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曆史學家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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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在我們的讨論中，最令我震驚的是，迄今為止他所發掘的一切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但從未以他所談論的那種方式發生。
所以我預料，在他的曆史叙述中，二十年代那些搖擺不定的見解、痛苦的懷疑和沖動的決定，将會凍結僵化為某種固定模式的趨勢、對立思潮、少數或多數人的态度等等。
顯然，我那段時期的很多經曆注定無法落入他用之建構這一固定模式的概念和标簽之網，因此，【87】對于他将描繪的曆史藍圖與這一藍圖所涵蓋的曆史現實之間的不一緻，我感到非常驚訝。
他并沒有如我所知的那樣描述那些事件&mdash&mdash這些事件變動不居，容易改變&mdash&mdash而是将其設想為某一時期的諸多構成元素，這一時期現在卻完全被看作一種既成事實（faitaccompli）。
另一方面，這使他能夠向我展現那一時期的某些方面，而當時的我對此完全不了解。
我很快意識到，他對曆史的展望枯燥無味、毫無價值，這或許是他為了揭露後見之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相反地，當代曆史完全可以也必須展現事物的原初狀态，但毫無疑問，我們也要防止僅僅根據後代的知識視野來展示。
） 這種有啟發意義的後見之明&mdash&mdash之所以有啟發是因為提供了某些新的證據&mdash&mdash不應該被誤認為那種通過過度闡釋來歪曲曆史事實的後見之明。
(17)德羅伊森對亞曆山大大帝（Alexander）近乎黑格爾式的解讀在這方面可謂登峰造極。
在暗示亞曆山大可能認為亞洲實現希臘化有益于他統治整個世界的大業之後，德羅伊森引入了&ldquo曆史&rdquo這一人物，他對亞曆山大的自欺欺人一笑置之，然後說道：他的雄心壯志對我而言隻不過是實現亞洲希臘化的曆史手段(18)（在德羅伊森看來，這最終是為了促進基督教的傳播）。
人們也不禁會模仿&ldquo曆史&rdquo這一人物，對這些事後的無端猜測報之一笑，但毫無疑問，它們也促使德羅伊森賦予希臘化時代以應有的尊嚴。
(19)心念的起滅莫測高深。
曆史學家的回溯之旅就談這麼多。
【88】但旅程還在繼續：他必須返回上面的世界（upperworld），充分利用自己的所獲之物。
接下來關乎一個心理運作的框架，他必須參與其中以确保旅途的成功。
這種心理運作與幫助他理解潛在證據的情況完全相反。
對曆史學家而言，下一個合乎邏輯的步驟是将搜集的材料化為己有，尤其要重視那些與他發現的事實有關的材料。
他的整理盤點活動有兩個目的。
首先，這些活動标志着純粹的研究（researchproper）與闡釋兩者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mdash&mdash這是他必經的階段。
如果他沒有以某種方式對材料進行權衡和組織、思考和整理，那他就無法對材料與他最初假設的相關性做出評估，也就無法自由地使用這些材料來分析和更廣泛地解讀。
其次，這些活動本身通常也擁有自身的特定意義與追求，因為它們意在揭露曆史叙述的諸多缺陷，其中很多與事實不符。
特别是某些涵蓋範圍較廣的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會掩蓋或扭曲部分曆史事實，揭露這些錯誤是曆史學家不可回避的責任。
