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論科學和形而上學的地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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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康德的決定論學說，或許可以設想，對它的批判讨論可以下面的話作為開頭：&ldquo親愛的康德，僅僅斷定存在着一個非常具體、足以使我們能夠預言将來的真實描述，那是不夠的。
你必須做的事是，确切地告訴我們這個描述包括哪些東西，以便我們經驗地檢驗你的理論。
&rdquo然而，這段話等于假定：哲學的（即不可反駁的）理論決不可加以讨論，而負責的思想家注定要用可經驗地檢驗的理論取代它們，以便能夠進行合理的讨論。
我希望，我們的問題到現在已經變得很清楚了；因此，現在我開始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解決辦法。
我是這樣解決的：如果一個哲學理論隻不過是一個對世界的孤立的斷定，突然地出現在我們面前，隐含地要求我們&ldquo要麼接受要麼放棄&rdquo，和其他别的東西又沒有什麼聯系的迹象，那麼，這個哲學理論确實是無法讨論的。
但是，對一個經驗理論也可以這麼說。
如果有人不先向我們解釋牛頓理論要想解決的是什麼問題，就向我們提出牛頓的方程，甚或牛頓的論據，那麼我們就無法合理地讨論它的真理性，就像不能讨論《啟示錄》的真理性一樣。
如果沒有關于伽利略和開普勒的結論的知識，沒有關于這些結論所解決的那些問題的知識，沒有關于用一種統一理論解釋伽利略和開普勒的答案這個牛頓的問題的知識，我們就會發現，牛頓理論也正像任何形而上學理論一樣，是無法讨論的。
換句話說，每個合理的讨論，無論是科學的或哲學的，就它試圖解決某些問題而言，是合理的。
一個理論僅就它同一給定的問題狀況有關系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和合理的，并且隻有讨論這種關系，這一理論才得到合理的讨論。
如果我們把一個理論看作對一組問題提出的解答，那麼，這理論立即就适合于作批判讨論&mdash&mdash即使它是非經驗的和不可反駁的。
因為現在我們可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個理論解決了這問題嗎？這個理論比其他理論更好地解決了它嗎？或許它隻是轉變了這問題吧？這種解決簡單嗎？它有成果嗎？或許它和解決其他問題所需要的别的哲學理論相矛盾吧？ 這類問題表明，甚至對不可反駁的理論作批判讨論也完全是可能的。
讓我再舉一個具體的例子：貝克萊或休谟的唯心主義（我已用一個簡化的公式即&ldquo世界是我的夢&rdquo來代替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者根本不打算提供給我們如此荒唐的理論。
這一點可以從貝克萊一再堅持說的話看出：他的理論實際上和正确的常識相一緻。
(10)如果我們試圖理解導緻他們提出這理論的問題狀況，那麼我們就會發現，貝克萊和休谟都相信，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可歸結為感覺印象、記憶形象間的聯想。
這種假設緻使這兩位哲學家采取唯心主義；特别是就休谟而言，他是非常不得已地采取這種觀點的。
休谟所以是個唯心主義者，僅僅是由于他企圖把實在論歸結為感覺印象的努力遭到了失敗。
因此，通過指出休谟感覺主義的知識理論和學習理論無論如何是不恰當的，并指出不帶來讨厭的唯心主義結果的較恰當的學習理論是存在的，這樣來批判休谟的唯心主義是完全合理的。
我們現在能夠用相似的方式合理地和批判地讨論康德的決定論了。
從根本的旨意看，康德是個非決定論者：即使作為牛頓理論的一個必然結果，在涉及現象世界時他相信決定論，但他決不懷疑，人類作為一種有道德觀念的存在物，并不是決定的。
康德對産生于他的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之間的沖突，從未作出過他本人完全滿意的解決。
因此，他對找到一種真正的解決感到絕望。
在這種問題狀況的背景中，就有可能批判康德的決定論。
例如，我們可以問：它是否真的從牛頓理論推出。
讓我們暫時猜想不是這樣。
我不懷疑，對這一猜想的真理性的一個清晰證明會使康德放棄他的決定論學說&mdash&mdash即使這學說恰恰是不可反駁的，即使由于這個緣故康德也不會在邏輯上被迫取消這個學說。
