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曆史世界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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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階層的不同類别，【104】從上到下進行缜密的分析，再也沒有比這更能推動科學邏輯和曆史哲學向前發展的了。
&mdash&mdash雷蒙·阿隆(1) 曆史涵蓋的時空單位大小不同，其範圍或量級也互有區别。
範圍相同的曆史其概括性處于同一級别。
一本關于洛伊滕（Leuthen）會戰的專著，其體量或一般性均不及對七年戰争（SevenYearsWar）的描述，後者又包含在更大的叙述中，比如18世紀歐洲政治史。
曆史間的包容關系可以層層推進。
不同曆史形成的整個序列讓人想起中國的工藝品&mdash&mdash空心象牙球，球中含球，其尺寸依次變小，每個球都能在外層大球中自由滾動。
不同的曆史可形成一個連續體，一端由高度概括的綜述（即普遍曆史）形成，另一端則指向對具體事件的調查。
範圍的差異标志着距離的差異。
任何大型史&mdash&mdash比如民族史&mdash&mdash要求講述者後退至足夠遠處，與數據保持距離，【105】從而使該民族的命運變遷進入他的研究視野。
(2)當然，在概述某一段曆史時，他難免忽略讓他産生整體印象的諸多情況。
相反，也隻有與史實保持相當的距離方可窺見湯因比那&ldquo不證自明的研究領域&rdquo&mdash&mdash整個文明。
&ldquo短視的&rdquo曆史學家隻顧埋頭爬梳，忽略了曆史的全貌。
談起這些作家的時候，湯因比言語中透着不屑。
(3) 量級相同的曆史具有某種共性。
因此，曆史學家研究某個世紀，從衆多資源中選擇數據，與專注于某個十年的曆史學家不同。
在描述和說明各自研究對象的發展時，也不要指望他們采用類型或順序相同的比較方法。
可比較的單位因曆史學家選擇的概括程度而不同。
不同的曆史就形成了曆史世界。
為了簡便，我将把這些曆史分成兩組&mdash&mdash微觀曆史和宏觀曆史。
不言而喻，二者之間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前文曾提及一個關于微觀曆史的範例：中世紀中後期使用了從古典藝術和文學中獲取的模型，潘諾夫斯基對此進行了分析。
(4)此類解釋型的小型曆史可稱作&ldquo特寫&rdquo，因為小型曆史與電影中的拍攝方法相似，挑出并放大某些視覺細節&mdash&mdash臉、手、某件家具&mdash&mdash旨在讓我們熟悉其特别的外貌。
【106】特寫研究屬微觀維度，接近大量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描述&mdash&mdash曆史學家探索過去的初級産品&mdash&mdash而且與後者一樣，都專注于細節，偏好專題形式。
但是又與曆史描述不同，特寫對資料進行充分的探究，而不隻是清點這些資料。
特寫直接拓展了曆史描述。
一般而言，作者希望補充、完善或否定被宏觀曆史學家一直奉為圭臬的概念和闡釋，因而産生了特寫。
耶丁（Jedin）對康斯坦茨和巴塞爾議會的缜密分析具有以下雙重目的：首先，普遍認為這些議會對教會的内部改革沒有意義，耶丁的分析對這種觀點進行了補充說明；其次，它們的法令宣告了大公會議至高無上的地位，耶丁的分析突出了法令的持久意義。
