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通經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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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如有人拿了許多經書堆在我們的面前，問有什麼用處，那麼，我們可以幹脆答道：用處不大。
因為《詩經》裡的詩已不能唱了；《易經》裡的占蔔是我們不信的；《禮經》和《禮記》中許多瑣碎的禮節，看着也頭痛；《春秋》中的褒貶予奪，完全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尊嚴，決不是現代的倫理；《尚書》裡記的說話，動不動叫着上帝和祖先，我們的理智也提不起這種信仰了。
這種東西，實在隻有一種用處，就是它的史料價值。
漢以前的材料，存留到現在的太少了，除了甲骨文和鐘鼎文之外，可見的隻有這幾部經書了。
甲骨鐘鼎的材料固然可靠，但都是零碎的，而幾部經書則是較有系統的；把這較有系統的書本材料來連串無系統的地下實物，互相印證，于是我們可以希望寫出一部比較真實的上古史（完全真實是不可能的）來，使得人們知道我國古代的民族和社會究竟怎樣，我們的先民辛苦締造傳給我們的是些什麼，這是它的唯一的用處。
這用處的表章，也是我們所肩着的新時代的使命。
上面說的，隻是現代的我們的話；如果把這番意思說給漢代人聽，他們決不會了解。
他們以為無論什麼大道理都出在經書裡，而且這種道理有永久性，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經是道的記載，所以也不變了。
易學家說：易理是彌漫于天地之中的，萬物的現象莫不從易理裡變化出來，一切人生日用的東西也莫不是聖人們看了《易》的卦象而造出來的。
春秋家說：《春秋》的第一句就是“元年”，元是根源的意思，表示它存在于天地之前，作萬物的根本，所以《春秋》之道是用了元的精深來正天的端兆，還用了天的端兆來正王的政事的（這話很不好懂，但經學的神妙就靠在這不好懂上）。
照這樣說，經書不成“天經地義”再成什麼！經既成了天經地義，當然一切的用處都要從這裡邊搜尋出來了。
他們的應用方術，簡單地舉出幾個例，就是所謂“以《春秋》決獄，以《禹貢》治河，以三百五篇（即《詩經》）當谏書”。
為什麼“以《春秋》決獄”呢？因為《春秋傳》裡說孔子作《春秋》，褒這個、貶那個，都有他的理由；這些理由就是這人那人的功罪，也就是孔子定的法律。
審官司時引用孔子手定的法律，這是何等地尊嚴而又漂亮。
所以張湯做了廷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他就聘請讀《尚書》和《春秋》的博士弟子任廷尉的史，用古義來判決大獄。
淮南王謀反的案子（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去查辦，他不等奏書的批準，就用《春秋》之義一一判定了罪名；武帝也不斥他專斷。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聽了江充的讒言，疑太子據用了巫術咒詛他早死；太子氣不過，把江充殺了。
一時長安擾亂，丞相發兵打他，他逃到湖縣（漢京兆尹東部，在今河南阌鄉縣）自殺。
這就是所謂“巫蠱之難”。
但因太子逃在外邊，很有謠傳說他沒有死的（正和明的建文帝一樣）。
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個男子頭戴黃帽，身穿黃衣，乘了黃犢車，車上插了黃旗子，投到宮門，自己說是武帝的太子。
那時長安吏民聽得太子隔了十二年回來了，驚奇得很，奔去看的有幾萬人。
昭帝命令一班大臣驗看，沒有一個人敢說是或不是的。
京兆尹隽不疑最後到，立刻吩咐随從的人把他捆起來。
旁邊大官們上前勸止，說：“這是不是前太子還沒有定，你為什麼這樣魯莽呢？”隽不疑答道：“就是真的太子，諸君也何必怕！從前衛靈公的太子蒯聩得罪了他的父親，出奔晉國。
後來靈公死時命他的孫兒辄（蒯聩的兒子）繼位。
晉國得悉了他的死訊，把蒯聩送回來，辄竟拒而不納。
《春秋》上說他做得很對，因為從了祖父的命令就該這樣。
