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農業、畜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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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水災頻發，曆來是水利工程的重點地區。
至元二年，平江設都水庸田使司，五年複立又罷。
大德二年（1298）二月，立浙西都水庸田司，“專一修築田圍，疏浚河道”。
八年五月，于平江立行都水監，“直隸中書省”②。
泰定三年（1326），又置都水庸田司于平江，任仁發等人圍繞開江、圍岸、置閘等主要問題展開熱烈讨論。
泰定八年、至正元年以及至順、後至元年間多次興役，大規模開挖淤塞的通海河道。
水稻單位面積産量（元制），江浙地區上田五到六石，中田三到四石，下田二到三石①，湖廣地區上田三石，下田二石②，實際就是宋代（主要指南宋）所達到的水平。
雲南地區的水稻産量，一般是二石（李京：《雲南志略·諸夷風俗》）。
陝西漢中地區栽種的水稻“收皆畝鐘”③。
由于水稻是典型的高産作物，所以元代繼續被引種到北方，引植較早的如河北的薊州（治今薊縣）、漁陽（治今天津市薊縣）地區④、甘肅河西走廊地區⑤、漠北稱海地區②見明姚文灏編《浙西水利書·元書》之《複立都水庸田司》條及《立行水監》條。
①南宋末吳地畝産為米三石，山田米二石（方回：《附論班固計井田百畝歲入歲出》），《續古今考》卷十八。
慶元路鄮山書院水田畝産二石有餘（《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學校考》）。
從租額看，江南一些地方官田每畝納租一石半（《存複齋文集》十，《買官田》），一些寺田的租額是三石三鬥（《越中金石志》卷七，《南鎮廟置田地》），職田租米有達三石的（蘇天爵：《太史院使齊公神道碑銘》，《滋溪文稿》卷九）。
某些地區官田平均每畝納租有可能高達四石有餘（詳《續通考》卷六，《田賦六》）。
租谷出米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租率接三、七或四、六分成計，元代多屬對分制，畝産稻谷量可按此推算出來。
②王炎：《上林鄂州書》，《雙溪集》卷二七。
③程钜夫：《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④虞集：《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道園學古錄》卷二○。
⑥、河南懷州（治今沁陽）及沁水流域。
元末海運不通，元廷在河南窪地置屯田八處，并設都水庸田使司經營水稻種植。
河北保定、河間、武清、景薊等地原來分布大批水田，至正十三、十五年在此基礎上發展屯田，範圍包括大都近畿的大片地區（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密雲、順義），一度收到“歲乃大稔”的效果⑦。
經濟作物的栽培也受到元政府的高度重視。
按“農桑之制”十四條中的“種植之制”的規定，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可改種榆、柳等，數量同；每丁至少種雜果十株（以成活為準）。
所在官司必須如實上報，否則即屬有罪。
由于栽種普遍，所以《農書》提到楮樹、榆樹、漆樹與桔、柑、荔枝等果木雜樹的種植與經濟價值。
元代農書記載的染料作物中列有蘭靛多種，紅色十種，青綠色十種，褐色十三種。
竹是造紙、制扇、建築的重要材料，也廣泛用于手工制作業，“指地賣者，省功而利少；煮剝賣皮者，雖勞而利大”，河南懷孟、衛輝、襄陽、鄧州等處山中所長竹杆“不勝其數”，懷、洛、關西等處平原“見有竹園約五百餘頃”，江西行省竹園可辦課額達一千二百餘錠。
在這些官營竹園外，尚有大量私營竹園散布于上述地區，從而形成腹裡、江南所求購的産品優勢①。
清末以前的棉花有木本、草本之分，它們分别從南北兩道傳入中國。
宋代南道棉（以木本為主）從閩廣進入兩浙、江西②，北道棉（主要為草本）進入河西走廊，元代進一步進入内地，據元初編定的《農桑輯要》說，“西域所産”的木棉，“近歲以來，種于陝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因而，“遂即已試之效，令所在種之”③。
