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曆史學家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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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僅僅是文藝複興人的原型，不多也不少。
在實踐中，跨越邊界的交通則異常擁堵。
向往綜合的曆史學家渴望哲學的慰藉，曆史哲學家則構思出整體模型用于低級領域。
進化的哲學觀念已經滲透主要的曆史著述。
曆史學家已經厭倦這種居高臨下的施舍，這或許是實證主義精神更為幸運的結果之一。
例如，赫克斯特告誡他的同伴注意太過籠統的概念之危險，因為這些概念模糊而非澄明了某一時間和地點發生的特定狀況。
(43) 赫伊津哈談及布克哈特，認為他&ldquo早已加入那些超越對與錯之對立的大師行列&rdquo。
(44)在這一對立占據的維度中，任何曆史觀念都不應被認為是完全充分的。
每一個名副其實的觀念均涉及相當一部分的曆史事實&mdash&mdash這意味着推動這一觀念的曆史學家必須與他所闡釋的事件保持一定距離。
但從這一較遠的觀察距離出發，他既不能感知到所有可能相關的事實，也無法避免将它們置于某一視角之下，這一視角必然會掩蓋部分事實。
【100】人們已經注意到，布克哈特未能将文藝複興時期的經濟和哲學考慮在内。
此外，如果正在驗證某一觀念的曆史學家從更近的距離檢查這一觀念應用其上的材料（這一距離要比他構思這一觀念時與材料保持的距離更近），他将會發現那一材料的諸多更小單元；這些單元可能會傳遞某種啟示，而這些啟示則有可能使他所關心的那一觀念化為泡影。
赫伊津哈反對布克哈特的觀點，&ldquo試圖描述某種文藝複興人，這是一項徒勞的抱負。
在那一豐富多彩的時期，相較于利用某種個體特征将衆多不同類型統合在一起，從其他特征出發将這些類型加以細分才是更為基本的。
&rdquo(45)這一批評異常嚴苛，頗具颠覆性，我不太确定這是否公平。
那麼，赫伊津哈又做出哪些貢獻呢？他改變了與主體之間的距離，并且利用微觀事實來反駁有理有據的宏觀假設。
(46) 如果說曆史觀念是一般化的、籠統的概括總結，那它們并不是&ldquo非對即錯&rdquo。
作為概括總結，它們的可信度取決于其對現有證據的忠實度。
曆史領域中，一切都是一個程度的問題，這也是本書反複重申的主題之一。
吉本關于羅馬帝國衰落的論點已然幻滅，但仍能使人回想起那些廢墟，正是那令人悲怆的景象曾一度觸動他的直覺；另一方面，在當代研究文藝複興時期的學者看來，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重要的事實，能夠徹底颠覆布克哈特的著名闡釋。
(47) 對與錯的維度之上還有另一維度。
赫伊津哈将布克哈特置于這一維度，意圖讓我們明白，無論他的觀念正确與否，都将流芳百世。
(48)【101】對于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事實準确性問題，以賽亞·伯林也展現了相同的豁達姿态：&ldquo即使所有的具體結論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它在創造一種對待社會和曆史問題的全新态度，并因此開辟獲取人類知識的新途徑方面的重要性則不損分毫。
&rdquo(49)他和赫伊津哈肯定明白，某一闡釋的成敗基于它與既定事實的（相對）充分性如何，因此，他們對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毫不在意，這可能源于他們希望突顯曆史觀念驚人的生存能力。
即使某些觀念已被證明是&ldquo錯誤的&rdquo&mdash&mdash例如，對于新教倫理（Protestantethic）所蘊含的意義，馬克斯·韋伯設想得過于偏離實際&mdash&mdash但這些觀念難道不是永遠存于人們的記憶中，并保持着某些最初的輝煌嗎？ 曆史觀念似乎具有持久的意義，因為它們以一種清晰而又獨特的方式将特殊與一般聯系起來。
任何此類的聯系都充滿着未知的風險，它們如一束束光芒劃亮黑夜。
這就是為何人們将它們在曆史學家腦海中的閃現稱為&ldquo曆史感覺&rdquo，稱其&ldquo沖擊了整個系統&hellip&hellip一種認識的&hellip&hellip沖擊&rdquo。
(50)它們是諸種節點&mdash&mdash具體和抽象在這裡相遇并融為一體。
每當這種情況發生，不确定的曆史事件之流突然停滞，接下來需要揭示的事物被置于某一意象或概念之下加以觀察，這一意象或概念将這一事物從瞬變流動中提取出來，将之與一直凝視我們的某一重大問題或疑問聯系在一起。
