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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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從這裡看出孔子的《春秋》大義。
他說《谷梁傳》和《左氏傳》都是古文學，就都是僞經學，絕對不是孔子的意思。
他年已七十，身體衰弱得要扶了牆壁才能走路，但态度卻是這般地嚴肅而又勤懇，我們全班同學都十分欽敬他。
可是我總想不明白：《春秋》本是一部魯國史書，為什麼不該從東周的史實上講而必須在孔子的意思上講？就是說這部書真是孔子所筆削的魯國史書，一字一句裡都貫穿着他的意思，為什麼《經》中屢有阙文，如“夏五”、“郭公”之類，表明它保存了斷爛的史書的原樣？如果說《公羊傳》的作者确是孔子的門人，最能把握着孔子的微言大義，為什麼《傳》中常說“無聞焉爾”，表明他并沒有捉住孔子的意思？ 直到1920年我在北大畢業之後才認識錢玄同先生。
他在日本留學時是章氏的學生，回國以後又是崔氏的學生。
他兼通今古文而又對今古文都不滿意。
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今文學是孔子學派所傳衍，經長期的蛻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
古文經異軍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點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湊而成其古文學，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對台戲。
所以今文家攻擊古文經僞造，這話對；古文家攻擊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這話也對。
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相。
&hellip&hellip”這番議論從現在看來也不免偏，偏在都要撕破，容易堕入虛無主義。
但在那時，當許多經學家在今、古文問題上長期鬥争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極銳利、極徹底的批評，是一個擊碎玉連環的解決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經打開了一座門，讓我們進去對這個二千餘年來學術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後的判斷了。
我既略略地辨清了今、古文家的原來面目，就又希望向前推進一步。
為什麼有今文家？為什麼有古文家？他們出現的社會背景和曆史條件是什麼？固然，古文經一系列的組織和發展，由于劉歆站在最高學術地位上的鼓吹和王莽站在最高政治地位上的推動，這事對于王莽奪取漢家政權必然與以若幹有利的條件，關于這一點早由方苞的《周官辨》和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等書說明了。
但這事如果單純地隻看做和王莽有關，那麼當新室滅亡之際，古文經理應和它同歸于盡，何以到了東漢反而昌盛，竟奪得了今文經的正統？又如今文學，如果單純地隻看做孔子學派師徒們的傳授，那麼由孔子到董仲舒不過三百年，終不該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為什麼會大講其“怪、力、亂、神”，和孔子的思想恰恰相反？想到這裡，就不得不在秦、漢時代統治階級的需要上來看今、古文兩派的變化。
研究的結果，使我明白儒生和方士的結合是造成兩漢經學的主因。
方士的興起本在戰國時代的燕、齊地方，由于海上交通的發達，使得人們對于自然界發生了種種幻想，以為人類可以靠了修煉而得長生，離開了社會而獨立永存，取得和上帝同等的地位；同時同地有鄒衍一派的陰陽家，他們提倡“天人相應”的學說，要人們一切行為不違背自然界的紀律。
秦始皇統一六國，巡行到東方，為了方士和陰陽家們會吹會拍，他立刻接受了海濱文化。
儒生們看清楚了這個方向，知道要靠近中央政權便非創造一套神秘的東西不可，所以從秦到漢，經學裡就出了《洪範五行傳》一類的“天書”做今文家議論的骨幹，一般儒生論到政治制度也常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的方式來迎合皇帝的意圖，使得皇帝和上帝作起緊密的聯系。
皇帝的神性越濃厚，他的地位就越優越，一般民衆也就越容易服服帖帖地受皇帝的統治。
這種政策，皇帝當然是樂于接受的，而且确實勝過了方士們的專在幻想中尋求希望，所以儒生的地位很快地超過了方士，凡是正途的官吏都要在儒生中挑選。
到了西漢之末，劉歆整理皇家的圖書，發現許多古代史料，他想表章它們，本是史學上的一件盛舉；但學術性的東西是皇帝所不需要的，一定要插入對于皇帝有利的東西方能借得政治的力量，所以他唯有在《左傳》裡加進新五德終始說的證據，又要做出一部《世經》來證明王莽的正統。
在這種空氣裡，光武帝就必須用《赤伏符》受命，而谶緯一類妖妄怪誕的東西就大量産生了。
因此，我覺得兩漢經學的骨幹是“統治集團的宗教”&mdash&mdash統治者裝飾自己身份的宗教&mdash&mdash的創造，無論最高的主宰是上帝還是五行，每個皇帝都有方法證明他自己是一個“真命天子”；每個儒生和官吏也就都是幫助皇帝代天行道的孔子的徒孫。
