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我們時代的曆史：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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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是，公衆對先發制人的對俄戰争問題的态度。
你們也許記得，在1950年前後，甚至伯特蘭·羅素都主張先發制人的戰争。
必須承認，有種種充分的理由贊成這樣做。
俄國那時尚未擁有原子武器庫；而且這是防止俄國人得到氫彈的最後機會。
我并不羨慕美國總統有權在這樣可怖的選擇間作出抉擇。
一種選擇是發動一場戰争。
另一種是聽任斯大林獲得毀滅世界的實力；而這種實力确實不該賦予他。
伯特蘭·羅素堅持認為，從純粹理性的觀點看，第二種選擇甚至比第一種更糟糕，這無疑是正确的。
但是，決定并不是這樣作出的。
即使在這些緊要的形勢下，并且勝利實際上是确定無疑的，一場侵略戰争在道德上也還是不能允許的。
自由世界仍然準備參與戰争。
它準備參與反對嚴重不平等的戰争，就像它過去不止一次做過的那樣。
但是，隻有在面對赤裸裸的侵略時，它才會這樣做。
因此，就自由世界本身而言，戰争已被征服。
我已簡短地讨論了我列舉的八大社會邪惡。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指出自由世界已取得了什麼成就。
因為，我們已變得過分懷疑自己。
我們懷疑自我正義性之類的東西，我們覺得自命有道德是讨厭的。
我們的最大收獲之一是不僅容忍别人，而且還嚴肅地扪心自問：其他人是否就不正确，總的來說是否就不是較好的人。
我們已了解到基本的道德真理：任何人都不應在他自己的案件中當審判員。
無疑，這是某種道德成熟性的一個征兆；但是，一個人可能矯枉過正。
在發現了自命有道德的毛病以後，我們便陷入了它的老一套的反面：陷入了老一套的妄自菲薄和與自命不凡相反的姿态。
知道了一個人在他自己的案件中不能當審判員以後，我們成為我們的反對者的辯護人。
于是，我們變得對自己的成就視而不見。
但是，這種傾向必須加以抵制。
當赫魯曉夫先生在印度之行中控訴英國殖民主義時，他無疑相信他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他的譴責基本上導源于英國（中間經過列甯之手）。
假如他知道這一點的話，他可能會把這作為相信他的言論的一個附加理由。
但這樣他就錯了；因為這種自我譴責是英國特有的優點也是英國特有的缺點。
事實上，印度的自由觀念誕生于英國；就像現代一般政治自由觀念誕生于英國一樣。
那些為列甯和赫魯曉夫提供道德彈藥的英國人和那些向印度提供自由觀念的英國人密切相聯系，甚至是同一些人。
答複赫魯曉夫先生的那位英國大政治家對他自己、對我們不同的生活方式談得這樣少，對此我總感到遺憾。
我完全肯定，這位政治家根本沒有給赫魯曉夫先生留下什麼印象。
但是，我認為，他本來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
假如他用以下例子指出我們自由世界和共産主義世界之間的不同，我肯定赫魯曉夫先生會理解他的。
我們的政治家可以這樣說： &ldquo我們兩國之間的差異可作如下解釋。
假如我的長官安東尼爵士明天突然死了。
我可以向你保證，在我們國家裡，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有哪怕一瞬間想到可能是我謀殺了他。
甚至一個英國共産主義者也不會這樣想。
這就解釋了我們各自行事方式的不同。
毫無疑問，這并非種族上的不同，因為我們可以從莎士比亞那裡知道，在不太久以前，我們也曾用那另一種方式行事。
&rdquo 我認為，答複這一切荒唐而可怕的對英國的譴責是重要的。
這種譴責常發端于英國，但流行于今日世界。
因為我相信觀念的力量，包括錯誤的和有害的觀念的力量。
我相信我所稱的觀念的戰争。
觀念的戰争是希臘人的發明。
它是曾經作出的最重要的發明之一。
實際上，用語詞戰争代替刀劍戰争的可能性正是我們文明的基礎，特别是我們文明的一切立法和議會機構的基礎。
這種用語詞和觀念進行戰鬥的習慣是把鐵幕兩邊的世界聯合起來的少數東西之一（雖然在另一邊，語詞僅僅不充分地取代了刀劍，有時還用來為殺人做準備）。
要知道希臘時代以來觀念變得多麼有力，我們隻須記住，一切宗教戰争都是觀念的戰争，一切革命都是觀念的革命。
雖然這些觀念經常地是錯誤的和有害的，而不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是，如果有些較好的觀念找到足夠有力的理智的支持，它們或許就有延續下去的必然趨勢。