曆史學家在這一階段所做的努力可能隻會使他正在準備的某項主要工作受益，因此不會以獨立報告的形式為人所知。
再次引用布克哈特的話，他建議一位年輕的同事在他未來的曆史叙事中&ldquo所要做的不過是删除那些僅僅是垃圾的事實&rdquo（盡管也補充道，他應該理所當然地對删除的東西進行研究）。
(20) 然而有時，這一建議聽起來似乎有些過時，因為舊時的演繹推理已不再流行。
而當今的定律則是，對布克哈特意欲清除的那些&ldquo事實垃圾&rdquo表示明确的關注。
當代史學充滿大量以事實為導向、展示詳細研究之直接成果的曆史記錄。
其範圍包括讓你可以明确意識到是在對過去進行掠奪式侵襲的那些一般性粗淺調查，【89】以及全身心沉浸在文本和遺迹中的那些探查研究。
當然，隻有後者才能實現并符合這裡給出的框架方案。
總而言之，這一類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記錄基本上與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所謂的&ldquo技術的曆史&rdquo（technicalhistory）相一緻。
巴特菲爾德曾明确地表示，技術的曆史的先決條件在于曆史學家&ldquo自我傾空的行為&rdquo；(21)在另一處，他将此類型的曆史定義為&ldquo一種關于描述和解釋的有限且日常的領域，其中通過嚴格使用實物證據來獲得局部和具體的事物&rdquo。
(22) &ldquo局部和具體事物&rdquo這一說法暗示出此流派的一個特點：它與小範圍的、專題式研究密切相關。
這樣說是有充分理由的。
任一有感知力的曆史學家都緻力于收集證據，這一被動的狀态确實有益于對某些細枝末節的感知。
無論何時，當曆史學家探究材料來源，用以核實有關某些寬泛的叙述和廣泛的曆史構建的真相時，他很可能會偶然發現某些一般法則或宏觀單元，要求重新審視它們所聲稱涵蓋的各種材料。
我們進一步了解到，隻有所講述的故事被&ldquo天主教徒、新教徒或無神論者采用或接管&rdquo(23)，這一脈絡的曆史描述才能自圓其說，彰顯其重要性。
這一流派推崇（無法實現的）客觀的真理。
它試圖實現的這種客觀性可以被稱作&ldquo被動性&rdquo，因為這種客觀性源于自我，這一自我雖然得以重新激活，但仍處于沉寂狀态，并且由于擔心從現實生活的事件中撤離時模糊了其所接受的訊息，這一自我拒絕完全堅持自己的主張。
能夠不費力氣得到一切嗎？作為自我簡化的産物&mdash&mdash這裡的簡化是指，如果有足夠的自我可以容許簡化&mdash&mdash以事實為導向的記錄必須客觀中立。
【90】這種解釋僅僅是為了将那些以實實在在的方式收集起來的數據相互關聯起來。
但即使如此，與許多充分展開的曆史叙述相比，這些&ldquo技術的&rdquo曆史更加典型、合乎本性；前者在無意中歪曲了某些證據，使之能夠證明它們根據當今的觀點、觀念或主觀偏向所表達的一切。
其中，曆史學家的造型沖動勝過他對事件真實發展進程的好奇心，而我心中的曆史記錄&mdash&mdash那些将自身限定在對&ldquo局部和具體事物&rdquo進行評估的記錄&mdash&mdash則堅定不移地遵循寫實傾向。
或許簡單明了，或許含糊暧昧，但在此過程中它們最起碼滿足了曆史研究方法的那一&ldquo最低要求&rdquo。
(24) 在電影媒介中，它們最坦率的對應物就是以一種直截了當的方式描繪（物質）現實的紀錄片。
這又是一個實例，證明電影和曆史的比較頗有意義。
我所知曉的幾部紀錄片，均以就事論事的冷靜基調描繪令人震驚的生活狀況，就我所知，這些紀錄片源于作者對其創造力深思熟慮的懸置。
作為技藝精湛的工匠，這類紀錄片導演的出發點基于這一信念，即圖片的美和富于暗示的編輯會擾亂他們讓事物如其所是展現自身的意圖。
作為藝術家，他們踐行自我約束，以此實現客觀真實的效果。
如今，他們的行為開始顯現出以道德考量為基礎的特性。
