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曆史學家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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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考利（Macaulay）将曆史比作國外旅行。
(1)【80】誠然，曆史學家與普通遊客所處的境地極為相似：他們都希望對看到的景象有所感知。
但這絕非易事。
事實上，很多人去往國外什麼都沒看到。
他們一旦确認，譬如說帕特農神廟（Parthenon）就坐落在旅行指南書中指定的地方，就會立即在某一古老的圓柱前面為所愛之人拍照。
回國後，這個圓柱就成為他們的一種托詞。
至于其他，這些照片獵人遠不如那些動物獵人幸運，因為他們甚至不能&ldquo享用&rdquo自己的獵物；在拍攝看不見的物體時，他們不可避免會忽視它們的存在。
對于曆史學家而言同樣如此。
不管怎樣，皮耶特·戈耶爾認為麥考利就像這樣一位旅行者。
他說，麥考利對進步（Progress）的癡迷，對現實當下的優越感，使他&ldquo以自以為是的傲慢态度看待早已消逝的年代&rdquo。
但是這種心态，戈耶爾繼續說道，是毫無曆史根據的；它&ldquo必定引導曆史學家借助一些完全無關的措辭看待過去，而這些措辭産生的是缺乏任何親密真相的圖景&rdquo。
(2)曆史學家如何才能成功獲知&ldquo親密的真相&rdquo呢？當然不能身處現在而探訪過去。
【81】如果他依然保持原樣，即便到達事件發生的現場，他也很難看透遮擋在眼前的迷霧。
因此，為了達緻真相，他必須放飛思緒，改變思想。
觀光工作需要一可移動的、非固定的自我。
我将提出一個心理運作的大緻框架，借此曆史學家踏上回到過去時代的旅程。
蘭克最著名的一項聲明中，聲言要将自我抛卻，從而讓事物自己說話。
他要懸置個人的傾向和判斷，以此展現&ldquo如實直書&rdquo（wieeseigentlichgewesen）。
他所追求的這種客觀性頗為奇特，一定程度上基于這一信念，即上帝會在徐徐展開的普遍曆史（universityhistory）中顯現自身。
宗教情感驅使着蘭克。
他同時宣稱，曆史編纂學如果能顧及整個世界，了解其秘密，就能實現自己的最終使命。
(3)那麼，曆史學家竭力抹殺自我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冷靜地還原事件發生的過程，而且是為了能夠成為事件的參與者，專心觀察世界舞台上演的一幕幕獨特的重要景象。
在蘭克理想的曆史學家中，渴望如其所是揭露事實而不受束縛的研究者，是不可能與那些淨化自己心靈冥想神聖智慧之奇迹的敬拜者混為一談的，即便這些敬拜者并非神秘主義者。
(4)因此，他所達緻的客觀性其實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産物；既來自縮減為一片空白的頭腦，又來自範圍上比之既豐富又廣泛的精神心靈。
我不妨順便提一下，狄爾泰認為蘭克尋求的自我廢除（self-extinction）是不可能實現的。
【82】與蘭克的想法相反，狄爾泰認為，曆史學家不可能洞悉過去，除非他能以自身的整個存在全面地掌控它；曆史學家不是徒勞廢除自我，最好能釋放自我、擴展自我，以一個普遍性的自我全面理解過去。
(5)确實如此。
然而，與詩人不同，曆史學家有義務從給定材料中建構學說，因此，他主觀性的理想延伸取決于之前的縮減。
那為何他不可能對主觀性影響的推動力加以核查呢？事實上，他的自我要比狄爾泰意識到的似乎更為靈活、更具操作性。
也就是說，曆史學家可能會竭力将自我懸置起來或将其徹底抹除&mdash&mdash無論如何，都會達緻某種程度以便對某些信号做出應對，否則他将無法理解這些信号。
