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農業、畜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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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種稻”②。
反映出蔬菜在農業生産中的地位大為提高。
王祯《農書》中列有三十餘種蔬菜，并記述了栽培技藝。
③書中雖講葵為百菜之主，“今南北皆有之”，但沒有具體叙述，可能已為菘（即白菜）所取代。
宋《圖經本草》提到揚州有一種菘“葉圓而大”，又有牛肚菘“葉最大”，并說菘“今南北皆有之”。
明确講到白菜的是元陶宗儀《南村辍耕錄》，說“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1356&mdash1357）兵燹之餘，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
另一廣泛種植的蔬菜是蘿蔔。
王祯《農書》說蘿蔔“在在有之&rsquo。
《農桑輯要》中對蘿蔔的整地、施肥、播種、澆灌、窖藏等有具體的記述。
總之，這一時期葉菜類、根菜類、果菜類、筍、菌等各項蔬食的生産技藝已相當精細，野菜也已為人們所注意。
王祯《農書》等還記述了一些特殊栽培法，以用馬糞為熱源栽培韭黃。
在冬季，挖掘韭根，移藏于地屋中，培以馬糞。
這種方法栽培的韭葉，“不見風日，其葉黃嫩，謂之韭黃”，它可以“比常韭易利數倍，北方甚珍之”①。
這是與屋内升火增溫不同的生産韭黃的方式，是這一時期的一項重要園藝技術發明。
王祯《農書》中還記載了風障栽培韭菜的方法：就原韭畦，用秫稭夾防風籬障，遮擋北風，以改變韭畦的小氣候，提高地溫、氣溫。
至春，韭芽可以早出。
它已蘊含了現今風障陽畦保護蔬菜種植的主要内容。
《務本新書》中還提到一種整枝打葉、控制蔬菜生長發育的經驗，說在茄子“初開花，斟酌窠數，削去枝葉，再長晚茄”。
西瓜的留蔓條、去餘蔓、掐除餘花等技藝②對後世也有重要意義。
果樹栽培管理和嫁接技術這時期有不少有價值的創造。
王祯《農書》提出了一些果樹以枝條萌芽狀态為掌握宜栽期的經驗标準，如棗雞口、槐兔目、桑蝦蟆眼、榆負瘤等。
截去果木主根，在南方高寒地方種桔柚和北方寒冷地區種植果樹以及拒霜雪、耐苦寒、防蟲害等方面的技術比以前也有所發展。
王祯《農書》說“凡桑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把嫁接看作生産技術中容易見到經濟效果的措施。
并且從原則上論述了接穗、砧木的選用要求，強調工具必須齊備，技藝要精熟，時間掌握要嚴格。
書中還講①王結：《文忠集》卷六。
②舒嶽祥：《阆風集》卷三。
③王祯：《農書·百谷譜》“蓏屬”、“蔬屬”。
①王祯：《農書·百谷譜》。
②王祯：《農書·百谷譜》。
到六種嫁接法①，其中身接、根接、枝接為古老的嫁接方式，而靥接（相當現在的嵌芽接）、搭接（相當現在的舌接）、皮接（相當現在的腹接）則是此時期的創新。
溫革《分門瑣碎錄》所說的“脫果法”，即采取壓條法，是于八月間以牛糞和土包在結果樹枝條的鶴膝處，狀如大杯，用紙袋覆裹，麻皮纏繞，任其開花結果；第二年秋，試拆一包檢視，如果生根，則切斷本根另埋土中。
此法是果樹無性繁殖方面的一項創造。
宋元以來杭嘉湖地區開始成為我國東南最大的蠶桑基地。
在栽桑技術方面，《蠶桑輯要》和王祯《農書》對桑樹嫁接技術均作了總結，是我國現存古農書中關于桑樹嫁接技術最完整的記載。
在《齊民要術》以後六七百年間，桑樹栽培技術有了迅速發展和提高。
一是桑樹嫁接法由三種發展為六種②；二是魯桑南移至杭嘉湖地區後，在當地通過自然選擇和人為選擇，形成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新品種&mdash&mdash湖桑③；三是對桑樹的病蟲害防治有了一定的認識④。
在養蠶技術方面的成就：一是民間對蠶的良種選留更為重視，《務本新書》說：“養蠶之法，繭種為先..開簇時，須擇近上向陽或在繭草上者，此乃強良好繭”。
