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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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小冊子經過了二十餘年的時間，現在又重版了。
當時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這是該詳細向讀者同志報告的，因此補上這篇序。
清朝這一代，最高的統治者挾了種族的成見，防止人民起義，屢興文字獄，讀書人一不小心就容易砍掉腦袋，甚至有滅門之禍。
在這等淫威之下，逼得若幹有些創造力的知識分子把他們的全部心思才力集中到故紙堆裡，學問完全脫離了人生實用。
這種學風當然是畸形的、偏枯的，但因他們下了苦功，也獲得了意外的收獲：就是在史料學的範圍裡開拓了一些新園地，幫助人們認識了若幹未經前人揭出的史實。
尤其是他們特别注意于兩漢的經學&mdash&mdash所以他們的學問叫做“漢學”&mdash&mdash經過了長時期的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竟把向來看不清楚的兩漢學術思想指出了一個輪廓。
因為漢代學者是第一批整理中國曆史資料的人，凡是研究中國古代曆史和先秦各家學說的人們一定要先從漢人的基礎上着手，然後可以沿源數流，得着一個比較适當的解釋，所以漢代學術享有極崇高的地位，人們對于那時候的權威學說隻有低頭膜拜，就是有一二人不肯服從，駁斥它的不合理的地方，也會遭受到千萬倍的壓力把他壓了下去，它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永遠靠了模糊的面貌來維持。
清代學者本來隻是為了反抗空談心性的宋、明理學而信仰漢代學術，但經他們深刻研究“漢學”的結果，竟使我們約略看出那時代的黑暗的内幕，知道所謂權威的漢代學術的大部分隻是統治階級麻醉民衆和欺騙民衆的工具，它的基礎建立在宗教迷信上。
我們看出了這一點，當然要對于它的黑暗面激起甚大的反感。
這個反感分明是清代學者提供給我們的，然而他們自身卻還沒有想到會發生這個破壞性的後果呢。
我二十歲以前住在蘇州，那裡是清代漢學的中心，最有接觸經學書的機會，引得我喜歡在這些書裡瞎摸；又因上了小學和中學，接受了一點資産階級的科學的皮毛，所以再不能相信漢代經師的神秘話頭。
那時正在戊戌政變之後，這次政變是由康有為的經今文學鼓動起來的，他假借了西漢所謂《春秋》大師董仲舒的“三代改制”的話做理由，要求統治階級變法自強。
他的同道有譚嗣同、梁啟超、皮錫瑞等維新派。
同時和他取相反的立場的是保守派張之洞、朱一新、王先謙、王仁俊、葉德輝等人，他們的言論都載在蘇輿編的《翼教叢編》裡。
戊戌以後，章炳麟主張種族革命，反對康有為的保皇論，又站在經古文學的立場上來抨擊康氏的今文學，康氏說“新學僞經”出于劉歆一手所為，章氏便說劉歆是孔子以後的第一個人；其時助章氏張目的有劉師培等人，他們的文字多數載在鄧實編的《國粹學報》。
這是一場使人看得眼花缭亂的大戰！少年時代的我，看他們打得這般熱鬧，精神上起了極大的興奮；但自己還沒有本領去評判他們的是非，又懷着異常的苦悶。
不過，今文家喜歡稱引谶緯，谶緯裡十分之九都是妖妄怪誕的東西，這是我早已認定的，何況章氏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反對康氏的保皇呢，所以在我的理智上，認為古文家的思想是進步的，我們該走向古文家的陣營。
原來清代末年，全國的經學大師，俞樾是最有聲望的一位。
他擔任杭州诂經精舍的山長三十餘年，培養了很多的經學人才。
他對于今文學和古文學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所以在他門下受業的人們也各就其性之所近走上了岔道：或專研古文，或笃信今文，或調和今古文。
章炳麟是他門下古文派中的一個健将，崔适則是他門下今文派中的一個專家。
今文經中最重要的一部書是《春秋公羊傳》，那時别人多喜歡把《公羊》的話語結合當前的政治，在變法自強運動中起了大小不等的波瀾，獨有崔氏，雖把《公羊》讀得爛熟，卻隻希望恢複《公羊》學的原來面目，自身未參預過政治運動。
因為他極少寫單篇論文發表他的主張，所以我不曾注意過他。
1916年，我進了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
這個門（即是後來的系）是清末京師大學中經科的化身，所以經學的空氣仍極濃厚。
教我們《中國哲學史》的是主張不分今、古、漢、宋一切都容納了的陳漢章先生，教《春秋公羊學》的就是這位嚴守專門之學的壁壘的崔适先生。
