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當前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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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曆史學家所處的&ldquo曆史和社會環境&rdquo并不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獨立整體，而是脆弱地混雜着通常情況下相互矛盾、變化流動的各類努力，那麼認為這種環境塑造曆史學家思想的假設就并不成立。
某些哲學，譬如克羅齊所主張的，将時代精神視作現實，宣稱我們依賴于它，從而居高臨下或從外部決定着思想在曆史進程中的位置；隻有在這樣的哲學語境之下，上述假設才講得通。
從内部來看，精神思想與其環境之間的關系是不确定的。
即便我們假設當代影響要比實際上更為清晰可辨、更好界定，這些影響依然會受到人類精神自由開創新局面、确定新關系系統的能力的制約。
【68】哈佛大學古典學者芬利（Finley）出色地推導出伯裡克利時代的雅典對修昔底德（Thucydides）思想形成的影響，但他對自己的推論也持有顧慮。
他宣稱，&ldquo某一世界對處于其中的任何人的影響都是非常複雜的，決不允許任何粗暴簡單的分析。
&rdquo(19)芬利的嚴謹細緻要比史學專業學生所青睐的那類觀察結果更為可取&mdash&mdash後者不厭其煩地表示，某一曆史學家對過往曆史的描繪會無意識地受到所處時代觀念的映射。
誠然，這樣的映射确實存在，但也絕非必然。
舉例而言，梅特蘭（Maitland）知道如何避免這種映射，他對同時代斯塔布斯主教（BishopStubbs）的理論提出修正，後者不假思索地提出，維多利亞時期的自由主義是&ldquo随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貨船從德國北部的森林進入英格蘭&rdquo。
(20)盡管如此，關于這一點，可能會出現某種反對意見，來确證時間與地點的影響。
難道我們不是通常将檔案文件、文學作品或藝術創作追根溯源至它們産生的那一時期嗎？毫無疑問，我們肯定可以這樣做。
可是，經進一步仔細檢視，這一反對意見會不攻自破，因為一般而言，人們對過往事迹的追溯僅僅基于那些與其内在意圖和固有意義無涉的諸種特征。
線索往往來自文體特色，對其他熟悉事件的參照，對某種知識的依賴（這種知識在某一特定曆史時刻之前難以獲取），等等。
此外，如同所有間接證據那樣，從這些次要特征得出的結論絕非不可辯駁的事實真相。
總之，這裡檢視的整個假設，其出發點和歸宿點是堅信人們實際上&ldquo隸屬于&rdquo各自所處的時期。
情況絕非如此。
譬如，維科就是時序之&ldquo治外法權&rdquo的傑出例證；人們也絕不可能從其所處的生活與工作條件出發，将布克哈特複雜、矛盾的多重面向歸結為一名曆史學家的形象。
【69】如同偉大的藝術家或思想家，偉大的曆史學家也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怪胎：他們既是時代之子，又是時代之父&mdash&mdash他們既受時代的孕育，又開創、養育了時代。
或許，對于群衆運動、革命而言，也是如此。
(21) 根據當前趣味理論的第二個假設，曆史學家不僅是所處時代之子，同時還是一名異常忠誠、勤奮的兒子。
他必須對所處時代的一系列問題、憂傷和目标有深切的關懷，并受其驅動。
否則，他意欲複興的過去将難以蘇醒。