爾後《農書》又說，木棉本産自海南，“諸種藝制作之法骎骎北來，江淮川蜀既獲其利”，可見，元代的棉花種植已推進到黃河、江淮流域以及四川地區。
元代幾部農書記錄了從選⑤《元史》卷四《世祖紀》一：中統元年“給懷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種水田”；《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廣濟渠》：天曆時期，豪強攔截沁水“栽種水稻”。
⑥劉敏中：《丞相順德忠獻王碑》，《元文類》卷二五。
⑦至正十三年立分司農司，見《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分司農司》，卷一三八《脫脫傳》。
十五年又于“有田去處”置大兵農司，下轄保定等處、河間等處、景薊等處大兵農使司，共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處，百戶所四十八處。
見《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大兵農司》。
①《元史》卷二○五《盧世榮傳》；《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竹課》之《紫竹扇杆收買給引》、《竹貨依例收稅》、《腹裡竹課依舊江南亦通行》。
②詳漆俠：《宋代經濟史》第四章《商業性農業、經濟作物的發展、多種經營的漸次展開》一、《棉花的種植及其向江西、兩浙諸路的傳播》。
關于木棉、草棉的特性與傳播可參考：P.Pelliot，Notes，onMarcoPolo，1，183。
Cotton，Paris，1959。
沙比提：《從考古發掘資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的種植和紡織》，載《新疆曆史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劉鹹、陳渭坤：《中國植棉史考略》，《中國農史》1977年第1期。
③《農桑輯要》卷二，《論苎麻木棉》。
種、浸種、育苗、深耕、畦畛、鋤治、去心、采摘等棉花種植、生長的各主要環節，充分反映了棉花種植的普遍和技術的提高。
桑樹是傳統作物，元代與糧食作物并重，農書用大量篇幅予以記載。
至元七年頒布的“農桑之制”十四條中的“種植之制”規定，在土性适宜的地區，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于是，桑樹種植遍及南北。
宋代蠶桑業十分發達的河朔地區仍保持興旺的勢頭，如廣平路（治今河北永平縣）“課樹桑億萬計”①，真定地區“千裡桑麻綠蔭城”②，關中地區“田野桑樹遍布”③。
汾水流域與河南一帶的農戶于農居和農田周圍種桑的情景十分普遍④，山東濱州（治今山東濱縣）由“田桑多荒”而“新桑遍野”⑤，長江中遊的蕲春縣，“學之閑田悉以種桑”⑥。
雲南爨、僰之人雖知蠶桑，但未得其法，張立道于至元初進入雲南，推廣種制之法，結果“收利十倍于田，雲南之人由是益富庶”（《元史·張立道傳》）。
在知州的倡導下，江浙地區的海甯州（治今海甯西南）亦是一派“桑柘榆柳，交蔭境内”（《元史·臧夢解傳》）的景象。
宋代的廣南西路（治今廣西桂林）、川陝路是苎麻的主要産區，元初已推廣到河南。
山西地區土地亦适宜種麻，麻布成為當地特色産品，農民以此“貿易白銀，以供官賦”①。
元代産茶區主要分布于長江以南。
宋代茶葉種植區域以成都府路、利州路、江南東西路、淮南路為主，特别是淮南，北宋時增設了十三處山場，但兩宋之際發生很大變化，山東、河南的大片茶樹或是“恣民耕樵”，或是“率多枯槁”（《金史·食貨志四》），因此，入元以後主要産茶區明顯向南推移，其分布可歸納為兩種類型，一是政府實行榷茶、征收茶課的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司下轄的若幹産茶區：杭州、甯國、龍興、建甯、廬州、嶽州、鄂州、常州、湖州、潭州、靜江、臨江、平江、興國、常德府、古田建安等處②。
另包括四川，即四川地區也遍布茶場③。
第二種類型是皇室直接控制的茶①馬祖常：《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載《元文類》卷六七。
②陳孚：《真定懷古》，載《元詩選》二集丙集。
陳孚卒于大德七年，他回憶的應是元初期的景象。
③《馬可波羅行紀》110章《京兆府城》，馮承鈞譯本。