(5)傳統看法主張封建貴族在文藝複興時期開始堕落，赫克斯特則認為這種看法不過是陳詞濫調，他援引詳實的證據對此進行證明。
(6)與特寫相比，他們對高級别觀點的評價往往讓人感到寬泛而不準确。
如此一來，上帝存在于細節之中？兩位偉大的曆史學家&mdash&mdash《戰争與和平》（WarandPeace）的作者托爾斯泰和路易斯·納米爾爵士&mdash&mdash捍衛體現在阿比·瓦爾堡（AbyWarburg）名言中的信條。
他們都宣稱微觀維度是曆史真相的基礎和源頭。
許多研究都認為，隻有拿破侖和亞曆山大之類的人才能夠創立或毀滅大型帝國，托爾斯泰對此進行了嘲諷。
他認為這些曆史研究都過分誇大了個人力量的範圍和影響。
此外，隻有當我們相信統治者受上帝之托，而人民必須服從其意志時，這些曆史才具有堅實的基礎。
(7)然而，神學闡釋已經過時。
【107】既然現代史學拒絕神學闡釋，就必須重新審視是什麼神秘的力量導緻了民族（或國家）的變遷。
在探讨這個基本問題之初，托爾斯泰不僅拒絕考慮英雄、國王、将軍和大臣，而且反對一切在他看來源自宏觀思維的觀點。
他否認觀念影響曆史變化，不相信所謂的社會學規則有效，也不認為它們與曆史相關。
在他看來，大部分曆史學家執着于抽象的解釋，卻回避了他們口口聲聲信奉和描述的史實。
(8)他本人的回答表明，他對每一現象的後果都極為敏感&mdash&mdash他細緻刻畫了《安娜·卡列尼娜》（AnnaKarenina）中捕捉飛蛾的律師，體現的就是這種細節意識。
他說，不應該在國民之外尋找導緻運動的力量；事實上，這種力量存在于曆史進程中個體參與的無數活動中。
(9)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在《戰争與和平》中，反複拿小說人物&mdash&mdash如博羅季諾會戰中的皮埃爾·别祖霍夫（PierreBezukhov）&mdash&mdash那破碎卻真實的經曆與同時期曆史和官方記錄片段比較，突出了空洞概括和直接印象之間無法彌合的鴻溝。
憑借藝術家對具體的追求，托爾斯泰把曆史現實想象為由微觀事件、行為和互動形成的連續體，它們彙集在一起，才産生教科書所竭力渲染的宏觀意義上的動蕩、勝利和災難。
（順便提一句，并非隻有托爾斯泰設想過如此微小的連續體。
法國畫家和導演費爾南德·萊熱[FernandLéger]夢想拍攝一部超長電影，【108】24小時不間斷拍攝一男一女的生活：他們工作、沉默并相互展示愛意。
拍攝應巨細無遺；片中男女也不應知道自己正被拍攝。
萊熱意識到這部影片肯定會令人震撼，因其展示了真實存在中的紛亂，而後者原本無意示人。
&ldquo我想，&rdquo他說道，&ldquo這太可怕了，人們會受到驚吓，邊跑邊喊救命，就像大難臨頭一樣。
&rdquo(10)） 把宏觀事件分解為最小的要素，托爾斯泰認為，從邏輯上講這是真正的曆史學家的任務（盡管無法完成）。
對于這些曆史微小單位之間相互關系的看法表明他對19世紀科學的依賴。
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決定論者。
他認為，受理性驅使，我們把微觀層面上發生的事件想象成一個個過程，這些過程受到永恒規律的控制。
(11)他進而指出，若有可能，重建微觀層面上的因果鍊将能夠揭示整個曆史規律。
在托爾斯泰看來，曆史是必然性的領域&mdash&mdash是自然世界的延伸。
（有趣的是，他采用微積分及其相關方法對微觀單位進行分解，然後加以整合。
(12)就像是他早就預示了現代計算機的應用。
） 托爾斯泰笃信因果關系，這使他陷入了困境。
