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發展取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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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付出了多年從事精神分析教學的努力之後，我得出了一個結論，即我還完全不能稱自己是一名從事精神病學教學的好教師，或者說精神病學教學是極其困難的；而且，我認為，這兩種說法很可能都是實情。
正如我這麼多年來已經看到的那樣，教授精神病學的巨大困難在于，雖然學習精神病學中的某些東西相當容易，也就是說，了解某些東西，這樣你就能談論這些東西了&mdash&mdash但是，當兩個人談論那些假定他們已經學過的東西時，要讓他們意指同一件事情，那就十分困難了。
這種困難是由下列這一事實造成的，即精神病學處理的是生活問題，而每個人都有大量不同的生活經驗。
但是，沒有一個人能以藝術的最高風格來生活；而且，如果疲勞和其他不适與一個人最為重要的人際交往聯系在一起的話，那麼，從這種意義上說，當他看到自己的生活非常糟糕時，他會感到十分惶恐不安。
因此，要使精神病學的主題像鐘表的運作或物理的原理，甚至是法律中的按勞計酬(quantummeruit)現象那樣，發展出那種人人都能夠遵循的客觀性，并非一件易事。
我們通常在雙重基礎上解釋自己在這個精神病學領域所聽到的每件事情，然而，不幸的是，這兩個基礎均無幫助：一個基礎是，人們根據業已了解的或大緻了解的情況假設數據的意義；另一個基礎是，如何對此作出解釋，這樣它才不會增加一個人在生活中的不舒适感和不适當感&mdash&mdash一個人的焦慮，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術語，我們将在後面加以界定。
有些精神病學家在那些非常容易教授精神病學的領域裡受過大量的訓練；也就是說，在描述那些在生活中遭遇巨大困難，以至于其情況對大家來說十分清楚之人的領域裡受過大量的訓練(這樣的描述就好像這些人猶如博物館裡的展品一樣)。
這就是精神障礙(mentaldisorders)的精神病學；人們通過描述性精神病學而習得的關于精神障礙的知識不是非常有意義的。
當然，它為精神病學家提供了謀生的正當性；而精神病學家之所以感到很有價值，是因為他知道這些尚未了解的存在在繼後的日子裡将會傾向于成為什麼樣子。
如果患者确實努力向好的方向轉變，那麼每個人都會非常高興，以至于沒有人會花時間去譴責精神病醫生在預後時所犯的錯誤。
但是，我正在談論的這種精神病學試圖解釋嚴重的精神障礙；而且，總的說來，它還在生活中具有某種用處。
如何傳達這種特定的精神病學理論，多年來一直令我困擾和迷惑，最終，我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即唯一的方法是采取發展的路線。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非常仔細地考慮每一個人在實足年齡上到了成年期時會變成什麼模樣，那麼，我們很可能就可以了解大量關于生活很可能是什麼樣子，以及生活中的困難這些方面的東西。
這種教學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它需要一批頗具天賦的研究人員進行合作研究，包括我在華盛頓地區和紐約地區的一些非常傑出的同事，他們在我試圖教授的那種精神病學的一個核心理論闡釋方面，達成了一緻的意見。
在理解我正試圖說的東西時，你們必須放棄這樣的觀念，即這是你們一直以來都知道的某種東西，隻不過碰巧由我給予了妥善的闡釋或特别的闡釋而已。
我們實際上遇到了人類表現中最為困難的一個問題&mdash&mdash不是以獨特的個體的我(individualme)為基礎(這種個體的我也許是一個人最有價值的财産)，而是以個體的共同人性(commonhumanity)為基礎，來組織有關自己和他人的思想。
簡言之，我将通過檢驗一個接一個的假設來繼續我的論述，選擇那些目前可得到的最好的理論闡釋，來解釋有機體如何從出生時的動物狀态變成一個人&mdash&mdash與動物迥然不同的某種東西；并解釋一種非常具有天賦的動物&mdash&mdash這種具有天賦的動物始終存在着，但無法對其加以界定，因為它一直處于不斷的轉化之中&mdash&mdash是如何從生命的早期起，一步一步地在他人的影響下，而且僅僅是為了與他人以某種社會組織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的目的而産生這種轉化的。
不管存在着何種社會組織，出生在這種社會組織中的每個人都将以某些方式适應于，或者适合于在該社會組織中生活。
如果此人非常幸運，那麼他将非常充分地适應于在那個社會組織中生活。
如果此人極其幸運，那麼他幾乎可以憑直覺就知道&mdash&mdash你們也許會說，這完全意味着他所知道的這些東西沒有經過清晰的闡釋&mdash&mdash很多有關生活本身的東西，以至于他能夠生活于一個迥然不同的社會組織中；而且，他可以相當迅速地&mdash&mdash但絕不是即時地&mdash&mdash學會如何成功地生活于這一新的社會組織之中。