在曆史的中間維度，程度上的差異和相似是絕不可以忽略的。
蘭克的想法為我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普魯斯特在其小說的某段中，将照片的中立客觀性與攝影師的情感抽離聯系在一起，清楚地描述了這兩種不同的心理狀态：一種是一個人的自我發揮全部效力，另一種是從場景中抽離。
這段話描述了在長時間分别之後，馬塞爾拜訪他深愛的祖母時的場景。
一進入祖母的房間，他立刻感覺到看着她的人并不是自己：&ldquo關于自己&hellip&hellip站在面前的隻是一個見證者，一個戴着帽子、穿着旅行外套的觀察者，一個并不屬于這個房子的陌生人，隻是一個叫來給某個地方拍照的攝影師，這地方再也不會來第二次。
看見祖母時，眼睛裡發生的機械過程确實是一張照片。
&rdquo這張照片是馬塞爾空洞心靈的投影，不帶任何感情地展現了馬塞爾一生從未見過的場景；因為我們&ldquo從未看到我們的摯愛之人存留在一逼真的系統之中，【83】我們對他們的愛源源不斷，一刻也不停息，在将他們的面容展現給我們之前，我們的愛緊緊地圍繞着他們，将他們抛回我們一直以來對他們持有的觀念之中&hellip&hellip&rdquo此時，馬塞爾第一次看見真實的祖母，一個正坐在沙發上的&ldquo沮喪的老婦人&rdquo，與他在靈魂深處形成的祖母那親切慈愛的形象完全不同。
(6)從一個滿含愛意之人變成一個不帶感情的陌生人那一刻起，他内心的畫像就敗給了照片。
作為一個陌生人，他确實能夠感知到任何事物，因為關于看到的一切他是沒有記憶的，他的想象力不會因此受到限制。
一進入祖母的房間，陌生人的觀察臨時抹去了馬塞爾對敬愛的祖母的記憶，他的心靈開始發生變化，變為一種疊象（palimpsest）。
有時候生活本身就會産生這樣的變數與疊象。
我正在考慮流亡這一問題，一個人被迫或者自主地離開自己的國家。
定居于其他地方時，他會自動切割對這個國家的忠誠、期望和占據生命絕大部分的抱負。
他的生活軌迹被打亂，&ldquo自然天生的&rdquo自我淪為他思想的背景。
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不可避免地努力應對外來環境的挑戰，這必将對他的觀念和整個思想産生影響。
但是由于這一自我一直在他将成為的那個人内心隐隐燃燒，所以他的身份必然處于一種不穩定的流動狀态；很可能，他将永遠不會完全屬于他現在所處的這個團體。
（團體中的成員也不會輕易地認同他是他們中的一員。
）事實上，他已不再&ldquo屬于&rdquo任何地區。
那麼，他在哪裡生活？是在一個近似真空的域外地帶（extra-territoriality）&mdash&mdash馬塞爾第一次看到祖母時進入的那一無人之地。
【84】流亡者的真實存在狀态正如一名陌生人。
(7)因此，他可以以一個&ldquo不屬于這間房子&rdquo的陌生人的視角來看待以前的自己。
正如他可以自由地走出曾經擁有的文化之外，他也能夠自由地進駐現在與其生活在一起的外來者的精神之中。
許多偉大的曆史學家将自己的功績歸于他們是外來者這一事實。
修昔底德曾明确表示，漫長的流亡生涯使他&ldquo能全面看待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hellip&hellip&rdquo(8)如今，納米爾的外來者身份&mdash&mdash他出生于波蘭&mdash&mdash正是他能夠以不帶偏見的新穎方式對待英國曆史的部分原因。
(9) 隻有在這種自我消解（self-effacement）或無家可歸的狀态下，曆史學家才能與他所關注的史實材料交流。
當然，我假定他是真的想要感知它、了解它，而不僅隻是想借助它來驗證自己的初步設想和預感。