克羅齊和科林伍德聲稱&ldquo現時觀念&rdquo（present-mindedness）是任何對曆史現實進行有效重建的先決條件，從而得出這一思想方法合乎邏輯的結論。
他們的激進主張清晰地顯示出其背後假設的危險之處。
我想要闡明，這一假設蘊含着從寫實傾向向造型傾向重心的轉移，這有可能打破兩者之間&ldquo正确&rdquo的平衡。
(22)徑直從當前興趣出發的曆史學家往往會遮蔽甚至湮沒相關證據。
下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傳統偏好的壓力下，我認為還有當代讀者的訴求下，到目前為止科爾特斯（Cortes）的諸多傳記作家僅僅突出他一生中較具戲劇性的事件&mdash&mdash征服阿茲特克，遠征洪都拉斯，等等&mdash&mdash而摒棄墨西哥和西班牙檔案館中那些豐富的原始材料，他們原本能夠利用這些材料揭示這位征服者的晚期職業生涯。
(23)研究者咄咄逼人的霸氣似乎吓壞了曆史，使其退縮至過去；他大多數時候都在自說自話，而不是與亡靈展開交談。
記得巴特菲爾德關于&ldquo巨大的時代誤置&rdquo的評論，19世紀德國的中世紀曆史研究著述大都犯有這樣的錯誤，原因在于它們的作者天真地沉溺于支持普魯士或支持奧地利的情緒之中。
【70】 有必要仔細審視一番科林伍德對自身立場的論證。
誠然，正如克羅齊，科林伍德指出曆史學家有必要以學術的精确性确立客觀事實，或我們通常認為是客觀事實的那些事物。
他甚至要求自己&ldquo搬演&rdquo過去的經曆和體驗&mdash&mdash這一祈求很明顯是要曆史學家努力地暫時漠視現時經驗。
但同時，他以是否能夠履行這些義務來刻畫他心目中理想的曆史學家形象，這似乎很難實現。
類似于培根哲學思維的自然科學家，科林伍德心目中的曆史學家将曆史視為自然。
他依照自己的直覺和假設主動質詢曆史素材，而不是等待曆史源頭可能透露給他什麼訊息，這就如一名科學實驗員努力迫使試驗材料回答他的問題。
(24)這個可憐的人如何無須等待過去可能做出的回應、可能發出的信息，就可以從過去（這一過去絕非僅僅是自然）獲得實質性的答案？這一點，科林伍德無意向我們透露。
或者更确切地說，他試圖比較曆史學家和偵探小說中的偵探角色來闡明這一問題。
(25)在他看來，這兩類人物都通過積極主動問詢的方式偵測隐藏的真相。
科林伍德經常提及這一偵探形象：阿加莎·克裡斯蒂(26)小說中無可匹敵的赫·丘勒白羅先生（MonsieurHerculePoirot）。
這一形象是科林伍德式曆史學家的原型典範，他嘲諷警察收集所有可能最終證明是線索的東西，強烈反對他們街頭搜證的陳腐方法，強調偵查的秘訣在于使用人&ldquo小小的灰色腦細胞&rdquo。
用科林伍德的話說就是：&ldquo他（白羅）的意思是，在你開始思考之前，你不能收集你的證據；因為思考即意味着提問題（邏輯學家們，請注意），有些東西除非與某一特定問題相關，【71】否則都不是證據。
&rdquo(27)作為一名偵探小說的資深讀者，我非常欽佩赫丘勒·白羅先生令人驚歎的&ldquo先驗想象&rdquo&mdash&mdash之所以令人驚歎，是由于它總能在缺乏任何明顯線索的情況下成功破案。
但我必須承認，履曆顯赫、屢破大案的偵探不止他一個，他的一些同行也不太贊同他的做法。
舉例來說，倫敦警察廳的阿諾德·派克（ArnoldPike）警司&mdash&mdash菲利普·麥克唐納（PhilipMacDonald），《瘋狂殺手》（MurderGoneMad）故事中的英雄&mdash&mdash在開始調查時拒絕依賴他那&ldquo小小的灰色腦細胞&rdquo；&ldquo我隻是設法搜集事實，不管這些事實看上去與案件是否關聯。
然後，當我發掘的時間足夠長，發掘得足夠用心，突然之間，我可能就會挖掘出某些東西，這或許可以讓我腦洞大開，為思考奠定好的起點&rdquo。
