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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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撰寫《周易本義》，指出象數才是創制易經的根本目的，占蔔是易經實際運用。
每分析一卦一爻，就如同占蔔時得到的卦辭爻辭，虛心探求卦爻所要表達的意思，分析斷定所占之事的吉兇可否，然後探求卦象為什麼呈現出這樣，探求其中的道理為什麼是這樣，然後将卦象與實際聯系起來（畫卦數蓍草的方法另外有一本書，刻闆印刷流通，叫《易學啟蒙》，書籍署名叫雲台真逸，即朱熹的别稱）。
《尚書》版本通行的是孔安國注解本，朱熹讓弟子蔡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陽人）作《尚書集傳》。
宋光宗紹熙元年冬天，在臨漳刊印了《易經》《詩經》《尚書》《春秋經義》四部子集。
等到完成後，作文來告慰先聖，分别在臨漳刊印的四經後面和臨漳刊印的四部子集後面分别作文一篇，論述四部子集說： “聖人作經義來诏示後世之人，為了使讀者在誦讀這些文章時，能夠思考其中的義理，來知曉事理的本來狀況，窺見道義的全部面貌，從而身體力行以達到聖賢的境界。
文章雖然簡練，但天下的緣故、無論有形和無形的、大的和小的都無不涵蓋其中，想要追求得道而進入聖賢境界的人，不這樣就沒有地方用心了。
然而現在離聖賢時代久遠，講解誦讀方法沒有流傳下來，對于其中的象數、名物、訓诂、凡例等内容，閱曆豐富的老師和素有聲望的博學之士尚且有不明白的地方，更何況是才入學的兒童很快就讀這類書，怎麼能夠掌握文章的大旨要義呢？因此河南程颢教育人必須先讓人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這幾本書上下功夫，然後再學習六經，求學先易後難、先近後遠、先小後大的順序是固定的，不能夠随意颠倒改變。
因此現在刻印四本古文經書，然後才是這四本書，以區分先後之序，并且考證往昔的典籍，為其注音解義，方便閱讀的人。
又全部将程颢關于四書的言論附在書後，以使閱讀的方法能夠讓學習的人得以看到。
曾猜測《中庸》是《孟子》七篇中抽出的内容，但讀者如果不在讀《孟子》之前研習《中庸》，則也不符合聖賢之道循序漸進的要求。
因此一并記錄于此。
” 對于《周禮》《儀禮》《禮記》三禮，朱熹還沒來得及修訂注解，先把《儀禮》傳授給黃幹，著成《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後又續二十九卷。
針對《孝經》著成《孝經刊誤》，針對《離騷》著成《離騷集注》，針對韓愈的文章寫了《韓文考異》，對于道家的言論，比如《參同契》《陰符經》也都有著作論述，朱熹可謂沒有什麼不通曉的。
【評論】 漢唐以來的箋注之學，對于事物名稱研究的比較詳細，但對其中的義理分析有些簡略，總體上未免有些輕重失衡。
北宋的各個儒學家比如司馬光、歐陽修、蘇轼都結合義理來闡述經書。
伊洛之學興起之後，剖析義理更加精微，聖人之道更加明晰。
在此之後繼承他們學說的人，徹底抛棄漢代學說，圍繞義理大發議論，空洞無用，但這隻是末流學者的謬誤，而不能借此來批評朱熹，朱熹确實是博大精深的學者。
清朝陳澧（字蘭甫，番禺人，著《東塾讀書記》等書）有句話說的好：“近代儒學家的考據之學，起源于朱熹，不能反過來由此而诋毀朱熹。
” 朱熹的學問，隻要認真細緻地閱讀他寫的《四書集注》《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就能夠詳盡地了解了。
其他的文集語錄，一共有數百卷之多，人們不可能全都有，即便是有也不可能全部讀完，不像是四部子書到處都能得到。
朱熹解說《詩經》，因為孔子說過“鄭聲淫”，《禮記》中有“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等文字，就認為鄭國、衛國的詩全部都是描寫男子淫亂女子私奔的詩，卻不知道這裡說的是指鄭衛的音樂，而不是指鄭衛的詩。