這一切可以表述成我的第四個命題。
它是這樣的： 觀念、特别是道德觀念和宗教觀念的力量，至少同自然資源的力量一樣重要。
我完全知道有些政治學學生強烈反對這個命題；完全知道有一個所謂政治實在論者的很有影響的學派，他們宣稱&ldquo意識形态&rdquo（照他們的叫法）對政治現實沒有什麼影響，而且就是有的話，這種影響也必定是有害的。
但我認為，這是個站不住腳的觀點。
如果它正确的話，那麼基督教就不會對曆史産生影響；美國就成為不可思議的東西，或者隻是一個有害的錯誤的産物。
我的第四個命題，也即觀念力量的學說，是18、19世紀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思想所特有的。
但是，自由主義運動不隻是相信觀念的力量。
它還持有一種我認為是錯誤的觀點。
它認為，對立的觀點幾乎不必交戰。
這是因為它認為，真理一旦提出，總會被人認識。
它相信真理顯現論&mdash&mdash對壓制和颠倒真理感興趣的力量一旦消滅以後，真理就不會被人錯過了。
這個重要和有影響的觀念&mdash&mdash真理是自明的&mdash&mdash是我不能贊同的一種樂觀主義。
我确信這個觀點錯了，與此相反，獲得真理是艱難的，甚至常常是痛苦的。
于是，這就成了我的第五個命題。
真理是難以獲得的。
這個命題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宗教戰争。
雖然它是個認識論問題，但它很能說明文藝複興甚至古典時代以來的歐洲史。
現在讓我在餘下的時間裡對這段曆史&mdash&mdash我們時代的曆史，特别是從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曆史&mdash&mdash作短暫的一瞥。
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可以看作是兩種觀念間的鬥争。
一種觀念認為真理是顯現的&mdash&mdash真理是一本打開的書，凡是心地善良的人都可以閱讀。
另一種觀念認為真理是隐蔽的，隻能被上帝的選民辨出；這本書隻有教會的牧師能夠讀懂，也隻能由教會的權威加以解釋。
雖然在第一種觀念裡，&ldquo書&rdquo指的是《聖經》，但到了後來它是指自然之書。
培根認為，這本自然之書是打開着的書。
那些誤讀它的人是受了偏見、急躁和&ldquo預想&rdquo的錯誤影響。
隻有當你不帶偏見地、耐心地、不預先想象書的内容來讀它
你們也許記得，在1950年前後，甚至伯特蘭·羅素都主張先發制人的戰争。
必須承認，有種種充分的理由贊成這樣做。
俄國那時尚未擁有原子武器庫；而且這是防止俄國人得到氫彈的最後機會。
我并不羨慕美國總統有權在這樣可怖的選擇間作出抉擇。
一種選擇是發動一場戰争。
另一種是聽任斯大林獲得毀滅世界的實力；而這種實力确實不該賦予他。
伯特蘭·羅素堅持認為，從純粹理性的觀點看，第二種選擇甚至比第一種更糟糕，這無疑是正确的。
但是，決定并不是這樣作出的。
即使在這些緊要的形勢下，并且勝利實際上是确定無疑的，一場侵略戰争在道德上也還是不能允許的。
自由世界仍然準備參與戰争。
它準備參與反對嚴重不平等的戰争，就像它過去不止一次做過的那樣。
但是，隻有在面對赤裸裸的侵略時，它才會這樣做。
因此，就自由世界本身而言，戰争已被征服。
我已簡短地讨論了我列舉的八大社會邪惡。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指出自由世界已取得了什麼成就。
因為，我們已變得過分懷疑自己。
我們懷疑自我正義性之類的東西，我們覺得自命有道德是讨厭的。
我們的最大收獲之一是不僅容忍别人，而且還嚴肅地扪心自問：其他人是否就不正确，總的來說是否就不是較好的人。
我們已了解到基本的道德真理：任何人都不應在他自己的案件中當審判員。
無疑，這是某種道德成熟性的一個征兆；但是，一個人可能矯枉過正。
在發現了自命有道德的毛病以後，我們便陷入了它的老一套的反面：陷入了老一套的妄自菲薄和與自命不凡相反的姿态。
知道了一個人在他自己的案件中不能當審判員以後，我們成為我們的反對者的辯護人。
于是，我們變得對自己的成就視而不見。
但是，這種傾向必須加以抵制。
當赫魯曉夫先生在印度之行中控訴英國殖民主義時，他無疑相信他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他的譴責基本上導源于英國（中間經過列甯之手）。
假如他知道這一點的話，他可能會把這作為相信他的言論的一個附加理由。
但這樣他就錯了；因為這種自我譴責是英國特有的優點也是英國特有的缺點。