二、對蠶卵的選擇作用已從單純的“浴卵”防治增健的角度，進而從蠶卵生理方面考慮擇優，于臘八至立春冬季最寒冷季節把蠶種放在室外承受風霜熬煉，此即所謂“天浴”，是很有意義的創新①。
第三，《農桑輯要》把元代以前民間的養蠶經驗總結概括為“十體、三光、八宜、三稀、五廣”“十字訣”：“十體”即寒、熱、饑、飽、稀、密、眠、起、緊、慢（謂飼時緊慢也）（《務本新書》）；“三光”是看蠶體皮色變化來确定養蠶技術處理的一個概括；“八宜”則概括了應注意蠶的飼養環境全過程（《韓氏直說》），“三稀”即下蛾、上箔、入簇（《蠶經》）；“五廣”即一人、二桑、三屋、四箔、五簇（《蠶經》）。
對蠶病發生的環境誘因，已經掌握了一般規律：“寒而驟熱，則黃軟多病”（《士民必用》）；“蠶食濕葉，多生瀉病。
食熱葉則腹結頭大尾尖”（《士民必用》）；蠶兒受饑則“氣弱而生病，亦眠遲而繭薄也”（《農桑輯要》）。
王祯《農書·農器圖譜》中對養蠶常用器具繪出了較精緻的圖形，使我們得以了解古代養蠶工具的全貌。
“曲薄”或稱“蠶箔”，南方則用“蠶篚”（蠶筐），為盛蠶的主要工具；“蠶槌”是支架曲薄的木架；蠶盤與蠶架，盤也為盛蠶器，架為擱盤之用，為長江以南蠶區的創制；蠶網和蠶杓，網罩于盤上，杓為勻蠶、勻葉器，也都為南方勞動人民的創新。
此外，書中還介紹了簇具、繭甕、繭籠、缫車等工具。
①王祯：《農書·農桑通訣》。
②王祯：《農書·農桑通訣》。
③《齊民四術·郡縣農政》。
④《農桑輯要》引《農桑要旨》，王祯：《農書·農桑通訣》。
①《農桑輯要·浴連》夾注。
元代的農書自耶律楚材建議改變“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野以為牧地”的政策後，元朝統治者轉而采取了興辦水利，勸課農桑，刊刻傳布農書等措施，所以元朝建國雖然不到一百年，但在農學上還是取得了較大成就，留傳下了《農桑輯要》、王祯《農書》和《農桑衣食撮要》三部著名的農書。
《農桑輯要》為元朝司農司官頒的綜合性大型農書。
據王磐至元十年所寫序，本書至遲已于此年編寫完成，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官農書。
元政府先後刊印了一萬部，頒發給地方各級管農事的官員。
今本《農桑輯要》出自《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将七卷《輯要》并為二卷，《四庫全書》館輯出時，仍分七卷。
今本《農桑輯要》的簡目為：卷一，典訓、耕墾；卷二，播種（即農作物栽培各論）；卷三，栽桑；卷四，養蠶；卷五，瓜菜、果實；卷六，竹木、藥草；卷七，孳畜（包括家畜、家禽、魚、蜜蜂，末附歲用雜事）。
全書6萬字，體系完備，規模較大，引用典籍繁多，一律标明來曆，注重實用。
是書内容蠶桑占有較大分量，對于苎麻、棉花的推廣種植，尤為重視，除了詳述其栽種技術，并批判了過分強調風土不宜，障礙新引進作物傳播的唯風土說。
大德八年（1304），元政府下令有關部門刊刻王祯所著的《農書》。
王祯，山東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曾任旌德（今安徽旌德縣）、永豐（今江西廣豐縣）等縣縣尹。
該書自序作于皇慶二年（1313）。
《王祯農書》總計三十七集①，十三萬餘言，插圖二百八十餘幅。
全書分為三大部分：《農桑通訣》，可以說是農業總論，開端首列農事起本、牛耕起本、蠶事起本；接着是本論十六篇：授時、地利、孝弟力田、墾耕、耙耢、播種、鋤治、糞壤、灌溉、勸助、收獲、蓄積、種植（種桑及材木、果實）、畜養（養馬、牛、羊、豬、雞、鵝、魚、蜜蜂）、蠶缫、祈極。
《百谷譜》，包括谷屬（兩集）、蓏屬、蔬屬（兩集）、果屬（三集）、竹木、雜類（所收都是經濟作物）、飲食類并附備荒論。
《農器圖譜》，分二十門：田制、耒耜、锸、錢镈、铚艾、杷扒、蓑笠、蓧蒉、杵臼、倉廪、鼎釜、舟車、灌溉、利用（主要是利用水做動力），■麥、蠶缫、蠶桑、織纴、纩絮、麻苎，末附雜錄（二目：一是法制長生屋，一是造活字印書法）。
不僅有圖，并說明構造和用法。
《農桑衣食撮要》，元延祐元年（1314）成書。
作者魯明善，維吾爾族人。
此書系他在壽春郡（今安徽壽縣）任監察官時編寫的，為農家曆書性質的農書。