④餘阙《梯雲莊記》，《青陽先生文集》卷三；乃賢：《颍州老翁歌》，《金台集》卷一。
⑤趙孟頫：《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志銘》，《松雪齋文集》卷八。
⑥《說學齋稿》卷上《蕲春縣興學頌》。
①郝經：《河東罪言》，《陵川文集》卷三二。
②《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資品》。
榷茶都轉運司的設置有一個過程，此不贅，但上列十六處榷茶區不久取消湖州、鄂州兩處，增列江州（《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場務官》）。
十多年後，罷去淮南僅有的廬州（《元史》卷二一《成宗紀》四）。
至大元年又以龍興、瑞州為皇太後湯沐邑，“其課入徽政院”（《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茶法》）。
元後期，大概僅存七處（《元史》卷九七《食貨志》五《茶法》）。
區，它們負責上貢精絕品種。
宋代在福建建安設“歲取上供”的官烘三十二，采茶、制茶工兩千多人④，元代“掌供玉食”的宣徽院下轄的“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擁有七個提領所（烏程、武康德清、長興、安吉、歸安、湖汶、宜興），加上另一個“建甯北苑武夷茶場提領所”（《元史·百官志三》），共擁有采茶、制茶工二萬五千以上。
除上述榷茶和貢茶的茶葉産區之外，廣州、雲南等地也遍布茶場①。
作為脫離農業而獨立經營茶葉生産的專業戶稱為茶戶、園戶、磨戶或山場小民②。
茶葉除傳統品種外，忽思慧《飲膳正要》首見記載的尚有河南的溫桑茶③，“出直北地面，味溫甘”的女須兒，“出本土，味甘澀，煎用酥油”的西番大葉茶。
元代中期以後農業衰敝氣象的顯現蒙古貴族取金、宋而代之後，雖給傳統的農業社會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但就總體而言，舊的生産關系和社會積弊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并且還帶來了一些新的落後因素。
蒙元時代的農民遭受的壓榨和剝削是多方面的（詳參《賦役》部分）。
就社會關系而言，統治階級由貴族、官僚、上層僧侶、大地主和豪商組成，被統治階級有包括自耕農在内的“諸色戶計”，有處于最下層的奴婢和佃農。
元代奴婢數量空前增加，但直接從事農業生産者所占比例不大，所以元人認為，“國家以農為重..然人家耕種，出于佃人之力，不可不以佃人為重”④。
作為農業生産的主要承擔者，佃戶與主人之間的關系主要以契約形式構成，但佃戶對主人的隸屬關系尚不見明顯松動的迹象。
元籍記載說，浙江安吉一地主以好食雞著稱，一日經過佃戶家，佃客投所好而烹雞，他憑幾午憩，雞熟而主未醒，佃客乃“侍候于旁”①；黃岩地方風俗“貴賤等分甚嚴，佃戶見主不敢施揖”（黃濤：《閑中今古錄》卷二）。
主人還可任意役使佃戶及其子女，幹涉其婚姻。
在河南陝州地區，有的将少量荒遠土地“夾帶佃戶典賣”，稱“随田佃客”，甚至将佃客“計其③征榷川茶的機構于至元二十二年最後定名為四川鹽茶運司，它的分支機構遍布四川各地（《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局院官》）。
④參見華山：《從茶葉經濟看宋代社會》，載華山：《宋史論集》，齊魯書社1982年版。
①如廣州諸縣都産茶（《大元一統志》卷九《廣州路土産》），雲南地區的茶葉是百姓主要貿易品種之一（李京：《雲南志略·諸夷風俗·金齒百夷》）。
②散見于《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茶課》等篇。
③《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稱其“實非茶也”。
④陳元靓：《事林廣記》卷八，《人事類》（上），《治家法度·佃客須加寬恤》。
佃人有莊客、佃客、浮客、租戶、種戶、種地人、地客、火客、屢人等多種稱謂。
①孔齊：《至正直記》卷三《好食雞》。
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不立身份，與買賣牲口無異”②，體現的是更為落後的生産關系。
地租有分成租（從文獻記載看，對分制比較普遍），較多實行定額租制。
