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經學的今古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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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時，正值太平盛世，他很講究藏書，宮廷裡的藏書處有天祿閣、延閣、廣内、秘室，宮廷外的有太史和博士的官署；又設置寫書的官，抄寫得很多。
到成帝時，還嫌其不足，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命谒者陳農四出搜訪遺書，又命光祿大夫劉向校“六經”、傳記、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天文及占蔔等）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醫學）書。
因為劉向是學問最博的人，所以每一部書校完，就由他列舉其篇目，并撮其要點，寫成一篇評論奏上去。
這是對于古代學術的一種總結的工作，非常有價值的。
不幸這位總編輯任職了二十年，沒有做完，于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死了。
他的兒子劉歆也是一個學問很淵博、什麼都懂得的人，且已久作襄校的事，所以哀帝很寵他，命他繼續父業。
他任了職，就總合群書，編成《七略》：①《輯略》（全書的通論）；②《六藝略》（“六經”和傳記）；③《諸子略》；④《詩賦略》；⑤《兵書略》；⑥《術數略》；⑦《方技略》。
這是中國第一部目錄書。
後來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就以它為藍本。
現在我們所以能約略知道些古學與古籍的情形，這部書實在有很大的啟示之功。
劉歆先前襄校的時候，曾發見一部古文字的《春秋左氏傳》，讀得非常喜歡；他引了《傳》文來解《經》，于是《左氏傳》有了章句。
他說：作這書的左丘明是親見孔子的，他所愛的和所恨的完全和孔子一樣，所以講到《春秋》，這是最靠得住的一部《傳》；不比《公羊》和《谷梁》，作者生在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後，所記的《春秋》宗旨是由傳聞得來的。
講到這件事，我們第一要知道，所謂“《春秋公羊傳》”一名和“《春秋谷梁傳》”一書實在都很後起。
孔子作《春秋》，他自己沒有說過，第一個說的是孟子。
在孟子時，不知《春秋》已有了《傳》沒有。
但戰國諸子以及漢人所引的《春秋》常是《公羊傳》裡的文字，可見這本《傳》出來很早。
景帝時所任的董仲舒和胡毋生兩個《春秋》博士，也都是所謂《公羊》學的。
在《公羊傳》中，引了許多《春秋》先師之說，有魯子、有沈子、有司馬子等等，也曾兩度引及公羊子，可見公羊子隻是《春秋》的先師之一，并不是這部《傳》的作者。
不知何年始稱它為《公羊傳》。
有了《公羊傳》這個名稱，于是連帶有所謂《谷梁傳》。
“谷”和“公”是雙聲，“梁”和“羊”是疊韻；為什麼這兩個作《春秋傳》的人都是複姓，而且差不多是同音的複姓，事情竟這樣地巧呢？現在，我們既經明白了漢博士的地位及其勢力，就可以知道這是當時學《春秋》的人看見别經分家而《春秋》不分，因此想自立門戶，把原來的《春秋傳》改稱為《公羊傳》，表示它隻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唯一的《春秋傳》；再把自己的意思另寫一部《春秋傳》，别樹一幟，影射了《公羊》的牌子而為《谷梁傳》。
這正和北京的剪刀店有了王麻子再有汪麻子，杭州的剪刀店有了張小全再有張小泉，是同樣的道理。
我們隻要看《谷梁傳》中極多災異之說，其立博士在宣帝之末（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就可知道它必是西漢中葉以後的作品。
再說《左氏傳》，卻是一部真古書。
司馬遷作《史記》時很多根據它，他曾兩次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可見這部書實在叫做《國語》。
劉歆在皇室的圖書館中見到了《國語》，喜歡它講的春秋時史事詳細而有趣味，比較《公羊》和《谷梁》專從咬文嚼字推求孔子著作的意思的大不相同，立志替它表彰一下，這原是學術界中應有的事，而且是極好的事。
但那時是經學的全盛時代，如說這是戰國時的左丘明編的一部春秋時的分國史，大家不會來睬你；現在改說這是春秋時的左丘明為《春秋經》作的《傳》，他作《傳》時曾和孔子商量過，所以這部《傳》是最得孔子的原意的，那麼，它的地位豈止超過《谷梁》和《公羊》，簡直和《春秋經》“分庭抗禮”了。
然而《國語》的原本僅是叙事，如何可以改作春秋的《傳》呢？因此，劉歆隻得引了《傳》文來解《經》，并為它加進許多經說了。
所以《左傳》是一部真材料的僞書，它的其名是《國語》，它的僞物是經說。
它不解經，它的價值在《公羊傳》上；它一解經，反成了《谷梁傳》的後輩。
至于現在的《國語》，那是劉歆的删削之餘。