尤裡斯·伊文思（JorisIvens）提到，在1934年拍攝《波裡納日礦區》（Borinage）這部描述比利時礦工生活的紀錄片期間，他和聯合導演亨利·斯托克（HenriStorck）均意識到，他們拍攝的主題本身需要照片式逼真的&ldquo簡單性&rdquo。
&ldquo我們覺得，采用任何拍攝風格對處在極度困難時期的人們都是一種侮辱，因為這會阻礙觀衆與他們的痛苦進行直接坦誠的交流。
&rdquo(25)【91】人類的苦難對于客觀的報道似乎大有裨益，藝術家的良知在樸實無華的攝影中顯現。
因為曆史總是充斥着人類的苦難，類似的态度和反思可能是許多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記錄的真正起因，能夠加深其蒼白客觀性的重要意義。
(26) 旅程仍在繼續。
在對這些曆史事實進行一番組織整理之後，曆史學家開始對其加以解釋。
他即将結束他的旅程。
曆史學家自過去回歸，他還是當初從現在離去探訪過往的那個他嗎？在對科林伍德曆史哲學的批判評論中，列奧·施特勞斯（LeoStrauss）提出了這個問題，并富有洞察力地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科林伍德堅持曆史學家需要具備現時觀念，對其合理性他确信不疑，因此從未考慮提出這一問題）。
施特勞斯得出結論&mdash&mdash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有效的結論&mdash&mdash與科林伍德的想法背道而馳，在此過程中曆史學家并未保持自己的身份：&ldquo他開啟一段旅程，而這段旅程的終點卻隐藏在他的身後。
他不可能在回到自己所處時代的海岸時，還是當初離開海岸的那個人。
&rdquo(27)相應地，他也不大可能返回他的出發點。
他所經曆的身份轉變必須追溯至他在過去的停駐。
确切地說，這是曆史學家在自我消解的狀态下所獲得的發現之餘波&mdash&mdash在那一階段，他對材料來源所提供的信息與啟示毫不設防，完全敞開。
他的調查結果可能會與最初的研究設想并不相符，甚或相悖，因此促使他改變調查的程序，對此我還需要重複聲明嗎？不管怎樣，它們常常會透露一些他以前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這指出了變化的方向。
【92】不可避免的是，曆史學家積極的被動性的結果将在他的頭腦和思想中發酵，最終會擴大其思想的範圍和頭腦的廣度。
自我消解導緻自我擴展。
（我不希望暗示說，曆史學家在這一方面享有特權。
現今的生活與過去的生活并無不同，為生活四處奔波的每個人都可能實現這樣的自我擴展，隻要他有能力擺脫自我。
至于曆史學家，其本身在清空心靈方面接受過富有成效的良好訓練，當然不會僅僅以不再流動、固定僵化的材料來源維持生計。
）因此，狄爾泰關于曆史理解要求總體調動我們整個存在的信念(28)被證明是不夠具體的。
曆史學家所需要的不僅是他碰巧成為的&ldquo内在完人&rdquo(29)，而是幾近廢除而得以擴展的那一自我。
我在普魯斯特小說中的馬塞爾和曆史學家之間所作的平行比較并非完全站得住腳。
盡管他們之間有共同之處，但其行為方式不同。
當馬塞爾縮減為一個陌生人或攝影師，見到祖母的真實面貌之後，那種在他不知不覺遊離進鏡頭現實的過程中呈現在心靈之上的疊象（palimpsest）再次消散，隐藏在作為冷漠陌生人的馬塞爾之下的那個滿懷愛意的馬塞爾重新進入場景之中。
确實，曆史學家也經曆相同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他與其内心偏好和傾向相疏離，但與馬塞爾不同，經曆這一階段後他并非一成不變。
在自我消退過程中所做的觀察充實了他從過去返回之後重新獲得的那一自我。