佃戶按所屬主人的不同，可分為三類，一是官田佃戶，租額一般是一鬥五升至三鬥三升。
二是職田佃戶，租米由六鬥至一石甚或三石。
三是私田佃戶，租米有三鬥至一石，谷有一石三鬥至二石六鬥，其中如浙江地區的寺田，少至四、五鬥，多至租米一石至三石二鬥。
按國家規定，上田地租不過畝輸三升，上述租額，至有超過十倍者，究其原因，除地主“恣意多取”外，另有值得注意之點，即“吐退轉佃”現象非常普遍③。
官田往往由權豪勢要承佃包租（稱總佃），往下再有“分佃”者④，另有幫助地主經理田租的管幹（職田稱提控總領），地租由此層層加碼。
職田佃戶，九品不下三五十戶，三品至五品七百戶。
私田佃戶為數更多，“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辄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元史·武宗紀二》）。
大護國仁王寺有佃戶三萬七千多戶⑤，而“杭州省裡管着寺家的佃戶，約五十萬戶有餘”⑥。
高額地租加上各種敲榨苛索，使大批佃戶維持再生産的能力極其薄弱，危難之際，多舉高利貸飲鸩止渴，如大德八年江浙省臣即反映：“江南佃民，多無己産，皆于富家佃種田土，分收子粒，以充歲計。
若值青黃未接之時或遇水旱災傷之際，多于田主家借債貸糧接缺食用”，田主則“必須勒令多取利息，方才應付；或于立約之時，便行添答數目，以利作本。
才至秋成，所收子粒，除田主分收外，佃戶合得糧米，盡數償還本利，更有不敷，抵當人口，準折物件，以緻佃戶逃移，田地荒廢”①。
元代土地兼并、集中的程度十分嚴重。
據《元史》統計，貴族、官僚、寺院的賜田數分别為二千七百餘頃、一萬四千七百餘頃和十六萬七千餘頃，共十八萬五千餘頃②。
如至大二年（1309）賜魯國大長公主祥哥剌吉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頃，泰定三年（1325）賜伯顔河南田五千頃，大承天護聖寺所得賜地至少在十六萬餘頃③。
一般大地主占地的數額相當驚人，如延祐年間松②《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主戶典賣佃戶老小》。
③《通制條格》卷十六《田令·撥賜田地》。
④《元典章》卷十九《戶部》五《田宅·官田·轉佃官田》；《元史》卷一八四《王克敬傳》；《元史》卷三六《文宗紀》五。
⑤程钜夫：《大護國仁王寺恒産之碑》，《程雪樓集》卷九。
⑥《通制條格》卷三《戶令·寺院佃戶》。
①《元典章》卷十九《戶部》五《田宅·種佃·佃戶不給田主借貸》。
②梁方仲：《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編《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賦概況》乙表25《元代的賜田》。
梁先生僅依據《元史》統計，而且，賜田因時因政治原因變化，尚有賜而拘收、轉撥諸多因素，故統計數目僅反映一個大概情況。
③至順元年與至正七年兩次賜給該寺山東土地，數量均在十六萬餘頃，可能是拘收後又撥賜或後一次是重複頒布，似不應重複計算。
江下砂場瞿霆發“有當役民田二千七百頃，并佃官田，共及萬頃”（楊瑀：《山居新語》）。
朱清、張瑄兩家田宅“遍于吳中”④。
因而元代前期的趙天麟指出，在江南地區，“貧家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
荊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
衣食不足，由豪家兼并故也”（趙天麟：《太平金鏡策》）。
後期名臣餘阙也說：“吳人之兼并武斷大家，收谷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蓋藏。
”⑤再如福建崇安地區共有田五十都（都是鄉村中按一定土地數量劃分的地域單位，也是縣以下的一個基層單位），稅糧六千石，而約占總戶數十分之一的五十多戶“大家”負擔的稅糧占去百分之八十三（五千石），其餘十分之九的佃戶，僅納糧一千石，占百分之十七，“大家之田，連跨數郡，而佃民之糧，或僅升合！”（《元史·鄒伯顔傳》） 入主中原的統治者最初在政治上顯示出一些振興氣象，因而他們制訂和規劃的“重農”舉措收到一定成效，但不久局勢逐步逆轉，大德元年前後，一系列“妨農之役”已成為社會公害，中央不得不申令罷免（《元史·食貨志一》）。
