基本的體現。
這并不意味着整合托爾斯泰夢寐以求的微觀發現，就能使我們把握曆史整體。
并非所有的曆史現實都可以分解成微觀要素。
曆史整體還包括發生在微觀層面以上的事件和發展。
因此，一般性較強的曆史記錄與對細節的研究一樣至關重要。
但這并不完整；如果曆史學家不願&ldquo憑借智慧和推測&rdquo填補空白，就必須探索小事件組成的曆史世界。
不包含微觀曆史的宏觀曆史就不是理想意義上的曆史。
現在，關于細節的知識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
這種知識常常被用作某種裝飾。
也就是說，宏觀曆史學家基于自己或他人開展的微觀研究，确證或闡明他們持有的某種長遠看法&mdash&mdash這些看法與他們審視事件的距離密切相關。
（誠然，這些觀點可能産生自對相關來源資料的檢查，可是某些概括難道不會具有更多的意圖性和目标性？當然，已知事實具有可塑性，很少讓尋找證據來驗證直覺的曆史學家失望。
此外，多樣化的數據含有豐富的曆史事實，無論你想證明什麼，都能從中找到證據。
）在麥考利撰寫的曆史中，很多細節都經過了精心設計，用以确認他所研究的時代和人物的意義。
所有細節彙總在一起，構成了他對這一或那一情形的總體論述&mdash&mdash讓人覺着其宏觀洞見或直覺與其說源自微觀分析，還不如說指導了他對具體事實的選擇。
【121】他擅長講述，知道如何有效處理驗證性的細節。
湯因比同樣毫不懷疑，隻有當&ldquo短視的&rdquo曆史學家呈現的細枝末節能夠支撐其宏大解釋，才有價值。
本章稍後将繼續讨論他。
我主張，為了使宏觀曆史更全面，必須包含微觀曆史，這裡的包含不是表面上的包含。
這要求曆史學家不能滿足于待在原地，要真正地回到過去，全身心投入他們的發現中，而不應該過多考慮其宏觀假設。
微觀分析本身未必能證實這些假設。
曆史學家從事微觀分析，或許因為臨時原因違背基于宏觀證據建立起的宏觀語境；或者發現偏離事件總體趨勢的例外情況雖然貌似微不足道，但其中蘊含的寓意有可能推翻他對總體趨勢的評估。
想一想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吧。
(39) 正因為如此，眼光敏銳的曆史學家緻力于書寫完整曆史時，偏好打通宏觀和微觀曆史。
雖然馬魯相信宏觀現實的真實性，但是他認為，如果曆史學家探究過去的時間跨度大，就最好&ldquo先詳細精确地調查細節&rdquo。
(40)因為對納米爾持反對态度，巴特菲爾德同樣被迫承認僅僅宏觀史是不夠的，【122】他相信理想的曆史可能是&ldquo結構與叙述的結合&rdquo，即&ldquo故事與研究&rdquo合二為一的曆史。
(41),(42) 這與電影驚人地相似：大場景必須從不同的距離觀看才能被理解；相關分析和闡釋常常需要在不同程度的一般性之間來回移動。
《電影的理論》一書中引用普多夫金（Pudovkin）的一段話放在這裡可謂切中肯綮： 為了獲得關于遊行的清楚和确定的印象，觀察者必須遵循以下步驟：首先，他必須爬上房頂，從上邊看到整個遊行隊伍，估量其規模；然後，他必須從房頂上下來，透過一樓的窗戶觀察示威者打出的标語；最後，他必須走入人群，以了解參與者的外部特征。
(43) 正如我指出的，從整體到細節，再回到整體，如此反複切換才有可能充分描繪大場景。
(44)這對曆史中的大事件同樣适用。
宏觀曆史學家将歪曲其研究對象，除非他加入從微觀研究中獲取的特寫&mdash&mdash把它們當作構成整體畫面的固有要素。
因此，曆史學家必須處于一個切當的位置，從而在宏觀維度和微觀維度之間自由轉換。
這提出了曆史世界的結構這一問題&m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