全書分為十二個月，每月列舉應操作的農事。
涉及範圍很廣，包括農作物、蔬、果、竹木、畜牧、蠶桑、養蜂等，兼及農産品加工、貯藏和釀造，逐條說明怎樣做法，适合于一般農家實際應用，其中有造酪、曬幹酪、①王祯：《農書》，王毓瑚校，農業出版社1981年版。
造酥酒法，顯然系受到遊牧民族飲食的影響。
除以上三部重要農書外，另有幾部獸醫書，流傳不久即散失。
《田家五行》及“拾遺”是專講江南氣象預測、占候的，也有一些關于稻、麥開花特點的記述資料。
第三節 元代農業的恢複、發展與衰敝 農業的恢複、發展由于“重農”舉措得力，元代初期在土地開發、水利興修以及經濟作物的推廣栽培諸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呈現出一派恢複與發展的良好勢頭。
反映元代前期這種面貌的記載非常豐富，有些地區繁盛興旺的景象甚至非常突出，如陝西泾汾地區在蒙金之際的狀況是“蓁莽榆棘，連雲蔽日”，“千裡蕭條”，“人迹幾絕”，經過招撫，民衆“稍稍歸集，■蕪挽犁，漸就耕業”，然而“初皆食草實，衣故書紙”。
墾殖之後，出現“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儲蓄，例緻豐饒”（《隴右金石錄·元重修王母官碑》）的景象。
另一條材料證實了這種景象并非虛言：“晉地厚而氣深，田凡一歲三藝而三熟。
少施以糞力，恒可以不竭。
引汾水而溉，歲可以無旱。
其地之上者，畝可以食一人。
民又勤生力業，當耕之時，虛（墟）裡無閑人，野樹禾，牆下樹桑，庭有隙地，即以樹菜茹麻枲，無尺寸廢者。
故其民皆足于衣食，無甚貧乏。
家皆安于田裡，無外慕之好”①。
宋元之際的兩淮大片地區，人煙斷絕，“荒城殘堡，蔓草頹垣，狐狸嘯聚其間”，六七十年後，人們見到的景象是“生聚之繁，田疇之辟，商旅之奔湊，穰穰于視昔遠矣！”②元代初期農業生産的恢複與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大批荒廢土地通過種種途徑得到開發。
其中屯田是開發填實大批荒閑土地的主要措施，此項行動大概始于成吉思汗稱汗後的十一至十三年（在阿魯歡地區興辦稱海屯田③），中原地區大概始于十六年（由木華黎部将興辦固安屯田）。
開始是随營立屯，解決軍需，忽必烈時逐步成為重農措施的一項組成部分，發展成遍及全國的規模空前的屯田。
到大德年間，全國屯田有一百二十餘處①，二十萬頃左右，約占全國墾田數的三分之一②。
屯田分兩大系統，中央所屬樞密院、大司農與宣徽院屯田，多在腹裡地區。
地方所屬有各行省屯田，有經略使司、提舉司統領或路、府、州、縣所轄屯田，再有僻遠地區的一些屯田點。
“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①餘阙：《青陽先生文集》卷三《梯雲莊記》。
②孔齊：《至正直記》卷四《鐘山王氣》；陸文圭：《牆東類稿》卷十二《故武德将軍吳侯墓志銘》；楊翮：《佩玉齋類稿》卷二，《含山縣題名記》。
③《元史》卷一二○《鎮海傳》；許有壬：《圭塘小稿》卷十《鎮海神道碑》。
①《元史》卷一○○《兵志》三《屯田》記為九十餘處，此據《元史》卷二○《成宗紀》三。
②屯田數梁方仲先生統計為十七萬四千八百餘頃（梁方仲：《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編《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賦概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他依據的是《元史·兵志》所列數目，缺漏之處自然很多，故萬國鼎先生認為當在二十萬頃以上，這個估計當更接近于真實；全國墾田數也參照萬先生的估計（萬國鼎：《金元之田制》，《金陵學報》2卷第1期）。
因昔人之制，其地利蓋不減于舊；和林既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肇為之，亦未嘗遺其利焉。
至于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蠻夷腹心之地，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