随着吏治的日益敗壞，原來行之有效的種種舉措便明顯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一發不可收拾，如中期和後期的大臣都相繼指出，地方政府和勸農官
至元二年，平江設都水庸田使司，五年複立又罷。
大德二年（1298）二月，立浙西都水庸田司，“專一修築田圍，疏浚河道”。
八年五月，于平江立行都水監，“直隸中書省”②。
泰定三年（1326），又置都水庸田司于平江，任仁發等人圍繞開江、圍岸、置閘等主要問題展開熱烈讨論。
泰定八年、至正元年以及至順、後至元年間多次興役，大規模開挖淤塞的通海河道。
水稻單位面積産量（元制），江浙地區上田五到六石，中田三到四石，下田二到三石①，湖廣地區上田三石，下田二石②，實際就是宋代（主要指南宋）所達到的水平。
雲南地區的水稻産量，一般是二石（李京：《雲南志略·諸夷風俗》）。
陝西漢中地區栽種的水稻“收皆畝鐘”③。
由于水稻是典型的高産作物，所以元代繼續被引種到北方，引植較早的如河北的薊州（治今薊縣）、漁陽（治今天津市薊縣）地區④、甘肅河西走廊地區⑤、漠北稱海地區②見明姚文灏編《浙西水利書·元書》之《複立都水庸田司》條及《立行水監》條。
①南宋末吳地畝産為米三石，山田米二石（方回：《附論班固計井田百畝歲入歲出》），《續古今考》卷十八。
慶元路鄮山書院水田畝産二石有餘（《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學校考》）。
從租額看，江南一些地方官田每畝納租一石半（《存複齋文集》十，《買官田》），一些寺田的租額是三石三鬥（《越中金石志》卷七，《南鎮廟置田地》），職田租米有達三石的（蘇天爵：《太史院使齊公神道碑銘》，《滋溪文稿》卷九）。
某些地區官田平均每畝納租有可能高達四石有餘（詳《續通考》卷六，《田賦六》）。
租谷出米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租率接三、七或四、六分成計，元代多屬對分制，畝産稻谷量可按此推算出來。
②王炎：《上林鄂州書》，《雙溪集》卷二七。
③程钜夫：《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④虞集：《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道園學古錄》卷二○。
⑥、河南懷州（治今沁陽）及沁水流域。
元末海運不通，元廷在河南窪地置屯田八處，并設都水庸田使司經營水稻種植。
河北保定、河間、武清、景薊等地原來分布大批水田，至正十三、十五年在此基礎上發展屯田，範圍包括大都近畿的大片地區（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密雲、順義），一度收到“歲乃大稔”的效果⑦。
經濟作物的栽培也受到元政府的高度重視。
按“農桑之制”十四條中的“種植之制”的規定，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可改種榆、柳等，數量同；每丁至少種雜果十株（以成活為準）。
所在官司必須如實上報，否則即屬有罪。
由于栽種普遍，所以《農書》提到楮樹、榆樹、漆樹與桔、柑、荔枝等果木雜樹的種植與經濟價值。
元代農書記載的染料作物中列有蘭靛多種，紅色十種，青綠色十種，褐色十三種。
竹是造紙、制扇、建築的重要材料，也廣泛用于手工制作業，“指地賣者，省功而利少；煮剝賣皮者，雖勞而利大”，河南懷孟、衛輝、襄陽、鄧州等處山中所長竹杆“不勝其數”，懷、洛、關西等處平原“見有竹園約五百餘頃”，江西行省竹園可辦課額達一千二百餘錠。
在這些官營竹園外，尚有大量私營竹園散布于上述地區，從而形成腹裡、江南所求購的産品優勢①。
清末以前的棉花有木本、草本之分，它們分别從南北兩道傳入中國。
宋代南道棉（以木本為主）從閩廣進入兩浙、江西②，北道棉（主要為草本）進入河西走廊，元代進一步進入内地，據元初編定的《農桑輯要》說，“西域所産”的木棉，“近歲以來，種于陝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因而，“遂即已試之效，令所在種之”③。
爾後《農書》又說，木棉本産自海南，“諸種藝制作之法骎骎北來，江淮川蜀既獲其利”，可見，元代的棉花種植已推進到黃河、江淮流域以及四川地區。