《左傳》能不能再和《國語》并家，這須看我們将來的努力如何了。
（關于這問題，可讀清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證》，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崔
到成帝時，還嫌其不足，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命谒者陳農四出搜訪遺書，又命光祿大夫劉向校“六經”、傳記、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天文及占蔔等）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醫學）書。
因為劉向是學問最博的人，所以每一部書校完，就由他列舉其篇目，并撮其要點，寫成一篇評論奏上去。
這是對于古代學術的一種總結的工作，非常有價值的。
不幸這位總編輯任職了二十年，沒有做完，于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死了。
他的兒子劉歆也是一個學問很淵博、什麼都懂得的人，且已久作襄校的事，所以哀帝很寵他，命他繼續父業。
他任了職，就總合群書，編成《七略》：①《輯略》（全書的通論）；②《六藝略》（“六經”和傳記）；③《諸子略》；④《詩賦略》；⑤《兵書略》；⑥《術數略》；⑦《方技略》。
這是中國第一部目錄書。
後來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就以它為藍本。
現在我們所以能約略知道些古學與古籍的情形，這部書實在有很大的啟示之功。
劉歆先前襄校的時候，曾發見一部古文字的《春秋左氏傳》，讀得非常喜歡；他引了《傳》文來解《經》，于是《左氏傳》有了章句。
他說：作這書的左丘明是親見孔子的，他所愛的和所恨的完全和孔子一樣，所以講到《春秋》，這是最靠得住的一部《傳》；不比《公羊》和《谷梁》，作者生在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後，所記的《春秋》宗旨是由傳聞得來的。
講到這件事，我們第一要知道，所謂“《春秋公羊傳》”一名和“《春秋谷梁傳》”一書實在都很後起。
孔子作《春秋》，他自己沒有說過，第一個說的是孟子。
在孟子時，不知《春秋》已有了《傳》沒有。
但戰國諸子以及漢人所引的《春秋》常是《公羊傳》裡的文字，可見這本《傳》出來很早。
景帝時所任的董仲舒和胡毋生兩個《春秋》博士，也都是所謂《公羊》學的。
在《公羊傳》中，引了許多《春秋》先師之說，有魯子、有沈子、有司馬子等等，也曾兩度引及公羊子，可見公羊子隻是《春秋》的先師之一，并不是這部《傳》的作者。
不知何年始稱它為《公羊傳》。
有了《公羊傳》這個名稱，于是連帶有所謂《谷梁傳》。
“谷”和“公”是雙聲，“梁”和“羊”是疊韻；為什麼這兩個作《春秋傳》的人都是複姓，而且差不多是同音的複姓，事情竟這樣地巧呢？現在，我們既經明白了漢博士的地位及其勢力，就可以知道這是當時學《春秋》的人看見别經分家而《春秋》不分，因此想自立門戶，把原來的《春秋傳》改稱為《公羊傳》，表示它隻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唯一的《春秋傳》；再把自己的意思另寫一部《春秋傳》，别樹一幟，影射了《公羊》的牌子而為《谷梁傳》。
這正和北京的剪刀店有了王麻子再有汪麻子，杭州的剪刀店有了張小全再有張小泉，是同樣的道理。
我們隻要看《谷梁傳》中極多災異之說，其立博士在宣帝之末（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就可知道它必是西漢中葉以後的作品。
再說《左氏傳》，卻是一部真古書。
司馬遷作《史記》時很多根據它，他曾兩次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可見這部書實在叫做《國語》。
劉歆在皇室的圖書館中見到了《國語》，喜歡它講的春秋時史事詳細而有趣味，比較《公羊》和《谷梁》專從咬文嚼字推求孔子著作的意思的大不相同，立志替它表彰一下，這原是學術界中應有的事，而且是極好的事。
但那時是經學的全盛時代，如說這是戰國時的左丘明編的一部春秋時的分國史，大家不會來睬你；現在改說這是春秋時的左丘明為《春秋經》作的《傳》，他作《傳》時曾和孔子商量過，所以這部《傳》是最得孔子的原意的，那麼，它的地位豈止超過《谷梁》和《公羊》，簡直和《春秋經》“分庭抗禮”了。
然而《國語》的原本僅是叙事，如何可以改作春秋的《傳》呢？因此，劉歆隻得引了《傳》文來解《經》，并為它加進許多經說了。
所以《左傳》是一部真材料的僞書，它的其名是《國語》，它的僞物是經說。
它不解經，它的價值在《公羊傳》上；它一解經，反成了《谷梁傳》的後輩。
至于現在的《國語》，那是劉歆的删削之餘。
《左傳》能不能再和《國語》并家，這須看我們将來的努力如何了。
（關于這問題，可讀清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證》，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