非理性主義同樣如此。
非理性主義最初随着休谟進入理性哲學。
讀過休谟這位冷靜的分析家著作的人，不會懷疑非理性主義并非休谟的原旨。
它是休谟下述信念的意外結果：事實上我們借助于同休谟邏輯證明相結合的培根歸納法而認識到：理性地為歸納法辯護，是不可能的。
&ldquo對于理性證明來說那就更糟了&rdquo，是休谟無可避免地從這種情境得出的一個必然結論。
他正直地接受了這個非理性結論，而這種正直是真正理性主義者所特有的，他們不會在令人不快的結論面前退縮不前，如果它對他來說是不可避免的話。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它不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它在休谟看來是如此。
事實上我們并非是休谟所認為的那種培根歸納機器。
習俗或慣例在學習過程中并不像休谟認為的那樣起作用。
這樣一來，休谟的問題連同他的非理性主義結論一起消釋了。
後康德非理性主義的情況與此有點相似。
特别是叔本華，他和非理性主義是真正對立的。
他隻抱着一種欲望寫作：讓人理解；他寫的東西比任何其他德國哲學家都明白易懂。
他之緻力于讓人理解，使他成為少數幾位德國語言大師之一。
但是，叔本華的問題是康德的那些形而上學的問題&mdash&mdash現象世界中的決定論問題、自在之物的問題和我們自己作為一個自在之物世界的成員的問題。
他以典型的理性方式解決了這些問題&mdash&mdash超越一切可能經驗的問題。
但是，這種解決注定是非理性的。
因為，叔本華是個康德主義者，因此他相信康德的理性界限：他相信，人類理性的界限和可能經驗的界限是一緻的。
但是，這裡又存在着其他一些可能的解決。
康德的問題能夠而且必須加以修改；這種修改應取的方向已由他那批判的或自我批判的理性主義的基本觀念所指明。
一個哲學問題的發現可能是最終的，它是一勞永逸的。
但是一個哲學問題的解決卻決不是最終的。
它不可能建基于一個終極的證明或終極的反駁之上：這是哲學理論的不可反駁性的一個結果。
這種解決也不可能建基于使人激勵（或使人厭煩）的哲學預言的魔術般的程式之上。
然而，它可以建基于對一種問題狀況、它的基本假設以及它的各種可能解決方法的認真的和批判的考察之上。
*** (1) 為柏林廣播自由大學而寫的兩篇廣播談話；最初刊登于《理性》，1958年第1期，第97&mdash115頁。
(2) 1756年拉丁文的《自然單子論》（PhysicalMonadology）也非常重要。
康德在這本書中預言了博什科維奇的主要思想；但康德在他1786年的著作裡否定了他在《單子論》中提出的物質理論。
(3) 從伯特蘭·羅素的《心的分析》（TheAnalysisofMind），1922年，第95頁以下，可讀到類似的考慮。
(4) 比較亞裡士多德《論天》，293b1&mdash5，那裡批判了主張宇宙中心是&ldquo珍貴的&rdquo，因此要由中心火來占據的學說，并把它歸諸&ldquo畢達哥拉斯學派&rdquo（這也許指它的對手，尚在學院裡的柏拉圖後繼人）。
(5) 我認為阿瑟·凱斯特勒在他的傑作《夢遊者》（TheSleepwalkers）中對伽利略作的批判，因沒有考慮到這裡講到的學派分裂而有所遜色。
伽利略正确地想看看他在理性主義框架裡能否解決這些問題，就像開普勒想在占星術框架裡解決這些問題一樣。
關于占星術思想的影響，亦見本書第54頁注①。
(6) 原文沒用着重号。
(7) 參見愛因斯坦在他的赫伯特·斯賓塞演講《論理論物理學的方法》（OntheMethodofTheoreticalPhysics）中自己所作的表述，他寫道：&ldquo正是廣義相對論表明&hellip&hellip我們可能用和牛頓迥異的基本原理，去判定全部經驗資料&hellip&hellip&rdquo (8) 《實踐理性批判》，第4版至第6版，第172頁；《康德著作集》，卡西勒編，第v卷，第108頁。
(9) 參見朱利葉斯·克拉夫特：《從胡塞爾到海德格爾》（VonHusserlzuHeidegger），第2版，1957年，如第103頁以下，136頁以下，特别是130頁，克拉夫特在那裡寫道：&ldquo因此，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很難理解存在主義怎麼能被認為是一種哲學上的新東西。
&rdquo亦見H·廷特的令人鼓舞的論文，載《亞裡士多德學會會議錄》1956&mdash1957年卷，第253頁以下。