元代幾部農書記錄了從選⑤《元史》卷四《世祖紀》一：中統元年“給懷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種水田”；《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廣濟渠》：天曆時期，豪強攔截沁水“栽種水稻”。
⑥劉敏中：《丞相順德忠獻王碑》，《元文類》卷二五。
⑦至正十三年立分司農司，見《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分司農司》，卷一三八《脫脫傳》。
十五年又于“有田去處”置大兵農司，下轄保定等處、河間等處、景薊等處大兵農使司，共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處，百戶所四十八處。
見《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大兵農司》。
①《元史》卷二○五《盧世榮傳》；《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竹課》之《紫竹扇杆收買給引》、《竹貨依例收稅》、《腹裡竹課依舊江南亦通行》。
②詳漆俠：《宋代經濟史》第四章《商業性農業、經濟作物的發展、多種經營的漸次展開》一、《棉花的種植及其向江西、兩浙諸路的傳播》。
關于木棉、草棉的特性與傳播可參考：P.Pelliot，Notes，onMarcoPolo，1，183。
Cotton，Paris，1959。
沙比提：《從考古發掘資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的種植和紡織》，載《新疆曆史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劉鹹、陳渭坤：《中國植棉史考略》，《中國農史》1977年第1期。
③《農桑輯要》卷二，《論苎麻木棉》。
種、浸種、育苗、深耕、畦畛、鋤治、去心、采摘等棉花種植、生長的各主要環節，充分反映了棉花種植的普遍和技術的提高。
桑樹是傳統作物，元代與糧食作物并重，農書用大量篇幅予以記載。
至元七年頒布的“農桑之制”十四條中的“種植之制”規定，在土性适宜的地區，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于是，桑樹種植遍及南北。
宋代蠶桑業十分發達的河朔地區仍保持興旺的勢頭，如廣平路（治今河北永平縣）“課樹桑億萬計”①，真定地區“千裡桑麻綠蔭城”②，關中地區“田野桑樹遍布”③。
汾水流域與河南一帶的農戶于農居和農田周圍種桑的情景十分普遍④，山東濱州（治今山東濱縣）由“田桑多荒”而“新桑遍野”⑤，長江中遊的蕲春縣，“學之閑田悉以種桑”⑥。
雲南爨、僰之人雖知蠶桑，但未得其法，張立道于至元初進入雲南，推廣種制之法，結果“收利十倍于田，雲南之人由是益富庶”（《元史·張立道傳》）。
在知州的倡導下，江浙地區的海甯州（治今海甯西南）亦是一派“桑柘榆柳，交蔭境内”（《元史·臧夢解傳》）的景象。
宋代的廣南西路（治今廣西桂林）、川陝路是苎麻的主要産區，元初已推廣到河南。
山西地區土地亦适宜種麻，麻布成為當地特色産品，農民以此“貿易白銀，以供官賦”①。
元代産茶區主要分布于長江以南。
宋代茶葉種植區域以成都府路、利州路、江南東西路、淮南路為主，特别是淮南，北宋時增設了十三處山場，但兩宋之際發生很大變化，山東、河南的大片茶樹或是“恣民耕樵”，或是“率多枯槁”（《金史·食貨志四》），因此，入元以後主要産茶區明顯向南推移，其分布可歸納為兩種類型，一是政府實行榷茶、征收茶課的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司下轄的若幹産茶區：杭州、甯國、龍興、建甯、廬州、嶽州、鄂州、常州、湖州、潭州、靜江、臨江、平江、興國、常德府、古田建安等處②。
另包括四川，即四川地區也遍布茶場③。
第二種類型是皇室直接控制的茶①馬祖常：《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載《元文類》卷六七。
②陳孚：《真定懷古》，載《元詩選》二集丙集。
陳孚卒于大德七年，他回憶的應是元初期的景象。
③《馬可波羅行紀》110章《京兆府城》，馮承鈞譯本。
④餘阙《梯雲莊記》，《青陽先生文集》卷三；乃賢：《颍州老翁歌》，《金台集》卷一。
⑤趙孟頫：《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志銘》，《松雪齋文集》卷八。
⑥《說學齋稿》卷上《蕲春縣興學頌》。