(28)我得補充一下，他随後的思考确實精妙絕倫。
然後還有各種各樣的偵探形象。
我這裡的寓意是，科林伍德應該多讀一些偵探小說。
幸運的是，科林伍德理論施展在他自己身上的法術會間歇性消逝&mdash&mdash這讓他有的時候能夠認識到他心目中的曆史學家會陷入困境。
他複興過去時會遇到困難，因為當下的思想往往使他無法看清過去的本質。
這一問題隻允許一個&ldquo解決方案&rdquo：如果曆史學家沒有認真地尋找并接近證據&mdash&mdash如果他堅持現時觀念&mdash&mdash那就必須讓證據向他靠攏。
科林伍德意圖證明，曆史學家的進取精神和勃勃野心能夠與對給定材料的緊密接觸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他急迫地想要抓住這種似是而非的可能性。
他聲稱，曆史學家最好全神貫注于那些他們真正感興趣、能夠産生共鳴的事件或發展動态。
(29)他的建議隐含的觀點是，曆史現實的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對曆史學家的吸引力會以同樣的方式産生回報&mdash&mdash亦即，促使相關事實從它們的隐身之處湧現出來，【72】就像是某種磁力将它們吸附到他面前。
隻要開口，他就能得到它們。
他也無須進一步深入研究；正是由于與研究主題的共鳴與交感，他從内部就可以獲知他要了解的東西。
不用說，科林伍德的建議&mdash&mdash順便一提，他不是唯一提出這種建議的人(30)&mdash&mdash無法處理他意圖解決的難題。
為了論證的需要，假設在某種情況下遵循這一建議的曆史學家成功彌合了他&ldquo小小的灰色腦細胞&rdquo和遙遠的證據之間的差距，那沒有與他産生共鳴的那部分過去會怎樣呢？它們注定要被遺忘嗎？更重要的是，科林伍德求助的策略基于這一信念：摯愛會讓你理解。
确是如此。
但反過來說也成立，特别是在愛與當前趣味難以分割的情況下。
那麼很有可能，曆史學家對于他研究主題的親和力将使他變得盲目，而不是讓他對這一主題的特質有敏銳
如果曆史學家所處的&ldquo曆史和社會環境&rdquo并不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獨立整體，而是脆弱地混雜着通常情況下相互矛盾、變化流動的各類努力，那麼認為這種環境塑造曆史學家思想的假設就并不成立。
某些哲學，譬如克羅齊所主張的，将時代精神視作現實，宣稱我們依賴于它，從而居高臨下或從外部決定着思想在曆史進程中的位置；隻有在這樣的哲學語境之下，上述假設才講得通。
從内部來看，精神思想與其環境之間的關系是不确定的。
即便我們假設當代影響要比實際上更為清晰可辨、更好界定，這些影響依然會受到人類精神自由開創新局面、确定新關系系統的能力的制約。
【68】哈佛大學古典學者芬利（Finley）出色地推導出伯裡克利時代的雅典對修昔底德（Thucydides）思想形成的影響，但他對自己的推論也持有顧慮。
他宣稱，&ldquo某一世界對處于其中的任何人的影響都是非常複雜的，決不允許任何粗暴簡單的分析。
&rdquo(19)芬利的嚴謹細緻要比史學專業學生所青睐的那類觀察結果更為可取&mdash&mdash後者不厭其煩地表示，某一曆史學家對過往曆史的描繪會無意識地受到所處時代觀念的映射。
誠然，這樣的映射确實存在，但也絕非必然。
舉例而言，梅特蘭（Maitland）知道如何避免這種映射，他對同時代斯塔布斯主教（BishopStubbs）的理論提出修正，後者不假思索地提出，維多利亞時期的自由主義是&ldquo随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貨船從德國北部的森林進入英格蘭&rdquo。