該如何在必然規律與人類自由體驗兩者之間加以調和呢？他提出的方案不過是蹩腳的權宜之計：僅僅把自由降格為我們意識的一種現象，成為第二性的東西。
他的主要觀點就是這個由理性創建的世界&mdash&mdash理想的真實世界&mdash&mdash不存在無法解釋因果的行為。
【109】從理性看，我們誤把自由的決定看作特定條件下不可避免的後果。
自由隻是一種幻覺。
但是幻覺卻自生自存，因為我們無法解釋構成曆史事實的無窮要素。
要素之間相互影響，要探明其規律則非人力所能及。
如此一來，把自由替換為不能掌控之物，确實是對我們自身的挑戰。
自由雖不可知，但不可或缺。
(13) 毋庸置疑，托爾斯泰隻是一個蹩腳的哲學家。
他持有唯科學論的時代觀。
對其中的哲學看法，他不加批判地借用，試圖讓它們形成某種模式，從而魚和熊掌可以兼得&mdash&mdash既能拯救自由的意志，又不反對某種宿命教條。
托爾斯泰似乎沒有意識到，由于該&ldquo解決方案&rdquo，曆史并未被視為一連串可理解抑或有意義的事件。
如果自由僅僅是一種主觀現象，一切都将由必然性所主宰：要發生的事情必将發生，僅此而已。
真實的托爾斯泰要比作為冒牌哲學家的托爾斯泰更有發言權。
現實中的作家托爾斯泰很特别，既是神秘主義者，又是經驗主義者。
他對臆測漠不關心，而是賦予冷冰冰的必然性以靈魂。
他認為，一定發生的也應該發生。
無論怎樣，他都堅信就俄國人民而言，隻要塑造俄國未來的鮮活之力不被當權者幹涉或阻礙，一切都将變得美好。
當然，要順其自然，必須知曉劇中所有演員之間發生了什麼。
可是根據托爾斯泰的前提假設，這樣一種知識不是永遠難以獲取嗎？通過援引智慧的神聖預測力，他克服了這一棘手的理論難題。
【110】他稱為智者的人，天生就能習得或擁有某種知識，這種知識是唯理智論者所抵制的；智者耳聽八方；盡管日常生活中的蛛絲馬迹模糊不清，常常自相矛盾，但他們擁有足夠的天賦，能夠領會；智者本身即是産生民族運動之力的一部分。
(14) 托爾斯泰為這幅景象增添了色彩與細節，使之鮮活生動：他筆下的庫圖佐夫（Kutuzov）是智慧的化身。
他既不策劃也不行動；他等待和傾聽。
他傾聽并理解來自底層的困惑嘈雜的聲音，正是憑借這種能力，他擊退了拿破侖。
庫圖佐夫之所以是一位受神靈啟示的将軍，因為他讨厭遵從自己的靈感。
他發現在衆多俄國人心中埋藏着一些說不清楚的想法和願望，其個人抱負就是實現這些想法和願望。
正如安德烈公爵（PrinceAndrey）所言，&ldquo他知道，有些東西比他的意志更強大也更重要&mdash&mdash事态的發展無可避免。
&rdquo(15)（事态發展無可避免？托爾斯泰癡迷于他所處時代的種種機械論觀念，此種執念處處彰顯。
但這并不影響他筆下庫圖佐夫身上體現的真理，即真正的創造性行為離不開細緻冷靜的觀察。
） 湯因比提到納米爾曾經告訴他說：&ldquo湯因比，我研究片片樹葉，你研究整棵樹木。
其他的曆史學家則研究成簇的樹枝，你我都認為他們是錯的。
&rdquo(16)（他非常禮貌，沒有告訴湯因比自己對于研究整棵樹的看法。
） 納米爾研究政治史，其&ldquo成簇樹枝&rdquo的隐喻顯然涉及意識形态單元，這是他所從事的政治史研究領域的常用手段。
他對關于18世紀英格蘭的輝格黨式闡釋進行了有力的批評，這種闡釋不僅接受了那一時期表面的主流政治觀念和政黨綱領，【111】而且視之為曆史現實的節點。
但事實卻是，行為、措施和狀态混在一起，意識形态單元雖然映射了這種混雜狀态，但這種映射與其說展現這種狀态，還不如說掩飾了它們。
這些單元是些虛假的實體。
既然被意識單元遮蔽之後，原本屬于意識的所有真實生活現象已脫離意識層面，那麼所謂現實包含意識單元的說法就完全失去了根據。