一個陌生人來到這個世界，他面對的任務&mdash&mdash流亡的任務&mdash&mdash是洞穿其表面，進而從内部學着了解這個世界。
獲取這些知識的最有效辦法，可能就是遵循叔本華（Schopenhauer）對藝術學生的建議。
叔本華聲稱，面對一幅畫時，任何人都應懷着崇敬的心理，恭敬地等待接收這幅畫可能傳遞的信息；因為如果他首先開口，将隻能聽從自己的想法。
(10)這種意義上的等待對曆史學家來說具有積極的被動性。
曆史學家必須根據其與證據的交流提示，冒險嘗試各種路線，使自己随處漂流，動用所有的感受力領會偶然所得的各種信息。
因此，他很有可能會偶然發現意想不到的事實和情境，其中有些可能與他原先的假設相悖。
(11)【85】但是，在漫遊的過程中，他的自我（根據上面的假設，這一自我原本應該歸于沉寂）難道不會再次發揮作用嗎？有可能會，也有可能不會。
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運作中的自我隻是完整意義上自我的一部分而已&mdash&mdash這部分自我隻是作為純粹的接收工具發揮作用。
由于顯而易見的原因，具備科學頭腦的曆史學家們傾向于貶低這種被動性，聲稱這種被動性既沒有用也不可能。
例如，馬克·布洛赫明确斷言，&ldquo隻是被動觀察，即便假設是可能的，對科學也沒有任何貢獻&rdquo。
他承認，沒有一個曆史學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來調查起源(12)，但接着補充道，沒有自己的思路，曆史學家&ldquo可能一直會胡亂遊蕩&rdquo。
(13)幸運的是，布洛赫的反對意見并不需要得到足夠的重視。
他極其希望曆史編纂學最終能夠實現（社會和制度層面的）科學化，然而一定程度上，他自己的研究程序則證明他的反對是無效的。
作為一位實踐曆史學家，布洛赫竭力通過給定的數據來作出公正判斷，不管這些數據能否印證他的解釋框架。
至于其他方面，甚至并非所有的科學家都能接受布洛赫關于&ldquo隻是被動觀察&rdquo的論斷；已故的懷特·米爾斯（WrightMills）認為，正是出于對理論構建（theory-formation）的興趣，社會科學家更應該重視那些不經意間在他們腦海中閃現的随機想法和幻想。
(14) 我所謂的這種&ldquo積極的被動性&rdquo是曆史學家工作的一個必要階段。
布克哈特所作的評論完美描述了曆史學家在這一階段的行為，帶有華茲華斯（Wordsworth）詩歌浪漫主義的氣息：&ldquo比起高昂着頭，我們彎下腰時更容易獲取智慧。
&rdquo(15)【86】為了完成《希臘文化史》（GriechischeKulturgeschichte）一書，布克哈特開始重溫自己熟悉的原始材料。
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在合适的地方發力才能達到理想的結果：輕輕豎起耳朵傾聽來自過去的聲音，加上一直孜孜不倦的探索，曆史學家才能走得更遠。
(16)（不言而喻，這并不适用于科林伍德眼中理想的曆史學家。
他即便豎起了自己的耳朵，什麼也不會聽到，因為他眼前所看到的過去都淹沒在當今的喧嚣之中。
） 自我消解和被動觀察在初期會有其局限性。
有人告訴我，緻力于理解原始部落人群心态的人類學家，最終會感覺并表現的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員。
他們喪失了身份，因此不再是一名&ldquo參與性觀察者&rdquo或&ldquo局内觀察者&rdquo（participantobservers）。
這方面的人格轉換恰恰違反了其本意，因為這取消了研究者與其材料之間必須維持的最小距離。
我們須記住一點，盡管馬塞爾崇尚自我廢除，但他并沒有完全抛棄在祖母房間中的自己。