①郝經：《河東罪言》，《陵川文集》卷三二。
②《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資品》。
榷茶都轉運司的設置有一個過程，此不贅，但上列十六處榷茶區不久取消湖州、鄂州兩處，增列江州（《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場務官》）。
十多年後，罷去淮南僅有的廬州（《元史》卷二一《成宗紀》四）。
至大元年又以龍興、瑞州為皇太後湯沐邑，“其課入徽政院”（《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茶法》）。
元後期，大概僅存七處（《元史》卷九七《食貨志》五《茶法》）。
區，它們負責上貢精絕品種。
宋代在福建建安設“歲取上供”的官烘三十二，采茶、制茶工兩千多人④，元代“掌供玉食”的宣徽院下轄的“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擁有七個提領所（烏程、武康德清、長興、安吉、歸安、湖汶、宜興），加上另一個“建甯北苑武夷茶場提領所”（《元史·百官志三》），共擁有采茶、制茶工二萬五千以上。
除上述榷茶和貢茶的茶葉産區之外，廣州、雲南等地也遍布茶場①。
作為脫離農業而獨立經營茶葉生産的專業戶稱為茶戶、園戶、磨戶或山場小民②。
茶葉除傳統品種外，忽思慧《飲膳正要》首見記載的尚有河南的溫桑茶③，“出直北地面，味溫甘”的女須兒，“出本土，味甘澀，煎用酥油”的西番大葉茶。
元代中期以後農業衰敝氣象的顯現蒙古貴族取金、宋而代之後，雖給傳統的農業社會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但就總體而言，舊的生産關系和社會積弊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并且還帶來了一些新的落後因素。
蒙元時代的農民遭受的壓榨和剝削是多方面的（詳參《賦役》部分）。
就社會關系而言，統治階級由貴族、官僚、上層僧侶、大地主和豪商組成，被統治階級有包括自耕農在内的“諸色戶計”，有處于最下層的奴婢和佃農。
元代奴婢數量空前增加，但直接從事農業生産者所占比例不大，所以元人認為，“國家以農為重..然人家耕種，出于佃人之力，不可不以佃人為重”④。
作為農業生産的主要承擔者，佃戶與主人之間的關系主要以契約形式構成，但佃戶對主人的隸屬關系尚不見明顯松動的迹象。
元籍記載說，浙江安吉一地主以好食雞著稱，一日經過佃戶家，佃客投所好而烹雞，他憑幾午憩，雞熟而主未醒，佃客乃“侍候于旁”①；黃岩地方風俗“貴賤等分甚嚴，佃戶見主不敢施揖”（黃濤：《閑中今古錄》卷二）。
主人還可任意役使佃戶及其子女，幹涉其婚姻。
在河南陝州地區，有的将少量荒遠土地“夾帶佃戶典賣”，稱“随田佃客”，甚至将佃客“計其③征榷川茶的機構于至元二十二年最後定名為四川鹽茶運司，它的分支機構遍布四川各地（《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局院官》）。
④參見華山：《從茶葉經濟看宋代社會》，載華山：《宋史論集》，齊魯書社1982年版。
①如廣州諸縣都産茶（《大元一統志》卷九《廣州路土産》），雲南地區的茶葉是百姓主要貿易品種之一（李京：《雲南志略·諸夷風俗·金齒百夷》）。
②散見于《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茶課》等篇。
③《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稱其“實非茶也”。
④陳元靓：《事林廣記》卷八，《人事類》（上），《治家法度·佃客須加寬恤》。
佃人有莊客、佃客、浮客、租戶、種戶、種地人、地客、火客、屢人等多種稱謂。
①孔齊：《至正直記》卷三《好食雞》。
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不立身份，與買賣牲口無異”②，體現的是更為落後的生産關系。
地租有分成租（從文獻記載看，對分制比較普遍），較多實行定額租制。
佃戶按所屬主人的不同，可分為三類，一是官田佃戶，租額一般是一鬥五升至三鬥三升。
二是職田佃戶，租米由六鬥至一石甚或三石。
三是私田佃戶，租米有三鬥至一石，谷有一石三鬥至二石六鬥，其中如浙江地區的寺田，少至四、五鬥，多至租米一石至三石二鬥。