(20)盡管如此，關于這一點，可能會出現某種反對意見，來确證時間與地點的影響。
難道我們不是通常将檔案文件、文學作品或藝術創作追根溯源至它們産生的那一時期嗎？毫無疑問，我們肯定可以這樣做。
可是，經進一步仔細檢視，這一反對意見會不攻自破，因為一般而言，人們對過往事迹的追溯僅僅基于那些與其内在意圖和固有意義無涉的諸種特征。
線索往往來自文體特色，對其他熟悉事件的參照，對某種知識的依賴（這種知識在某一特定曆史時刻之前難以獲取），等等。
此外，如同所有間接證據那樣，從這些次要特征得出的結論絕非不可辯駁的事實真相。
總之，這裡檢視的整個假設，其出發點和歸宿點是堅信人們實際上&ldquo隸屬于&rdquo各自所處的時期。
情況絕非如此。
譬如，維科就是時序之&ldquo治外法權&rdquo的傑出例證；人們也絕不可能從其所處的生活與工作條件出發，将布克哈特複雜、矛盾的多重面向歸結為一名曆史學家的形象。
【69】如同偉大的藝術家或思想家，偉大的曆史學家也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怪胎：他們既是時代之子，又是時代之父&mdash&mdash他們既受時代的孕育，又開創、養育了時代。
或許，對于群衆運動、革命而言，也是如此。
(21) 根據當前趣味理論的第二個假設，曆史學家不僅是所處時代之子，同時還是一名異常忠誠、勤奮的兒子。
他必須對所處時代的一系列問題、憂傷和目标有深切的關懷，并受其驅動。
否則，他意欲複興的過去将難以蘇醒。
克羅齊和科林伍德聲稱&ldquo現時觀念&rdquo（present-mindedness）是任何對曆史現實進行有效重建的先決條件，從而得出這一思想方法合乎邏輯的結論。
他們的激進主張清晰地顯示出其背後假設的危險之處。
我想要闡明，這一假設蘊含着從寫實傾向向造型傾向重心的轉移，這有可能打破兩者之間&ldquo正确&rdquo的平衡。
(22)徑直從當前興趣出發的曆史學家往往會遮蔽甚至湮沒相關證據。
下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傳統偏好的壓力下，我認為還有當代讀者的訴求下，到目前為止科爾特斯（Cortes）的諸多傳記作家僅僅突出他一生中較具戲劇性的事件&mdash&mdash征服阿茲特克，遠征洪都拉斯，等等&mdash&mdash而摒棄墨西哥和西班牙檔案館中那些豐富的原始材料，他們原本能夠利用這些材料揭示這位征服者的晚期職業生涯。
(23)研究者咄咄逼人的霸氣似乎吓壞了曆史，使其退縮至過去；他大多數時候都在自說自話，而不是與亡靈展開交談。
記得巴特菲爾德關于&ldquo巨大的時代誤置&rdquo的評論，19世紀德國的中世紀曆史研究著述大都犯有這樣的錯誤，原因在于它們的作者天真地沉溺于支持普魯士或支持奧地利的情緒之中。
【70】 有必要仔細審視一番科林伍德對自身立場的論證。
誠然，正如克羅齊，科林伍德指出曆史學家有必要以學術的精确性确立客觀事實，或我們通常認為是客觀事實的那些事物。
他甚至要求自己&ldquo搬演&rdquo過去的經曆和體驗&mdash&mdash這一祈求很明顯是要曆史學家努力地暫時漠視現時經驗。
但同時，他以是否能夠履行這些義務來刻畫他心目中理想的曆史學家形象，這似乎很難實現。
類似于培根哲學思維的自然科學家，科林伍德心目中的曆史學家将曆史視為自然。
他依照自己的直覺和假設主動質詢曆史素材，而不是等待曆史源頭可能透露給他什麼訊息，這就如一名科學實驗員努力迫使試驗材料回答他的問題。
(24)這個可憐的人如何無須等待過去可能做出的回應、可能發出的信息，就可以從過去（這一過去絕非僅僅是自然）獲得實質性的答案？這一點，科林伍德無意向我們透露。
或者更确切地說，他試圖比較曆史學家和偵探小說中的偵探角色來闡明這一問題。