”（《元史·兵志三》）地域分布之廣，前所未有。
北面除和林、稱海之外，更遠有葉尼塞河上遊地區的謙州屯田，西南面深入到雲南、廣西邊遠地帶；東北的肇州屯田萬戶府達黑龍江江口，高麗境内也有十多處屯田；南面遠及海南、海北。
内地河南行省為數居首，次為腹裡地區，所謂“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元史·兵志三》）另一類開發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
這一帶地勢低窪，土地肥沃，河湖港汊密集，南北朝時期已顯示出明顯的經濟活力，逐步成為全國的主要糧倉和财賦之區，因而人民趨之若鹜，人口密度很高，土地與人口的矛盾也很突出。
經過長期努力，勞動人民逐步摸索出一些開發土地的特殊形式。
王祯《農書》對這些形式作了系統總結，其中有“築土作圍”而成的圍田（圩田與此相類），有在海邊塗泥之上種植稗草而受斥鹵，“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的塗田，有“似圍而小”的櫃田，有用木材相縛，其上積土，浮于水面，可得“速收之效”的架田（葑田）。
圍田、圩田、沙塗田等經營形式，宋元時代因多施行于湖泊地區，所以也往往泛稱湖田、湖地。
以此類形式經營、開發土地，大緻始于北宋，南宋形成高潮，元代繼續盛行。
如松江曹夢炎，占澱山湖大半湖田，達九十三圍、數萬畝之多，積粟百萬石，北人稱“富蠻子”①。
文宗賜給權臣燕鐵木兒嘉興、平江、江陰地區的蘆場蕩山和在沙塗沙地地帶的圩田，達五百餘頃。
在黃河流域的一些地帶，因河水“涸露”而形成“水泊淤地”，稱為“黃河退灘地”，多為權豪搶占，其數量也相當可觀。
水利建設的成就亦較可觀。
《元史》歸納與農業有關的主要建設項目有：導渾河、疏灤水、浚冶河、障滹沱，疏陝西之三白，洩江湖之淫潦（主要指浙西水利工程，見下），立捍海之橫塘（指浙江鹽官州捍海石塘）（《元史·河渠志一》）。
此外還有許多重大項目未被列入，如中統年間在太行山下開浚大河四道，成廣濟渠，附近五縣農田三千餘頃均獲其利（《元史·河渠志二》）。
至元元年，郭守敬會同張文謙在西夏故地修複中興州（治今甯夏銀川市）的唐末、漢延二渠及西夏故境内其他水渠，“計溉田九萬餘頃”②。
二十六年起朵兒赤又用三年時間在中興“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使“賦額增倍”（《元史·朵兒赤傳》）。
至元十六年，王志謹于今陝西戶縣、周至兩縣交界處引澇水開長渠二百餘裡，使沿岸地區“了無幹旱之患”（薛友諒：《開澇水記》）。
遊顯曾在襄陽“複鐵構壅湍水為渠”，“溉稻田千數百頃”①。
①長谷真逸：《農田餘話》上。
②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伏》，載《元文類》卷五○。
①程钜夫：《江淮行省平章遊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
烏古孫澤任海南海北廉訪使時，浚故湖，築大堤，“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并為膏土”（《元史·烏古孫澤傳》）。
趙世延在四川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元史·趙世延傳》）。
張立道任大理等處巡行使，曾為昆明池洩洪排水，并“得壤地萬餘頃，皆為良田”（《元史·張立道傳》）。
武宗時，哈剌哈孫行省和林，“浚古渠，溉田數千頃”（《元史·哈剌哈孫傳》）。
衢州（治今浙江衢縣）總管朱景周修複黃堰，溉田數萬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七《碑志》十一）。
興修水利的高潮主要在世祖、成宗兩代，此後亦續有修浚，有的工程用工高達一百數十萬，如黃河于世祖、成宗、仁宗、文宗時多次決口，工役屢興，至正九年（1349）采用都漕運使賈魯“疏塞并舉，挽河東行以複故道”之策，十一年，發動十五萬民工，二萬士兵，為時七個月左右，達到預期目的（《元史·河渠志三》）。
