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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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們來創造有利于他自己的宗教，儒生們也利用皇帝來推行有利于他們自己的宗教。
皇帝有什麼需要時，儒生們就有什麼來供應。
這些供應，表面上看都是由聖經和賢傳裡出發的，實際上卻都是從方士式的思想裡借取的。
試問漢武帝以後為什麼不多見方士了？原來儒生們已盡量方士化，方士們為要取得政治權力已相率歸到儒生的隊裡來了。
至于今文家和古文家，隻是經書的版本不同或是經書上的解釋不同，不是思想的根本有異。
不過古文家究竟掌握了若幹古代資料，又起得較遲，到了東漢時谶緯的妖妄性已太顯著，不能取得腦筋清楚的儒生們的信仰，所以流入訓诂一途，比較有些客觀性而已。
1929年，我擔任了燕京大學曆史系的課務，即想竭盡我的心力來探求這方面的問題。
當時曾本崔适先生《史記探源》中所指出的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的各種證據，加以推闡，寫成《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一文，刊入《清華學報》。
到1933年，同系教授鄧之誠先生患病，請假半年，囑我代任他的《秦漢史》一課。
我就把上述的意思編撰講義，大抵分為三個段落：從第一章到第七章，說明在陰陽家和方士的氣氛下成就的秦、漢時代若幹種政治制度；從第八章到第十八章，說明博士和儒生怎樣地由分而合，又怎樣地接受了陰陽家和方士的一套，成為漢代的經學，又怎樣地從他們的鼓吹裡影響到兩漢時代的若幹種政治制度；從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說明漢代的經學如何轉入谶緯，谶緯對于政治又發生了怎樣的作用。
這二十餘章文字大部分暴露了漢代思想的黑暗面，雖不能包括那時的全部學術，但确是那時學術思想的主流，在當時的學術界裡無疑地占有正統的地位的。
隔了兩年，上海亞細亞書局新開，來函索稿甚急；我想，在我所編的講義中，這一份還算自成一個段落，便寄給該局出版，姑且命名為《漢代學術史略》。
然而漢代的學術方面尚有很多的輝煌的果實，例如唐都、落下闳、鄧平、劉歆、張衡的天文學和曆法學，張衡的地震學，王景、桑欽的地理學，趙過的農學，許商、平當、賈讓的水利學，淳于意、張機、華佗的醫學，馬鈞的機械學，桑弘羊、桓寬、王符、仲長統的經濟政治學說，司馬談、遷父子和班彪、固父子以及荀悅、蔡邕的史學，劉向、歆父子的古文籍考訂學，揚雄、愛禮、甄豐、服虔、許慎、馬融、鄭玄的文字學和訓诂學，以及王充的唯物主義的懷疑思想等等，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還有漢代四次學術性的大會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诏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他們民間的疾苦，他們都請罷鹽、鐵、榷酤的專賣，和禦史大夫桑弘羊相辯難；桓寬集錄為《鹽鐵論》一書。
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诏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皇帝和太子太傅蕭望之等評定他們的是非，添立了四家博士。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征求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谶、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的數千人到未央宮中改正乖謬，統一異說。
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诏博士、議郎、諸儒等議“五經”同異于白虎觀，魏應掌問難，淳于恭掌條奏，皇帝加以決定；班固集錄這回的結論為《白虎通義》。
這四次會議對于漢代學術的發展和蛻化一定有極大的關系。
這本小冊子裡既大都沒有叙及，就貿然戴上了一頂“漢代學術史”的大帽子，實在覺得不稱，心中留着十分的慚愧和對于讀者的無盡的歉疚。
這書出版不久，盧溝橋的戰事就起來了。
我流亡後方，常常一年中遷徙幾次，手頭又缺乏參考書籍，一切的研究都不能做；抗日戰争勝利後又因兼職過多，不能集中精神在學術工作上：一蹉跎就是十八年的長時間，我的頭發全白了，還不能把這本書改寫。
今年，出版社方面不以這書為劣陋，要我加以修正重版；又适值我光榮地參加了國家的工作崗位，由上海遷到北京，生活還沒有十分安定，隻能作了一些字句的小修改。
所幸的，現在得有機會，改題了《秦漢的方士與儒生》，書名和内容相符，可以使我減輕些内心的不安而已。
中國的文化，從書本材料來說，是胚胎于夏、商而化成于兩周；以後二千餘年，為了過分尊重經學的緣故，骨子裡雖不斷地在創造，表面上總是承繼着兩周。