馬克思的經濟基礎&mdash&mdash上層建築理論和布克哈特關于文藝複興的看法不僅是&ldquo正确的&rdquo一般化概括：它們侵入了普遍真理（包括那些我所謂的哲學觀念）的領域&mdash&mdash這些即便空洞的真理擁有絕對有效性，或如鬼火般閃爍着永恒的光芒。
值得注意的是，曆史觀念雖然與它們難以融合，卻會出現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
【102】它們的出現标志着曆史學家旅程的結束，它們為曆史學家追求普遍性設置了一個限度；超出那一限度，他将無法感知那些他收集的材料。
這些具有最高普遍性的真理能否喚醒它們邏輯上涵蓋的特殊細節，這确實是個未知數。
這些極端的抽象具體化為某種如此粗略的陳述，那些細節&mdash&mdash一系列曆史事件&mdash&mdash難免會成為漏網之魚。
曆史學家将這些細節硬拽入某一曆史觀念中，于他而言，這一曆史觀念即為最一般的命題&mdash&mdash這是一個他可能會逾越的門檻，其風險在于他不再能夠将其發現帶回到理解的港灣。
盡管曆史觀念源于整個自我，但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并非主觀，雖然這将會對其潛在的真理價值産生影響。
恰恰相反，于曆史觀念而言，主觀性絕非一個限制因素。
其原因我已作過說明；它們取決于曆史學家的自我之動态特征。
簡要說來，曆史學家的自我有兩方面過程，一是曆史學家在其自我消解的過程中所獲取的信息，二是伴随着自我的擴張曆史學家所經曆的諸種體驗。
這一自我所獲取的完滿狀态，其客觀性效應為這一自我參與其中的運動所加強&mdash&mdash這一運動使它一定程度上獨立于其所在的時間位置。
曆史觀念似乎就是不斷強化的動态化自我（dynamizedself）的産物。
但是&ldquo産物&rdquo這一說辭頗具誤導性。
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醞釀曆史觀念的過程中，如何最合理有效地解釋他的數據，一千種可能性從曆史學家内心深處閃過。
因此，他必須做出選擇。
正是由于其精神心靈的完滿及相對的靈活，他才能從這些可能性中選擇出最有深度、最為詳盡全面的一個可能性。
觀念與其說是自我的産物，不如說是選擇的結果，自我在其中充當探測杖的角色；觀念是一種探測發現，而不是外向投射或由内及外的推測。
【103】越是得益于曆史學家本人之所是及其認知和想象，這種發現就越為有效&mdash&mdash也就是說，更少&ldquo主觀性&rdquo。
布爾德曼（Bultmann）在聲稱&ldquo對曆史最主觀的闡釋同時也是最客觀的&rdquo(51)之時，說的正是此意&mdash&mdash或者更确切地說，他的意思是說他并沒有被存在主義前景之虛假的深刻所蠱惑。
主觀性在最強烈的意義上超越自身。
曆史觀念之所以是客觀的，正是由于它們受惠于這種全然的主觀性。
與自我消減（self-reduction）階段所達至的&ldquo被動的&rdquo客觀性相比，曆史觀念所獲得的這種（近似）客觀性可被稱為&ldquo積極的&rdquo。
假如有一扇屏幕将我們與真理分隔開來，這種具體&mdash抽象的曆史觀念則非常可能刺穿此屏幕。
在跟随曆史學家的旅程中，我特意沒有提及路途中要遭遇的兩大困難。
他逡巡于一個非勻質化結構的世界，這讓他不得不繞過很多障礙。
另外，這也是一次穿越時光之旅&mdash&mdash作為介質，時間的複雜性進一步阻礙了他前進的步伐。
這些困難需要我們密切關注。
曆史并未存在過？有人可能會說探讨這一問題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 (1) 轉引自斯特恩編：《史學集錦》&ldquo引言&rdquo，第31頁。
(2) 戈耶爾：《與曆史學家辯論》，第39&mdash40頁。
&mdash&mdash正如所料，對于麥考利的觀點，衆說紛纭。
例如，黑爾（Hale）在《英國史學的發展》（TheEvolutionofBritishHistoriography，克利夫蘭和紐約，1964年）一書的&ldquo引言&rdquo（第45頁）中贊揚麥考利是個有求知欲的旅行者。
(3) 可參閱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198頁。
(4) 福斯勒：《蘭克的曆史問題》，收錄于福斯勒：《精神與曆史》，第189&mdash190頁。
福斯勒重點強調蘭克所采用的曆史研究方法的宗教基礎。