崔先生發給我們的講義是他用了畢生精力做成的一部《春秋複始》，他把《公羊傳》為主，輔之以董仲舒《春秋繁露》和何休《公羊解诂》等書，把一部《公羊傳》分類解釋，要使
當時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這是該詳細向讀者同志報告的，因此補上這篇序。
清朝這一代，最高的統治者挾了種族的成見，防止人民起義，屢興文字獄，讀書人一不小心就容易砍掉腦袋，甚至有滅門之禍。
在這等淫威之下，逼得若幹有些創造力的知識分子把他們的全部心思才力集中到故紙堆裡，學問完全脫離了人生實用。
這種學風當然是畸形的、偏枯的，但因他們下了苦功，也獲得了意外的收獲：就是在史料學的範圍裡開拓了一些新園地，幫助人們認識了若幹未經前人揭出的史實。
尤其是他們特别注意于兩漢的經學&mdash&mdash所以他們的學問叫做“漢學”&mdash&mdash經過了長時期的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竟把向來看不清楚的兩漢學術思想指出了一個輪廓。
因為漢代學者是第一批整理中國曆史資料的人，凡是研究中國古代曆史和先秦各家學說的人們一定要先從漢人的基礎上着手，然後可以沿源數流，得着一個比較适當的解釋，所以漢代學術享有極崇高的地位，人們對于那時候的權威學說隻有低頭膜拜，就是有一二人不肯服從，駁斥它的不合理的地方，也會遭受到千萬倍的壓力把他壓了下去，它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永遠靠了模糊的面貌來維持。
清代學者本來隻是為了反抗空談心性的宋、明理學而信仰漢代學術，但經他們深刻研究“漢學”的結果，竟使我們約略看出那時代的黑暗的内幕，知道所謂權威的漢代學術的大部分隻是統治階級麻醉民衆和欺騙民衆的工具，它的基礎建立在宗教迷信上。
我們看出了這一點，當然要對于它的黑暗面激起甚大的反感。
這個反感分明是清代學者提供給我們的，然而他們自身卻還沒有想到會發生這個破壞性的後果呢。
我二十歲以前住在蘇州，那裡是清代漢學的中心，最有接觸經學書的機會，引得我喜歡在這些書裡瞎摸；又因上了小學和中學，接受了一點資産階級的科學的皮毛，所以再不能相信漢代經師的神秘話頭。
那時正在戊戌政變之後，這次政變是由康有為的經今文學鼓動起來的，他假借了西漢所謂《春秋》大師董仲舒的“三代改制”的話做理由，要求統治階級變法自強。
他的同道有譚嗣同、梁啟超、皮錫瑞等維新派。
同時和他取相反的立場的是保守派張之洞、朱一新、王先謙、王仁俊、葉德輝等人，他們的言論都載在蘇輿編的《翼教叢編》裡。
戊戌以後，章炳麟主張種族革命，反對康有為的保皇論，又站在經古文學的立場上來抨擊康氏的今文學，康氏說“新學僞經”出于劉歆一手所為，章氏便說劉歆是孔子以後的第一個人；其時助章氏張目的有劉師培等人，他們的文字多數載在鄧實編的《國粹學報》。
這是一場使人看得眼花缭亂的大戰！少年時代的我，看他們打得這般熱鬧，精神上起了極大的興奮；但自己還沒有本領去評判他們的是非，又懷着異常的苦悶。
不過，今文家喜歡稱引谶緯，谶緯裡十分之九都是妖妄怪誕的東西，這是我早已認定的，何況章氏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反對康氏的保皇呢，所以在我的理智上，認為古文家的思想是進步的，我們該走向古文家的陣營。
原來清代末年，全國的經學大師，俞樾是最有聲望的一位。
他擔任杭州诂經精舍的山長三十餘年，培養了很多的經學人才。
他對于今文學和古文學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所以在他門下受業的人們也各就其性之所近走上了岔道：或專研古文，或笃信今文，或調和今古文。
章炳麟是他門下古文派中的一個健将，崔适則是他門下今文派中的一個專家。
今文經中最重要的一部書是《春秋公羊傳》，那時别人多喜歡把《公羊》的話語結合當前的政治，在變法自強運動中起了大小不等的波瀾，獨有崔氏，雖把《公羊》讀得爛熟，卻隻希望恢複《公羊》學的原來面目，自身未參預過政治運動。
因為他極少寫單篇論文發表他的主張，所以我不曾注意過他。
1916年，我進了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
這個門（即是後來的系）是清末京師大學中經科的化身，所以經學的空氣仍極濃厚。
教我們《中國哲學史》的是主張不分今、古、漢、宋一切都容納了的陳漢章先生，教《春秋公羊學》的就是這位嚴守專門之學的壁壘的崔适先生。
崔先生發給我們的講義是他用了畢生精力做成的一部《春秋複始》，他把《公羊傳》為主，輔之以董仲舒《春秋繁露》和何休《公羊解诂》等書，把一部《公羊傳》分類解釋，要使