至于叙述和說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最重要的有
皇帝有什麼需要時，儒生們就有什麼來供應。
這些供應，表面上看都是由聖經和賢傳裡出發的，實際上卻都是從方士式的思想裡借取的。
試問漢武帝以後為什麼不多見方士了？原來儒生們已盡量方士化，方士們為要取得政治權力已相率歸到儒生的隊裡來了。
至于今文家和古文家，隻是經書的版本不同或是經書上的解釋不同，不是思想的根本有異。
不過古文家究竟掌握了若幹古代資料，又起得較遲，到了東漢時谶緯的妖妄性已太顯著，不能取得腦筋清楚的儒生們的信仰，所以流入訓诂一途，比較有些客觀性而已。
1929年，我擔任了燕京大學曆史系的課務，即想竭盡我的心力來探求這方面的問題。
當時曾本崔适先生《史記探源》中所指出的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的各種證據，加以推闡，寫成《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一文，刊入《清華學報》。
到1933年，同系教授鄧之誠先生患病，請假半年，囑我代任他的《秦漢史》一課。
我就把上述的意思編撰講義，大抵分為三個段落：從第一章到第七章，說明在陰陽家和方士的氣氛下成就的秦、漢時代若幹種政治制度；從第八章到第十八章，說明博士和儒生怎樣地由分而合，又怎樣地接受了陰陽家和方士的一套，成為漢代的經學，又怎樣地從他們的鼓吹裡影響到兩漢時代的若幹種政治制度；從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說明漢代的經學如何轉入谶緯，谶緯對于政治又發生了怎樣的作用。
這二十餘章文字大部分暴露了漢代思想的黑暗面，雖不能包括那時的全部學術，但确是那時學術思想的主流，在當時的學術界裡無疑地占有正統的地位的。
隔了兩年，上海亞細亞書局新開，來函索稿甚急；我想，在我所編的講義中，這一份還算自成一個段落，便寄給該局出版，姑且命名為《漢代學術史略》。
然而漢代的學術方面尚有很多的輝煌的果實，例如唐都、落下闳、鄧平、劉歆、張衡的天文學和曆法學，張衡的地震學，王景、桑欽的地理學，趙過的農學，許商、平當、賈讓的水利學，淳于意、張機、華佗的醫學，馬鈞的機械學，桑弘羊、桓寬、王符、仲長統的經濟政治學說，司馬談、遷父子和班彪、固父子以及荀悅、蔡邕的史學，劉向、歆父子的古文籍考訂學，揚雄、愛禮、甄豐、服虔、許慎、馬融、鄭玄的文字學和訓诂學，以及王充的唯物主義的懷疑思想等等，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還有漢代四次學術性的大會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诏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他們民間的疾苦，他們都請罷鹽、鐵、榷酤的專賣，和禦史大夫桑弘羊相辯難；桓寬集錄為《鹽鐵論》一書。
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诏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皇帝和太子太傅蕭望之等評定他們的是非，添立了四家博士。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征求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谶、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的數千人到未央宮中改正乖謬，統一異說。
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诏博士、議郎、諸儒等議“五經”同異于白虎觀，魏應掌問難，淳于恭掌條奏，皇帝加以決定；班固集錄這回的結論為《白虎通義》。
這四次會議對于漢代學術的發展和蛻化一定有極大的關系。
這本小冊子裡既大都沒有叙及，就貿然戴上了一頂“漢代學術史”的大帽子，實在覺得不稱，心中留着十分的慚愧和對于讀者的無盡的歉疚。
這書出版不久，盧溝橋的戰事就起來了。
我流亡後方，常常一年中遷徙幾次，手頭又缺乏參考書籍，一切的研究都不能做；抗日戰争勝利後又因兼職過多，不能集中精神在學術工作上：一蹉跎就是十八年的長時間，我的頭發全白了，還不能把這本書改寫。
今年，出版社方面不以這書為劣陋，要我加以修正重版；又适值我光榮地參加了國家的工作崗位，由上海遷到北京，生活還沒有十分安定，隻能作了一些字句的小修改。
所幸的，現在得有機會，改題了《秦漢的方士與儒生》，書名和内容相符，可以使我減輕些内心的不安而已。
中國的文化，從書本材料來說，是胚胎于夏、商而化成于兩周；以後二千餘年，為了過分尊重經學的緣故，骨子裡雖不斷地在創造，表面上總是承繼着兩周。
至于叙述和說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最重要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