(5) 參見狄爾泰：《著作集》，斯圖加特-哥廷根，第五卷，1957年和1961年，第281、281&mdash282頁。
&mdash&mdash關于蘭克聲明的最新評論，見哈德·裡特爾（GerhardRitter）：《科學史學》（ScientificHistory），載于《曆史與理論》，海牙，1961年，第一卷，第3期，第265頁。
裡特爾采用熱情洋溢的言辭贊同這一觀點，顯然是為了批判當代某些曆史學家對建構的沉迷及其過度的勃勃野心。
（裡特爾的文章最初于1958年在德國發表。
） (6) 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第814&mdash815頁，C.K.司考特·蒙克裡夫（C.K.ScottMoncrieff）譯。
也可參見克拉考爾：《電影的理論》，第14&mdash15頁。
(7) 參見舒茨（Schuetz）：《陌生人》（TheStranger），載于《美國社會學雜志》（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44年5月，第四十九卷，第6期，第499&mdash507頁。
(8) 引自湯因比編譯：《古希臘曆史思想》（CreekHistoricalThought），紐約，1952年（門特出版社），第43頁&mdash&mdash不言而喻，波利比奧斯（Polybius）即為另一個典型的例證。
例如，參見伯裡：《古希臘曆史學家》，第191&mdash219頁。
(9) 在接受梅塔采訪時，約翰·布魯克和湯因比曾從此層面表達過自己的觀點。
參見梅塔：《鈎爪鳥的飛行》，載《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74頁。
在此背景下，布克哈特談及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移民的頻繁發生，他強調移民所造就的偉大成果，我對此興趣頗濃。
參見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維也納（費頓出版社），第78頁；以及卡埃基（Kaegi）：《雅各布·布克哈特傳》（JacobBurckhardt:EineBiographie），第三卷，巴塞爾，1956年，第715頁。
(10) 叔本華：《叔本華全集》（SaemtlicheWerke），威斯巴登，1949年，第二卷，《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WeltalsWilleundV
在實踐中，跨越邊界的交通則異常擁堵。
向往綜合的曆史學家渴望哲學的慰藉，曆史哲學家則構思出整體模型用于低級領域。
進化的哲學觀念已經滲透主要的曆史著述。
曆史學家已經厭倦這種居高臨下的施舍，這或許是實證主義精神更為幸運的結果之一。
例如，赫克斯特告誡他的同伴注意太過籠統的概念之危險，因為這些概念模糊而非澄明了某一時間和地點發生的特定狀況。
(43) 赫伊津哈談及布克哈特，認為他&ldquo早已加入那些超越對與錯之對立的大師行列&rdquo。
(44)在這一對立占據的維度中，任何曆史觀念都不應被認為是完全充分的。
每一個名副其實的觀念均涉及相當一部分的曆史事實&mdash&mdash這意味着推動這一觀念的曆史學家必須與他所闡釋的事件保持一定距離。
但從這一較遠的觀察距離出發，他既不能感知到所有可能相關的事實，也無法避免将它們置于某一視角之下，這一視角必然會掩蓋部分事實。
【100】人們已經注意到，布克哈特未能将文藝複興時期的經濟和哲學考慮在内。
此外，如果正在驗證某一觀念的曆史學家從更近的距離檢查這一觀念應用其上的材料（這一距離要比他構思這一觀念時與材料保持的距離更近），他将會發現那一材料的諸多更小單元；這些單元可能會傳遞某種啟示，而這些啟示則有可能使他所關心的那一觀念化為泡影。
赫伊津哈反對布克哈特的觀點，&ldquo試圖描述某種文藝複興人，這是一項徒勞的抱負。
在那一豐富多彩的時期，相較于利用某種個體特征将衆多不同類型統合在一起，從其他特征出發将這些類型加以細分才是更為基本的。
&rdquo(45)這一批評異常嚴苛，頗具颠覆性，我不太确定這是否公平。
那麼，赫伊津哈又做出哪些貢獻呢？他改變了與主體之間的距離，并且利用微觀事實來反駁有理有據的宏觀假設。
(46) 如果說曆史觀念是一般化的、籠統的概括總結，那它們并不是&ldquo非對即錯&rdquo。
作為概括總結，它們的可信度取決于其對現有證據的忠實度。
曆史領域中，一切都是一個程度的問題，這也是本書反複重申的主題之一。
吉本關于羅馬帝國衰落的論點已然幻滅，但仍能使人回想起那些廢墟，正是那令人悲怆的景象曾一度觸動他的直覺；另一方面，在當代研究文藝複興時期的學者看來，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重要的事實，能夠徹底颠覆布克哈特的著名闡釋。