朱熹撰寫《周易本義》，指出象數才是創制易經的根本目的，占蔔是易經實際運用。
每分析一卦一爻，就如同占蔔時得到的卦辭爻辭，虛心探求卦爻所要表達的意思，分析斷定所占之事的吉兇可否，然後探求卦象為什麼呈現出這樣，探求其中的道理為什麼是這樣，然後将卦象與實際聯系起來（畫卦數蓍草的方法另外有一本書，刻闆印刷流通，叫《易學啟蒙》，書籍署名叫雲台真逸，即朱熹的别稱）。
《尚書》版本通行的是孔安國注解本，朱熹讓弟子蔡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陽人）作《尚書集傳》。
宋光宗紹熙元年冬天，在臨漳刊印了《易經》《詩經》《尚書》《春秋經義》四部子集。
等到完成後，作文來告慰先聖，分别在臨漳刊印的四經後面和臨漳刊印的四部子集後面分别作文一篇，論述四部子集說： “聖人作經義來诏示後世之人，為了使讀者在誦讀這些文章時，能夠思考其中的義理，來知曉事理的本來狀況，窺見道義的全部面貌，從而身體力行以達到聖賢的境界。
文章雖然簡練，但天下的緣故、無論有形和無形的、大的和小的都無不涵蓋其中，想要追求得道而進入聖賢境界的人，不這樣就沒有地方用心了。
然而現在離聖賢時代久遠，講解誦讀方法沒有流傳下來，對于其中的象數、名物、訓诂、凡例等内容，閱曆豐富的老師和素有聲望的博學之士尚且有不明白的地方，更何況是才入學的兒童很快就讀這類書，怎麼能夠掌握文章的大旨要義呢？因此河南程颢教育人必須先讓人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這幾本書上下功夫，然後再學習六經，求學先易後難、先近後遠、先小後大的順序是固定的，不能夠随意颠倒改變。
因此現在刻印四本古文經書，然後才是這四本書，以區分先後之序，并且考證往昔的典籍，為其注音解義，方便閱讀的人。
又全部将程颢關于四書的言論附在書後，以使閱讀的方法能夠讓學習的人得以看到。
曾猜測《中庸》是《孟子》七篇中抽出的内容，但讀者如果不在讀《孟子》之前研習《中庸》，則也不符合聖賢之道循序漸進的要求。
因此一并記錄于此。
” 對于《周禮》《儀禮》《禮記》三禮，朱熹還沒來得及修訂注解，先把《儀禮》傳授給黃幹，著成《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後又續二十九卷。
針對《孝經》著成《孝經刊誤》，針對《離騷》著成《離騷集注》，針對韓愈的文章寫了《韓文考異》，對于道家的言論，比如《參同契》《陰符經》也都有著作論述，朱熹可謂沒有什麼不通曉的。
【評論】 漢唐以來的箋注之學，對于事物名稱研究的比較詳細，但對其中的義理分析有些簡略，總體上未免有些輕重失衡。
北宋的各個儒學家比如司馬光、歐陽修、蘇轼都結合義理來闡述經書。
伊洛之學興起之後，剖析義理更加精微，聖人之道更加明晰。
在此之後繼承他們學說的人，徹底抛棄漢代學說，圍繞義理大發議論，空洞無用，但這隻是末流學者的謬誤，而不能借此來批評朱熹，朱熹确實是博大精深的學者。
清朝陳澧（字蘭甫，番禺人，著《東塾讀書記》等書）有句話說的好：“近代儒學家的考據之學，起源于朱熹，不能反過來由此而诋毀朱熹。
” 朱熹的學問，隻要認真細緻地閱讀他寫的《四書集注》《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就能夠詳盡地了解了。
其他的文集語錄，一共有數百卷之多，人們不可能全都有，即便是有也不可能全部讀完，不像是四部子書到處都能得到。
朱熹解說《詩經》，因為孔子說過“鄭聲淫”，《禮記》中有“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等文字，就認為鄭國、衛國的詩全部都是描寫男子淫亂女子私奔的詩，卻不知道這裡說的是指鄭衛的音樂，而不是指鄭衛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