經過修複後的那個完整的馬塞爾重拾他對轉變為一張照片之前的祖母的想象；曆史學家對現實的觀念與想法會掩蓋這一現實，【93】他要将這一曾被掩蓋的現實消化吸收、化為己有，同化進自己的思想之中。
這與他在事件的時間序列上所處的位置有關。
曆史學家的旅程對其思想構建所造成的影響，将進一步證明
在我們的讨論中，最令我震驚的是，迄今為止他所發掘的一切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但從未以他所談論的那種方式發生。
所以我預料，在他的曆史叙述中，二十年代那些搖擺不定的見解、痛苦的懷疑和沖動的決定，将會凍結僵化為某種固定模式的趨勢、對立思潮、少數或多數人的态度等等。
顯然，我那段時期的很多經曆注定無法落入他用之建構這一固定模式的概念和标簽之網，因此，【87】對于他将描繪的曆史藍圖與這一藍圖所涵蓋的曆史現實之間的不一緻，我感到非常驚訝。
他并沒有如我所知的那樣描述那些事件&mdash&mdash這些事件變動不居，容易改變&mdash&mdash而是将其設想為某一時期的諸多構成元素，這一時期現在卻完全被看作一種既成事實（faitaccompli）。
另一方面，這使他能夠向我展現那一時期的某些方面，而當時的我對此完全不了解。
我很快意識到，他對曆史的展望枯燥無味、毫無價值，這或許是他為了揭露後見之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相反地，當代曆史完全可以也必須展現事物的原初狀态，但毫無疑問，我們也要防止僅僅根據後代的知識視野來展示。
） 這種有啟發意義的後見之明&mdash&mdash之所以有啟發是因為提供了某些新的證據&mdash&mdash不應該被誤認為那種通過過度闡釋來歪曲曆史事實的後見之明。
(17)德羅伊森對亞曆山大大帝（Alexander）近乎黑格爾式的解讀在這方面可謂登峰造極。
在暗示亞曆山大可能認為亞洲實現希臘化有益于他統治整個世界的大業之後，德羅伊森引入了&ldquo曆史&rdquo這一人物，他對亞曆山大的自欺欺人一笑置之，然後說道：他的雄心壯志對我而言隻不過是實現亞洲希臘化的曆史手段(18)（在德羅伊森看來，這最終是為了促進基督教的傳播）。
人們也不禁會模仿&ldquo曆史&rdquo這一人物，對這些事後的無端猜測報之一笑，但毫無疑問，它們也促使德羅伊森賦予希臘化時代以應有的尊嚴。
(19)心念的起滅莫測高深。
曆史學家的回溯之旅就談這麼多。
【88】但旅程還在繼續：他必須返回上面的世界（upperworld），充分利用自己的所獲之物。
接下來關乎一個心理運作的框架，他必須參與其中以确保旅途的成功。
這種心理運作與幫助他理解潛在證據的情況完全相反。
對曆史學家而言，下一個合乎邏輯的步驟是将搜集的材料化為己有，尤其要重視那些與他發現的事實有關的材料。
他的整理盤點活動有兩個目的。
首先，這些活動标志着純粹的研究（researchproper）與闡釋兩者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mdash&mdash這是他必經的階段。
如果他沒有以某種方式對材料進行權衡和組織、思考和整理，那他就無法對材料與他最初假設的相關性做出評估，也就無法自由地使用這些材料來分析和更廣泛地解讀。
其次，這些活動本身通常也擁有自身的特定意義與追求，因為它們意在揭露曆史叙述的諸多缺陷，其中很多與事實不符。
特别是某些涵蓋範圍較廣的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會掩蓋或扭曲部分曆史事實，揭露這些錯誤是曆史學家不可回避的責任。
曆史學家在這一階段所做的努力可能隻會使他正在準備的某項主要工作受益，因此不會以獨立報告的形式為人所知。
再次引用布克哈特的話，他建議一位年輕的同事在他未來的曆史叙事中&ldquo所要做的不過是删除那些僅僅是垃圾的事實&rdquo（盡管也補充道，他應該理所當然地對删除的東西進行研究）。