(10) 這一點也可以從休谟坦率的承認中看出：&ldquo無論此時此刻這位讀者的觀點如何，&hellip&hellip一小時後他就會被說服，存在着一個既是外部的也是内部的世界。
&rdquo（《人性論》，1，Ⅳ，第2節結尾部分；塞爾比-比格，第218頁。
）
你必須做的事是，确切地告訴我們這個描述包括哪些東西，以便我們經驗地檢驗你的理論。
&rdquo然而，這段話等于假定：哲學的（即不可反駁的）理論決不可加以讨論，而負責的思想家注定要用可經驗地檢驗的理論取代它們，以便能夠進行合理的讨論。
我希望，我們的問題到現在已經變得很清楚了；因此，現在我開始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解決辦法。
我是這樣解決的：如果一個哲學理論隻不過是一個對世界的孤立的斷定，突然地出現在我們面前，隐含地要求我們&ldquo要麼接受要麼放棄&rdquo，和其他别的東西又沒有什麼聯系的迹象，那麼，這個哲學理論确實是無法讨論的。
但是，對一個經驗理論也可以這麼說。
如果有人不先向我們解釋牛頓理論要想解決的是什麼問題，就向我們提出牛頓的方程，甚或牛頓的論據，那麼我們就無法合理地讨論它的真理性，就像不能讨論《啟示錄》的真理性一樣。
如果沒有關于伽利略和開普勒的結論的知識，沒有關于這些結論所解決的那些問題的知識，沒有關于用一種統一理論解釋伽利略和開普勒的答案這個牛頓的問題的知識，我們就會發現，牛頓理論也正像任何形而上學理論一樣，是無法讨論的。
換句話說，每個合理的讨論，無論是科學的或哲學的，就它試圖解決某些問題而言，是合理的。
一個理論僅就它同一給定的問題狀況有關系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和合理的，并且隻有讨論這種關系，這一理論才得到合理的讨論。
如果我們把一個理論看作對一組問題提出的解答，那麼，這理論立即就适合于作批判讨論&mdash&mdash即使它是非經驗的和不可反駁的。
因為現在我們可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個理論解決了這問題嗎？這個理論比其他理論更好地解決了它嗎？或許它隻是轉變了這問題吧？這種解決簡單嗎？它有成果嗎？或許它和解決其他問題所需要的别的哲學理論相矛盾吧？ 這類問題表明，甚至對不可反駁的理論作批判讨論也完全是可能的。
讓我再舉一個具體的例子：貝克萊或休谟的唯心主義（我已用一個簡化的公式即&ldquo世界是我的夢&rdquo來代替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者根本不打算提供給我們如此荒唐的理論。
這一點可以從貝克萊一再堅持說的話看出：他的理論實際上和正确的常識相一緻。
(10)如果我們試圖理解導緻他們提出這理論的問題狀況，那麼我們就會發現，貝克萊和休谟都相信，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可歸結為感覺印象、記憶形象間的聯想。
這種假設緻使這兩位哲學家采取唯心主義；特别是就休谟而言，他是非常不得已地采取這種觀點的。
休谟所以是個唯心主義者，僅僅是由于他企圖把實在論歸結為感覺印象的努力遭到了失敗。
因此，通過指出休谟感覺主義的知識理論和學習理論無論如何是不恰當的，并指出不帶來讨厭的唯心主義結果的較恰當的學習理論是存在的，這樣來批判休谟的唯心主義是完全合理的。
我們現在能夠用相似的方式合理地和批判地讨論康德的決定論了。
從根本的旨意看，康德是個非決定論者：即使作為牛頓理論的一個必然結果，在涉及現象世界時他相信決定論，但他決不懷疑，人類作為一種有道德觀念的存在物，并不是決定的。
康德對産生于他的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之間的沖突，從未作出過他本人完全滿意的解決。
因此，他對找到一種真正的解決感到絕望。
在這種問題狀況的背景中，就有可能批判康德的決定論。
例如，我們可以問：它是否真的從牛頓理論推出。
讓我們暫時猜想不是這樣。
我不懷疑，對這一猜想的真理性的一個清晰證明會使康德放棄他的決定論學說&mdash&mdash即使這學說恰恰是不可反駁的，即使由于這個緣故康德也不會在邏輯上被迫取消這個學說。
非理性主義同樣如此。
非理性主義最初随着休谟進入理性哲學。
讀過休谟這位冷靜的分析家著作的人，不會懷疑非理性主義并非休谟的原旨。
它是休谟下述信念的意外結果：事實上我們借助于同休谟邏輯證明相結合的培根歸納法而認識到：理性地為歸納法辯護，是不可能的。
&ldquo對于理性證明來說那就更糟了&rdquo，是休谟無可避免地從這種情境得出的一個必然結論。