納米爾堅持認為，任何屬于意識形态的東西都具有虛構的品質。
在他看來，隻要曆史突出政治意識、理性思考和語言論斷，最終都會變成模糊的概論，這種概論無法捕捉其旨在解釋的現實。
與托爾斯泰一樣，納米爾拒絕這類宏觀曆史及其全景視野。
他對宏觀曆史的否定态度明顯受到馬克思的經濟基礎&mdash上層建築理論的影響。
納米爾也熱衷于揭穿觀念自治性的假象：他也強調物質需求和社會條件在其形成中發揮的作用。
(17)但是盡管如此，他根本算不上馬克思主義者。
他性格保守，不願從政治曆史學家轉變成虔誠黨派信徒和介入型文人。
更重要的是，他完全贊成用一個宏觀概念替換另一個宏觀概念。
在馬克思看來，（前）曆史就是一連串存在辯證關聯的階級鬥争。
這種看法雖然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對納米爾沒有任何吸引力。
(18)相反，他想擺脫整個宏觀層面&mdash&mdash擺脫所有寬泛且包羅萬象的思維模式，後者最終形成了我們關于世界的傳統形象。
這一形象具有欺騙性：事實大多來源不明，其構成要素亦琢磨不定，而這種思維模式竭力從中構建原本不存在的關系，因而産生假象。
作為意識的産物，思維模式與其說提供了我們内心生活過程的獨立見解，還不如說僅代表了其表面症狀。
納米爾旨在透過表象探索隐蔽在心理深處的真實事件。
【112】其研究路徑是單向的，這是他輕視綜合和叙述的必然結果。
約翰·布魯克（JohnBrooke）提及納米爾時指出，他&ldquo每走一步都要四下張望&rdquo(19)。
他不能忍受隻見樹林不見樹葉。
納米爾承認自己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
他懇求曆史學家揭示政治觀念的&ldquo心理學源泉&rdquo(20)，指明每個行為中包含的&ldquo無意識沖動&rdquo(21)，斷言現代心理學知識&mdash&mdash特别是大衆心理學&mdash&mdash對史學的發展不可或缺。
(22)他是精神分析的正統教徒嗎？他在别處寫道，&ldquo最重要的是潛在的情感，這是音樂，觀念與之相比隻是低劣的歌詞&hellip&hellip&rdquo(23)他身上有一種藝術氣息（清楚地體現在其散文中）。
因其審美感受力，他與現代藝術前沿做出的嘗試保持一緻&mdash&mdash如果沒有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成就，這種嘗試的力度幾乎不可能越來越大。
無論如何，他都好像與畫家、詩人和音樂家聯合起來，渴望摧毀傳統的感知形式和方式。
他們基于整個舊事物及其主要結構做出的陳述，在某種意義上是碎片化的，永遠不可能合并成整體。
各種規則錯綜複雜，如果還有什麼沒有遭到濫用的話，那麼結果（雖然是暫時的）就是調整我們的認識，以适應這部分規則。
（剩餘的至少無可争辯。
）所以納米爾利用精神分析對政治現實的标準化宏觀概念進行分解。
如果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也算不上弗洛伊德真正的擁趸。
在他看來，曆史世界呈現的景象令人不安。
【113】在充斥世界的政治觀念中，雖然有些可能與回應當下需要的情感、沖動等一緻，但多數都是遙遠過去的殘餘。
既然前述觀念持續激發我們的想象，即使态度、恐懼和期待與現實脫節，也因這些觀念而保持活力，甚至被重新激活。
這些思維和行為習慣已經過時，對欲望和希望之間的互動造成持久幹擾，使我們無法根據當下的條件處理當下的問題。