太湖流域的蘇、湖、常、秀是财賦所出之地，但地勢低窪，衆水注入太湖，水澇則須導水入海，但湖河港汊之間，權勢占為農田，圍田又比比皆是，一有水澇，湖水渲洩受阻，統一二十多
反映出蔬菜在農業生産中的地位大為提高。
王祯《農書》中列有三十餘種蔬菜，并記述了栽培技藝。
③書中雖講葵為百菜之主，“今南北皆有之”，但沒有具體叙述，可能已為菘（即白菜）所取代。
宋《圖經本草》提到揚州有一種菘“葉圓而大”，又有牛肚菘“葉最大”，并說菘“今南北皆有之”。
明确講到白菜的是元陶宗儀《南村辍耕錄》，說“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1356&mdash1357）兵燹之餘，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
另一廣泛種植的蔬菜是蘿蔔。
王祯《農書》說蘿蔔“在在有之&rsquo。
《農桑輯要》中對蘿蔔的整地、施肥、播種、澆灌、窖藏等有具體的記述。
總之，這一時期葉菜類、根菜類、果菜類、筍、菌等各項蔬食的生産技藝已相當精細，野菜也已為人們所注意。
王祯《農書》等還記述了一些特殊栽培法，以用馬糞為熱源栽培韭黃。
在冬季，挖掘韭根，移藏于地屋中，培以馬糞。
這種方法栽培的韭葉，“不見風日，其葉黃嫩，謂之韭黃”，它可以“比常韭易利數倍，北方甚珍之”①。
這是與屋内升火增溫不同的生産韭黃的方式，是這一時期的一項重要園藝技術發明。
王祯《農書》中還記載了風障栽培韭菜的方法：就原韭畦，用秫稭夾防風籬障，遮擋北風，以改變韭畦的小氣候，提高地溫、氣溫。
至春，韭芽可以早出。
它已蘊含了現今風障陽畦保護蔬菜種植的主要内容。
《務本新書》中還提到一種整枝打葉、控制蔬菜生長發育的經驗，說在茄子“初開花，斟酌窠數，削去枝葉，再長晚茄”。
西瓜的留蔓條、去餘蔓、掐除餘花等技藝②對後世也有重要意義。
果樹栽培管理和嫁接技術這時期有不少有價值的創造。
王祯《農書》提出了一些果樹以枝條萌芽狀态為掌握宜栽期的經驗标準，如棗雞口、槐兔目、桑蝦蟆眼、榆負瘤等。
截去果木主根，在南方高寒地方種桔柚和北方寒冷地區種植果樹以及拒霜雪、耐苦寒、防蟲害等方面的技術比以前也有所發展。
王祯《農書》說“凡桑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把嫁接看作生産技術中容易見到經濟效果的措施。
并且從原則上論述了接穗、砧木的選用要求，強調工具必須齊備，技藝要精熟，時間掌握要嚴格。
書中還講①王結：《文忠集》卷六。
②舒嶽祥：《阆風集》卷三。
③王祯：《農書·百谷譜》“蓏屬”、“蔬屬”。
①王祯：《農書·百谷譜》。
②王祯：《農書·百谷譜》。
到六種嫁接法①，其中身接、根接、枝接為古老的嫁接方式，而靥接（相當現在的嵌芽接）、搭接（相當現在的舌接）、皮接（相當現在的腹接）則是此時期的創新。
溫革《分門瑣碎錄》所說的“脫果法”，即采取壓條法，是于八月間以牛糞和土包在結果樹枝條的鶴膝處，狀如大杯，用紙袋覆裹，麻皮纏繞，任其開花結果；第二年秋，試拆一包檢視，如果生根，則切斷本根另埋土中。
此法是果樹無性繁殖方面的一項創造。
宋元以來杭嘉湖地區開始成為我國東南最大的蠶桑基地。
在栽桑技術方面，《蠶桑輯要》和王祯《農書》對桑樹嫁接技術均作了總結，是我國現存古農書中關于桑樹嫁接技術最完整的記載。
在《齊民要術》以後六七百年間，桑樹栽培技術有了迅速發展和提高。
一是桑樹嫁接法由三種發展為六種②；二是魯桑南移至杭嘉湖地區後，在當地通過自然選擇和人為選擇，形成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新品種&mdash&mdash湖桑③；三是對桑樹的病蟲害防治有了一定的認識④。
在養蠶技術方面的成就：一是民間對蠶的良種選留更為重視，《務本新書》說：“養蠶之法，繭種為先..開簇時，須擇近上向陽或在繭草上者，此乃強良好繭”。
二、對蠶卵的選擇作用已從單純的“浴卵”防治增健的角度，進而從蠶卵生理方面考慮擇優，于臘八至立春冬季最寒冷季節把蠶種放在室外承受風霜熬煉，此即所謂“天浴”，是很有意義的創新①。