按國家規定，上田地租不過畝輸三升，上述租額，至有超過十倍者，究其原因，除地主“恣意多取”外，另有值得注意之點，即“吐退轉佃”現象非常普遍③。
官田往往由權豪勢要承佃包租（稱總佃），往下再有“分佃”者④，另有幫助地主經理田租的管幹（職田稱提控總領），地租由此層層加碼。
職田佃戶，九品不下三五十戶，三品至五品七百戶。
私田佃戶為數更多，“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辄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元史·武宗紀二》）。
大護國仁王寺有佃戶三萬七千多戶⑤，而“杭州省裡管着寺家的佃戶，約五十萬戶有餘”⑥。
高額地租加上各種敲榨苛索，使大批佃戶維持再生産的能力極其薄弱，危難之際，多舉高利貸飲鸩止渴，如大德八年江浙省臣即反映：“江南佃民，多無己産，皆于富家佃種田土，分收子粒，以充歲計。
若值青黃未接之時或遇水旱災傷之際，多于田主家借債貸糧接缺食用”，田主則“必須勒令多取利息，方才應付；或于立約之時，便行添答數目，以利作本。
才至秋成，所收子粒，除田主分收外，佃戶合得糧米，盡數償還本利，更有不敷，抵當人口，準折物件，以緻佃戶逃移，田地荒廢”①。
元代土地兼并、集中的程度十分嚴重。
據《元史》統計，貴族、官僚、寺院的賜田數分别為二千七百餘頃、一萬四千七百餘頃和十六萬七千餘頃，共十八萬五千餘頃②。
如至大二年（1309）賜魯國大長公主祥哥剌吉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頃，泰定三年（1325）賜伯顔河南田五千頃，大承天護聖寺所得賜地至少在十六萬餘頃③。
一般大地主占地的數額相當驚人，如延祐年間松②《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主戶典賣佃戶老小》。
③《通制條格》卷十六《田令·撥賜田地》。
④《元典章》卷十九《戶部》五《田宅·官田·轉佃官田》；《元史》卷一八四《王克敬傳》；《元史》卷三六《文宗紀》五。
⑤程钜夫：《大護國仁王寺恒産之碑》，《程雪樓集》卷九。
⑥《通制條格》卷三《戶令·寺院佃戶》。
①《元典章》卷十九《戶部》五《田宅·種佃·佃戶不給田主借貸》。
②梁方仲：《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編《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賦概況》乙表25《元代的賜田》。
梁先生僅依據《元史》統計，而且，賜田因時因政治原因變化，尚有賜而拘收、轉撥諸多因素，故統計數目僅反映一個大概情況。
③至順元年與至正七年兩次賜給該寺山東土地，數量均在十六萬餘頃，可能是拘收後又撥賜或後一次是重複頒布，似不應重複計算。
江下砂場瞿霆發“有當役民田二千七百頃，并佃官田，共及萬頃”（楊瑀：《山居新語》）。
朱清、張瑄兩家田宅“遍于吳中”④。
因而元代前期的趙天麟指出，在江南地區，“貧家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
荊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
衣食不足，由豪家兼并故也”（趙天麟：《太平金鏡策》）。
後期名臣餘阙也說：“吳人之兼并武斷大家，收谷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蓋藏。
”⑤再如福建崇安地區共有田五十都（都是鄉村中按一定土地數量劃分的地域單位，也是縣以下的一個基層單位），稅糧六千石，而約占總戶數十分之一的五十多戶“大家”負擔的稅糧占去百分之八十三（五千石），其餘十分之九的佃戶，僅納糧一千石，占百分之十七，“大家之田，連跨數郡，而佃民之糧，或僅升合！”（《元史·鄒伯顔傳》） 入主中原的統治者最初在政治上顯示出一些振興氣象，因而他們制訂和規劃的“重農”舉措收到一定成效，但不久局勢逐步逆轉，大德元年前後，一系列“妨農之役”已成為社會公害，中央不得不申令罷免（《元史·食貨志一》）。
随着吏治的日益敗壞，原來行之有效的種種舉措便明顯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一發不可收拾，如中期和後期的大臣都相繼指出，地方政府和勸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