皇帝利用儒
他說《谷梁傳》和《左氏傳》都是古文學，就都是僞經學，絕對不是孔子的意思。
他年已七十，身體衰弱得要扶了牆壁才能走路，但态度卻是這般地嚴肅而又勤懇，我們全班同學都十分欽敬他。
可是我總想不明白：《春秋》本是一部魯國史書，為什麼不該從東周的史實上講而必須在孔子的意思上講？就是說這部書真是孔子所筆削的魯國史書，一字一句裡都貫穿着他的意思，為什麼《經》中屢有阙文，如“夏五”、“郭公”之類，表明它保存了斷爛的史書的原樣？如果說《公羊傳》的作者确是孔子的門人，最能把握着孔子的微言大義，為什麼《傳》中常說“無聞焉爾”，表明他并沒有捉住孔子的意思？ 直到1920年我在北大畢業之後才認識錢玄同先生。
他在日本留學時是章氏的學生，回國以後又是崔氏的學生。
他兼通今古文而又對今古文都不滿意。
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今文學是孔子學派所傳衍，經長期的蛻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
古文經異軍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點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湊而成其古文學，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對台戲。
所以今文家攻擊古文經僞造，這話對；古文家攻擊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這話也對。
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評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方好顯露出他們的真相。
&hellip&hellip”這番議論從現在看來也不免偏，偏在都要撕破，容易堕入虛無主義。
但在那時，當許多經學家在今、古文問題上長期鬥争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極銳利、極徹底的批評，是一個擊碎玉連環的解決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經打開了一座門，讓我們進去對這個二千餘年來學術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後的判斷了。
我既略略地辨清了今、古文家的原來面目，就又希望向前推進一步。
為什麼有今文家？為什麼有古文家？他們出現的社會背景和曆史條件是什麼？固然，古文經一系列的組織和發展，由于劉歆站在最高學術地位上的鼓吹和王莽站在最高政治地位上的推動，這事對于王莽奪取漢家政權必然與以若幹有利的條件，關于這一點早由方苞的《周官辨》和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等書說明了。
但這事如果單純地隻看做和王莽有關，那麼當新室滅亡之際，古文經理應和它同歸于盡，何以到了東漢反而昌盛，竟奪得了今文經的正統？又如今文學，如果單純地隻看做孔子學派師徒們的傳授，那麼由孔子到董仲舒不過三百年，終不該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為什麼會大講其“怪、力、亂、神”，和孔子的思想恰恰相反？想到這裡，就不得不在秦、漢時代統治階級的需要上來看今、古文兩派的變化。
研究的結果，使我明白儒生和方士的結合是造成兩漢經學的主因。
方士的興起本在戰國時代的燕、齊地方，由于海上交通的發達，使得人們對于自然界發生了種種幻想，以為人類可以靠了修煉而得長生，離開了社會而獨立永存，取得和上帝同等的地位；同時同地有鄒衍一派的陰陽家，他們提倡“天人相應”的學說，要人們一切行為不違背自然界的紀律。
秦始皇統一六國，巡行到東方，為了方士和陰陽家們會吹會拍，他立刻接受了海濱文化。
儒生們看清楚了這個方向，知道要靠近中央政權便非創造一套神秘的東西不可，所以從秦到漢，經學裡就出了《洪範五行傳》一類的“天書”做今文家議論的骨幹，一般儒生論到政治制度也常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的方式來迎合皇帝的意圖，使得皇帝和上帝作起緊密的聯系。
皇帝的神性越濃厚，他的地位就越優越，一般民衆也就越容易服服帖帖地受皇帝的統治。
這種政策，皇帝當然是樂于接受的，而且确實勝過了方士們的專在幻想中尋求希望，所以儒生的地位很快地超過了方士，凡是正途的官吏都要在儒生中挑選。
到了西漢之末，劉歆整理皇家的圖書，發現許多古代史料，他想表章它們，本是史學上的一件盛舉；但學術性的東西是皇帝所不需要的，一定要插入對于皇帝有利的東西方能借得政治的力量，所以他唯有在《左傳》裡加進新五德終始說的證據，又要做出一部《世經》來證明王莽的正統。
在這種空氣裡，光武帝就必須用《赤伏符》受命，而谶緯一類妖妄怪誕的東西就大量産生了。
因此，我覺得兩漢經學的骨幹是“統治集團的宗教”&mdash&mdash統治者裝飾自己身份的宗教&mdash&mdash的創造，無論最高的主宰是上帝還是五行，每個皇帝都有方法證明他自己是一個“真命天子”；每個儒生和官吏也就都是幫助皇帝代天行道的孔子的徒孫。
皇帝利用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