第三，《農桑輯要》把元代以前民間的養蠶經驗總結概括為“十體、三光、八宜、三稀、五廣”“十字訣”：“十體”即寒、熱、饑、飽、稀、密、眠、起、緊、慢（謂飼時緊慢也）（《務本新書》）；“三光”是看蠶體皮色變化來确定養蠶技術處理的一個概括；“八宜”則概括了應注意蠶的飼養環境全過程（《韓氏直說》），“三稀”即下蛾、上箔、入簇（《蠶經》）；“五廣”即一人、二桑、三屋、四箔、五簇（《蠶經》）。
對蠶病發生的環境誘因，已經掌握了一般規律：“寒而驟熱，則黃軟多病”（《士民必用》）；“蠶食濕葉，多生瀉病。
食熱葉則腹結頭大尾尖”（《士民必用》）；蠶兒受饑則“氣弱而生病，亦眠遲而繭薄也”（《農桑輯要》）。
王祯《農書·農器圖譜》中對養蠶常用器具繪出了較精緻的圖形，使我們得以了解古代養蠶工具的全貌。
“曲薄”或稱“蠶箔”，南方則用“蠶篚”（蠶筐），為盛蠶的主要工具；“蠶槌”是支架曲薄的木架；蠶盤與蠶架，盤也為盛蠶器，架為擱盤之用，為長江以南蠶區的創制；蠶網和蠶杓，網罩于盤上，杓為勻蠶、勻葉器，也都為南方勞動人民的創新。
此外，書中還介紹了簇具、繭甕、繭籠、缫車等工具。
①王祯：《農書·農桑通訣》。
②王祯：《農書·農桑通訣》。
③《齊民四術·郡縣農政》。
④《農桑輯要》引《農桑要旨》，王祯：《農書·農桑通訣》。
①《農桑輯要·浴連》夾注。
元代的農書自耶律楚材建議改變“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野以為牧地”的政策後，元朝統治者轉而采取了興辦水利，勸課農桑，刊刻傳布農書等措施，所以元朝建國雖然不到一百年，但在農學上還是取得了較大成就，留傳下了《農桑輯要》、王祯《農書》和《農桑衣食撮要》三部著名的農書。
《農桑輯要》為元朝司農司官頒的綜合性大型農書。
據王磐至元十年所寫序，本書至遲已于此年編寫完成，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官農書。
元政府先後刊印了一萬部，頒發給地方各級管農事的官員。
今本《農桑輯要》出自《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将七卷《輯要》并為二卷，《四庫全書》館輯出時，仍分七卷。
今本《農桑輯要》的簡目為：卷一，典訓、耕墾；卷二，播種（即農作物栽培各論）；卷三，栽桑；卷四，養蠶；卷五，瓜菜、果實；卷六，竹木、藥草；卷七，孳畜（包括家畜、家禽、魚、蜜蜂，末附歲用雜事）。
全書6萬字，體系完備，規模較大，引用典籍繁多，一律标明來曆，注重實用。
是書内容蠶桑占有較大分量，對于苎麻、棉花的推廣種植，尤為重視，除了詳述其栽種技術，并批判了過分強調風土不宜，障礙新引進作物傳播的唯風土說。
大德八年（1304），元政府下令有關部門刊刻王祯所著的《農書》。
王祯，山東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曾任旌德（今安徽旌德縣）、永豐（今江西廣豐縣）等縣縣尹。
該書自序作于皇慶二年（1313）。
《王祯農書》總計三十七集①，十三萬餘言，插圖二百八十餘幅。
全書分為三大部分：《農桑通訣》，可以說是農業總論，開端首列農事起本、牛耕起本、蠶事起本；接着是本論十六篇：授時、地利、孝弟力田、墾耕、耙耢、播種、鋤治、糞壤、灌溉、勸助、收獲、蓄積、種植（種桑及材木、果實）、畜養（養馬、牛、羊、豬、雞、鵝、魚、蜜蜂）、蠶缫、祈極。
《百谷譜》，包括谷屬（兩集）、蓏屬、蔬屬（兩集）、果屬（三集）、竹木、雜類（所收都是經濟作物）、飲食類并附備荒論。
《農器圖譜》，分二十門：田制、耒耜、锸、錢镈、铚艾、杷扒、蓑笠、蓧蒉、杵臼、倉廪、鼎釜、舟車、灌溉、利用（主要是利用水做動力），■麥、蠶缫、蠶桑、織纴、纩絮、麻苎，末附雜錄（二目：一是法制長生屋，一是造活字印書法）。
不僅有圖，并說明構造和用法。
《農桑衣食撮要》，元延祐元年（1314）成書。
作者魯明善，維吾爾族人。
此書系他在壽春郡（今安徽壽縣）任監察官時編寫的，為農家曆書性質的農書。
全書分為十二個月，每月列舉應操作的農事。
涉及範圍很廣，包括農作物、蔬、果、竹木、畜牧、蠶桑、養蜂等，兼及農産品加工、貯藏和釀造，逐條說明怎樣做法，适合于一般農家實際應用，其中有造酪、曬幹酪、①王祯：《農書》，王毓瑚校，農業出版社1981年版。
造酥酒法，顯然系受到遊牧民族飲食的影響。