前太子得罪武帝，逃在外邊不死，到現在歸來，依然是個罪人，應當法辦，沒有疑問！”廷尉審訊的結果，這位太子果然是冒充的，腰斬了。
昭帝和大将軍霍光聽得，佩服他的能幹，贊歎道：“一定要用了讀經書的人做公卿大臣，才會這樣明白大道理呢！”這件事固然做得不錯，但《春秋》之
因為《詩經》裡的詩已不能唱了；《易經》裡的占蔔是我們不信的；《禮經》和《禮記》中許多瑣碎的禮節，看着也頭痛；《春秋》中的褒貶予奪，完全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尊嚴，決不是現代的倫理；《尚書》裡記的說話，動不動叫着上帝和祖先，我們的理智也提不起這種信仰了。
這種東西，實在隻有一種用處，就是它的史料價值。
漢以前的材料，存留到現在的太少了，除了甲骨文和鐘鼎文之外，可見的隻有這幾部經書了。
甲骨鐘鼎的材料固然可靠，但都是零碎的，而幾部經書則是較有系統的；把這較有系統的書本材料來連串無系統的地下實物，互相印證，于是我們可以希望寫出一部比較真實的上古史（完全真實是不可能的）來，使得人們知道我國古代的民族和社會究竟怎樣，我們的先民辛苦締造傳給我們的是些什麼，這是它的唯一的用處。
這用處的表章，也是我們所肩着的新時代的使命。
上面說的，隻是現代的我們的話；如果把這番意思說給漢代人聽，他們決不會了解。
他們以為無論什麼大道理都出在經書裡，而且這種道理有永久性，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經是道的記載，所以也不變了。
易學家說：易理是彌漫于天地之中的，萬物的現象莫不從易理裡變化出來，一切人生日用的東西也莫不是聖人們看了《易》的卦象而造出來的。
春秋家說：《春秋》的第一句就是“元年”，元是根源的意思，表示它存在于天地之前，作萬物的根本，所以《春秋》之道是用了元的精深來正天的端兆，還用了天的端兆來正王的政事的（這話很不好懂，但經學的神妙就靠在這不好懂上）。
照這樣說，經書不成“天經地義”再成什麼！經既成了天經地義，當然一切的用處都要從這裡邊搜尋出來了。
他們的應用方術，簡單地舉出幾個例，就是所謂“以《春秋》決獄，以《禹貢》治河，以三百五篇（即《詩經》）當谏書”。
為什麼“以《春秋》決獄”呢？因為《春秋傳》裡說孔子作《春秋》，褒這個、貶那個，都有他的理由；這些理由就是這人那人的功罪，也就是孔子定的法律。
審官司時引用孔子手定的法律，這是何等地尊嚴而又漂亮。
所以張湯做了廷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他就聘請讀《尚書》和《春秋》的博士弟子任廷尉的史，用古義來判決大獄。
淮南王謀反的案子（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去查辦，他不等奏書的批準，就用《春秋》之義一一判定了罪名；武帝也不斥他專斷。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聽了江充的讒言，疑太子據用了巫術咒詛他早死；太子氣不過，把江充殺了。
一時長安擾亂，丞相發兵打他，他逃到湖縣（漢京兆尹東部，在今河南阌鄉縣）自殺。
這就是所謂“巫蠱之難”。
但因太子逃在外邊，很有謠傳說他沒有死的（正和明的建文帝一樣）。
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個男子頭戴黃帽，身穿黃衣，乘了黃犢車，車上插了黃旗子，投到宮門，自己說是武帝的太子。
那時長安吏民聽得太子隔了十二年回來了，驚奇得很，奔去看的有幾萬人。
昭帝命令一班大臣驗看，沒有一個人敢說是或不是的。
京兆尹隽不疑最後到，立刻吩咐随從的人把他捆起來。
旁邊大官們上前勸止，說：“這是不是前太子還沒有定，你為什麼這樣魯莽呢？”隽不疑答道：“就是真的太子，諸君也何必怕！從前衛靈公的太子蒯聩得罪了他的父親，出奔晉國。
後來靈公死時命他的孫兒辄（蒯聩的兒子）繼位。
晉國得悉了他的死訊，把蒯聩送回來，辄竟拒而不納。
《春秋》上說他做得很對，因為從了祖父的命令就該這樣。
前太子得罪武帝，逃在外邊不死，到現在歸來，依然是個罪人，應當法辦，沒有疑問！”廷尉審訊的結果，這位太子果然是冒充的，腰斬了。
昭帝和大将軍霍光聽得，佩服他的能幹，贊歎道：“一定要用了讀經書的人做公卿大臣，才會這樣明白大道理呢！”這件事固然做得不錯，但《春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