我們越想壓制，它們就越占據我們的無意識，無緣無故且無所顧忌地突然迸發，以此得到釋放。
我們都變得神經質，任由痛苦擺布。
在納米爾看來，決定政治行動的原則和計劃與其說提供了可靠的指引，不如說造成了各種煩擾。
事實上，他甚至認為，擺脫這些原則和計劃才是&ldqu
&mdash&mdash雷蒙·阿隆(1) 曆史涵蓋的時空單位大小不同，其範圍或量級也互有區别。
範圍相同的曆史其概括性處于同一級别。
一本關于洛伊滕（Leuthen）會戰的專著，其體量或一般性均不及對七年戰争（SevenYearsWar）的描述，後者又包含在更大的叙述中，比如18世紀歐洲政治史。
曆史間的包容關系可以層層推進。
不同曆史形成的整個序列讓人想起中國的工藝品&mdash&mdash空心象牙球，球中含球，其尺寸依次變小，每個球都能在外層大球中自由滾動。
不同的曆史可形成一個連續體，一端由高度概括的綜述（即普遍曆史）形成，另一端則指向對具體事件的調查。
範圍的差異标志着距離的差異。
任何大型史&mdash&mdash比如民族史&mdash&mdash要求講述者後退至足夠遠處，與數據保持距離，【105】從而使該民族的命運變遷進入他的研究視野。
(2)當然，在概述某一段曆史時，他難免忽略讓他産生整體印象的諸多情況。
相反，也隻有與史實保持相當的距離方可窺見湯因比那&ldquo不證自明的研究領域&rdquo&mdash&mdash整個文明。
&ldquo短視的&rdquo曆史學家隻顧埋頭爬梳，忽略了曆史的全貌。
談起這些作家的時候，湯因比言語中透着不屑。
(3) 量級相同的曆史具有某種共性。
因此，曆史學家研究某個世紀，從衆多資源中選擇數據，與專注于某個十年的曆史學家不同。
在描述和說明各自研究對象的發展時，也不要指望他們采用類型或順序相同的比較方法。
可比較的單位因曆史學家選擇的概括程度而不同。
不同的曆史就形成了曆史世界。
為了簡便，我将把這些曆史分成兩組&mdash&mdash微觀曆史和宏觀曆史。
不言而喻，二者之間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前文曾提及一個關于微觀曆史的範例：中世紀中後期使用了從古典藝術和文學中獲取的模型，潘諾夫斯基對此進行了分析。
(4)此類解釋型的小型曆史可稱作&ldquo特寫&rdquo，因為小型曆史與電影中的拍攝方法相似，挑出并放大某些視覺細節&mdash&mdash臉、手、某件家具&mdash&mdash旨在讓我們熟悉其特别的外貌。
【106】特寫研究屬微觀維度，接近大量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描述&mdash&mdash曆史學家探索過去的初級産品&mdash&mdash而且與後者一樣，都專注于細節，偏好專題形式。
但是又與曆史描述不同，特寫對資料進行充分的探究，而不隻是清點這些資料。
特寫直接拓展了曆史描述。
一般而言，作者希望補充、完善或否定被宏觀曆史學家一直奉為圭臬的概念和闡釋，因而産生了特寫。
耶丁（Jedin）對康斯坦茨和巴塞爾議會的缜密分析具有以下雙重目的：首先，普遍認為這些議會對教會的内部改革沒有意義，耶丁的分析對這種觀點進行了補充說明；其次，它們的法令宣告了大公會議至高無上的地位，耶丁的分析突出了法令的持久意義。
(5)傳統看法主張封建貴族在文藝複興時期開始堕落，赫克斯特則認為這種看法不過是陳詞濫調，他援引詳實的證據對此進行證明。
(6)與特寫相比，他們對高級别觀點的評價往往讓人感到寬泛而不準确。
如此一來，上帝存在于細節之中？兩位偉大的曆史學家&mdash&mdash《戰争與和平》（WarandPeace）的作者托爾斯泰和路易斯·納米爾爵士&mdash&mdash捍衛體現在阿比·瓦爾堡（AbyWarburg）名言中的信條。