(20) 然而有時，這一建議聽起來似乎有些過時，因為舊時的演繹推理已不再流行。
而當今的定律則是，對布克哈特意欲清除的那些&ldquo事實垃圾&rdquo表示明确的關注。
當代史學充滿大量以事實為導向、展示詳細研究之直接成果的曆史記錄。
其範圍包括讓你可以明确意識到是在對過去進行掠奪式侵襲的那些一般性粗淺調查，【89】以及全身心沉浸在文本和遺迹中的那些探查研究。
當然，隻有後者才能實現并符合這裡給出的框架方案。
總而言之，這一類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記錄基本上與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所謂的&ldquo技術的曆史&rdquo（technicalhistory）相一緻。
巴特菲爾德曾明确地表示，技術的曆史的先決條件在于曆史學家&ldquo自我傾空的行為&rdquo；(21)在另一處，他将此類型的曆史定義為&ldquo一種關于描述和解釋的有限且日常的領域，其中通過嚴格使用實物證據來獲得局部和具體的事物&rdquo。
(22) &ldquo局部和具體事物&rdquo這一說法暗示出此流派的一個特點：它與小範圍的、專題式研究密切相關。
這樣說是有充分理由的。
任一有感知力的曆史學家都緻力于收集證據，這一被動的狀态确實有益于對某些細枝末節的感知。
無論何時，當曆史學家探究材料來源，用以核實有關某些寬泛的叙述和廣泛的曆史構建的真相時，他很可能會偶然發現某些一般法則或宏觀單元，要求重新審視它們所聲稱涵蓋的各種材料。
我們進一步了解到，隻有所講述的故事被&ldquo天主教徒、新教徒或無神論者采用或接管&rdquo(23)，這一脈絡的曆史描述才能自圓其說，彰顯其重要性。
這一流派推崇（無法實現的）客觀的真理。
它試圖實現的這種客觀性可以被稱作&ldquo被動性&rdquo，因為這種客觀性源于自我，這一自我雖然得以重新激活，但仍處于沉寂狀态，并且由于擔心從現實生活的事件中撤離時模糊了其所接受的訊息，這一自我拒絕完全堅持自己的主張。
能夠不費力氣得到一切嗎？作為自我簡化的産物&mdash&mdash這裡的簡化是指，如果有足夠的自我可以容許簡化&mdash&mdash以事實為導向的記錄必須客觀中立。
【90】這種解釋僅僅是為了将那些以實實在在的方式收集起來的數據相互關聯起來。
但即使如此，與許多充分展開的曆史叙述相比，這些&ldquo技術的&rdquo曆史更加典型、合乎本性；前者在無意中歪曲了某些證據，使之能夠證明它們根據當今的觀點、觀念或主觀偏向所表達的一切。
其中，曆史學家的造型沖動勝過他對事件真實發展進程的好奇心，而我心中的曆史記錄&mdash&mdash那些将自身限定在對&ldquo局部和具體事物&rdquo進行評估的記錄&mdash&mdash則堅定不移地遵循寫實傾向。
或許簡單明了，或許含糊暧昧，但在此過程中它們最起碼滿足了曆史研究方法的那一&ldquo最低要求&rdquo。
(24) 在電影媒介中，它們最坦率的對應物就是以一種直截了當的方式描繪（物質）現實的紀錄片。
這又是一個實例，證明電影和曆史的比較頗有意義。
我所知曉的幾部紀錄片，均以就事論事的冷靜基調描繪令人震驚的生活狀況，就我所知，這些紀錄片源于作者對其創造力深思熟慮的懸置。
作為技藝精湛的工匠，這類紀錄片導演的出發點基于這一信念，即圖片的美和富于暗示的編輯會擾亂他們讓事物如其所是展現自身的意圖。
作為藝術家，他們踐行自我約束，以此實現客觀真實的效果。
如今，他們的行為開始顯現出以道德考量為基礎的特性。
尤裡斯·伊文思（JorisIvens）提到，在1934年拍攝《波裡納日礦區》（Borinage）這部描述比利時礦工生活的紀錄片期間，他和聯合導演亨利·斯托克（HenriStorck）均意識到，他們拍攝的主題本身需要照片式逼真的&ldquo簡單性&rdquo。