(47) 對與錯的維度之上還有另一維度。
赫伊津哈将布克哈特置于這一維度，意圖讓我們明白，無論他的觀念正确與否，都将流芳百世。
(48)【101】對于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事實準确性問題，以賽亞·伯林也展現了相同的豁達姿态：&ldquo即使所有的具體結論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它在創造一種對待社會和曆史問題的全新态度，并因此開辟獲取人類知識的新途徑方面的重要性則不損分毫。
&rdquo(49)他和赫伊津哈肯定明白，某一闡釋的成敗基于它與既定事實的（相對）充分性如何，因此，他們對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毫不在意，這可能源于他們希望突顯曆史觀念驚人的生存能力。
即使某些觀念已被證明是&ldquo錯誤的&rdquo&mdash&mdash例如，對于新教倫理（Protestantethic）所蘊含的意義，馬克斯·韋伯設想得過于偏離實際&mdash&mdash但這些觀念難道不是永遠存于人們的記憶中，并保持着某些最初的輝煌嗎？ 曆史觀念似乎具有持久的意義，因為它們以一種清晰而又獨特的方式将特殊與一般聯系起來。
任何此類的聯系都充滿着未知的風險，它們如一束束光芒劃亮黑夜。
這就是為何人們将它們在曆史學家腦海中的閃現稱為&ldquo曆史感覺&rdquo，稱其&ldquo沖擊了整個系統&hellip&hellip一種認識的&hellip&hellip沖擊&rdquo。
(50)它們是諸種節點&mdash&mdash具體和抽象在這裡相遇并融為一體。
每當這種情況發生，不确定的曆史事件之流突然停滞，接下來需要揭示的事物被置于某一意象或概念之下加以觀察，這一意象或概念将這一事物從瞬變流動中提取出來，将之與一直凝視我們的某一重大問題或疑問聯系在一起。
馬克思的經濟基礎&mdash&mdash上層建築理論和布克哈特關于文藝複興的看法不僅是&ldquo正确的&rdquo一般化概括：它們侵入了普遍真理（包括那些我所謂的哲學觀念）的領域&mdash&mdash這些即便空洞的真理擁有絕對有效性，或如鬼火般閃爍着永恒的光芒。
值得注意的是，曆史觀念雖然與它們難以融合，卻會出現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
【102】它們的出現标志着曆史學家旅程的結束，它們為曆史學家追求普遍性設置了一個限度；超出那一限度，他将無法感知那些他收集的材料。
這些具有最高普遍性的真理能否喚醒它們邏輯上涵蓋的特殊細節，這确實是個未知數。
這些極端的抽象具體化為某種如此粗略的陳述，那些細節&mdash&mdash一系列曆史事件&mdash&mdash難免會成為漏網之魚。
曆史學家将這些細節硬拽入某一曆史觀念中，于他而言，這一曆史觀念即為最一般的命題&mdash&mdash這是一個他可能會逾越的門檻，其風險在于他不再能夠将其發現帶回到理解的港灣。
盡管曆史觀念源于整個自我，但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并非主觀，雖然這将會對其潛在的真理價值産生影響。
恰恰相反，于曆史觀念而言，主觀性絕非一個限制因素。
其原因我已作過說明；它們取決于曆史學家的自我之動态特征。
簡要說來，曆史學家的自我有兩方面過程，一是曆史學家在其自我消解的過程中所獲取的信息，二是伴随着自我的擴張曆史學家所經曆的諸種體驗。
這一自我所獲取的完滿狀态，其客觀性效應為這一自我參與其中的運動所加強&mdash&mdash這一運動使它一定程度上獨立于其所在的時間位置。
曆史觀念似乎就是不斷強化的動态化自我（dynamizedself）的産物。
但是&ldquo産物&rdquo這一說辭頗具誤導性。
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醞釀曆史觀念的過程中，如何最合理有效地解釋他的數據，一千種可能性從曆史學家内心深處閃過。
因此，他必須做出選擇。
正是由于其精神心靈的完滿及相對的靈活，他才能從這些可能性中選擇出最有深度、最為詳盡全面的一個可能性。
觀念與其說是自我的産物，不如說是選擇的結果，自我在其中充當探測杖的角色；觀念是一種探測發現，而不是外向投射或由内及外的推測。
【103】越是得益于曆史學家本人之所是及其認知和想象，這種發現就越為有效&mdash&mdash也就是說，更少&ldquo主觀性&rdquo。