他們都宣稱微觀維度是曆史真相的基礎和源頭。
許多研究都認為，隻有拿破侖和亞曆山大之類的人才能夠創立或毀滅大型帝國，托爾斯泰對此進行了嘲諷。
他認為這些曆史研究都過分誇大了個人力量的範圍和影響。
此外，隻有當我們相信統治者受上帝之托，而人民必須服從其意志時，這些曆史才具有堅實的基礎。
(7)然而，神學闡釋已經過時。
【107】既然現代史學拒絕神學闡釋，就必須重新審視是什麼神秘的力量導緻了民族（或國家）的變遷。
在探讨這個基本問題之初，托爾斯泰不僅拒絕考慮英雄、國王、将軍和大臣，而且反對一切在他看來源自宏觀思維的觀點。
他否認觀念影響曆史變化，不相信所謂的社會學規則有效，也不認為它們與曆史相關。
在他看來，大部分曆史學家執着于抽象的解釋，卻回避了他們口口聲聲信奉和描述的史實。
(8)他本人的回答表明，他對每一現象的後果都極為敏感&mdash&mdash他細緻刻畫了《安娜·卡列尼娜》（AnnaKarenina）中捕捉飛蛾的律師，體現的就是這種細節意識。
他說，不應該在國民之外尋找導緻運動的力量；事實上，這種力量存在于曆史進程中個體參與的無數活動中。
(9)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在《戰争與和平》中，反複拿小說人物&mdash&mdash如博羅季諾會戰中的皮埃爾·别祖霍夫（PierreBezukhov）&mdash&mdash那破碎卻真實的經曆與同時期曆史和官方記錄片段比較，突出了空洞概括和直接印象之間無法彌合的鴻溝。
憑借藝術家對具體的追求，托爾斯泰把曆史現實想象為由微觀事件、行為和互動形成的連續體，它們彙集在一起，才産生教科書所竭力渲染的宏觀意義上的動蕩、勝利和災難。
（順便提一句，并非隻有托爾斯泰設想過如此微小的連續體。
法國畫家和導演費爾南德·萊熱[FernandLéger]夢想拍攝一部超長電影，【108】24小時不間斷拍攝一男一女的生活：他們工作、沉默并相互展示愛意。
拍攝應巨細無遺；片中男女也不應知道自己正被拍攝。
萊熱意識到這部影片肯定會令人震撼，因其展示了真實存在中的紛亂，而後者原本無意示人。
&ldquo我想，&rdquo他說道，&ldquo這太可怕了，人們會受到驚吓，邊跑邊喊救命，就像大難臨頭一樣。
&rdquo(10)） 把宏觀事件分解為最小的要素，托爾斯泰認為，從邏輯上講這是真正的曆史學家的任務（盡管無法完成）。
對于這些曆史微小單位之間相互關系的看法表明他對19世紀科學的依賴。
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決定論者。
他認為，受理性驅使，我們把微觀層面上發生的事件想象成一個個過程，這些過程受到永恒規律的控制。
(11)他進而指出，若有可能，重建微觀層面上的因果鍊将能夠揭示整個曆史規律。
在托爾斯泰看來，曆史是必然性的領域&mdash&mdash是自然世界的延伸。
（有趣的是，他采用微積分及其相關方法對微觀單位進行分解，然後加以整合。
(12)就像是他早就預示了現代計算機的應用。
） 托爾斯泰笃信因果關系，這使他陷入了困境。
該如何在必然規律與人類自由體驗兩者之間加以調和呢？他提出的方案不過是蹩腳的權宜之計：僅僅把自由降格為我們意識的一種現象，成為第二性的東西。
他的主要觀點就是這個由理性創建的世界&mdash&mdash理想的真實世界&mdash&mdash不存在無法解釋因果的行為。
【109】從理性看，我們誤把自由的決定看作特定條件下不可避免的後果。