他正直地接受了這個非理性結論，而這種正直是真正理性主義者所特有的，他們不會在令人不快的結論面前退縮不前，如果它對他來說是不可避免的話。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它不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它在休谟看來是如此。
事實上我們并非是休谟所認為的那種培根歸納機器。
習俗或慣例在學習過程中并不像休谟認為的那樣起作用。
這樣一來，休谟的問題連同他的非理性主義結論一起消釋了。
後康德非理性主義的情況與此有點相似。
特别是叔本華，他和非理性主義是真正對立的。
他隻抱着一種欲望寫作：讓人理解；他寫的東西比任何其他德國哲學家都明白易懂。
他之緻力于讓人理解，使他成為少數幾位德國語言大師之一。
但是，叔本華的問題是康德的那些形而上學的問題&mdash&mdash現象世界中的決定論問題、自在之物的問題和我們自己作為一個自在之物世界的成員的問題。
他以典型的理性方式解決了這些問題&mdash&mdash超越一切可能經驗的問題。
但是，這種解決注定是非理性的。
因為，叔本華是個康德主義者，因此他相信康德的理性界限：他相信，人類理性的界限和可能經驗的界限是一緻的。
但是，這裡又存在着其他一些可能的解決。
康德的問題能夠而且必須加以修改；這種修改應取的方向已由他那批判的或自我批判的理性主義的基本觀念所指明。
一個哲學問題的發現可能是最終的，它是一勞永逸的。
但是一個哲學問題的解決卻決不是最終的。
它不可能建基于一個終極的證明或終極的反駁之上：這是哲學理論的不可反駁性的一個結果。
這種解決也不可能建基于使人激勵（或使人厭煩）的哲學預言的魔術般的程式之上。
然而，它可以建基于對一種問題狀況、它的基本假設以及它的各種可能解決方法的認真的和批判的考察之上。
*** (1) 為柏林廣播自由大學而寫的兩篇廣播談話；最初刊登于《理性》，1958年第1期，第97&mdash115頁。
(2) 1756年拉丁文的《自然單子論》（PhysicalMonadology）也非常重要。
康德在這本書中預言了博什科維奇的主要思想；但康德在他1786年的著作裡否定了他在《單子論》中提出的物質理論。
(3) 從伯特蘭·羅素的《心的分析》（TheAnalysisofMind），1922年，第95頁以下，可讀到類似的考慮。
(4) 比較亞裡士多德《論天》，293b1&mdash5，那裡批判了主張宇宙中心是&ldquo珍貴的&rdquo，因此要由中心火來占據的學說，并把它歸諸&ldquo畢達哥拉斯學派&rdquo（這也許指它的對手，尚在學院裡的柏拉圖後繼人）。
(5) 我認為阿瑟·凱斯特勒在他的傑作《夢遊者》（TheSleepwalkers）中對伽利略作的批判，因沒有考慮到這裡講到的學派分裂而有所遜色。
伽利略正确地想看看他在理性主義框架裡能否解決這些問題，就像開普勒想在占星術框架裡解決這些問題一樣。
關于占星術思想的影響，亦見本書第54頁注①。
(6) 原文沒用着重号。
(7) 參見愛因斯坦在他的赫伯特·斯賓塞演講《論理論物理學的方法》（OntheMethodofTheoreticalPhysics）中自己所作的表述，他寫道：&ldquo正是廣義相對論表明&hellip&hellip我們可能用和牛頓迥異的基本原理，去判定全部經驗資料&hellip&hellip&rdquo (8) 《實踐理性批判》，第4版至第6版，第172頁；《康德著作集》，卡西勒編，第v卷，第108頁。
(9) 參見朱利葉斯·克拉夫特：《從胡塞爾到海德格爾》（VonHusserlzuHeidegger），第2版，1957年，如第103頁以下，136頁以下，特别是130頁，克拉夫特在那裡寫道：&ldquo因此，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很難理解存在主義怎麼能被認為是一種哲學上的新東西。
&rdquo亦見H·廷特的令人鼓舞的論文，載《亞裡士多德學會會議錄》1956&mdash1957年卷，第253頁以下。
(10) 這一點也可以從休谟坦率的承認中看出：&ldquo無論此時此刻這位讀者的觀點如何，&hellip&hellip一小時後他就會被說服，存在着一個既是外部的也是内部的世界。
&rdquo（《人性論》，1，Ⅳ，第2節結尾部分；塞爾比-比格，第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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