布爾德曼（Bultmann）在聲稱&ldquo對曆史最主觀的闡釋同時也是最客觀的&rdquo(51)之時，說的正是此意&mdash&mdash或者更确切地說，他的意思是說他并沒有被存在主義前景之虛假的深刻所蠱惑。
主觀性在最強烈的意義上超越自身。
曆史觀念之所以是客觀的，正是由于它們受惠于這種全然的主觀性。
與自我消減（self-reduction）階段所達至的&ldquo被動的&rdquo客觀性相比，曆史觀念所獲得的這種（近似）客觀性可被稱為&ldquo積極的&rdquo。
假如有一扇屏幕将我們與真理分隔開來，這種具體&mdash抽象的曆史觀念則非常可能刺穿此屏幕。
在跟随曆史學家的旅程中，我特意沒有提及路途中要遭遇的兩大困難。
他逡巡于一個非勻質化結構的世界，這讓他不得不繞過很多障礙。
另外，這也是一次穿越時光之旅&mdash&mdash作為介質，時間的複雜性進一步阻礙了他前進的步伐。
這些困難需要我們密切關注。
曆史并未存在過？有人可能會說探讨這一問題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 (1) 轉引自斯特恩編：《史學集錦》&ldquo引言&rdquo，第31頁。
(2) 戈耶爾：《與曆史學家辯論》，第39&mdash40頁。
&mdash&mdash正如所料，對于麥考利的觀點，衆說紛纭。
例如，黑爾（Hale）在《英國史學的發展》（TheEvolutionofBritishHistoriography，克利夫蘭和紐約，1964年）一書的&ldquo引言&rdquo（第45頁）中贊揚麥考利是個有求知欲的旅行者。
(3) 可參閱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198頁。
(4) 福斯勒：《蘭克的曆史問題》，收錄于福斯勒：《精神與曆史》，第189&mdash190頁。
福斯勒重點強調蘭克所采用的曆史研究方法的宗教基礎。
(5) 參見狄爾泰：《著作集》，斯圖加特-哥廷根，第五卷，1957年和1961年，第281、281&mdash282頁。
&mdash&mdash關于蘭克聲明的最新評論，見哈德·裡特爾（GerhardRitter）：《科學史學》（ScientificHistory），載于《曆史與理論》，海牙，1961年，第一卷，第3期，第265頁。
裡特爾采用熱情洋溢的言辭贊同這一觀點，顯然是為了批判當代某些曆史學家對建構的沉迷及其過度的勃勃野心。
（裡特爾的文章最初于1958年在德國發表。
） (6) 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第814&mdash815頁，C.K.司考特·蒙克裡夫（C.K.ScottMoncrieff）譯。
也可參見克拉考爾：《電影的理論》，第14&mdash15頁。
(7) 參見舒茨（Schuetz）：《陌生人》（TheStranger），載于《美國社會學雜志》（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44年5月，第四十九卷，第6期，第499&mdash507頁。
(8) 引自湯因比編譯：《古希臘曆史思想》（CreekHistoricalThought），紐約，1952年（門特出版社），第43頁&mdash&mdash不言而喻，波利比奧斯（Polybius）即為另一個典型的例證。
例如，參見伯裡：《古希臘曆史學家》，第191&mdash219頁。
(9) 在接受梅塔采訪時，約翰·布魯克和湯因比曾從此層面表達過自己的觀點。
參見梅塔：《鈎爪鳥的飛行》，載《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74頁。
在此背景下，布克哈特談及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移民的頻繁發生，他強調移民所造就的偉大成果，我對此興趣頗濃。
參見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維也納（費頓出版社），第78頁；以及卡埃基（Kaegi）：《雅各布·布克哈特傳》（JacobBurckhardt:EineBiographie），第三卷，巴塞爾，1956年，第715頁。
(10) 叔本華：《叔本華全集》（SaemtlicheWerke），威斯巴登，1949年，第二卷，《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WeltalsWilleun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