自由隻是一種幻覺。
但是幻覺卻自生自存，因為我們無法解釋構成曆史事實的無窮要素。
要素之間相互影響，要探明其規律則非人力所能及。
如此一來，把自由替換為不能掌控之物，确實是對我們自身的挑戰。
自由雖不可知，但不可或缺。
(13) 毋庸置疑，托爾斯泰隻是一個蹩腳的哲學家。
他持有唯科學論的時代觀。
對其中的哲學看法，他不加批判地借用，試圖讓它們形成某種模式，從而魚和熊掌可以兼得&mdash&mdash既能拯救自由的意志，又不反對某種宿命教條。
托爾斯泰似乎沒有意識到，由于該&ldquo解決方案&rdquo，曆史并未被視為一連串可理解抑或有意義的事件。
如果自由僅僅是一種主觀現象，一切都将由必然性所主宰：要發生的事情必将發生，僅此而已。
真實的托爾斯泰要比作為冒牌哲學家的托爾斯泰更有發言權。
現實中的作家托爾斯泰很特别，既是神秘主義者，又是經驗主義者。
他對臆測漠不關心，而是賦予冷冰冰的必然性以靈魂。
他認為，一定發生的也應該發生。
無論怎樣，他都堅信就俄國人民而言，隻要塑造俄國未來的鮮活之力不被當權者幹涉或阻礙，一切都将變得美好。
當然，要順其自然，必須知曉劇中所有演員之間發生了什麼。
可是根據托爾斯泰的前提假設，這樣一種知識不是永遠難以獲取嗎？通過援引智慧的神聖預測力，他克服了這一棘手的理論難題。
【110】他稱為智者的人，天生就能習得或擁有某種知識，這種知識是唯理智論者所抵制的；智者耳聽八方；盡管日常生活中的蛛絲馬迹模糊不清，常常自相矛盾，但他們擁有足夠的天賦，能夠領會；智者本身即是産生民族運動之力的一部分。
(14) 托爾斯泰為這幅景象增添了色彩與細節，使之鮮活生動：他筆下的庫圖佐夫（Kutuzov）是智慧的化身。
他既不策劃也不行動；他等待和傾聽。
他傾聽并理解來自底層的困惑嘈雜的聲音，正是憑借這種能力，他擊退了拿破侖。
庫圖佐夫之所以是一位受神靈啟示的将軍，因為他讨厭遵從自己的靈感。
他發現在衆多俄國人心中埋藏着一些說不清楚的想法和願望，其個人抱負就是實現這些想法和願望。
正如安德烈公爵（PrinceAndrey）所言，&ldquo他知道，有些東西比他的意志更強大也更重要&mdash&mdash事态的發展無可避免。
&rdquo(15)（事态發展無可避免？托爾斯泰癡迷于他所處時代的種種機械論觀念，此種執念處處彰顯。
但這并不影響他筆下庫圖佐夫身上體現的真理，即真正的創造性行為離不開細緻冷靜的觀察。
） 湯因比提到納米爾曾經告訴他說：&ldquo湯因比，我研究片片樹葉，你研究整棵樹木。
其他的曆史學家則研究成簇的樹枝，你我都認為他們是錯的。
&rdquo(16)（他非常禮貌，沒有告訴湯因比自己對于研究整棵樹的看法。
） 納米爾研究政治史，其&ldquo成簇樹枝&rdquo的隐喻顯然涉及意識形态單元，這是他所從事的政治史研究領域的常用手段。
他對關于18世紀英格蘭的輝格黨式闡釋進行了有力的批評，這種闡釋不僅接受了那一時期表面的主流政治觀念和政黨綱領，【111】而且視之為曆史現實的節點。
但事實卻是，行為、措施和狀态混在一起，意識形态單元雖然映射了這種混雜狀态，但這種映射與其說展現這種狀态，還不如說掩飾了它們。
這些單元是些虛假的實體。
既然被意識單元遮蔽之後，原本屬于意識的所有真實生活現象已脫離意識層面，那麼所謂現實包含意識單元的說法就完全失去了根據。
納米爾堅持認為，任何屬于意識形态的東西都具有虛構的品質。
在他看來，隻要曆史突出政治意識、理性思考和語言論斷，最終都會變成模糊的概論，這種概論無法捕捉其旨在解釋的現實。
與托爾斯泰一樣，納米爾拒絕這類宏觀曆史及其全景視野。
他對宏觀曆史的否定态度明顯受到馬克思的經濟基礎&mdash上層建築理論的影響。