除以上三部重要農書外，另有幾部獸醫書，流傳不久即散失。
《田家五行》及“拾遺”是專講江南氣象預測、占候的，也有一些關于稻、麥開花特點的記述資料。
第三節 元代農業的恢複、發展與衰敝 農業的恢複、發展由于“重農”舉措得力，元代初期在土地開發、水利興修以及經濟作物的推廣栽培諸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呈現出一派恢複與發展的良好勢頭。
反映元代前期這種面貌的記載非常豐富，有些地區繁盛興旺的景象甚至非常突出，如陝西泾汾地區在蒙金之際的狀況是“蓁莽榆棘，連雲蔽日”，“千裡蕭條”，“人迹幾絕”，經過招撫，民衆“稍稍歸集，■蕪挽犁，漸就耕業”，然而“初皆食草實，衣故書紙”。
墾殖之後，出現“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儲蓄，例緻豐饒”（《隴右金石錄·元重修王母官碑》）的景象。
另一條材料證實了這種景象并非虛言：“晉地厚而氣深，田凡一歲三藝而三熟。
少施以糞力，恒可以不竭。
引汾水而溉，歲可以無旱。
其地之上者，畝可以食一人。
民又勤生力業，當耕之時，虛（墟）裡無閑人，野樹禾，牆下樹桑，庭有隙地，即以樹菜茹麻枲，無尺寸廢者。
故其民皆足于衣食，無甚貧乏。
家皆安于田裡，無外慕之好”①。
宋元之際的兩淮大片地區，人煙斷絕，“荒城殘堡，蔓草頹垣，狐狸嘯聚其間”，六七十年後，人們見到的景象是“生聚之繁，田疇之辟，商旅之奔湊，穰穰于視昔遠矣！”②元代初期農業生産的恢複與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大批荒廢土地通過種種途徑得到開發。
其中屯田是開發填實大批荒閑土地的主要措施，此項行動大概始于成吉思汗稱汗後的十一至十三年（在阿魯歡地區興辦稱海屯田③），中原地區大概始于十六年（由木華黎部将興辦固安屯田）。
開始是随營立屯，解決軍需，忽必烈時逐步成為重農措施的一項組成部分，發展成遍及全國的規模空前的屯田。
到大德年間，全國屯田有一百二十餘處①，二十萬頃左右，約占全國墾田數的三分之一②。
屯田分兩大系統，中央所屬樞密院、大司農與宣徽院屯田，多在腹裡地區。
地方所屬有各行省屯田，有經略使司、提舉司統領或路、府、州、縣所轄屯田，再有僻遠地區的一些屯田點。
“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①餘阙：《青陽先生文集》卷三《梯雲莊記》。
②孔齊：《至正直記》卷四《鐘山王氣》；陸文圭：《牆東類稿》卷十二《故武德将軍吳侯墓志銘》；楊翮：《佩玉齋類稿》卷二，《含山縣題名記》。
③《元史》卷一二○《鎮海傳》；許有壬：《圭塘小稿》卷十《鎮海神道碑》。
①《元史》卷一○○《兵志》三《屯田》記為九十餘處，此據《元史》卷二○《成宗紀》三。
②屯田數梁方仲先生統計為十七萬四千八百餘頃（梁方仲：《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編《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賦概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他依據的是《元史·兵志》所列數目，缺漏之處自然很多，故萬國鼎先生認為當在二十萬頃以上，這個估計當更接近于真實；全國墾田數也參照萬先生的估計（萬國鼎：《金元之田制》，《金陵學報》2卷第1期）。
因昔人之制，其地利蓋不減于舊；和林既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肇為之，亦未嘗遺其利焉。
至于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蠻夷腹心之地，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
”（《元史·兵志三》）地域分布之廣，前所未有。
北面除和林、稱海之外，更遠有葉尼塞河上遊地區的謙州屯田，西南面深入到雲南、廣西邊遠地帶；東北的肇州屯田萬戶府達黑龍江江口，高麗境内也有十多處屯田；南面遠及海南、海北。