事實上，印度的自由觀念誕生于英國；就像現代一般政治自由觀念誕生于英國一樣。
那些為列甯和赫魯曉夫提供道德彈藥的英國人和那些向印度提供自由觀念的英國人密切相聯系，甚至是同一些人。
答複赫魯曉夫先生的那位英國大政治家對他自己、對我們不同的生活方式談得這樣少，對此我總感到遺憾。
我完全肯定，這位政治家根本沒有給赫魯曉夫先生留下什麼印象。
但是，我認為，他本來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
假如他用以下例子指出我們自由世界和共産主義世界之間的不同，我肯定赫魯曉夫先生會理解他的。
我們的政治家可以這樣說： &ldquo我們兩國之間的差異可作如下解釋。
假如我的長官安東尼爵士明天突然死了。
我可以向你保證，在我們國家裡，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有哪怕一瞬間想到可能是我謀殺了他。
甚至一個英國共産主義者也不會這樣想。
這就解釋了我們各自行事方式的不同。
毫無疑問，這并非種族上的不同，因為我們可以從莎士比亞那裡知道，在不太久以前，我們也曾用那另一種方式行事。
&rdquo 我認為，答複這一切荒唐而可怕的對英國的譴責是重要的。
這種譴責常發端于英國，但流行于今日世界。
因為我相信觀念的力量，包括錯誤的和有害的觀念的力量。
我相信我所稱的觀念的戰争。
觀念的戰争是希臘人的發明。
它是曾經作出的最重要的發明之一。
實際上，用語詞戰争代替刀劍戰争的可能性正是我們文明的基礎，特别是我們文明的一切立法和議會機構的基礎。
這種用語詞和觀念進行戰鬥的習慣是把鐵幕兩邊的世界聯合起來的少數東西之一（雖然在另一邊，語詞僅僅不充分地取代了刀劍，有時還用來為殺人做準備）。
要知道希臘時代以來觀念變得多麼有力，我們隻須記住，一切宗教戰争都是觀念的戰争，一切革命都是觀念的革命。
雖然這些觀念經常地是錯誤的和有害的，而不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是，如果有些較好的觀念找到足夠有力的理智的支持，它們或許就有延續下去的必然趨勢。
這一切可以表述成我的第四個命題。
它是這樣的： 觀念、特别是道德觀念和宗教觀念的力量，至少同自然資源的力量一樣重要。
我完全知道有些政治學學生強烈反對這個命題；完全知道有一個所謂政治實在論者的很有影響的學派，他們宣稱&ldquo意識形态&rdquo（照他們的叫法）對政治現實沒有什麼影響，而且就是有的話，這種影響也必定是有害的。
但我認為，這是個站不住腳的觀點。
如果它正确的話，那麼基督教就不會對曆史産生影響；美國就成為不可思議的東西，或者隻是一個有害的錯誤的産物。
我的第四個命題，也即觀念力量的學說，是18、19世紀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思想所特有的。
但是，自由主義運動不隻是相信觀念的力量。
它還持有一種我認為是錯誤的觀點。
它認為，對立的觀點幾乎不必交戰。
這是因為它認為，真理一旦提出，總會被人認識。
它相信真理顯現論&mdash&mdash對壓制和颠倒真理感興趣的力量一旦消滅以後，真理就不會被人錯過了。
這個重要和有影響的觀念&mdash&mdash真理是自明的&mdash&mdash是我不能贊同的一種樂觀主義。
我确信這個觀點錯了，與此相反，獲得真理是艱難的，甚至常常是痛苦的。
于是，這就成了我的第五個命題。
真理是難以獲得的。
這個命題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宗教戰争。
雖然它是個認識論問題，但它很能說明文藝複興甚至古典時代以來的歐洲史。
現在讓我在餘下的時間裡對這段曆史&mdash&mdash我們時代的曆史，特别是從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曆史&mdash&mdash作短暫的一瞥。
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可以看作是兩種觀念間的鬥争。
一種觀念認為真理是顯現的&mdash&mdash真理是一本打開的書，凡是心地善良的人都可以閱讀。
另一種觀念認為真理是隐蔽的，隻能被上帝的選民辨出；這本書隻有教會的牧師能夠讀懂，也隻能由教會的權威加以解釋。
雖然在第一種觀念裡，&ldquo書&rdquo指的是《聖經》，但到了後來它是指自然之書。
培根認為，這本自然之書是打開着的書。
那些誤讀它的人是受了偏見、急躁和&ldquo預想&rdquo的錯誤影響。
隻有當你不帶偏見地、耐心地、不預先想象書的内容來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