從與一位年輕的德裔美國曆史學家（他曾就自己的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思想史研究采訪過我）的談話中，我才充分了解到，對于最準确地呈現過去的事件而言這意味着什麼。
他要講述的那一群體的曆史生活，我曾真切地參與體驗
(1)【80】誠然，曆史學家與普通遊客所處的境地極為相似：他們都希望對看到的景象有所感知。
但這絕非易事。
事實上，很多人去往國外什麼都沒看到。
他們一旦确認，譬如說帕特農神廟（Parthenon）就坐落在旅行指南書中指定的地方，就會立即在某一古老的圓柱前面為所愛之人拍照。
回國後，這個圓柱就成為他們的一種托詞。
至于其他，這些照片獵人遠不如那些動物獵人幸運，因為他們甚至不能&ldquo享用&rdquo自己的獵物；在拍攝看不見的物體時，他們不可避免會忽視它們的存在。
對于曆史學家而言同樣如此。
不管怎樣，皮耶特·戈耶爾認為麥考利就像這樣一位旅行者。
他說，麥考利對進步（Progress）的癡迷，對現實當下的優越感，使他&ldquo以自以為是的傲慢态度看待早已消逝的年代&rdquo。
但是這種心态，戈耶爾繼續說道，是毫無曆史根據的；它&ldquo必定引導曆史學家借助一些完全無關的措辭看待過去，而這些措辭産生的是缺乏任何親密真相的圖景&rdquo。
(2)曆史學家如何才能成功獲知&ldquo親密的真相&rdquo呢？當然不能身處現在而探訪過去。
【81】如果他依然保持原樣，即便到達事件發生的現場，他也很難看透遮擋在眼前的迷霧。
因此，為了達緻真相，他必須放飛思緒，改變思想。
觀光工作需要一可移動的、非固定的自我。
我将提出一個心理運作的大緻框架，借此曆史學家踏上回到過去時代的旅程。
蘭克最著名的一項聲明中，聲言要将自我抛卻，從而讓事物自己說話。
他要懸置個人的傾向和判斷，以此展現&ldquo如實直書&rdquo（wieeseigentlichgewesen）。
他所追求的這種客觀性頗為奇特，一定程度上基于這一信念，即上帝會在徐徐展開的普遍曆史（universityhistory）中顯現自身。
宗教情感驅使着蘭克。
他同時宣稱，曆史編纂學如果能顧及整個世界，了解其秘密，就能實現自己的最終使命。
(3)那麼，曆史學家竭力抹殺自我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冷靜地還原事件發生的過程，而且是為了能夠成為事件的參與者，專心觀察世界舞台上演的一幕幕獨特的重要景象。
在蘭克理想的曆史學家中，渴望如其所是揭露事實而不受束縛的研究者，是不可能與那些淨化自己心靈冥想神聖智慧之奇迹的敬拜者混為一談的，即便這些敬拜者并非神秘主義者。
(4)因此，他所達緻的客觀性其實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産物；既來自縮減為一片空白的頭腦，又來自範圍上比之既豐富又廣泛的精神心靈。
我不妨順便提一下，狄爾泰認為蘭克尋求的自我廢除（self-extinction）是不可能實現的。
【82】與蘭克的想法相反，狄爾泰認為，曆史學家不可能洞悉過去，除非他能以自身的整個存在全面地掌控它；曆史學家不是徒勞廢除自我，最好能釋放自我、擴展自我，以一個普遍性的自我全面理解過去。
(5)确實如此。
然而，與詩人不同，曆史學家有義務從給定材料中建構學說，因此，他主觀性的理想延伸取決于之前的縮減。
那為何他不可能對主觀性影響的推動力加以核查呢？事實上，他的自我要比狄爾泰意識到的似乎更為靈活、更具操作性。
也就是說，曆史學家可能會竭力将自我懸置起來或将其徹底抹除&mdash&mdash無論如何，都會達緻某種程度以便對某些信号做出應對，否則他将無法理解這些信号。
在曆史的中間維度，程度上的差異和相似是絕不可以忽略的。
蘭克的想法為我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普魯斯特在其小說的某段中，将照片的中立客觀性與攝影師的情感抽離聯系在一起，清楚地描述了這兩種不同的心理狀态：一種是一個人的自我發揮全部效力，另一種是從場景中抽離。