這種遷移對于許多人(精神病醫生将這些人視作患者)來說，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他們無法像普通人那樣适當
正如我這麼多年來已經看到的那樣，教授精神病學的巨大困難在于，雖然學習精神病學中的某些東西相當容易，也就是說，了解某些東西，這樣你就能談論這些東西了&mdash&mdash但是，當兩個人談論那些假定他們已經學過的東西時，要讓他們意指同一件事情，那就十分困難了。
這種困難是由下列這一事實造成的，即精神病學處理的是生活問題，而每個人都有大量不同的生活經驗。
但是，沒有一個人能以藝術的最高風格來生活；而且，如果疲勞和其他不适與一個人最為重要的人際交往聯系在一起的話，那麼，從這種意義上說，當他看到自己的生活非常糟糕時，他會感到十分惶恐不安。
因此，要使精神病學的主題像鐘表的運作或物理的原理，甚至是法律中的按勞計酬(quantummeruit)現象那樣，發展出那種人人都能夠遵循的客觀性，并非一件易事。
我們通常在雙重基礎上解釋自己在這個精神病學領域所聽到的每件事情，然而，不幸的是，這兩個基礎均無幫助：一個基礎是，人們根據業已了解的或大緻了解的情況假設數據的意義；另一個基礎是，如何對此作出解釋，這樣它才不會增加一個人在生活中的不舒适感和不适當感&mdash&mdash一個人的焦慮，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術語，我們将在後面加以界定。
有些精神病學家在那些非常容易教授精神病學的領域裡受過大量的訓練；也就是說，在描述那些在生活中遭遇巨大困難，以至于其情況對大家來說十分清楚之人的領域裡受過大量的訓練(這樣的描述就好像這些人猶如博物館裡的展品一樣)。
這就是精神障礙(mentaldisorders)的精神病學；人們通過描述性精神病學而習得的關于精神障礙的知識不是非常有意義的。
當然，它為精神病學家提供了謀生的正當性；而精神病學家之所以感到很有價值，是因為他知道這些尚未了解的存在在繼後的日子裡将會傾向于成為什麼樣子。
如果患者确實努力向好的方向轉變，那麼每個人都會非常高興，以至于沒有人會花時間去譴責精神病醫生在預後時所犯的錯誤。
但是，我正在談論的這種精神病學試圖解釋嚴重的精神障礙；而且，總的說來，它還在生活中具有某種用處。
如何傳達這種特定的精神病學理論，多年來一直令我困擾和迷惑，最終，我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即唯一的方法是采取發展的路線。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非常仔細地考慮每一個人在實足年齡上到了成年期時會變成什麼模樣，那麼，我們很可能就可以了解大量關于生活很可能是什麼樣子，以及生活中的困難這些方面的東西。
這種教學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它需要一批頗具天賦的研究人員進行合作研究，包括我在華盛頓地區和紐約地區的一些非常傑出的同事，他們在我試圖教授的那種精神病學的一個核心理論闡釋方面，達成了一緻的意見。
在理解我正試圖說的東西時，你們必須放棄這樣的觀念，即這是你們一直以來都知道的某種東西，隻不過碰巧由我給予了妥善的闡釋或特别的闡釋而已。
我們實際上遇到了人類表現中最為困難的一個問題&mdash&mdash不是以獨特的個體的我(individualme)為基礎(這種個體的我也許是一個人最有價值的财産)，而是以個體的共同人性(commonhumanity)為基礎，來組織有關自己和他人的思想。
簡言之，我将通過檢驗一個接一個的假設來繼續我的論述，選擇那些目前可得到的最好的理論闡釋，來解釋有機體如何從出生時的動物狀态變成一個人&mdash&mdash與動物迥然不同的某種東西；并解釋一種非常具有天賦的動物&mdash&mdash這種具有天賦的動物始終存在着，但無法對其加以界定，因為它一直處于不斷的轉化之中&mdash&mdash是如何從生命的早期起，一步一步地在他人的影響下，而且僅僅是為了與他人以某種社會組織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的目的而産生這種轉化的。
不管存在着何種社會組織，出生在這種社會組織中的每個人都将以某些方式适應于，或者适合于在該社會組織中生活。
如果此人非常幸運，那麼他将非常充分地适應于在那個社會組織中生活。
如果此人極其幸運，那麼他幾乎可以憑直覺就知道&mdash&mdash你們也許會說，這完全意味着他所知道的這些東西沒有經過清晰的闡釋&mdash&mdash很多有關生活本身的東西，以至于他能夠生活于一個迥然不同的社會組織中；而且，他可以相當迅速地&mdash&mdash但絕不是即時地&mdash&mdash學會如何成功地生活于這一新的社會組織之中。
這種遷移對于許多人(精神病醫生将這些人視作患者)來說，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他們無法像普通人那樣适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