内地河南行省為數居首，次為腹裡地區，所謂“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元史·兵志三》）另一類開發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
這一帶地勢低窪，土地肥沃，河湖港汊密集，南北朝時期已顯示出明顯的經濟活力，逐步成為全國的主要糧倉和财賦之區，因而人民趨之若鹜，人口密度很高，土地與人口的矛盾也很突出。
經過長期努力，勞動人民逐步摸索出一些開發土地的特殊形式。
王祯《農書》對這些形式作了系統總結，其中有“築土作圍”而成的圍田（圩田與此相類），有在海邊塗泥之上種植稗草而受斥鹵，“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的塗田，有“似圍而小”的櫃田，有用木材相縛，其上積土，浮于水面，可得“速收之效”的架田（葑田）。
圍田、圩田、沙塗田等經營形式，宋元時代因多施行于湖泊地區，所以也往往泛稱湖田、湖地。
以此類形式經營、開發土地，大緻始于北宋，南宋形成高潮，元代繼續盛行。
如松江曹夢炎，占澱山湖大半湖田，達九十三圍、數萬畝之多，積粟百萬石，北人稱“富蠻子”①。
文宗賜給權臣燕鐵木兒嘉興、平江、江陰地區的蘆場蕩山和在沙塗沙地地帶的圩田，達五百餘頃。
在黃河流域的一些地帶，因河水“涸露”而形成“水泊淤地”，稱為“黃河退灘地”，多為權豪搶占，其數量也相當可觀。
水利建設的成就亦較可觀。
《元史》歸納與農業有關的主要建設項目有：導渾河、疏灤水、浚冶河、障滹沱，疏陝西之三白，洩江湖之淫潦（主要指浙西水利工程，見下），立捍海之橫塘（指浙江鹽官州捍海石塘）（《元史·河渠志一》）。
此外還有許多重大項目未被列入，如中統年間在太行山下開浚大河四道，成廣濟渠，附近五縣農田三千餘頃均獲其利（《元史·河渠志二》）。
至元元年，郭守敬會同張文謙在西夏故地修複中興州（治今甯夏銀川市）的唐末、漢延二渠及西夏故境内其他水渠，“計溉田九萬餘頃”②。
二十六年起朵兒赤又用三年時間在中興“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使“賦額增倍”（《元史·朵兒赤傳》）。
至元十六年，王志謹于今陝西戶縣、周至兩縣交界處引澇水開長渠二百餘裡，使沿岸地區“了無幹旱之患”（薛友諒：《開澇水記》）。
遊顯曾在襄陽“複鐵構壅湍水為渠”，“溉稻田千數百頃”①。
①長谷真逸：《農田餘話》上。
②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伏》，載《元文類》卷五○。
①程钜夫：《江淮行省平章遊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
烏古孫澤任海南海北廉訪使時，浚故湖，築大堤，“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并為膏土”（《元史·烏古孫澤傳》）。
趙世延在四川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元史·趙世延傳》）。
張立道任大理等處巡行使，曾為昆明池洩洪排水，并“得壤地萬餘頃，皆為良田”（《元史·張立道傳》）。
武宗時，哈剌哈孫行省和林，“浚古渠，溉田數千頃”（《元史·哈剌哈孫傳》）。
衢州（治今浙江衢縣）總管朱景周修複黃堰，溉田數萬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七《碑志》十一）。
興修水利的高潮主要在世祖、成宗兩代，此後亦續有修浚，有的工程用工高達一百數十萬，如黃河于世祖、成宗、仁宗、文宗時多次決口，工役屢興，至正九年（1349）采用都漕運使賈魯“疏塞并舉，挽河東行以複故道”之策，十一年，發動十五萬民工，二萬士兵，為時七個月左右，達到預期目的（《元史·河渠志三》）。
太湖流域的蘇、湖、常、秀是财賦所出之地，但地勢低窪，衆水注入太湖，水澇則須導水入海，但湖河港汊之間，權勢占為農田，圍田又比比皆是，一有水澇，湖水渲洩受阻，統一二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