這段話描述了在長時間分别之後，馬塞爾拜訪他深愛的祖母時的場景。
一進入祖母的房間，他立刻感覺到看着她的人并不是自己：&ldquo關于自己&hellip&hellip站在面前的隻是一個見證者，一個戴着帽子、穿着旅行外套的觀察者，一個并不屬于這個房子的陌生人，隻是一個叫來給某個地方拍照的攝影師，這地方再也不會來第二次。
看見祖母時，眼睛裡發生的機械過程确實是一張照片。
&rdquo這張照片是馬塞爾空洞心靈的投影，不帶任何感情地展現了馬塞爾一生從未見過的場景；因為我們&ldquo從未看到我們的摯愛之人存留在一逼真的系統之中，【83】我們對他們的愛源源不斷，一刻也不停息，在将他們的面容展現給我們之前，我們的愛緊緊地圍繞着他們，将他們抛回我們一直以來對他們持有的觀念之中&hellip&hellip&rdquo此時，馬塞爾第一次看見真實的祖母，一個正坐在沙發上的&ldquo沮喪的老婦人&rdquo，與他在靈魂深處形成的祖母那親切慈愛的形象完全不同。
(6)從一個滿含愛意之人變成一個不帶感情的陌生人那一刻起，他内心的畫像就敗給了照片。
作為一個陌生人，他确實能夠感知到任何事物，因為關于看到的一切他是沒有記憶的，他的想象力不會因此受到限制。
一進入祖母的房間，陌生人的觀察臨時抹去了馬塞爾對敬愛的祖母的記憶，他的心靈開始發生變化，變為一種疊象（palimpsest）。
有時候生活本身就會産生這樣的變數與疊象。
我正在考慮流亡這一問題，一個人被迫或者自主地離開自己的國家。
定居于其他地方時，他會自動切割對這個國家的忠誠、期望和占據生命絕大部分的抱負。
他的生活軌迹被打亂，&ldquo自然天生的&rdquo自我淪為他思想的背景。
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不可避免地努力應對外來環境的挑戰，這必将對他的觀念和整個思想産生影響。
但是由于這一自我一直在他将成為的那個人内心隐隐燃燒，所以他的身份必然處于一種不穩定的流動狀态；很可能，他将永遠不會完全屬于他現在所處的這個團體。
（團體中的成員也不會輕易地認同他是他們中的一員。
）事實上，他已不再&ldquo屬于&rdquo任何地區。
那麼，他在哪裡生活？是在一個近似真空的域外地帶（extra-territoriality）&mdash&mdash馬塞爾第一次看到祖母時進入的那一無人之地。
【84】流亡者的真實存在狀态正如一名陌生人。
(7)因此，他可以以一個&ldquo不屬于這間房子&rdquo的陌生人的視角來看待以前的自己。
正如他可以自由地走出曾經擁有的文化之外，他也能夠自由地進駐現在與其生活在一起的外來者的精神之中。
許多偉大的曆史學家将自己的功績歸于他們是外來者這一事實。
修昔底德曾明确表示，漫長的流亡生涯使他&ldquo能全面看待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hellip&hellip&rdquo(8)如今，納米爾的外來者身份&mdash&mdash他出生于波蘭&mdash&mdash正是他能夠以不帶偏見的新穎方式對待英國曆史的部分原因。
(9) 隻有在這種自我消解（self-effacement）或無家可歸的狀态下，曆史學家才能與他所關注的史實材料交流。
當然，我假定他是真的想要感知它、了解它，而不僅隻是想借助它來驗證自己的初步設想和預感。
一個陌生人來到這個世界，他面對的任務&mdash&mdash流亡的任務&mdash&mdash是洞穿其表面，進而從内部學着了解這個世界。
獲取這些知識的最有效辦法，可能就是遵循叔本華（Schopenhauer）對藝術學生的建議。
叔本華聲稱，面對一幅畫時，任何人都應懷着崇敬的心理，恭敬地等待接收這幅畫可能傳遞的信息；因為如果他首先開口，将隻能聽從自己的想法。