&ldquo我們覺得，采用任何拍攝風格對處在極度困難時期的人們都是一種侮辱，因為這會阻礙觀衆與他們的痛苦進行直接坦誠的交流。
&rdquo(25)【91】人類的苦難對于客觀的報道似乎大有裨益，藝術家的良知在樸實無華的攝影中顯現。
因為曆史總是充斥着人類的苦難，類似的态度和反思可能是許多以事實為導向的曆史記錄的真正起因，能夠加深其蒼白客觀性的重要意義。
(26) 旅程仍在繼續。
在對這些曆史事實進行一番組織整理之後，曆史學家開始對其加以解釋。
他即将結束他的旅程。
曆史學家自過去回歸，他還是當初從現在離去探訪過往的那個他嗎？在對科林伍德曆史哲學的批判評論中，列奧·施特勞斯（LeoStrauss）提出了這個問題，并富有洞察力地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科林伍德堅持曆史學家需要具備現時觀念，對其合理性他确信不疑，因此從未考慮提出這一問題）。
施特勞斯得出結論&mdash&mdash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有效的結論&mdash&mdash與科林伍德的想法背道而馳，在此過程中曆史學家并未保持自己的身份：&ldquo他開啟一段旅程，而這段旅程的終點卻隐藏在他的身後。
他不可能在回到自己所處時代的海岸時，還是當初離開海岸的那個人。
&rdquo(27)相應地，他也不大可能返回他的出發點。
他所經曆的身份轉變必須追溯至他在過去的停駐。
确切地說，這是曆史學家在自我消解的狀态下所獲得的發現之餘波&mdash&mdash在那一階段，他對材料來源所提供的信息與啟示毫不設防，完全敞開。
他的調查結果可能會與最初的研究設想并不相符，甚或相悖，因此促使他改變調查的程序，對此我還需要重複聲明嗎？不管怎樣，它們常常會透露一些他以前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這指出了變化的方向。
【92】不可避免的是，曆史學家積極的被動性的結果将在他的頭腦和思想中發酵，最終會擴大其思想的範圍和頭腦的廣度。
自我消解導緻自我擴展。
（我不希望暗示說，曆史學家在這一方面享有特權。
現今的生活與過去的生活并無不同，為生活四處奔波的每個人都可能實現這樣的自我擴展，隻要他有能力擺脫自我。
至于曆史學家，其本身在清空心靈方面接受過富有成效的良好訓練，當然不會僅僅以不再流動、固定僵化的材料來源維持生計。
）因此，狄爾泰關于曆史理解要求總體調動我們整個存在的信念(28)被證明是不夠具體的。
曆史學家所需要的不僅是他碰巧成為的&ldquo内在完人&rdquo(29)，而是幾近廢除而得以擴展的那一自我。
我在普魯斯特小說中的馬塞爾和曆史學家之間所作的平行比較并非完全站得住腳。
盡管他們之間有共同之處，但其行為方式不同。
當馬塞爾縮減為一個陌生人或攝影師，見到祖母的真實面貌之後，那種在他不知不覺遊離進鏡頭現實的過程中呈現在心靈之上的疊象（palimpsest）再次消散，隐藏在作為冷漠陌生人的馬塞爾之下的那個滿懷愛意的馬塞爾重新進入場景之中。
确實，曆史學家也經曆相同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他與其内心偏好和傾向相疏離，但與馬塞爾不同，經曆這一階段後他并非一成不變。
在自我消退過程中所做的觀察充實了他從過去返回之後重新獲得的那一自我。
經過修複後的那個完整的馬塞爾重拾他對轉變為一張照片之前的祖母的想象；曆史學家對現實的觀念與想法會掩蓋這一現實，【93】他要将這一曾被掩蓋的現實消化吸收、化為己有，同化進自己的思想之中。
這與他在事件的時間序列上所處的位置有關。
曆史學家的旅程對其思想構建所造成的影響，将進一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