納米爾也熱衷于揭穿觀念自治性的假象：他也強調物質需求和社會條件在其形成中發揮的作用。
(17)但是盡管如此，他根本算不上馬克思主義者。
他性格保守，不願從政治曆史學家轉變成虔誠黨派信徒和介入型文人。
更重要的是，他完全贊成用一個宏觀概念替換另一個宏觀概念。
在馬克思看來，（前）曆史就是一連串存在辯證關聯的階級鬥争。
這種看法雖然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對納米爾沒有任何吸引力。
(18)相反，他想擺脫整個宏觀層面&mdash&mdash擺脫所有寬泛且包羅萬象的思維模式，後者最終形成了我們關于世界的傳統形象。
這一形象具有欺騙性：事實大多來源不明，其構成要素亦琢磨不定，而這種思維模式竭力從中構建原本不存在的關系，因而産生假象。
作為意識的産物，思維模式與其說提供了我們内心生活過程的獨立見解，還不如說僅代表了其表面症狀。
納米爾旨在透過表象探索隐蔽在心理深處的真實事件。
【112】其研究路徑是單向的，這是他輕視綜合和叙述的必然結果。
約翰·布魯克（JohnBrooke）提及納米爾時指出，他&ldquo每走一步都要四下張望&rdquo(19)。
他不能忍受隻見樹林不見樹葉。
納米爾承認自己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
他懇求曆史學家揭示政治觀念的&ldquo心理學源泉&rdquo(20)，指明每個行為中包含的&ldquo無意識沖動&rdquo(21)，斷言現代心理學知識&mdash&mdash特别是大衆心理學&mdash&mdash對史學的發展不可或缺。
(22)他是精神分析的正統教徒嗎？他在别處寫道，&ldquo最重要的是潛在的情感，這是音樂，觀念與之相比隻是低劣的歌詞&hellip&hellip&rdquo(23)他身上有一種藝術氣息（清楚地體現在其散文中）。
因其審美感受力，他與現代藝術前沿做出的嘗試保持一緻&mdash&mdash如果沒有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成就，這種嘗試的力度幾乎不可能越來越大。
無論如何，他都好像與畫家、詩人和音樂家聯合起來，渴望摧毀傳統的感知形式和方式。
他們基于整個舊事物及其主要結構做出的陳述，在某種意義上是碎片化的，永遠不可能合并成整體。
各種規則錯綜複雜，如果還有什麼沒有遭到濫用的話，那麼結果（雖然是暫時的）就是調整我們的認識，以适應這部分規則。
（剩餘的至少無可争辯。
）所以納米爾利用精神分析對政治現實的标準化宏觀概念進行分解。
如果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也算不上弗洛伊德真正的擁趸。
在他看來，曆史世界呈現的景象令人不安。
【113】在充斥世界的政治觀念中，雖然有些可能與回應當下需要的情感、沖動等一緻，但多數都是遙遠過去的殘餘。
既然前述觀念持續激發我們的想象，即使态度、恐懼和期待與現實脫節，也因這些觀念而保持活力，甚至被重新激活。
這些思維和行為習慣已經過時，對欲望和希望之間的互動造成持久幹擾，使我們無法根據當下的條件處理當下的問題。
我們越想壓制，它們就越占據我們的無意識，無緣無故且無所顧忌地突然迸發，以此得到釋放。
我們都變得神經質，任由痛苦擺布。
在納米爾看來，決定政治行動的原則和計劃與其說提供了可靠的指引，不如說造成了各種煩擾。
事實上，他甚至認為，擺脫這些原則和計劃才是&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