(25)在他看來，這兩類人物都通過積極主動問詢的方式偵測隐藏的真相。
科林伍德經常提及這一偵探形象：阿加莎·克裡斯蒂(26)小說中無可匹敵的赫·丘勒白羅先生（MonsieurHerculePoirot）。
這一形象是科林伍德式曆史學家的原型典範，他嘲諷警察收集所有可能最終證明是線索的東西，強烈反對他們街頭搜證的陳腐方法，強調偵查的秘訣在于使用人&ldquo小小的灰色腦細胞&rdquo。
用科林伍德的話說就是：&ldquo他（白羅）的意思是，在你開始思考之前，你不能收集你的證據；因為思考即意味着提問題（邏輯學家們，請注意），有些東西除非與某一特定問題相關，【71】否則都不是證據。
&rdquo(27)作為一名偵探小說的資深讀者，我非常欽佩赫丘勒·白羅先生令人驚歎的&ldquo先驗想象&rdquo&mdash&mdash之所以令人驚歎，是由于它總能在缺乏任何明顯線索的情況下成功破案。
但我必須承認，履曆顯赫、屢破大案的偵探不止他一個，他的一些同行也不太贊同他的做法。
舉例來說，倫敦警察廳的阿諾德·派克（ArnoldPike）警司&mdash&mdash菲利普·麥克唐納（PhilipMacDonald），《瘋狂殺手》（MurderGoneMad）故事中的英雄&mdash&mdash在開始調查時拒絕依賴他那&ldquo小小的灰色腦細胞&rdquo；&ldquo我隻是設法搜集事實，不管這些事實看上去與案件是否關聯。
然後，當我發掘的時間足夠長，發掘得足夠用心，突然之間，我可能就會挖掘出某些東西，這或許可以讓我腦洞大開，為思考奠定好的起點&rdquo。
(28)我得補充一下，他随後的思考确實精妙絕倫。
然後還有各種各樣的偵探形象。
我這裡的寓意是，科林伍德應該多讀一些偵探小說。
幸運的是，科林伍德理論施展在他自己身上的法術會間歇性消逝&mdash&mdash這讓他有的時候能夠認識到他心目中的曆史學家會陷入困境。
他複興過去時會遇到困難，因為當下的思想往往使他無法看清過去的本質。
這一問題隻允許一個&ldquo解決方案&rdquo：如果曆史學家沒有認真地尋找并接近證據&mdash&mdash如果他堅持現時觀念&mdash&mdash那就必須讓證據向他靠攏。
科林伍德意圖證明，曆史學家的進取精神和勃勃野心能夠與對給定材料的緊密接觸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他急迫地想要抓住這種似是而非的可能性。
他聲稱，曆史學家最好全神貫注于那些他們真正感興趣、能夠産生共鳴的事件或發展動态。
(29)他的建議隐含的觀點是，曆史現實的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對曆史學家的吸引力會以同樣的方式産生回報&mdash&mdash亦即，促使相關事實從它們的隐身之處湧現出來，【72】就像是某種磁力将它們吸附到他面前。
隻要開口，他就能得到它們。
他也無須進一步深入研究；正是由于與研究主題的共鳴與交感，他從内部就可以獲知他要了解的東西。
不用說，科林伍德的建議&mdash&mdash順便一提，他不是唯一提出這種建議的人(30)&mdash&mdash無法處理他意圖解決的難題。
為了論證的需要，假設在某種情況下遵循這一建議的曆史學家成功彌合了他&ldquo小小的灰色腦細胞&rdquo和遙遠的證據之間的差距，那沒有與他産生共鳴的那部分過去會怎樣呢？它們注定要被遺忘嗎？更重要的是，科林伍德求助的策略基于這一信念：摯愛會讓你理解。
确是如此。
但反過來說也成立，特别是在愛與當前趣味難以分割的情況下。
那麼很有可能，曆史學家對于他研究主題的親和力将使他變得盲目，而不是讓他對這一主題的特質有敏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