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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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于義理,未免偏重。

    北宋諸儒,如司馬溫公、歐陽文忠公、蘇文忠公皆兼以義理說經。

    伊洛繼起,析理愈精,而聖人之道愈明矣。

    其後承學之士,盡廢漢學,高談義理,空疏無補,則其末流之失,而不可以并疵朱子,朱子固極博學者。

    善乎!清陳澧(字蘭甫,番禺人,著《東塾讀書記》等書)之言曰:“近儒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

    ” 朱子之學,細讀《四書集注》,《大學》《中庸》章句,足以盡之矣。

    文集語錄,共數百卷,人不能盡有,有之亦不能讀,不如四子書之到處可得也。

     朱子說《詩》,以孔子有“鄭聲淫”,《禮記》有“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等語,遂盡以鄭衛為淫奔之詩,不知此指其聲也,非指其詩也。

     自從伊洛之學盛行以後,學術界面貌煥然一新。

    至于研習經書,在學校中則仍然是使用漢朝和唐朝的注解。

    等到朱熹的《四書集注》完成,注疏的學問因此發生巨大變革。

    元朝明朝以來,《易經》《詩經》《尚書》《禮記》《論語》《孟子》均推崇宋代注疏,漢唐時期的注疏幾乎不再流行。

    這也可以看出朱熹學問的精深。

     各類經書之中,《論語》和《孟子》兩本最為精粹切要。

    朱熹先編纂了《論孟精義》三十四卷,又撰寫了《訓蒙口義》,然後凝練其中的精華,将能夠反映《論語》《孟子》核心旨意的内容編成《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就是現在通行的版本。

    然後又解釋所作注解取舍的原因,編成《論孟或問》三十四卷。

     朱熹自己評價這兩本書說,研究領會超過四十年,每個字都仔細推敲過,所作的集注,多一個字不行,少一個字也不行。

    秦朝呂不韋編纂《呂覽》(也叫《呂氏春秋》),曾在鹹陽城門口張榜公示說“如果有人能夠增加或删改其中一個字的,就給他一千金”,最終沒有人能增加删改一個字。

    這隻是畏懼呂不韋的權勢而已,哪裡是不能删改?朱熹所作的集注則差不多接近無法删改。

     《大學》《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一部分,宋代儒學家将《大學》看作是初學者進入聖人品德修養境域的門路,《中庸》是孔門傳授聖賢大道的心法,因此将這兩篇文章抽出來另成書籍,配合《論語》《孟子》一起統稱為“四書”。

    朱熹最初做書籍注釋,跟漢唐的舊版本比較,經文有較大改動。

    《論語》和《孟子》注解完成較早,《大學》和《中庸》注解等到晚年才定稿。

    朱熹将要去世之前,仍然倚着枕頭修改《大學·誠意章》,說“這是人與鬼的區别”。

    另外還著有《大學或問》一卷和《中庸或問》一卷。

     《詩經》自從毛亨、毛苌和鄭玄(《詩經》有毛傳鄭箋之說,毛苌所作的注解名叫《毛詩故訓傳》,鄭玄又為“毛詩”作箋注名為《毛詩傳箋》)以來,都以注解小序為主(小序,就是冠于《詩經》各篇之首解釋主題的簡短序言,有人說是子貢所寫的),小序内容和對應的文章内容相悖謬,則把講不通的硬要講通。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寫文章辨明其中錯誤,有力地指明其中的不當。

    朱熹做的《詩集傳》,于是全部廢除小序,反複吟詠詩文意境,從而明确其含義,修訂序言的對錯,另外編成一書,附在《詩經》後面,以還原其本意(現在民間書坊的版本基本不刻印附件)。

     《易經》因為是用來占蔔的書籍,所以沒有被秦朝焚毀。

    漢朝興起後,研究易經的有六個派别。

    隻有費氏傳授古文的《易經》,沒有被官方認可。

    東漢的時候,馬融、鄭玄都推崇費氏學說,然後費氏的書才開始盛行。

    自從康成(鄭玄的字)輔嗣(王弼的字,注《易經》)将彖、象、文言與經合為一體,學者于是就看不到古本《易經》了。

    呂東萊,在嵩山晁氏所編寫的古《周易》的基礎上重新編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