(10)這種意義上的等待對曆史學家來說具有積極的被動性。
曆史學家必須根據其與證據的交流提示，冒險嘗試各種路線，使自己随處漂流，動用所有的感受力領會偶然所得的各種信息。
因此，他很有可能會偶然發現意想不到的事實和情境，其中有些可能與他原先的假設相悖。
(11)【85】但是，在漫遊的過程中，他的自我（根據上面的假設，這一自我原本應該歸于沉寂）難道不會再次發揮作用嗎？有可能會，也有可能不會。
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運作中的自我隻是完整意義上自我的一部分而已&mdash&mdash這部分自我隻是作為純粹的接收工具發揮作用。
由于顯而易見的原因，具備科學頭腦的曆史學家們傾向于貶低這種被動性，聲稱這種被動性既沒有用也不可能。
例如，馬克·布洛赫明确斷言，&ldquo隻是被動觀察，即便假設是可能的，對科學也沒有任何貢獻&rdquo。
他承認，沒有一個曆史學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來調查起源(12)，但接着補充道，沒有自己的思路，曆史學家&ldquo可能一直會胡亂遊蕩&rdquo。
(13)幸運的是，布洛赫的反對意見并不需要得到足夠的重視。
他極其希望曆史編纂學最終能夠實現（社會和制度層面的）科學化，然而一定程度上，他自己的研究程序則證明他的反對是無效的。
作為一位實踐曆史學家，布洛赫竭力通過給定的數據來作出公正判斷，不管這些數據能否印證他的解釋框架。
至于其他方面，甚至并非所有的科學家都能接受布洛赫關于&ldquo隻是被動觀察&rdquo的論斷；已故的懷特·米爾斯（WrightMills）認為，正是出于對理論構建（theory-formation）的興趣，社會科學家更應該重視那些不經意間在他們腦海中閃現的随機想法和幻想。
(14) 我所謂的這種&ldquo積極的被動性&rdquo是曆史學家工作的一個必要階段。
布克哈特所作的評論完美描述了曆史學家在這一階段的行為，帶有華茲華斯（Wordsworth）詩歌浪漫主義的氣息：&ldquo比起高昂着頭，我們彎下腰時更容易獲取智慧。
&rdquo(15)【86】為了完成《希臘文化史》（GriechischeKulturgeschichte）一書，布克哈特開始重溫自己熟悉的原始材料。
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在合适的地方發力才能達到理想的結果：輕輕豎起耳朵傾聽來自過去的聲音，加上一直孜孜不倦的探索，曆史學家才能走得更遠。
(16)（不言而喻，這并不适用于科林伍德眼中理想的曆史學家。
他即便豎起了自己的耳朵，什麼也不會聽到，因為他眼前所看到的過去都淹沒在當今的喧嚣之中。
） 自我消解和被動觀察在初期會有其局限性。
有人告訴我，緻力于理解原始部落人群心态的人類學家，最終會感覺并表現的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員。
他們喪失了身份，因此不再是一名&ldquo參與性觀察者&rdquo或&ldquo局内觀察者&rdquo（participantobservers）。
這方面的人格轉換恰恰違反了其本意，因為這取消了研究者與其材料之間必須維持的最小距離。
我們須記住一點，盡管馬塞爾崇尚自我廢除，但他并沒有完全抛棄在祖母房間中的自己。
從與一位年輕的德裔美國曆史學家（他曾就自己的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思想史研究采訪過我）的談話中，我才充分了解到，對于最準确地呈現過去的事件而言這意味着什麼。
他要講述的那一群體的曆史生活，我曾真切地參與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